浪迹丛谈

月之内，遇朝贺祭祀一应庆典，免其行礼，未满服制之前，停其升转。

◎伞盖《大清律例》载：“职官伞盖，一品、二品，银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三品、四品，红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以上皆三檐。五品，红葫芦，蓝罗表，红里；六品以下、八品以上，惟用蓝绢，皆重檐。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许用油纸雨伞。”又《礼部则例载》：“总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黄伞；府佐贰以下至县丞、教官，用蓝伞；其杂职以下，无伞。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黄伞；守备不用‘肃静’、‘回避’牌，余视都司。”今文官府佐贰皆用红伞，武官千总亦然，不自知其僭矣。

◎世职向来八旗世职，于袭次应完之后，有赏给恩骑尉承袭罔替之例，而绿营世职则无之。乾隆三十二年，因吾乡海澄公黄芳度合门殉节，曾准袭公爵十二次，念其忠荩，准照八旗之例，于袭次完后，仍赏给恩骑尉，世袭罔替。同时如将军张勇、赵良栋、王进宝，提督孙思克、陈福、豆斌，总兵高大喜等，皆照此推恩。

嗣又覆查，得殉节阵亡之张国彦等十七员，军功较著之惠应诏等十四员，亦一体加恩，此后绿营武职，始有承袭罔替之例。

◎鼓噪道光三年冬，南河中军副将裘安邦操练兵丁过于严刻，不服而哗，其声彻于帅署，裘因以鼓噪禀请究办，将成大狱，大拂河帅之意，龃龉者旬余日。值制府孙公莅浦，询裘曰：“是日演武场中只人语喧哗乎？抑有击鼓者乎？”裘曰：“只一片人声，并无鼓声。”公笑曰：“鼓者，伐鼓渊渊，噪者，人声嘈杂，必兼之者乃为鼓噪，此殆非也。”其狱顿息，河帅甚喜，河上同官皆啧啧称孙公之明决。余以淮海道承问此狱，时河帅已病入膏肓，不忍再激其怒，遂亦将就了之。

按《会典》中载，康熙十年题准官弁给饷稽迟，侵扣暴虐，以致营兵哗噪者，革职，该管上司及提镇皆降二级调用；又河营兵哗噪，提督徇情不参及参劾不实者，降二级调用；又若该管官唆使哗噪者，革职提问。是功令中只有哗噪之目，并无鼓声、人声之分，孙公亦因例议綦严，又河帅适病困，肝火易炎，权辞以解此狱，非遂可为典要也。

◎武生武举文秀才称生员，武秀才则只称武生，文科中式者称举人，武科则只称武举。

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又世俗称武职一级管一级，谓都司可棍责守备，守备可棍责千总，此无稽之谈也。康熙三十八年，奏准武职上司将所属末弁，如有事故，并不揭参，任意笞辱者，罚俸一年，笞辱守备以上者，降二级调用，此亦武职所应知也。

◎虚衔国家引年之典，有赏给虚衔者，即古人所谓赐板也。《魏书。肃宗纪》：“熙平二年，诏京尹所统百年以上赐大郡板，九十以上赐小郡板。”亦有称给板者，“神龟元年，诏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九十以上给小郡板，八十以上给大县板，七十以上给小县板；诸州百姓百岁以上给小郡板，九十以上给上县板，八十以上给中县板”。亦有称板假者，《孝静纪》：“天平三年，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岁以下各有差。”亦有称板赠者，《吴悉达传》：“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间，板赠悉达父勃海太守。”又有作扳授者。武定八年，太公庙碑阴所列板授钜钅鹿太守、扳授顿邱太守以下二十馀人皆是，扳与板字盖通用。

◎仰缪莲仙曰：仰者，下瞻上、卑望尊之词，如仰观、仰赖之类是也。今官文自上行下多用仰字者，或谓前明往往以台辅重臣谪居末秩，上官不敢轻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曰仰，不知君于臣亦有用此者。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药等物与希夷，仰所属守令以安车软轮迎先生，则仰字之为下行由来旧矣。

◎改元宋代改元最多，其说最不一。《铁围山丛谈》云：“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者，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实兄弟为继，故踵太平兴国之故事也。明年亲政，则改元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崇宁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为大观，大观者，取《易》‘大观在上’，但美名也。大观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义也。政和尽八年时，方士援汉武故事，谓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为得天之纪，而汉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岁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纪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时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当二十年，举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为重和元年，重和者，谓和之又和也。改号未几，会左丞范致虚言犯北朝年号，盖北先有重熙年号，时后主名禧，其国中因避重熙，凡称重熙则为重和，朝廷不乐。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为宣和元年，宣和者，上自以常所处殿名其年，然实欲掩前误也；自号宣和人，又谓一家有二日为不祥，及方腊起，连陷二浙数郡，上意弥欲易之，独难得美名，会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内禅云。”大抵名年既不应袭用前代，又当是时多忌讳，以是为难合，而古人已多穿凿征兆，有自来矣。至仁庙初始垂帘，儒臣迎合时事，年号天圣为二人圣，明道为日月，故后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谓神宗、哲宗以元符、元丰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谓英庙治平不克久，凡十数义，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谈，皆不足据也。又王得臣《尘史》云：“中书许冲元尝对客言，熙宁末年、神宗欲改元，近臣拟‘美成’、‘丰亨’二名以进，上指‘美成’曰：”羊大带戈，不可用。‘又指’亨‘字曰：“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丰纪年云。”

◎永嘉钱竹汀先生《养新录》载：“史绳祖《学斋占毕》记淳熙二年，邛州蒲江县上乘院僧筑殿辟地，得古，其封石作两阙状，有文云：”永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临邛汉安县安定里公乘、校官椽王幽，字珍儒。‘凡二十九字。绳祖之大父勤斋先生子坚跋云：“永之号，不见于史。’按冲帝即位改元，史传相承以为永嘉，之与嘉，文字易混乱，一年而改，见于他文者几希，非此刻出于今日，孰知汉冲帝永嘉之应为永乎？”按此竹汀先生所录如此，然又安知非上乘院古石之偶讹其字乎？存此以广异闻可矣。

◎保大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反江东时年号。太祖受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岂非威灵（一作棱），将及而符谶先著邪？又刘贡父《诗话》云：“太祖欲改元，须古来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为请，且言前代所无。三年正月平蜀，有宫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其镜奁，背有‘乾德四年’，大惊曰：”安得四年所制乎？‘宰相不能对，陶谷、窦仪奏对曰：“蜀少主曾有此号。’太祖叹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然二公又不知辅公已有此号矣。

◎日本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更号日本，以近日出而名也。其国有官名关白者，犹云宰辅之职，代相更替，专国政。国习中华文字而读以倭音，俗尊佛，尚中国僧，敬祖先，得名花佳果非敬僧即上祖墓，立法严，人无争斗，有犯法者，事觉即自杀。气候与江、浙齐、产金磁器、漆器、金文纸、马，出萨峒马者良。萨峒马即萨摩州也，其地山高水寒，刀最利，故倭人好以为佩。所统属国，北为对马岛，与朝鲜接，南为萨峒马，与琉球接。对马岛与登州直，萨峒马与温、台直，长崎与普陀东、西对峙，水程四十更。厦门至长崎，北风由五岛入，南风由天堂入，水程七十二更。海道以更计里，一昼夜为十更云。其与中国贸易者，长崎岛为百货所聚，商旅通焉。国尤饶铜，我朝经制，鼓铸所资，滇铜而外，兼市日本铜，谓之洋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岁额市四百四十三万余斤。商办铜斤，有倭照以为凭信，携带绸缎、丝斤、糖、药等物往日本，市铜分解各省。

乾隆二十四年禁止丝斤出洋，又两广总督请将绸缎、绵、绢一并禁止，嗣据江苏巡抚奏请，仍许洋商酌量携带，每船皆有定额，非办铜商船，不得援以为例，从之。前明关白兴帅蹂躏朝鲜，八道几没，后朝鲜内附本朝，而侵凌始息。崇德四年日本岛主及对马州太平守平义成致书朝鲜，胁取土产，朝鲜国王惧，以二书来告，然日本究不敢兴兵，则震天威之所致也。前明日本使者害哩嘛哈上表入贡，明太祖因询其国风俗，奏答五言诗一首云：“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刍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成春。”

帝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考日本疆域分八道、六十六州、一百二十三郡、八十八浦，宜其不知汉大而云“国比中原国”也。然其人多寿，就国王论，如神武天皇一百二十七岁，孝灵天皇一百十五岁，孝元天皇一百十七岁，昭孝天皇一百十八岁，孝昭天皇一百三十七岁，开化天皇一百十五岁，崇神天皇一百二十岁，垂仁天皇一百四十岁，景行天皇一百有六岁，成务天皇一百有七岁，神功天皇百岁，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俱百有十岁，雄略天皇百有四岁，降年之永，中土所希，所云“人同上古人”，盖言虽大而非夸矣。

●卷五◎请铸大钱近日银贵钱贱，官民交困，群思补救之方计，惟有请铸大钱，尚是通变宜民之一法。余前在广西抚任，即经切实上陈，为户部议格不行。复缘江苏抚任引疾得请，附谢恩摺内上陈，则留中未发。近闻京中台谏亦有请铸大钱之摺，上曾向枢廷索取余原摺呈览，又闻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抚悉心妥议，而迄未见有切实敷陈者。昨安徽王晓林中丞植，向吴红生太守索余两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即系申明前疏未尽之意，且系留中之件，未便宣布，而第一疏已经部议，各省周知，因即录副与之，而索阅者愈多，遂钞付手民如左以应之。其词云：窃谓今日银价之贵，固由银少，亦由钱多，钱非能真多也，由于私铸之钱充斥，遂至银、钱两不得其平。臣窃以为今日变通之计，莫如筹钱之有余，以补银之不足，银之产有限，铜之产无穷，考《禹贡》“惟金三品”，铜实与金、银并重，当王者贵，其贵贱之权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权可以顷刻变人之贵贱，独不可以顷刻变物之贵贱乎？古者泉刀之设，皆取资于铜，周时圜法，轻重铢两虽不可考，然观其遗制，有径尺者，有数寸者，可知当千当百，自有等差，而历代值钱法之穷，因之有大钱之制，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也。现在江、浙、闽、广东南数省，习用洋钱，即外国之大钱也，不过取其轻利便于交易耳。今若铸为大钱，其利用即与洋钱无异，与其用外国之大钱，何如用中国之大钱！惟利之所在，私铸在所必防，然防大钱之私铸，较之防小钱为易，但须轮廓分明，刻画工致，磨洗淳净，多用清、汉文以经纬其间，品愈贵者，其制愈精，则伪造者不难立辨，即如今日洋钱有洋铸、土铸之分，民间一目了然，则大钱之官铸、私铸，又何难了如指掌？且钱质精好，工本不轻，私铸者无从获利，即可不禁而自止。然后将民间旧有私铸之小钱，随地设局收买，以备改铸大钱之用。其大钱之等差，或酌用当十、当五十，及当百、当五百、当千，分为五品，仍令与制钱相辅而行。查现在一钱之重，不过一钱二分，惟当十大钱不必用十钱之铜，当百大钱不必用百钱之铜，制造虽精而工本不致过费，铜亦日见有余。此法一行，将民间旧积之私钱并外国所来之洋钱，皆当自废。查新疆钱法，旧以五十普儿为一腾格，今定以百普儿为一腾格，每腾格直银一两，即合于古者当十之大钱，当日定制，似即因银少之故，迄今行之，并无格碍难通，则内地又何妨仿照办理。臣愚昧之见，所论似骇听闻，然于古有据，于今为宜，诚使大钱之法一行，则天下之铜皆将与银同贵，可使旬日一月之间财源骤裕，何虑而不出此？或谓大钱之行，后必有弊，此则全视乎行法之人，即如捐例之开，亦孰敢保其无弊？应请饬下亲信重臣，会同部臣，博考旧章，从长计议。凡立法不能无弊，而理财全在用人，得其人则弊自轻而利自重，否，则如广东之六百万银，徒以资寇而毫不见功，岂不重可惜哉！

◎请行钞法昨闻有请以人家赤金济银之不足，并申金器首饰之禁者，尚未知部议如何，余谓银虽不足而金则如故，若并此而括索之，藏富于民之谓何？且今日之漏卮，病在通银于夷，然其事未尝不繁重难行，若变为通金于夷，则简便莫过于此，其势将有莫之能御者矣。于是又有以开矿为生财之源者，又有以行贝为助银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无已，则不如请行钞法之为便。行大钱有利而不能无弊，行钞法亦有利而不能无弊，而集事之易，钞法较胜于大钱。忆余官京师时，闻蔡生甫学士以奏请行钞镌秩，尝惜其不知本朝故事。伏查皇朝《三通》中，备载顺治八年曾造钞十二万有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而止，学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于议实疏然。即前明十便之说，未始不“犁然有当于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无工匠之奸偷，八曰无盗贼之窥伺，九曰不用钱，用钞，则铜悉可以铸军器，十曰钞法行，则民间贸易不用银，天下之银可尽入内库。真乃十全善法，何不可行？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或变为大钱，或变为钞法，实为今日之亟务，皆足以充财用而致富强，若长守而不变，则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届矣。近在江南读王亮生学博所撰《钱币刍言》，至详且确，谢默卿郡丞又稳括为《钞贯说》，至简而明，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成书具在，毋庸赘述，惟近许辛木农部又著《钞币论》以辟之，则不过斗妍骋巧于文字间，不得谓后起者胜矣。

◎开矿议矿利之兴古矣，《周礼》有[A040]人之职，[A040]即矿也，“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后代厂税之始。《汉书地理志》言朱提山、益州山皆出银，后魏延昌中，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又恒州白登山有银矿，唐贞观初，侍御权万纪奏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东汉刘承钧国用日削，五台山僧继容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赖以足用。宋太宗至道末，天下岁入银十四万余两，真宗天禧末，天下岁入银八十八万余两，神宗元丰初元，冶银二十一万余两，金世宗大定间，许民采银，二十分取一为税。明洪武间，陕西商县有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尤溪县有银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温、处等属有银场，永乐间福建浦城县有马鞍等银坑三所，贵州有葛溪银场，南（此下疑脱一“有”字）大理银冶，万历间岁有进矿税银三百余万两。今人无不言开矿有害者，大都鉴于前明之用宦官监收矿税耳，不知委用宦官，则凡事皆有害，何独开矿？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议禁开矿，上谕曰：“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处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两广总督奏英德县铜坑炼出银，该县洪祭矿出银过多，请封闭，上谕曰：“银亦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

煌煌圣谕，仁义并行，固不欲兴利以扰民，亦未尝闭地而塞利。嘉庆年间，英煦斋师亦尝抗疏云：“中国银有日减，无日增，安得不短绌？则莫如取诸矿厂，或官为经理，或任富商经理，即使官吏难保侵渔，富商或饱囊橐，总系取弃置之物，以济生民之用。且可养赡穷民，虽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谋生，未始无益。”

皆通达政体之言，非迂儒所能识，斯固筹国用者所宜体察而施行也。

◎行贝议行贝之议，尤骇听闻，特齐民狃于目前习而不察耳。今民间贵重之物，皆曰货宝，贸易之事，皆曰买卖，其字无不从贝，可见古时通行之物，至今尚不能没其名。考职贝之贡，自夏时已然，《仪礼》之“江贝”，郑氏注云：“贝，古以为货。”桓宽《盐铁论》云：“夏时以元贝。”谓夏以贝为币也。《汉书食货志》：大贝四寸八分以上，壮贝三寸六分以上，幺贝二寸四分以上，小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为朋。又分贝货为五品。大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以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谓货贝五品。至秦始废贝用钱，汉时犹钱、贝并用，晋以后遂不行至今。窃谓物之贵贱，视乎人之所尚，若果行贝，则上以是令，下以是听，即与银同。近人有用贝五美之说，其一曰遵圣，赞曰：贝之为物，载于圣经，今日用之，先民是程；二曰复古，赞曰：贝之为物，中古所宝，今日用之，行古之道；三曰有文，赞曰：银曰纹银，贝曰文贝，美在其中，采发于外；四曰无伪，赞曰：钞之难行，人为易伪，贝出于水，实生于地；五曰便民，赞曰：钱重银轻，可以致远，贝亦如银，便于流转，数语尽之矣。

◎英夷英夷初至中国，未尝不驯谨，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始逐渐骄肆，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尝与云台师谈及往事，师深为扼腕，曰：“尚记得嘉庆二十二年，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为务，盖洋商受英夷之利益，英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我每遇事裁抑之。时英船在黄浦与民人争水，用鸟枪击死民人，我严饬洋商，必得凶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

又弗阑哂国夷人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英夷有护货之兵船，在伶仃山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英国大班勒取凶手，大班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传谕兵头，兵头复诡称夷人亦有被民伤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舱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如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浦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税。于是英国大货船二十余号，收拾篷桅，作为出口之势，仍上禀云：大人既许回国，何以炮台上又设兵炮？我又加印谕，言虎门炮台本是终年常设，并非此时待尔等出口欲加轰击，且天朝示人以大公，岂有许尔等回国复行追击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复又旋转在外洋校椅湾，停泊多时，而其兵船遂真远遁矣。未几，大班又禀兵船不知何时远遁，我等实愧无能，大人如准入口贸易，固是恩典，否则亦只好回国等语，而洋商亦代为禀求，并令大班寄禀回国，告知国王，下次货船来粤，定将凶犯缚来，方准入口，否则不准。大班亦同此禀求，我始应允。直至三年春，始照旧开舱通货。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关税必由此大缺，且恐别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为缓颊者，我一人力持，以谓国体为重，货税为轻，索凶理长，断不可受其欺胁。并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复来，非是护货，适以害货等印谕。及四、五年货船来粤，禀称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国，委不知向何处逃散，无从寻获，而四、五、六年间此种兵船亦实不复至，我对众曰：此所谓‘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粤后，兵船复来，门人卢厚山亦仿我之意行之，时有褒嘉之旨云：“玩则惩之，服则舍之，尚合机宜，不失国体也。‘闻此后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顿殊，为之慨然而已！”

◎鸦片近日英夷就抚而雅片之禁渐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于是留心国计者佥议，请令各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且罂粟浆之成鸦片，其毒究不如乌土、白皮之甚，则吸烟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渐挽救，其用心可谓苦矣，其设想亦可谓周矣，然究非政体之所宜，即陈奏亦恐难邀俞允。

愚谓为今之计，则不如仍用前许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按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摺，奉旨交广东大吏会同妥议，不知彼时如何覆奏，未见施行。

今节录其原摺如左，以备采择。云：为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请变通办理事。窃照鸦片烟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见于李时珍《本草纲目》。本名阿芙蓉，惟吸食必应其时，谓之上引，则废时失业，莫此为甚。甚者气弱中干，而灰齿黑，有明知其害而不能自己者，诚不可不严加厉禁，以杜恶习也。查鸦片烟之品有三，一曰乌土，一日白皮，一曰红皮，皆英咭利属国所出，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列入药材项下，每百斤税银三两。其后遂入例禁，嘉庆初年食鸦片者，罪以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候各重典，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项；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嘉庆年间每岁约来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乌土为上，每箱约洋银八百元，白皮次之，约洋银六百元，红皮又次之，约洋银四百元，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元。

以库平纹银七钱计算，岁耗数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由是洋银有出无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