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论之，是「纁裳」。何也？记文云「冕而祭，玄衣而养老」，则此为冕服，衣以象天，故用玄服以象地，故用纁。玉藻云：「衣正色，裳间色。」纁，赤黄色，间色也。郑注周礼司服亦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此之证。彼以不合「素裳」之说，故隐其「冕服」，而用「朝服」为说耳。(卷二四，页一六)

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

引尔雅「陈也」谓「陈其年数」，如八十、九十分别而存恤之也。

按：以上言「养老之政」可谓详悉矣。然犹是枝叶耳。孟子曰「西伯善养老，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此养老之根本也。(卷二四，页一七)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

此取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语。「天民」，犹天下之民。(卷二四，页一九)

瘖、聋、跛、？、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此取国语：「八疾」为说。荀子「五疾」亦同。(卷二四，页一九)

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踰。轻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行」出论语，遂生出「徒食」，妙。(卷二四，页二○)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亩。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九万亿亩。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取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之文。已下以开方之法推之，十里为百里，是十倍也。「九万亿亩」，当是九千亿亩，旧说是。(卷二四，页二一)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东不尽东海」「西不尽流沙」，取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为说，又变「朔南暨」之文，以为「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也。其云「不尽」者，亦较禹贡为说，彼言「声教之所讫」，此言「疆理之所讫」也。(卷二四，页二六)

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林、陵麓、州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

按：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前亦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岛，州方千里」。此云「方三千里」自属误文。孔氏以「三三而九」曲解之，固是不得巳之见。陈可大又以为「方百里」为「田九十亿亩，则方三千里，当云『八万一千亿亩』，如疏义亦沿误释之也。」此说？「三千里」之误，反以疏义为误，益足以欺后学。徐伯鲁又谓：「若九千里则下文亩数合，若三千里则不合，必有一误。」此又持两端之见，无取也。郝仲舆曰：「此明前文『千里内曰甸，外曰采曰流』。州制九州岛之地，自禹贡（「禹贡」，原误作「贡禹」，今径改。）『五服』称『五千里』，周礼『九服』称『六千里』，秦、汉以后开拓至万里。今（「今」字，原误作「金」，今径改。）据所记『甸』『采』『流』，四方不过三千里，盖周衰以后之地。」此说亦非也。前文「甸」「采」「流」之说因宜脱误，而此一段又不尽合，必云「据『甸』『采』『流』方四方三千里，周衰以后之地」，不知周衰何所指？若春秋、战国之周，何有三千里？若通言列国，又奚啻三千里？则孟子「方千里者」之说，反不足凭。何且本文明曰「四海之内，断长补短」，则亦不止言「甸」「采」「流」三千而巳，何必执一说以强通耶。(卷二四，页二七-二八)

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郑氏曰：「周尺之数未尝闻之。按礼制周田以十寸为尺，盖六国是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尺八寸。」按：郑谓「周田以十寸为尺」者，疏以职据玉人职云「镇圭尺有二寸」及「桓圭九寸」之说也。但王制言「八尺为步」，不言「寸数」。说文有云：「尺八寸，周尺也。」郑云「或言周尺八寸」者，必是当时之书有此说耳。其以「十寸为尺」者，见周礼考工记诸文。其云「周尺十寸」，他经传未有其说，郑误信周礼，谓「六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尺以为十寸，后世尺为八寸」，谬矣。盖王制所两云「周尺」乃「八寸尺」也。后世变乱法度，以「八寸尺六尺四寸」变乱「八寸尺八尺」，故王制之言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以见今之曰田里增多于古如此也。若谓以「八寸尺八尺」为变乱「十寸尺八尺」，此岂本文意乎？又「六尺四寸」者，短于又尺十分之二，不可油。六尺四寸以为八八六十四言之。陈用之曰：「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后世四寸乃八尺耳。」方性夫曰：「古者以八尺为步，后世则以六尺四寸为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则以古尺当今适八寸尔。」此二说亦谬。若是，「十寸尺六尺四寸」即是「八寸尺八尺」，正是相合，何必言之？下文何以云「古者百亩」云云乎？此全不察本文，且即如其说，以「八尺之八寸尺」曰「周尺」，以「六尺四寸」为「十寸尺」亦曰「周尺」，不有两周耶？所以陈用之、蔡元定之徒皆以周法「十尺八尺」为文。嗟乎！使周尺果有两，孔子何以曰「谨权量，审法度」乎？故知本文两周尺，皆「八寸」无疑也。若其分步数之古大，王制乃汉儒作是也，以古为周，今为秦汉，史记言「秦以六尺为步」，是也。然管子、司马法亦皆言「六尺为步」，则春秋以来已有。自其所谓「古者」，指「周初」而言，与陈用之以「春秋时六尺为步」，遂谓「古者六尺为步」，而疑王制「八尺」之不同。季明德又袭其说，一以司马为宗，极论王制之附会。其以宗藩司举所得周尺为据，盖言漫无稽矣。

「古者百亩」以下之（文「文」字，原作「下」，今径改。），考之古皆不合，而不合之中解者又有不同焉。郑氏曰：「或曰周尺八寸，则步更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计之，古者百亩当今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古者百当今百二百五里。」孔子曰：「古者以八寸为尺，今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十四寸。令以周尺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以此计之，为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二亩七十一步有余，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也。又今步每步剩古出十二寸，以此计之，则古之百里当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十寸，与此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应。」陈可大曰：「愚按疏义所算亦误，当云：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与此百四十六亩二十步不相应。里亦微此推之。」愚按：陈说即注说也。疏第以「六尺四寸」之「四寸」，寸分为「寸」，则以「八分」为「寸」，所以不同耳。又曰「东田」亦未详。方性夫谓诗所为「南东其亩」，然此言「东」无「南」字。郝仲舆谓：「古帝都西北，垦田偏在东南。周（原作「用」字，依文意改。）、秦、汉偏居西，中原称东土，故曰：东田。」按：古于本时各地，在后稷开粒食之先，公刘往彻田之至，皆在于西河，曾在东且南耶？　(卷二四，页三一-三三)

天子之县内：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余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从孟子「上农夫食九人」一句推出。(卷二四，页三八)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尝考二十八宿之名，三代未有，即尔雅星名亦不全合，而月令昏旦之中其不全合亦然。盖月令自据当时周历而云也。尧典唯见「虚」「昴」二星，而「火」非「房星」，「鸟」又无可征。自孔传以「鸟」为「南方朱鸟」，谓「朱鸟该南方七宿」，不知「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名，此后世之说，始见于曲礼，而史记以列宿分属之尧时，宁有此乎？且于彼三时不言「元武」「青龙」「白虎」，何独于春言「朱雀」？又「虚」「昴」以宿言，何独于「房」「心」之宿言「火」？又「虚」「昴」各属秋冬，何独以「房」「心」二宿为夏，且以「朱鸟该七宿」属春？观此则其不可以列宿强合尧典明甚。况月令于列宿尚不全合，而后人乃欲以月令强合尧典，尤惑之甚者也。下「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郑氏曰：「孤在舆鬼南，建星在斗上。」孔氏曰：「仲夏，昏亢中，尚书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星火总为大火；月令举其月初，尚书总举一月，故不同也。仲秋，昏牵牛中，尚书云『峨中、星虚』。仲冬，昏壁中，尚书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举其初朔，尚书总举一月之中，理亦不异。熊氏云：「弧与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举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宽，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举孤星、建星也。」郑惟云『弧在鬼南』，其实仍在「井」之分域。此『仲春，昏弧中』，尚书云『日中、星鸟』。不同者，如郑意；南方七宿总为鸟星，井星（「星」字，原作「鬼」，今径改。）则鸟星之分，故曰星鸟，与此同也。」愚按：此说无论，「鸟」非「朱鸟七星」。即日「弧星」当「井」「鬼」之间，属之朱鸟七宿矣；若谓「建星」近「斗」，「斗」属「北方玄武」，岂属「朱鸟」乎？孔明知之，所以但举「井」「鬼」，而不言「斗」也。陈用之曰：「书于仲夏举『房』『心』，而月令举『亢』；书于仲秋举『虚』，而月令举『牛』；书于仲冬举『昴』，而月令举『壁』；则书之『中星』常在后，而月令『中星』常在前，盖月令举月本，书举月中也。」按：此即袭孔说，其言夏、秋、冬而不言春，与孔正同。大抵义理有所不通，故其辞遁穷如此。孔氏曰：「三统历：『立春昏毕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历：『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参中。』计正月昏参中，依三统历，在立春后六日，参星初度，昏得中也。盖月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内有中者，皆得载之。但二十八宿，其星体有广狭，相去远近；或月节月中之日，昏明之时，前星已过于午，后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见有早晚，明者，则昏早见而旦晚没；暗者，则昏晚见而旦早没，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历法，但举大略耳。」按：孔举汉二历以见日躔中星之不同，乃是岁差之法也。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岁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有余，岁日四分之一不足；故天渐差而西，岁渐差而东，所谓岁差者如此。自晋虞喜发其端，而唐一行阐而已。孔似未达斯旨，乃谓「星体有广狭」，及「星有明暗，见有早晚」，未免鹘突耳。　(卷二五，页五-七)

其日甲乙

甲丙戊庚壬为阳，乙丁己辛癸为阴。阴所以佐阳。故郑氏曰：「乙不为月名者，君统臣功（「功」字，原作「故」，今径改。）也。」孔疏未明。(卷二五，页九)

其帝大皞，其神勾芒。

圣人不语：怪、力、乱、神。自左氏记蔡氏之言，有「句芒」等五官名，及「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诸说，本属荒诞，而月令因之，以为五神，又增配五帝，后人遂以为君臣之号，悉不足信也。(卷二五，页一○)

其虫鳞。

尚书于「鸟兽」言「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皆体察造物化生之意，以知时令，自是确当不易。此以「鳞」「羽」「毛」「介」五虫，分配「四季」「五行」，殊凿，且无意义。(卷二五，页一一)

其音角律中太蔟。

以「五音」配「四季」「五行」，可；余说见「中央土」，下同。以「十二律」配「十二月」，可。(卷二五，页一二)

其数八。

郑氏曰：「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木生数三，成数八；但言八者，举其成数。」孔氏曰：「郑注易系辞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是水数一，成数六；火数二，成数七；木数三，成数八；金数四，成数九；土数五，成数十。故此云『木生数三，成数八』，云『举其成数者，金、木、水、火以成数为功也』。皇氏用先儒之义，以为『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数一，得土数五，故六也；火数二，得土数五，为成数七；木数三，得土数五，为成数八；金数四，得土数五，为成数九』，此非郑义，今所不取。」愚按：书之洪致自言「五行」，易之系辞自言「阴阳奇耦」，各不相通。郑据「五行」解易辞，分别天地生成之数，今又以解易辞者解月令，縢谬也。月令所谓「其数八」者，固以「五行」言，然亦非天地生成之谓。孔疏引皇氏之说，所不取者，乃是也。盖五行之始于一，而至于五，故一二三四合五而成六七八九，以见土无定位，无成名，无专气，必以水火木金四者合之，而水火木金成，土亦成矣。若如郑分成之数，月令何为但言「成数」而遗「生数」乎？若曰：「以成数为功，故举之。」夫「生数」统于「成数」，「成数」本之「生数」，「生数」岂反无功乎？于是于「中央」推说不去，则又曰：「言生数」。窃恐作月令者，必不举此遗彼，及此同彼异之若是耳。(卷二五，页一三-一四)

其味酸，其臭膻。

「五味」配「五行」本洪致，「五臭」则月令所增也。(卷二五，页一四)

其祀户，祭先脾。

「五祀」之说见于曲礼、王制及士丧礼，其以「户」「？」「中溜」「门」「行」之名，分配于「四时」「中央」者，则见于月令也。「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肾」，皆无意义，所以诸家之解，悉不可通。郑氏曰：「祀之先祭脾者，春为阳中，于藏值脾，脾为尊。」按：五藏之位：肺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肾为下。则肝为中，可直阴中之秋矣；脾非中，何以直阳中之春？一合一否，余可类推。此一说之不可通也。孔氏曰：「所以春位当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当夏，肾最在后而当冬，从冬稍前而当春，从肾稍前而当脾，故春位当脾；从肺稍却而当心，故中央主心；从心稍却而当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据牲之五藏，而当春夏秋冬之位。」按：谓肾则在后而当冬，则肺在前宜当春矣，何以当夏？其或云「稍前」，或云「稍却」，可见无一定之位，故辞费如此。何得据牲之五藏，而当四时之位乎？此二说之不可通也。马彦醇曰：「春祭先脾，为其木胜而养土；夏祭先肺，为其火胜而养金；秋祭先肝，为其金胜而养木；至其静而辩于物，于道为复，于时为藏，各反其木，冬祭先肾为是故也。土于气为中，而主五行；心于形为中，而主五官；中央祭先心为是故也。」按：此说尤混。于「春」「夏」「秋」以「相先」言，于「冬」以「所属者」言，于「中央」以「居中」言，一事而分三义，此三说之不可通也。吴幼清曰：「以人身五藏之次明之，肺最在上，心次于肺，故候心肺二脉皆在中部；肾最在下，故候肾脉在下部。四时之则，夏至，日近北极，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夏至后，日渐南，夏末比夏至之日微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先祭心。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当其腰，脾肝之位象之，故春先祭脾，秋祭先肝。冬至，日近南极，最下，肾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肾。」按：如其「脉部」之说，肝、脾在中部，土在中央，正宜取脾、肝，何以反取上部之心乎？如其「日行」之说，肝、脾俱在中位，何以知脾单属春，肝单属秋乎？亦无确义。且脾本次于肝，其谓肝之于脾者，妄矣。此四说之不可通也。至明张氏执「五行相胜」之说，谓「中央先祭心，心当作肾，冬祭先肾，肾当作心」。改古人之书以就己说，益妄不足辨。　(卷二五，页一五-一七)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凡十二月，每月二气，为二十四气；每月六侯，为七十二候，皆后世所造，月令固无之。二十四气始于汉太初历，七十二候后魏始入于历，而伪周书始妆点之为「五日一候」，故孔氏：「凡二十四气，每三分之，七十二气，气间五日有余，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据此皆撮取月令之文为之者也，而月令则不然，其纪候每月多寡不一，寡则或四，多则或九；又叙　参差，每月取行文章法相配，不于一处见之也。徐伯鲁习见后世历书整排六候，以月令之叙次隔越，每指为错简，大可嗤也。且月令纪候中多兼叙事，如「孟春，草木萌动」，下言「王命布农事」；「仲春，玄鸟至」，下言「祀高媒」事；「雷乃发声，始电」，下言「木铎令民」事，余不备述，未尝止为一句，如后世之纪候也。又如：季春，以「鸣鸠拂羽，戴胜降桑」，叙于「毋伐桑柘」之下；孟夏，以「靡草死，麦秋至」，叙于「聚畜百药」之下；季夏，以「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叙于「烧薙行水」之上，余不备述，此取上下文义联属也，此之不辨，安得溺今以疑古乎？上古作历无所谓「气」，但有「候」耳。尧时敬授人时，既审日月星辰，又必验之民与禽兽之间，此纪候之祖也。下此多散见于春秋内、外传，其夏小正则专述其义，盖古人见候之所著，即可以定时，以是令民事而布政尔。若夫所谓「气」，「分」「至」「启」「闭」此八者，春、秋分，夏、冬至，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乃四递嬗之大端，不可与其它縢列为二十四，况其它亦即是候，何必多增以名色乎？观此则月令犹为近古矣。后世二十四气固多增设，而七十二候尤为附会也。谓「五日一候」于何验之？谓「每三分之，以为七十二候」，夫气之所至即为候，气与候又何以别之？且必欲取盈此数，便多牵凑之弊。今以气候二者考之，于月令如：「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皆是也。乃取以为气，何耶？「白露降」既取以为「气」，又仍列于「候」，「气」「候」相重，犹可笑也。言「候」者必准于六，故于月令之多者删之，而月令「孟冬」止有「四候」，曰「水始涸，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于是无以足其数，乃取其命有司之辞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闭塞而成冬」，以为「二候」焉。不知「孟春」亦曰「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正与此反正，何为取此而遗彼乎？且命有司之辞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四句文义贯通直下，岂可截作「二候」乎？更不通也。「鸿雁来」，吕纪作「候雁北」，是不应「仲秋」言「来」；「孟春」亦言「来」，说见「季秋」下。(卷二五，页一九-二○)

天子居青阳左？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器」字，原作「气」，依今本改。疏以达。

郑氏曰：「凡此车马衣服，皆取于殷时而有变焉，非周制也。周朝祀礼、戎猎、车服，各以其时，不以四时异。」按：周礼亦非周制，月令亦非殷制；执周礼为周制，谓月令为殷制，是两误耳。殷礼，孔子无征，岂吕不韦反得征之？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则是王者听政之所，南面向明而治，终岁有大事，必在于是焉可知矣。而月令曰「春，居青阳」；「夏、居明堂」「秋，居总章」；「冬，居玄堂」。如是，则「春」「秋」「冬」三时，皆不得「居明堂」矣，而「冬时北面」尤非所宜。又以中央正位名为「大室」，仅于每季月之十八日居之。如是，则四时之正皆不居中央矣。其以「青阳」「明堂」「总章」「玄堂」之大庙，取配四时；以各分之以为「左、右？」，取配十二月；以「大室」取配土王月，计天子一岁之中，凡迁徙其居者一十有六次，十二月徙十二次，季月徙四次，是十六次也。又如朱元晦「九室」之说：「十二月徙八次，余以随室之方位开门故也，四季月徙四次，则亦十二次也。」不将日无宁处乎？又车马旗衣服悉分五色，几同近世梨园子弟演剧花簇好看矣。人之食性嗜好不同，恐不能拘某时而食某物，又一切器用什物熟习既久，岂能屡易？大抵皆可言而必不可行者也。「仓龙」，释者曰「马八尺以上为龙」，若然，则龙马岂能必得，尤不可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