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类钞

，叶鞠裳尝论之曰：「木刻之文有二，一为《王大王庵池记》，唐天佑中刻在闽县，黛干霜皮，历千余年，未遭斧斤之劫。一为都门民舍有古藤一株，夭矫拏空，上有元大德间题字，见戴菔塘《藤阴杂记》。其余滇南有吴道子《大树观音象》，陇西庆阳郡廨有范纯仁屋梁题字。」

叶鞠裳论瓷刻之碑碑不仅有木刻也，尚有以瓷刻之者，又有名曰玉而实为石者，叶鞠裳尝论之曰：「瓷刻之文有三，一为曹调造磁盆题字，仅有「七年」二字，纪年已泐。一为郑德与宝林三十一娘舍东岳庙莲盆题字，元丰元年正月。两器皆在福建省垣。一为元延佑二年瓷题字，在淄川县高氏。造象有铜有石，其曰白玉造象者，但石之似玉者耳。惟善业埿造象，出于埏埴，唐时江以南墓志，有刻于砖者，此类皆当作石刻观.」

叶鞠裳论碑字大小碑之字有大有小，叶鞠裳尝论之曰：「昔人论书，大则径丈一字，小则方寸千言。余所见擘窠书，以鼓山朱文公「寿 」字为最巨，其次则淡山柳应辰押朱尧「洼尊 」两大字，皆摩　也。若勒于碑者，吾乡有释子英所书「释迦文佛 」四大字，在虎邱《普门品经》之阴，一石一字。郡学有苏唐卿「竹鹤 」两篆字，亦奇伟可喜。小字以卧龙寺经幢「 女弟子陈氏造。」 为冠，蝇头清朗，布置停匀，如棘刺之猴，神乎技矣。此外小字《麻姑仙坛记》，疑为缩临之本。吴越王银简，范金而非刻石。李宝臣、王审知诸碑，视小则有余，视大则不足也。」

叶鞠裳论一碑之字体大小有一碑而字体大小不同者，叶鞠裳尝论之曰：「梁开平二年《崇福侯庙记》，吴越王钱镠撰，字大径寸，中列敕文六行，字大径二寸许.晋天福八年，《吴越文穆王神道碑》，首行「大晋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守尚书」十三字，字大径三寸余，较于正文，几大三倍。此式惟吴越两碑有之，钱竹汀说.」 「 吴越经幢，凡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王题衔，其字皆较经文特大。」

叶鞠裳论碑之别体字碑字之为别体者甚多，叶鞠裳尝论之曰：「顾亭林《金石文字记》曰：「后魏孝文帝《吊比干文》，字多别构，如蔑为（夕屯），蔽为（弊），菊为（桀），不可胜记。《颜氏家训》言，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大同之末，讹替滋生。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如此非一，徧满经传。今观此碑，则知别体之兴，自是当时风气，而孝文之世，即已如此，不待丧乱之余也。江式书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错谬，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辨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后周书。赵文深传》，太祖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景熙，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盖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异，莫甚于魏，齐，周，隋之世。别体之字，莫多于此碑。杂体之书，莫甚于李仲璇。又考《魏书》道武帝天兴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近，以为楷式。天兴之所集者，经传之所有也。始光之所造者，时俗之所行，而众文经之所不及收者也，《说文》所无，后人续添之字，大都出此。」

「碑文别体，北朝作俑，亭林之论详矣。阶州邢佺山太守宰长兴时，曾辑《金石文字辨异》十二卷，刺取碑文异字，上溯汉、魏，下迄唐、宋，统以平水韵，干、嘉以前出土石刻，采摭无遗，顾世尠传本。闻赵撝叔亦欲取家藏碑版，撰为此编，其稿未出。吾友王绂卿同年亦剏举条例，后见邢氏书而止。地不爱宝，古碑日出，邢氏所未见者，又不下数百通，窃拟正其脱误，补其缺遗.精力销亡，岁不我与，则亦徒托诸空言而已。」

「碑版别字，六朝为甚，岂惟是哉？自唐以下，一代之碑，皆有一代风行之别体.大抵书碑者不能不取势，左之右之，惟变所适，积久遂成风尚。唐碑之别字，不尽同于宋，宋碑之别字，不尽同于辽、金、元。余在北方，见门帖「延禧」、「迎祥」等字，「延」皆写作「&#62674；&#63141；&#62877；」，「迎」皆写作「迊」。后观唐、宋碑，率如此，乃知里巷相承之字，亦有自来，流俗所谓帖体是矣。」

叶鞠裳论碑之阳文碑字之为阳文也，有所自始，叶鞠裳尝论之曰：「长兴雕造经典，始用黑字，以便模印。若唐以前石刻，惟碑额兼用阳文。北朝造象有二通，一为魏始平公造象，朱义章书，一为齐武平九年马天祥造象，皆阳文也。赵撝叔藏咸通十二年廿八人造象砖，慈恩寺所出善业埿，亦均阳文，棋子方格，与始平公同。临朐仰天山造象新出，阳文四通，皆金正隆二年刻，孙、赵所未收也。浙江六和塔蒋舒行《舍财修塔记》，亦正书阳文。金文有成都开元铁幢钟铭，则阳文多而阴文少矣。碑额又有中间阳文，四围界以一线，深陷如沟，拓之，内黑而外白，盖石质脆劲，阳文凸起，易以驳裂，所以护之也。」

叶鞠裳论碑之反文碑字有反文者，叶鞠裳尝论之曰：「反文，惟萧梁吴平忠侯神道阙.近又新出一残阙，仅存「故散」二字，银钩铁画，望之如以镫摄影，墨彩腾奋.若以薄纸浓墨拓之，几不能辨其正背，吾友会稽陶心篔同年摹之极肖。此外尚有宋熙宁八年君山铁锅及唐开元《心经》铜笵、蜀刻韩文书笵，亦皆用反文。金华非邱子「双龙洞」三字，「龙」字反书，此在古人，必自为一体，而今失其传矣。」

叶鞠裳论碑之回文碑字有回文者，叶鞠裳尝论之曰：「余又藏回文两石，一为马念四娘墓券，一为朱近墓券。其文一行顺下，一行逆上，循环相间，非颠倒读之，不能得其文义.尤奇者，马券为南汉刘氏刻，朱券为刘豫刻，同出伪朝，一在关中，一在岭表，不谋而合。欧阳公《集古录》收「谢仙火」三字，摩　倒书，世间亦无别刻。倒文，反文，回文，碑中三体，可为好奇者助谈柄。」

叶鞠裳论碑之讹脱涂乙旁注夹注挂线挤写碑文有因讹脱而涂乙，或旁注而又有夹注，有挂线，有挤写者。叶鞠裳尝论之曰：「碑志讹字脱文，亦有涂乙。 「 《萃编》：「《桥亭记》文中人获一钱，脱人字，旁注。又乡老重书老字。古人书碑不拘。又按《高湛墓铭》末四句昆山坠玉，桂树摧枝，悲哉永慕，痛哭离长.离长当作长离，与上枝字韵，刻石时未改正。虢国公《杨花台铭》布衣脱粟，有丞相之风，落相字，旁注。《李光进碑》旬有八日，八日上衍者字，旁用点抹去之。此亦古人不拘处。」」 遇石泐文，每空格以避之。曾见一经幢，空至十余字。钱竹汀《跋齐州神宝寺碑》云：「古人书丹于石，遇石缺陷处，则空而不书，此碑及景龙《道德经》皆然。」墓石或限于边幅，铭词之尾，往往挤写，或改而为双行，甚有夺去一二句者。此亦操觚之率尔，未可以古人而恕之也。又有行中阙字，即补于当行之下，如廖州《智城山碑》第九行，下补弃代二字，初未详其义.寻绎碑文，始知此行悬瓢荷筱之士，离羣弃代，弃代二字适当石泐，纬繣不明，此二字为补阙也。第十一行氤氲吐元气之精及坚之又坚，吐字下坚字皆微泐，亦于行下补刊吐坚二字。尚有四五行补一字，类此，其笔法与全碑一律，决非后添，此亦他碑所未见也。碑铭、志铭分章，其一其二等字，或双行，或旁写，碑首并序字旁写者多，亦有空格直下者。梵咒反切合音及分句字，皆直行夹注。 「 《萃编》：「《杜顺和尚行记》书掷于急流中而复见，见字旁注胡甸反。又《孔纾墓志铭》出将，旁注去声。宋《王公仪碑》臣字俱小字旁注，创见于此。」」 唐开成石经无注，蜀石经即兼刻注，惜其石已亡。唐玄宗注《道德经》，易州、邢台两石幢注皆小字，约四字当正文一字。颜玄孙《干禄字书》、郭忠恕《说文偏旁字源》、唐郎官石柱、楚州刺史石柱题名之下，到官年月，其小字略同，此可为石刻注书之式。释氏塔铭寺记，或附宗派图，第一代字特大，以次人递增，字递密，亦递小，此可为谱系挂线之式。若告身、勑牒，勑字固特大，第一行亦大字密排，形阔而扁，有如今之讣闻。三省题衔，至末一字，姓必平列其上，以字之多寡为大小疏密。令史及郡邑官属题名，皆姓大而名小，此又古人公牍之体式也。」

叶鞠裳论碑之方格碑有界方格如棋子者，叶鞠裳尝论之曰：「唐以前，碑至精者，无不画方罫，端正条直，有如棋枰。然亦有磨损者，有驳裂者，裂处虽裂，完处仍完。若磨损之极，不惟平漫，甚至无一丝痕迹.《醴泉》，《圣教》诸碑，其初何尝无方格。今则字画之外，但有空地，此无他，椎拓过多，匪朝伊夕，泰山之溜穿石，单极之絙断干，渐靡使之然也。行书大小疏密，各随笔势，固不宜于画格，亦间有用通行直格者。但长而细，则易裂，且不无挠曲，亦其势然也。碑阴及经幢造象题名，分列者，或以横线隔之。经幢上下，多以横线为界，或单线，或双线，有迭至数重者，亦有用阑干纹者。稽古寺经幢供飬姓名，以字之大小多寡，各画一方罫，如九宫然，极精谨。碑额亦多用方格，但阳文凸起者多，碑文之线如丝，额线如绳或如筋，惟摩　用界线者绝少。伊阙佛龛及益都，临胊诸山造象，间于龛下方寸之地，砻石光莹，使如镜面而后界画之，但亦小字多而大字少。盖山石荦确，本不易于奏刀耳。」

叶鞠裳论非汉文之碑碑有非汉文而用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畏吾儿、唐古忒文者，叶鞠裳尝论之曰：「历代国书，有契丹、西夏、女真、蒙古，又有畏吾儿、唐古忒。番禺凌誉钊 「 《蠡勺编》」述《寄傲轩三笔》之言曰，辽太祖用汉人，增损隶书之半，凡三千余言，为契丹字。夏蕃书，元昊自制，命野利仁荣演释，分十二卷，形势方整，类八分。女真有小字，大字二种，大字古绅制，小字未详谁作。元蒙古新字仅千余，世祖命西僧八思巴制，大要以谐声为宗。按俞理初 《佉路瑟叱书论》，契丹亦有大小字，与凌说不同。又云，元昊本佉路而造畏吾字。蒙古初用畏吾字，谓之卫兀。据此，则西夏书与卫兀为一种，未知孰是。今以历代国书碑证之，契丹书最少。潘文勤师曾得一双钩本，笔画繁重，如以汉文两三字合成一字。余亦响榻得一通，置箧中，无能读者。西夏书，惟武威有《感通塔碑》天佑民安五年立，碑阴释文则张政思书也。张掖有干佑六年《黑河建桥祭神敕》。女真书有《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天会十二年刻于干陵无字碑，祥符有宴台《国书碑》。元时圣旨碑，大都上层刻蒙古文，下层汉字。其书蟠屈如缪篆，因方为圭，锋棱峭劲。至元三十一年《崇奉孔子诏》，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颁行天下，通立碑于学宫.今虽弹丸小邑，尚有元时圣旨碑一二通。官吏题衔，有蒙古字，教授，学录等官，皆汉人为之。余收得新乐县一通，蒙古文，后题教谕周之纲译，可见当时汉人多能通国书。唐古忒，当即今之托忒书，亦曰托特，与梵书同流异源。俞理初曰，梵为（黍利）佛书，佉罗瑟叱为婆罗门佛书，本不相同，久之，遂合为一。佉路派别为托特。乾隆四十六年，设托特学，其字由托忒译蒙古，由蒙古译清书，则当与蒙古文为近，今惟有《吐蕃会盟碑》一石。畏吾儿省文亦曰畏兀，亦曰卫兀，即回鹘之转音也。其字无单行之碑，惟祥符大相国寺有至元三年圣旨碑，以蒙古、畏兀、汉字三体书之。居庸关佛经，蒙古、畏兀、女真、梵、汉五体，今尚在关沟，一字未损，顾亭林《昌平山水记》详载之。」

叶鞠裳论校释碑文校释碑文之难，金石家皆能言之，叶鞠裳尝论之曰：「校书如几尘落叶，愈扫愈纷。释碑之难，又视校书为倍蓰。墨本模糊，裂纹蚀字；丰碑巨幅，必卷舒而阅之，非如书册可以按叶摩挲；老眼昏灯，愈难谛审。故前人所释之本，往往同一石刻，彼此舛驰.汉中部督邮郭尚题名，即世所谓《竹叶碑》也，牛空山、翁覃溪、海宁陈上舍以纲三家释文即不同，竹汀又刊正焉。试以新拓本校陶南村、都元敬及《萃编》所录，异同即不可偻指。碑额篆文，或不合于六书之法，或漫漶不可释，《沁州刺史冯公碑》，明以前金石家多误释为池州，至竹汀，始改正。又碑题结衔，大书特书，多详具官阶封邑。寺观廨宇之碑，或冠以郡邑，或兼书修造姓氏，篆额与第一行题字或不符，著录者各随举碑字以标目。如《邕禅师塔铭》，省文亦可称《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公碑》，省文亦可称《温彦博碑》，苟非亲见墨本，转辗稗贩，最易歧出。故孙渊如《访碑录》，有一重再重者。重刻之本，既列于唐，又列于宋，甚至新拓本年月既泐而旧拓本尚存者，既据旧拓按年月编入，又据新拓本附之无年月类。余校出重碑即有百余通。赵撝叔书亦未免，如搜辑墨本，尽取旧金石书校之，以碑文为经，而以各家释文标目误舛异同之处，分注于下，如校勘注疏之例，严氏《唐石经校文》当不能专美于前。」

谢梅石论拓碑法有谢梅石者，名庸，吴中碑估也。尝论拓碑之法，其言曰：「拓碑之法，昔用毡卷， 「 白细绒毡不夹灰土者。卷紧，以带满缚紧两头，切平，适用为便。」 后用毛刷， 「 犀尾者胜羊毛，皆栉沐所用。」 有柄者施之字在平面者，无柄而圆者，入竹筒，施之深腹之字者。 「 此种每有鬃鬣，过刚，久用虽隔纸亦损字边际、锋芒之弊。或用劈者，用柔者，用退亳大笔者，愈久愈柔纯愈佳，不可不慎也。二者重用，皆有所损.凡敲击皆不可过重，很而捣者，直下者，尤甚也。毛刷有纸为刷刺之弊，圆鬃硬刷，究大可畏，以不用为妥。」 昔用铜弩键，衬薄细毡，敲击极细浅之字，良佳，但不可过重，尤以中平无廉隅不伤器者为可试用也。昔用六吉棉连扇料纸，俗名十七刀者，今无之矣。薄者名净皮，较之昔，不能薄，尤不能软。纸料粗，有灰性，工不良之故也。张叔未有宋本书副页纸拓本，至佳。以明罗文纸为之，亦佳。素方伯拓本纸，黄色亦雅，纸厚则粗，拓石尚可，拓吉金则不能精到也。昔用清水上纸，或折纸，水湿匀透，吹开上之，拓可速而纸易起。水上者不甚起，而字中有水，每干湿不匀。后用大米汤上纸，胜于清水。上纸之劣，莫劣于胶矾，矾则损石脆纸矣。今用张叔未浓煎白芨胶法上纸，以纸隔匀，去湿纸，再以干纸垫刷击之，此皆用纸之良法也。」

梅石又言李春湖、马傅岩事，其言如下。

李宗瀚，字公博，一字春湖，江西临川人，乾隆癸丑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癖嗜金石文字，所藏多名搨，筑湖东楼贮之。桂林山水奇秀，岩壁间多唐、宋人手迹，登椒穷邃，摩磋挲玩，手拓殆遍。又尝得元康里氏所藏唐搨《庙堂碑》，及唐搨《化度寺碑》，皆亲自钩摹上石，均极神妙。

马傅岩，道光初年之嘉兴人。吴门椎拓金石之人，向不解全角，傅岩能之，释六舟得其传。曾在玉佛龛为阮文达公作《百岁图》，先以六尺疋巨幅，外廓草书一大寿字，再取金石百种椎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能不见全体.着纸须时干时湿，易至五六次，始得蒇事。装池既成，携至邗江，文达极赏之，酬以百金。阳湖李锦鸿亦善是技，则得之六舟者。

叶鞠裳论碑重精拓碑文宜精拓，叶鞠裳尝论之曰：「有同一碑为同时拓本，而精粗迥别者，此拓手不同也。陕、豫间庙碑墓碣，皆在旷野之中，苔藓斑驳，风高日熏，又以粗纸烟煤，拓声当当，日可数十通，安有佳本。若先洗剔莹洁，用上料硾宣纸，再以绵包熨贴使平，轻椎缓敲，苟有字画可辨，虽极浅细处，亦必随其凹凸而轻取之，自然钩魂摄魄，全神都见。苟非此碑先经磨治挖损，传之百余年后，其声价必高于旧拓，但非粗工所能知耳。余尝得《无极》汉碑精拓本，以国初拓较之，竟无以远过，以此知拓手之不可不慎择。嘉庆间，毕秋帆在陕时，有碑估车姓最擅长， 「 牛空山《金石图》有车永昭，当即此。」 至今车拓本，世犹重之。 「 《竹云题跋&#8231；同州圣教》云：「余得万历间旧本，模糊不可耐。及在京师，汪退谷以新搨一本遗余，毡蜡既佳，字尤清楚，胜旧搨十倍。问之退谷，云曾至同州亲为洗刷，亭以覆之。及知唐碑苟得好事者精意毡蜡，皆可十倍旧拓。惟恨陕人以恶烟粗纸，率略搨卖，以为衣食资，则全汩本来耳。」」 汪郋亭师作贰成均，精拓石鼓，亦为世重。恩施樊山方伯诗云：「东吴太史长国学，周宣十鼓生廉角。平中得凹缺者完，坐令阮薛输汪拓。」即咏此事。

叶鞠裳论碑重旧拓碑重旧拓，以其可不失真也，叶鞠裳尝论之曰：「碑以旧拓为重，欧、虞、褚、颜一字增损，价踰千百。碑估相传衣钵，如《圣教》雁塔、同州两本，皆以「治」字避高宗讳，开口者为旧拓。怀仁《圣教》旧拓，以「高阳县开国男」一行未泐者为别.又以「佛道崇虚」「崇」字，山头中间一直断续，为摹本之证.《皇甫碑》以无逸本为稍旧，三监本为更旧.然同一三监本，相去先后，亦在百年上下。至线断本，则非宋拓不可矣。《醴泉铭》以有「云霞蔽亏」字为胜，《卫景武公碑》以有「鼋鼍」字为胜。北海《李思训碑》，张叔未云，有「并序」二字及「窦氏夫人」四字者为宋本。余得一本，末「楚厚追刻」四字，尚未泐，则更在前矣。此皆言唐碑耳。汉碑，如《韩勑》、《史晨》，亦皆有泐字，据为先后之别.其实纸色墨色，精神气韵，所见既多，自可望而知之，寻行数墨，犹非神于鉴别者。今世拓本，元、明已难能可贵，若得宋拓，叹观止矣。唐拓，则天壤间惟有临川《李氏庙堂》一本，其中亦羼入宋刻，非完本也。余在京师，见李子嘉太守 「 太守寓米市胡同，尝从丁叔衡前辈登其堂，观所藏名迹，闻曾为中州某郡守，忤上官，投劾归，童颜鹤发，健步如飞，今之畸人也。」 所藏褚书《房梁公碑》，踰一千字，的真唐搨，可与《庙堂》竞爽，海内恐无第三本。余去年自陇上归，得北海《李秀碑》，世所称北云麾也。此碑在前明，已断为六柱础.朱椒堂侍郎得一本，以为宋拓，重开一石，置之都门法源寺。以校余所得全拓，不差一字，泐纹亦处处脗合，始知重摹本刻手颇不恶，然祇能得其结构，其神韵终不能到。余谓此石旧在良乡，当宋之日，燕云十六州先入于辽，后归于金，此拓如在北宋，则为辽拓，即在南宋，亦为金拓。藏书家有金刻《尚书正义》、《证类本草》，金石家未尝闻有金拓，有之，自余此碑始。世有真赏，当不以为敝帚自珍耳。

收藏家重旧拓，惟在烜赫巨碑，而不知小唐墓志尤可贵.盖《醴泉》、《圣教》诸碑，原石具在，即非宋拓，欧、褚面目略可髣髴。至墓志，宋、元出土者，十亡八九，即干、嘉以前出土者，亦十仅存二三，幸而仅存者日见其少。唐以前，《崔敬邕》、《常丑奴》诸石存于世者，殆无几。即唐以后，如元之《开赵》、《张伯颜》，艺风所藏一本之外，不闻更有第二本。范氏书楼《化度》原石，传留至今，千金不易，即其龟鉴.幸得旧拓，可不宝诸.」

叶鞠裳论碑之近拓旧拓碑以旧拓为贵，然亦有近拓转胜于旧拓者，叶鞠裳尝论之曰：「拓本虽以先后为别，然后拓之精本，竟有胜于旧拓者。嵩山太室石阙，王虚舟所见新拓本，校程孟阳旧拓本转多字。余所得昭陵诸碑，皆道光间拓也，《陆先妃》、《清河公主》两碑，视《萃编》所收，约多数十字。《张允》、《杜君绰》两碑，则溢出二三百字。盖西北高原，积土成阜，碑之下半截或沦陷入土，拓工第就显露者拓之，辄云下截无字，而不知其文固无恙也。百年后复出矣，或藤葛纠缠，或苔藓斑驳，又或尘堁丛积，拓工未经洗濯，草草摹搨，安有佳本。若为之刮垢磨光，则精神顿出矣。国学石鼓文，近时洗拓本，视国初拓转多字，此其明验也。碑之蚀损，如人之受病，其所因各不同。若断裂者，如人手足残废，一肢虽缺，全体不害，残圭断璧，弥可宝贵.若野烧熏炙，风雨摧剥，字形虽具，光铓挫损，望之迷三里雾，然匡庐佳处，或转在微茫烟树之中。宋拓《化度寺铭》，剥落极矣，而殊耐人寻味，不如今之翻刻，虽清朗而一览无余也。其余有渐搨而损者，其初仅字口平漫，锋颖刓敝，朝渐夕摩，驯至无字，甚至其形已蜕，而映日视之，遗魄犹若轻烟一缕，荡漾可见，若今之《醴泉铭》及《房梁公碑》残字是已。有猛击而损者，字之四围，空地皆不损，惟每字陷一坎窞，模糊不辨，望之如一行白鹭，又如成团白胡蝶。此则虽凝神审谛，无一笔可见，一字能释，虽有碑，如无碑矣，非于石刻有深雠怨毒，何至于此，若今昭陵之《牛秀德》、《阳公》诸碑是已。」

叶鞠裳论碑拓之孤本碑拓有孤本，叶鞠裳尝论之曰：「原石已亡，海内又无第二本，是谓孤本，较之欧、虞宋拓，尤可矜贵.汉碑如《娄寿》、《夏承》两刻，旧为何义门所藏，《娄寿》今归叔平相国，《夏承》藏艺海楼顾氏，潘文勤师奉讳归里，以千金得之。文勤藏汉石最富，小蓬莱阁五碑，亦归插架，一为《成阳灵台碑》，《元丕》二，《朱龟》三，《小黄门谯敏》四，《圉令赵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