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残卷

于省，专于籴也。世之儒者漫曰，转输劳民，利病百出，吾将求所以省之术，而为和籴之计。夫未尝深思熟计，而姑为一切之谋。及夫百官六军之奉，有司用度之费，不可一日缺。而畿甸诸州，脱有水旱。富室垂磬，民无聊赖，则转手无策，而其术遂穷呜呼！是固不可执一定之法以律之也。昔者汉人岁关东之粟，岁数十万石以给中都之费。唐人岁漕江淮之米，至一百八十万石，以备关中之食。故自汉历唐，而运漕之法，遂为永制。夫郡国之粟以供上都，自后世而言，亦可谓经常之法矣。嗟夫漕运固良法也，或有时而不给者，则尤不可不为之虑也。故古人于此，必用其权焉。何则？谷粟之备，既不能办于仓卒之间，而丰欠之不常，又不能责验于天时之难必。故夫思所以为裕国之计，而不敢专恃夫漕运之常，给者则吾所谓处事之良策者，要不可不亟图而早定之也。切观国家驻跸吴会，取给于东南，以转饷于行都者，亦既有年矣。然顷山歹以来，东南时遇小欠，则漕运虽有馀积，而不能不以匮告。故议者虑焉，将以广漕运欤？则东南民力竭矣。而漕运未易广也，将以省漕运欤？而百司六军仰给于此，则漕运亦未易省也。是将何术而可？昔者汉人欲籴三辅之谷，以省关东之运。且欲令边郡筑仓以平籴。唐人欲籴关东之米，以减京都之运。且欲委三官和籴以备边。今日亦既举和籴之令，以为省漕之计矣。则吾所谓处事有良策者，其和籴之谓乎？夫漕运为害，州郡之害，厥今甚矣。百城万艘，舳舻千里，风涛之突荡，道理逗遛，旷日持久。州郡之费，不计其多寡矣。比至京都，篙师之窃盗，雀鼠之废蠹，湿恶之折阅，操千金以入胥吏之门而免矣，不知孰受其咎邪？愚为今之计，莫若捐内帑数百万，浙之东吴之会，凡并海之郡，商贾贩米奔辏之处，付之郡守，而使之招籴。略转船之制，广为储蓄，以俟上之命。无拘其限，以宽其集。无抑其价，以诱其来。夫丘夷而渊实，川竭而谷虚。纵有水旱，而可以坐致天下之米矣。夫吴越去京都特不远也，山歹终令各上已籴之数，然后会吾之盈虚，而徐取焉。所籴之米羡，则运漕之米，可以尽计而省之矣。若夫边郡之利，则亦未易概而论也。屯田之利，凡几年于此矣。赵充国之计，晁错室庐器具之策，其他如魏束束祗唐，李泌区画至纤悉，固非庸儒空谈之比也。上之人能择边郡之守，无拘之法，随其风俗，而各以意行之，又岂有难成之事哉？此又边郡省漕之一策，然皆不可执一定之法也。随时变通，裁制在人，此执事之论也。

【制度详说】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公侯中百里而为都。天子之都，漕运东西南北所贡人者，不过五百里。诸侯之都，漕运所贡入者，不过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运之法不备。虽如《禹贡》所载，入于渭，乱于河之类，所载者不过是朝廷之路，所输者不过币帛九贡之法。所以三代之时，漕运之法，未甚讲论，正缘未是事大体重。到春秋之末，战国之初，诸侯交相侵伐，争事攻战。是时稍稍讲论漕运，然所论者，尚只是行运之漕。至于国都之漕，亦未甚论。且如《管子》所论，粟行三百里，则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如孙武所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皆是出征转输，至期所以输国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国都所在各有分，故当时亦尚未讲论。惟是后来，秦并诸侯，罢五等，置郡，然后漕运之法，自此方详。秦运天下之粟，输之北河。是时盖有三十钟致一石者。地理之远，运粟之多，故讲论之详，方自此始。后来历代最盛，无如汉唐。在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山歹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给。之所以郑当时开漕渠六辅渠之类，盖缘当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然当汉之漕，在武帝时，诸侯王尚未尽输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当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与诸侯封疆相间杂。诸侯各据其利，粟不及于天子。是时所谓淮南东道，皆天子奉地，如贾生说是汉初如此。至汉武帝时，亦大概有名而无实。其发运粟入关，当时尚未论江淮。到得唐时，方论江淮。何故？汉会稽之地，去中国封疆辽远，开垦者多，粟不入京师。以京师之粟尚不自全，何况诸侯自封殖。且如吴王氵鼻作乱，枚乘之说，言京师之仓，不如吴之富。以此知当恃殖利自丰，不是运江淮之粟。到唐时，全倚办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皆自归散于田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后，府兵之法已坏。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坏，所用粟不多。唐漕运时，李杰裴耀卿之徒，未甚讲论。到二子讲论，自是府兵之法既坏，用粟既多，不得不讲论。且如汉漕系郑当时之议，都不曾见于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杰裴耀卿之议，都不曾见于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见于中睿明皇之时，正缘汉武官多役众，唐中睿以后，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飨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且唐肃宗代宗之后，如河北诸镇，皆强税赋。不领于度支。当时有如吐蕃回讫为乱，所用犹多。镇武天德之间，山歹遣两河诸镇。所以全倚办江淮之粟。议论漕运，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输水次，各自置仓，如集津仓，洛口仓，含嘉仓，河阴仓，渭桥转相般运，道途之远，此法遂坏。自当时刘晏再整顿运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习。其操舟者，所以无倾覆之患，国计于是足。所以唐人议论之多，惟江淮为最急。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韩氵晃运米岁至，德宗太子置酒相庆。可见唐人倚办于此，如此其急。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所谓无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于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物时润州江淮之粟，至于京口。到得中间，河南陕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所以韩氵晃由漕运致位宰相，李因漕运飞杨跋扈，以至作乱。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所谓汉漕一时所运，临时制宜，不足深论。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时漕运之法，分为四路。东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若是陕西之粟，便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若是陈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师。京东之粟，自广济河至京师。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条河至京师。当时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何西之粟，江无阻。及入汴，大计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门白波入关，自河入汴，入京师。虽惠民广济，来处不多，其势也轻。本朝置发漕两处，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陆路转输之劳。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门，舟楫之利。若其他置发运，如惠民河，广济河，虽尝立官，然不如两处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谓山歹漕六百万石，所专倚办江淮。其所谓三门白波之类，非大农仰给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时，陆路之粟，至真州入。转般仓自真方入，般即下贮发运司入汴。方至京师，诸州回般，却自真州请盐，散于诸州。诸州虽有费，亦有盐以偿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来，迟速必视风势。本朝发运使相风旗，有官专主管相风旗。合则无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迟速，何故以风为旗？盖缘风动四方，万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风旗。真州便是唐时杨子江。后来本朝改号曰真州。运法未坏，诸州船只到真州，请盐回。其次入汴入京师。后来发运山歹造船，谓之发运官船，与诸州载米发运，申明汴船不出江。诸州又自造船，虽有此约束，诸州船终不应副。因此漕法渐坏，惟发纲发运未罢。及蔡京为相，不学无术。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废改盐法，置直达江无水处。不如此，是时奸吏多，虽有运漕之官，不过催督起发。其官亦有名而无实。大抵用官船逐处漕运时，便都无奸计。若用直达江，经涉岁月长远，故得为奸所费甚多，东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仓之粟，少似东南畜积。发运有多无实，此召乱之道也。本朝漕运之法坏，自蔡京东京发运本原大略如此，其他流之曲直，法之更变，道路之险夷，质之于史，考之于古，亦自可见。源流至论：观《禹贡》所载，入于渭，乱于河之类，所输不过九州之方物。则知漕运之法，三代之时未立也。观《管子》所载，粟行五百里之类。所漕不过一时之卒。则知国都之漕，春秋之时，亦未闻也。予尝推原其故，盖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公侯中百里而为都，天子之都，漕运所贡入者，不过五百里之地。诸侯之都，漕运所贡入者，不过五十里之地。乘舆服制之用，宗庙百司之给自足以供。虽春秋战国以来，行师千里，间行漕，然事已兵休，犹未至于甚病。而所以输于国都者，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尔。自秦罢侯置郡，漕法始讲。致濒海之粟，输北河之仓，盖以三十馀钟而致石，而民始病矣。然则秦为漕运之俑乎？逮至汉唐，其事愈详。方其初年，边事未兴，兵役未烦，故漕运之费省。至其后也，征伐日劳，供亿日广，故漕运之费广。自今观之，汉初京师之用，止仰近郡诸侯之粟，不归天子。当时关东之漕，仅数十万石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武帝以后，山东漕益而为百馀万石，既而县官度食者众，则河漕又益而为四百万石。继而言利之臣，愈请增益，则山东之漕，且至六百万石焉。逮至军旅既息之后，每山歹漕谷，为石犹不下四百万。向者诸侯自殖之粟，至是削弱，皆转输于中都尔。唐初，府兵之法未坏。平时无事，身居田亩。一有征行，自为调度。当时关中之漕，不过十万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明皇以后，天宝每山歹二百五十万，广德山歹转，亦不下百一十万。甚至江淮之运少缓，六军脱巾于道。韩氵晃之米一至，君臣举酒相庆。则唐人所以倚办于此可谓急矣。噫！引谓穿渠之谋，不见于高文之时，而见于武帝之世。沂河入渭之说，不用于太宗之日，而见于代宗之后。盖汉唐中年以兵费之。故所以屡讲而屡详，其势不得不然也。噫！兵役漕运相为消长，其他朝廷用度，百官廪禄，十不费一，大概多縻于兵尔。予独谓汉以用兵而费财，唐以养兵而蠹粟。养兵者未可遽息，用兵者朝罢而夕安。此唐之漕运，又加详于汉也。大抵汉皆绋仰于山东，唐漕皆仰于江淮。故武帝时番系言漕者，山东也。弘羊益漕者，亦山东也。盖江淮漕米去长安逾远，诸侯自为封植而已。吴王之反，自谓聚粮食三十馀年。而枚乘之说，亦去汉家转粟西向，不如海陵之仓。故江淮之漕未通，而多仰于山东矣。天宝以后，刘晏所漕者，江淮也。韩氵晃所漕者，亦江淮也。盖自开济漕渠而甸农，或至穗，而关中不足给。自藩镇不申户口者十五道，而河北不足给，故诸道之漕不通，而皆仰于江淮矣。此汉唐漕法之本末也。国家定都于汴，四方辐凑，远近俱便，过于汉唐。是时漕运之法，分为四路。东西之粟，自汴河而至。陕西之粟，自黄河而入。陈蔡之粟，自惠民河通之。京师之粟，自广济河通之。然论四河之利害，汴河为重，黄河次之，而惠民广济又其次也。何以言之？视至道所漕之数，广济十二万，惠民四十万，黄河五十万，而汴河至三百万，于此可见矣。故汴河以发运使副领之，黄河以运使判官领之，而惠民特命催纲，广济特用使臣。然本朝所谓山歹漕六百万石，专倚办于江淮。其他三河所入，非大农仰给之所，惟是江淮最重，故独于汴河漕法为详也。今以汴漕本末而论之，自转般之法行漕益富，而人亦便自直达之法。用漕益全，而人愈病。且国家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直泗转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禾旨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国家之良法？故范主漕计，江淮之间，辇运相继，天子加奖。许元为判官，濒江之粟千艘，而西京师足食，其效验盖不诬尔。自发运以山歹额不敷之故，而拘舟卒。江船不至，汴船出江而漕法一变矣。自闭口之制不行，而通冬运，役夫扌寿冰冻死者众，而漕法再变矣。然发纲发运未罢，而犹未至大坏也。夫何崇观奸臣，以籴本数万纟昏，为羡馀之贡。本钱既竭，而无可增籴；积粟既空，而无可代发。于是孝绪说行以转船之制，变为直达之法，而漕法至是而三变矣。意孰知直达之法，而为吾国吾民之深害欤？始者由江而淮，由淮而汴，人以为便也。今纲运直至，文移星火，而弊坏之外，不及修整矣。始者以船回盐，以盐偿费人，以为利也。今盐法既变，绝无锥刀，而船之夫，多有逃移矣。始者稔山歹，则发运取籴，公私俱济也。今公帑垂磬，籴不得增，外郡告荒，粟亦取办，将何以堪耶？蔡京小人，不得不任其咎尔。此束京漕法之本末如此。今驻跸呈会，蜀汉之粟，顺流而下，以供刑襄之军。闽浙之舟，水运而上，以供中都之用，无复有难致之险。然比年以来，风涛之突荡道里之逗留，郡之所费，不知其几矣。况间岁不登，州惟欠告，议者又深虑焉。将以广漕欤？则东南民力竭矣，未易广也。将以省漕欤？则六军百司仰给于此。亦未易者也。是将何术而可？噫！水牛流马，不若渭南之屯为可久。关东转漕，不若三辅之籴为省费。今独不能效其故智乎？且荆之区，淮之甸，田亩相望。荆棘未启者甚众。诚能招徕流民，籍之给以田器，予以牛种委守，守以督其事，迟之数年，则一山歹之入，必倍于今日矣。浙之东吴之会，舳舻相衔商贩奔凑者甚众。诚能指内帑数百万以籴之，略其讥征，广为储蓄，无拘其限，以宽其集；无抑其价，以诱其来。付郡守以领其事，以吴越而入京师，其势甚便，则转运之米，可以尽计而省之矣。是不讲，而泛求广漕省漕之策，虽刘晏复生，无以为谋矣。

【王文公笔录】

国初，方隅未一，京师储廪仰给，唯京西京东数路而已。河渠转漕，最为急务。京东自潍密以西，州郡租赋，悉输沿河诸仓，以备上供。清河起青淄，合东阿，历齐郓，涉梁山，泺济州，入五丈河，达汴都。山歹运漕百馀万石。所谓清河，即济水也。而五丈河，常苦于浅。每春初农隙，调发众夫，大兴力役。以是开氵睿，如得舟楫通利，无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属意。至山歹中兴役之际，必舆驾亲临，督课，率以为常。先是春夫不给口食，古之制也。上测其劳苦，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如之，迄今遂为永式。

【师友谈记】

纲漕，国朝法，纲船不许住滞一时。所过税场，不得检税。兵梢口食，许于所运米中，计口分升斗借之。至下卸日，折算逐人之俸粮除之。盖以舟不住则漕运甚速，不检则许私附商贩。虽无明条许人。而有意于兼容，为小人之口舀利，有以役之也。借之口粮，虽明许之，然漕运既速，所食几何。皆立法之深意也。自洛司置舟官，载客货，沿路税场，既为所并，而纲兵搭附遂止。迩来导洛司既废，然所过税场，有随船检税之滞。小人无所口舀利，日食官米甚多，于是盗粜之弊兴马。既食之又盗之，而转搬纳入者，动经旬月，不为交量，往往凿窦自沉，以灭其迹。有司治罪，鞭配日众。大农山歹计不克，虽令犯人逐月克粮填纳，岂可敷足。张文定为三司使日云，山歹亏六万斛。今比年不啻五十馀万斛矣，而其弊，乃在于纲兵也。东坡为杨州，尝陈前弊于朝，请罢沿路随船检税。江淮之弊，往往除焉。然五十万之阙，未能遽复。数年之后，可见其效。淮南楚扬泗数州，日刑纲吏，不啻百人。能救其弊，此刑自省。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垫江志】

蜀自秦雍失守，西起宕昌，东至安康，宿兵十万，以备要害。隶三都，统司利，路素号硗瘠，粮不足以给。则旁取他路，始绍兴二年。都转运司于东西两川，敷对籴米，岁六十馀万石，即合州置转船仓，舟船篙，悉从官雇，委官部送。凡嘉眉泸叙之米，沿蜀外水至重庆，沂内水至合寓于仓。又自合沂西汉水至利阆州，谓之转般。十六年，改都运司为总领财赋。是岁以营田米十二万石对减，馀四十七万二千九百六十石，取之两川如故。合四川仓瘐之积，为粮百三十馀万石。民既重困，而漕法大坏。官吏舟，以势相临。佣雇率多减损，上下离心，不复爱惜。官漕物多损失。甚者与舟人相挟为奸，侵渔十七八，度无以偿，则故为覆溺。逮捕囚系，斥卖元质物产，高估抑配，田旁之民，悉坐破家。不足则示以风旨，诬引平民。吏据牍白，着之犹不足，则复科之漕，科之州，州科之县，县复取之民。濒江州县，狱犴为满，庾死者甚众，民困益甚，而漕不时至，合以转般仓，所寓被害尤多。二十一年，总领符行中罢转般仓，行招商法，置场利阆，俾商人入米石为钱，引十千。二十三年，籴米至百九十七万六千三百六十七石，仓庾充羡。遂停两川对籴正米。量取估钱，十之五，馀以予民。至二十七年，商益辐凑。始量道里远近，与土产，元价低昂子钱而优与之。商积镪至钜万，而官无亡溺之虞。至是总领李涧又尽停籴估钱。隆兴乾道之间，损籴价四之一，而斗量增多十二。又以恶金高估折支，攒斗脚，邀求贩者，或不能偿本。聚橐焚之通衢，约不复兴官为市。自是至者绝少，籴法垂坏。乾道三年，总领查，严禁其敝。商稍复集。是冬增籴，又六十馀万石。其后岁岁增益，自阆至增益，自阆至氵公边，六十馀仓复多克满。米商之富，甲于巴蜀。而利路关外诸州，以小价买米于民，谓之和籴，犹未亏除。淳熙四年，总领李繁，以为裕商困民，不思通变，非久安之道，遂减米价十馀万纟昏，益以籴本，多市商米，以罢和坏。，朝廷从之。商不至大损，来者如故。历三十馀年，嘉泰初，总计者复为刻，法籴再弊。边事继起，吴曦割关外四州，结金虏以叛，边蓄委积，先托以清野焚荡。开禧三年正月，为署徐景望四川都转运使，盗库以资滥赏。越二月乙亥，今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制置大使安公丙诛曦，尽复四州地。蜀虽按堵，而蓄积盖岌岌也。公生长于蜀，洞究利病，每谕计司不为刻，而籴法尽复。此百世不易之良法也。诚无讠术小利，长守此法，则宿兵不足以病蜀，而军民交便矣。舟之往来，州征其橹，片杂税钱。开禧用兵，始罢兵解复故。

永乐大典

卷之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九

卷之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九

九震运

元漕运一

金漕运

【金史】

《食货志》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之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贮傍郡之税茗。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东光，青州之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谓县，皆置仓之地也。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川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氵睿州、黎阳、卫县、彰德、慈州、州之饣鬼。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皆合于信安海土需，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馀日而后至于京师。其他若霸州之巨马河，雄州之沙河，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故常从事陆，入颇艰之。世宗之世，言者请开庐沟，金口。以通漕运。役众数年，竟无成功。事见漕渠。其后亦以闸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车矣。其制，春运以冰消竹，暑雨毕，秋运以八月行，冰凝毕。其纲将发也，乃合众以所载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视与所封样同则受。凡纲舡，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装一纲，装毕以三日启行，计道里。分流，沿流为限。至所受之仓，以三日卸。又三日给收付。凡漕脚直，水运盐，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厘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钱则每贯一文七分二厘八毫。陆运佣直，米，每石百里百一十二文一分五厘；粟，五十七文六分八厘四毫钱，每贯三文九厘六毫；馀物每百斤行百里。平路则春冬百三十一文五分，夏秋百五十七文八分。山路则春冬百四十九文，夏秋二百一文。凡使司院务纳课佣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诸民户射赁官舡漕运者，其脚直以十分为率。初年克二分，二年克一分八厘，三年克一分七厘。四年克一分五厘，五年以上克一分。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诏问其故。主者云，户部不为经画所致。上召户部侍郎曹望之责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书省奏可调夫数万，上曰，方春不可劳民，令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浚治。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馀万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城。明昌三年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