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斋初学集

主自拔耶？俗儒不达时务，误解诏书，不足采也。

壬寅六月，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来致书。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东，江南震动。我太祖遣使通好，察罕亦致书相答。已而有张昶、马合谋之来，察罕为之也。上曰：“察罕书辞，欲以甘言啖我。”所谓甘言啖我者，即荣禄大夫江西行中书省平章之命也。元使以航海来，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问亦至矣。野史所谓太祖闻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太祖闻察罕死，叹曰：“天下无人矣。”又曰：“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所关系岂不重哉！刘辰《国初事迹》大书其事，无所隐避。国史虽多微词，亦不尽没其实。参互之可以考见，辰又云：太祖以孤军独守，别无趋向，成败当听其自然。在后灭陈擒张，信知天命有归。即位后，始图中原。然吾以为察罕一死，天意灼然归我明矣。呜呼！帝王之兴，岂不有天命哉！圣祖极推重察罕，即位后幸汴梁，特遣使往祭。厥后洪武九年，宋濂奉敕撰《方国珍神道碑》，历数一时群雄，皆直书其名，而于察罕则云齐国李忠襄王察罕，保河雒。其严重之如此，非本于圣祖之意，当时史臣，宁敢轻奖亡国之臣，以干圣怒耶？或曰：圣祖《祭忠襄文》，颇多讥评之语，亦非圣祖之初意也。

戊戌二月，明玉珍破嘉定，尽有川蜀之地。

按《元史　顺帝纪》：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齐遣兵击败之。《实录》本传载在戊戌岁，则相去四年矣。玉珍之绝友谅，称陇蜀王，在庚子岁，而《元史》记于壬寅五月；其称帝改元在壬寅岁，而《元史》记于癸卯正月；至玉珍之攻陷云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史》记于壬寅之三月。其错互不一如此。盖《元史》修于洪武元、二陇蜀未入职方之时，而《实录》则平夏之后本其《载记》而存之也。断以《实录》为正。

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达等击安丰。

黄伯生撰《诚意伯行状》云：中书设御座，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公骂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遂不拜。《实录》及本传皆不载此事。是时上方奉龙凤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应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丰之后。于事理为近。刘辰《国初事迹》云：张士诚攻安丰，刘基谏曰：“不应轻出，若救出来，发付何处？”此则文成不奉龙凤之本谋也。

癸卯四月，陈友谅攻洪都。元帅牛海龙、万户程国胜等皆战死。后俱配享洪都功臣庙。

《实录》记戊子之战，与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略相同。但《实录》以为韩成等先战死，张定边方犯御舟。《碑》则以为定边犯御舟之时，成等咸与格斗。御舟既脱，而成等以援绝死之也。《碑》所记比《实录》为核。《实录》又于韩成下脱国胜偕死事，则以癸卯四月误载国胜与牛海龙俱死洪都之事也。国胜与牛海龙夜劫友谅营，牛中流矢死，程泅水得脱，径达金陵，从太祖亲征，死鄱阳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录诸臣，南昌报程与牛俱死，得与祀赠侯。饶州又以国胜死康山事来上，又得与祀赠伯。当时事冗，不暇两相参订也。《实录》载国胜与海龙俱战死，盖据南昌所上国胜死事状也。甲辰立庙，国胜两得与祀，而《实录》则于两庙皆佚其名。后是有建议祀典重复，遂罢程豫章之祀。厥后有司又并罢康山之祀。修《会典》者亦因之，沿袭至今，国胜遂不复预两庙之祀矣。国史失于考核，遂成祀典百世之误，宜亟正之。

癸卯秋七月丁亥，与友谅师遇于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余艘，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等皆死。

高阳侯韩成之死于鄱阳也，定远黄金著《开国功臣录》，以为成当太祖危急时，服御袍对敌自沉。史家竞传之，比于纪信之诳楚。而《实录》纪此战，则云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元帅宋贵、陈兆先等亦战死。国史故多讳辞，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没而不书，难乎其为实录矣。丰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国胜神道碑》纪其事最详。盖当御舟胶浅，张定边奋前直犯之时，事势惶急。成与国胜、兆先等方左右格斗，及定边中矢，援舟骤进，御舟以水涌得脱，而成等反绕出敌舰之后，援绝而死。然则成等致命之时，定边之势已，御舟之厄已脱矣，宁有代死诳汉之事耶？且康山之役，与荥阳不同。羽围荥阳久，汉军乏食，汉祖计无所出，故纪信画诳楚之策，遂得以乘间遁去。康山之战，两军相持，雌雄未决，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瞀乱，军心尽解，我将何以自固？决机于两阵之间，我知其不出于此矣。《录》又言上念成效死，祀诸臣于康山，以成为首。按《实录》，中书省列进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张志雄之次。《大明会典》载饶州忠臣庙在康郎山，祀枢密同知丁普郎、张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实未尝首祀于康山也。成若代死，则必首祀。成不首祀，则不代死。黄金之徒，并为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后死节之臣，追爵故万户程国胜安定伯，与梁国公赵德胜、济阳郡公丁普郎等一体庙祀。盖南昌庙以梁国为首，康山庙以济阳为首，其位次甚明，俗说流传既久，好事者遂造为首祀之言以实之，久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岂不信哉！此邦有许生重熙，好谭国朝典故，尝为余言；韩成诳汉，事诬也。余因许生言，为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学士张元祯撰《重修康山庙记》，犹以丁普郎为首。正德中，御史唐龙刻《群忠录》于江西，成遂俨然首列，而济阳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据此为差次，则舛误甚矣，有识者宜厘正之。

友谅骁将张定边欲犯上舟。舟适胶浅，遇春从旁射中定边，定边舟始却。俞通海来援，舟进水涌，上舟遂脱。遇春舟亦胶浅，上麾兵救之。有败舟顺流而下，触遇春舟，舟亦脱。

鄱阳之战，开平射中张定边，脱御舟于险，其功最巨。《实录》纪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国胜《神道碑》，其系日亦同。宋文宪开平《神道碑》但记射中定边，而胶沙脱险，则书于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余矣。鄱阳之役，两军相持，我军殊死力战，莫甚于戊子、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则彼以战败归，而我为邀击之师，其大势非前日比矣。御舟胶浅，及开平力战之事，其当在戊子无疑也。又宋文宪《张中小传》云：己丑战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虏舟数四围之。其势甚危险，以为不可救，中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按己丑之战，六舟深入，疑陷没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也。《实录》不载，开平《神道碑》亦但记胶沙脱险，而不及深入陷没之事，知《铁冠传》误也。宋文宪记事最为详核，且开平《碑》《铁冠传》共记一事，出一人之手，而彼此错互，史家记载之难如此。

郭英以谨重见信，从攻陈友谅于鄱阳，有功。

郑晓《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传》，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鼓动听闻。已乃疏乞祀英于庙庑。按《实录》，上闻张铁冠言友谅死，乃遣乐人具牲酒往祭，以觇其死生。未几，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当是时，友谅之死，我军尚未知。既死而降卒始来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杨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谅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问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孙玄之请，据其家传次第之。盖友谅既毙，军中流传，或言此出矢于某某。郭氏家传，亦不过载此疑似之词，以夸示后世。而勋遂张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启之也。英既有此大勋，圣祖又亲问之，乃三年论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云南之役，有是理耶？刘三吾撰《陕国公神道碑》云：彭蠡之战，戒严所部，人百其勇，友谅计蹙，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陕国之事参互观之，则集矢之勋，其不出于营国，亦晓然矣。又按俞本《记事录》云：友谅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从船，而白船已至，箭铳交发，友谅左太阳中箭。须臾陈氏卒泅水报曰：“友谅死矣。”上大悦，谕众曰：“友谅中箭而死，将士之功，胜于赤壁走曹瞒远矣。稠人难辨射中者，均给重赏，以劳汝等。”俞本以骑士从征，其记录最确。以此益知文敏丰碑之文，出于傅会，不足信也。按郭勋以贵幸，欲骤进其祖配享，一时诸臣，严词驳正，可谓能举其职矣。诸疏援据虽详，亦多未核。至以永乐间之不得与享为言则非也。英之功以配享太庙，则有愧矣，岂不得进于鸡鸣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沟河之役，曾亲逆成祖颜行。身死之日，赠恤有加，已为厚幸矣，又敢望庙食乎？以此为言，宜勋之不心服也。然则如之何？曰：罢太庙之侑享，而入祀于鸡鸣之两序，斯当矣。

癸卯五月，置礼贤馆。

按刘辰《国初事迹》：杨宪奏朱文忠在金华，用诸儒干预公事。上提等至京，诛屠性、孙履而及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写。此事《实录》及行状俱不载。以家传考之，壬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则刘辰所记发充书写之日也。发书写未几，即有儒台之授，又与许元、王天锡俱入礼贤馆。刘辰所记，盖不谬也。而国史以为用文忠之荐入礼贤馆，盖文忠没后，家传特美其词，而国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汤和破士诚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

记杨山之战有二。以为癸卯破士诚兵于杨山拜中书左丞者，碑及本传也。以为甲辰三月击败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者，《实录》也。癸卯则云：逐其将莫将军，获甲首五百级。甲辰则云擒刘文学等四十九人，风船六艘。功次各异，岂两战而各记之耶？抑一战而互记之耶？《实录》与本传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谕德诰》曰：出迎敌阵，夺姑苏之卒千艘；保障东郊，请阳羡之区十载。任于左辖，升以辨章。则辨章之升，以杨山之胜明矣。碑及本传又以为甲辰年，会开平救长兴，超迁辨章，此又与《实录》互异也，按开平救长兴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开平征武昌，下庐州即会宁河讨江西。长兴之役，岂有分身在行间，和与会师合战耶？断以《实录》所载，会长兴侯夹击为正，而中山辨章之命，亦当在杨山之役，不在长兴，一从《实录》，而碑与本传削之可也。

甲辰冬，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

胡大海殁之明年癸卯，立庙于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国。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庙碑。碑用龙凤纪年，盖甲辰岁太祖为吴王时作也。首称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其为尊称我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从王破宣城，所谓王者，指吴王也。所从之王，即我太祖也。不称帝，不称上，而称王，纪实之词也。此后则皆改而称上矣。当是时，我太祖虽专征四方，然犹用龙凤名号，承制封拜。甲辰之追封越国，用龙凤之制也。碑所载上闻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赠者，圣旨耶？令旨耶？抑后事而追记之，非当时本称耶？今皆不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云云，则洪武改元，革除龙凤之后，史家追改之，断非旧文，无可疑者。家有旧版《逊志斋文集》，摩娑此一行，楮墨莫糊，剞劂之痕迹宛然，二百年来改窜之遗迹，犹可想见。呜呼！隐、桓之间，秦、楚之际，若存若亡，可为叹息者多矣。姑识之，以质于好学深思者。

洪武元年五月，汤和师克延平，执陈友定送京师。

方孝孺撰东瓯《神道碑》云：师至延平，主帅陈友定怙险横甚，令其副出城降，观望持两端。王虏之以归，东南海上晏然。

按《实录》：友定誓众死守，见势穷蹙，于省堂按剑仰药饮之。赖正孙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复苏，械系送京师，不屈，斩之。碑乃云令其副出降，观望持两端，诬矣。赖正孙之降，在友定仰药之后，安得谓友定使之？《实录》、汤和本传，削去此数语，亦以其非信史也。

初学集卷一百三

○《太祖实录》辨证（三）

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卒。

（黄金诸书，皆称安追封姑孰郡公。考《实录》本传，但追封其祖父、父为姑孰公，祖母、母为夫人。此安为江西参政时事，安固未尝赠公也。安本集载诰词甚明。又安妻喻氏追封姑孰郡夫人，继妻陈氏封姑孰郡夫人，俱有诰文。安之署衔，则止云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耳。洪武二年追赠刘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妻封永嘉郡夫人。基时官御史中丞。盖国初推恩之制如此。

洪武三年七月，中书省左丞杨晔伏诛。

按《实录》；杨宪嗾侍御史刘炳劾奏汪广洋，又教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于狱。太史令刘基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令群臣按问伏诛。然则劾奏杨宪者刘基也。而《开国功臣录》则以为李善长。按刘辰《国初事坟》云：杨宪为御史中丞，太祖尝曰：“杨宪可居相位。”数言李善长无大才。胡惟庸谓善长曰：“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奏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太祖以极刑处之。又云：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尝言李善长无宰相材。太祖曰：“善长虽无宰相材，与我同里，自我起兵事我，涉历艰险，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君，善长当为相，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按国初太祖用勋旧相李善长，胡惟庸以乡曲相依附。而杨宪辈新进喜事，专务搏击，善长等皆畏之。太祖亦曰：“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则宪等气焰可知。宪等数言善长无相材，居然有蔡泽欲代应侯之意。故善长乘其排陷广洋，激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长非欲援广洋也，以自救也。刘诚意则因凌说之弹善长，为善长解于上前，且又尝言宪不宜相耳。行状云：公与宪素厚，亦不载发宪奸状之事。《实录》诚意本传云：宪等欲诬陷基，未及发而伏诛。故知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者，善长也，非诚意也。此国史之误，当以《国初事迹》正之。善长与惟庸结党相比，盖已有年。庚午之祸，肇于此矣。

洪武三年，诏天宁寺禅僧祖阐、瓦官教僧克勤护送日本僧祖来还国。

宋文宪《送无逸勤公序》与《实录》记僧祖阐、克勤奉使日本事互相发明。序云：日本疑祖来乞师中国，欲拘辱之。无逸力争得免。据《实录》，祖来为良怀所遣。良怀方以窃据被逐，日本疑祖来，因疑护送祖来归国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阐住持天龙寺，先遣无逸还，无逸再三以死争之。日本既以祖来疑中国，其请住持，虽曰延之，实则拘留耳。此即圣谕所谓拘留二载，及十四年遗书所谓加以无礼者也。无逸归，见上端门，备陈其故。阐亦附奏岛夷不知礼义，微勤，臣不能再睹天颜矣。此《实录》所载今年五月，去舟才还，备陈本国事体云云也。所载白金文绮之赐，皆与《实录》同。上顾侍臣言：“勤一沙门，乃能不辱君命。”谕其父华毅，使冠巾出仕。则日本之于阐、勤，以拘留始，以惭服终，盖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谓二僧攘赵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考功监丞，见《实录》。十年，高皇帝手诏谕山西布政司华克勤，见御制文集。《皇明驭倭录》谓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饰，误也。《实录》主存大体，故纪载颇略。赖《文宪集》稍志一二。高皇帝御制诗见于文宪跋，甚确。文宪身在禁林，岂肯附会僧徒，与国史抵牾耶？日本之崇佛，自唐已然。临济一宗，流传最盛。圣祖遣僧化导，有微权焉。万历初，虏王求僧及经，江陵命宣大巡抚勿拒，且云经必有高皇御制序文，方可与之。呜呼！知圣祖之微权者，江陵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赠汪兴祖为东胜侯。

按黄金《开国功臣录》，兴祖以洪武三年封东胜侯。人有言其过者，上弗与诰券，令仍以都督职从征自效。四年死于蜀，命省部议封赠，授以原封铁券。《实录》于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纪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兴祖。是年十二月，又封薛显为永城侯，谪居海南，亦不记兴祖封侯不与券之事。但于四年十二月赏平蜀功之后，记追封兴祖为东胜侯及载其诰文而已。本传记追封兴祖，与《实录》同。合国史前后观之，则兴祖之侯，出于追赠，无可疑者。然《公侯铁券式》所载封兴祖《制词》，首尾完备，确然可据，又不得以《功臣录》为诬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诏书，条列所在随军征讨累有战将之功，未有总兵之名。而论旧封者十九人，东胜侯汪兴祖居第十。诏书所条列，凡追赠者皆不与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证也。况又有铁券可据耶？《昭示奸党第二录》载德胜男张宣云：东胜侯已前那里不曾厮杀？洪武二年投北来降的人，被别人杀了，却将东胜侯贬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厮杀，那里肯取他回来？以此招推之，则所谓封侯后，人有言其过者，言其杀降之过也。封侯而不与券，谪居海南，亦如薛显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还，令从征自效也。显于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还，则兴祖之召还，又先于显也。兴祖封侯之后，以有过而夺券，及其从征死事，则尽复原封，以授其子。《实录》独书追赠，又稍节约其诰文，尽没三年封侯之实，斯可谓脱误之极矣。然则以铁券核之，三年封侯，当为二十九人，并永城为三十人，不当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则或以十二月与永城并封而同贬，不当并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券文诏书，可以考证，不然，未有不据国史而刊别录者矣。国史之不足征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记事录》，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开国辅运推诚柱国晋王府左相东胜侯汪兴祖。俞本所载，与《功臣铁券式》合，又可以证《实录》之阙。

洪武八年三月，德庆侯廖永忠卒。

德庆侯廖永忠之卒也，《实录》为之立传，备书其功次与其卒之岁月，而又曰：上赙遗之甚厚，以其子权袭爵。史家因之无异词矣。刘辰《国初事迹》载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处死。王世贞《史乘考误》援据洪武十年圣祖戒谕勋臣之词，与永乐中纪纲狱辞，有廖永忠开国功臣僭犯被诛之语，谓刘辰所载为不诬。于是永忠之被诛始著，而人皆以国史之书法为有隐矣。余偶读《通鉴博论》记丙午年事云：是岁，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博论》盖洪武二十九年宁宪王奉敕编定。既成，表上之，镂版内府。其书实我圣祖所注意者。然后知永忠之被诛，虽为其僭侈犯上，实以沉韩林儿之故也。滁阳即世，上方孤军无倚，渡江以来，声势翕合，实有藉于龙凤。开省称王，承制行事，十余年不改。姑苏之役，犹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圣祖何嫌于奉龙凤哉？安庆之围，圣祖拒刘基之谏，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圣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间，大命既集，彼一牧竖耳，其何能为？圣公既死，光武犹怜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输税以终其身。圣祖何难于待韩氏而必欲剪灭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虑，一旦沉林儿以逢上指，论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窥瞰上意，可谓果于诬上而巧于要君矣。圣祖对廷臣讼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后卒以不义赐死。圣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岂不愚而可怜哉！然则圣祖之诛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为词？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辟，则弗可以袭矣。杀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诛丁公也，不遑录其后。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圣祖之于永忠，斯所谓义之尽仁之至也欤？于国史则讳之，于《博论》则彰之，其又何居？曰：国史之讳之，为一时也。《博论》之彰之，为万世也。曰沉韩林儿于瓜步，曰大明以永忠为不义，后赐死。于林儿则书其名，于大明则纪其号，于永忠则正其罪，曰不义，曰赐死，其词简而该，其义博而严。愚以为此非宁宪王之书法，而圣祖之书法也。《博论》之修，其即我圣祖之作《春秋》也欤？然则今之史家，刊落龙凤之事，使元、宋之际不得比于《秦楚之月表》，此后世媚臣腐儒之所为，而岂圣祖之志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复永城侯薛显所食禄。

按：永城以始封时削禄，至十年三月全给，《实录》载之甚明。王世贞《功臣表》乃云七年加千石，误也。《实录》凡列侯禄千五百石者，七年增千石，盖谓唐胜宗等。是时显全禄未给，当不在此例也。显坐胡党，见于庚午诏书及《实录》本传甚明，而《表》以为二十六年追论蓝党国除。世贞以熟习典故自负，往往无所援据，凿空杜撰，聋瞽后世，以为无从驳正，而姑妄为之说也，岂不异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吴祯卒。

靖海之功，不减于江阴。其殁也，恩礼备至。而《实录》不为立传，仅附数语于江阴之后而已。今考庚午诏书，靖海死后，亦坐胡党，国史之阙传，岂为是耶？然公侯坐胡党者，诏书所列，先后二十二人，独靖海之子忠袭封不替，岂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圣祖特宥之耶？凡庚午诏书坐胡党者，皆不得祀鸡鸣山功臣庙，今得与享东序者，亦惟靖海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