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升沉录

但中堂若取我们回去，总不可过迟。”

刚毅连声应诺，即定明日启程入京，一面拨十万银子，交给赵绣屏的手，又嘱咐利次英小心侍候，复安慰赵绣屏一番。

赵绣屏更撒娇撒痴，哀嘱刚毅不可遗弃自己，恩相前，恩相后，说了几番，刚毅更为抚慰。一宿晚景过了，刚毅即启程人京，各官都侍候送行。刚毅即嘱赵绣屏不必送至门外，免被各官见了，不好意思；又嘱咐自己启程即迁回赵应时处暂住。利次英、赵绣屏都一一应允。绣屏又故洒几点别泪。刚毅再三安慰，方行启程。

自刚毅去后，利次英即与赵绣屏席卷刚毅遗下的财物，迁居别处，再不回京里。时赵应时只道刚毅带了赵绣屏回京而去。

及后刚毅不得利次英复音，惟有着人到苏州寻赵应时，要领绣屏回去。赵应时这时吃了一惊，又不好直说出绣屏不是自己妹子。这时慌了手脚。惟有含糊答称赵绣屏不曾回过自己屋里，自把此意复过刚毅。刚毅听得大愤，料知此事为利次英所卖，早带了绣屏私奔，带了自己十万银子过世，好不快活。又忖绣屏是赵应时的妹子，疑应时亦必知情。左思右想，如何不恼？

但此事实不可告人，总望有日再下南省，好寻个机会，把几个贼男女杀了，方遂心头之愿。不知利次英两人竟有点造化，不一年间，刚毅在京闹出件天大的事，也至不得其死，利次英等遂得无事，好不侥幸。

你道刚毅闹出什么事呢？因刚毅久作端王的心腹，端王天天要谋登位，虽然自己儿子做了大阿哥，但恐自己一旦不在，无人觑看儿子，这个皇帝的位，终恐不稳。故天天与刚毅相谋，期求早一天登位，就有早一天好处。正在要寻个机会发作，偏那时山东省内又闹出一件事。因有一个平民是义和团中人，与教民争讼。那县官不敢抗教民之意，就不免冤抑平民。以致人心不服。那些义和团就聚众谋杀教民。

时那些教民见被杀的多，就走到京中，向该国公使来告诉。

少不免讲起公法，就说山东巡抚容纵属员戕害教士，也置之不理。因此，当日朝廷就将山东巡抚革职，着他来京候质。那时该山东巡抚的正是毓贤，因此次革职，仍恐回京后必遭重谴，急的往求刚毅设法。那刚毅又是与毓贤有个师生情分的，故当毓贤入京见刚毅之际，刚毅便谓毓贤道：“贤弟这会失官，实因洋人在总署相逼。实则朝廷并没有革贤弟之意。今端王都是最恶洋人的，因王爷要行大事，只怕洋人来干涉。正要把个下马威给洋人一看，好教洋人不敢正视我们。老夫且与贤弟同见端王，若得王爷一点子欢心，包管与贤弟吐气。”说罢，毓贤大喜。

果然见了端王，毓贤便说洋人如何可恶，团党如何奋勇。

喜得端王不亦乐乎，便一力保毓贤再任山西巡抚。自此义和团更为凶恶，因见毓贤被革，且能复官，可见洋人此后说话是不灵验的，朝廷之意，又似帮助团党无疑。因此逢着洋人便杀，弄得山东一省，真没一处不有义和团。

这时就恼出袁世凯，看见这个情景，把各国洋人如此看待，料知后来各国不肯于休，必致弄出大祸。便向荣禄跟前，力言：“端王、刚毅保毓贤再任山西巡抚，必有异志；且此事已为各国所忌，又复纵容团党，其患不少。”荣禄听得，觉世凯之言十分有理。因直隶与山东邻境，少不免要被他牵累。便入京叩谒太后，极力言：“毓贤得端、刚之意，纵容团党，横杀外人，毁灭公法，伤无害理。各国必不肯罢手。”说了，又言自毓贤纵乱之后，山东团党十分凶横。太后听得，甚为动容，急与荣禄商酌。荣禄更保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又言袁世凯向被端王、刚毅阻挠，今番须出自独断。故太后直行下谕，以袁世凯补授山东巡抚。谕下之日，端、刚吃了一惊，已无可如何。后来袁世凯到任，把山东省内的团党杀个不留，果不负荣禄所托。此是后话不提。正是：可叹朝臣容左道，全凭疆吏剿邪魔。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立盟约疆臣抗伪命

奖殊勋抚帅授兼析

话说袁世凯既补了山东巡抚，早知义和团中人不是路，故尽地痛剿，不遗余力。果然地方所有团党，都畏袁世凯之威，尽逃出山东境外。遂至山西、直隶，延至北京，无地不是团党麇聚。一来因毓贤任了山西巡抚，此是一个袒团排外的班首，故义和团中人更倚着他，在山西地方，更横行无忌，因此团党愈聚愈众。端王知道毓贤是个自己心腹，一面令他抚慰团党，收为己用；又忖直隶是北京门户，不可不用个心腹人做总督，遂又在太后跟前，力说荣禄有才，方今时事多艰，宜留他在京，主持大计。太后觉此言有理，遂降旨令荣禄人京办事，换过裕禄做北洋总督。

那裕禄又是看端王面色做人的，便与毓贤一般，赞团党是义民，一力主张排外。是以义和团更弄出无法无天的事，天天把外人残杀，凡焚烧抢掠，几于无地不然，裕禄统置之不问。

单是山东地方，自袁世凯到任后，连一个团党的影儿也没有。

不特团党中人含恨袁世凯，就是端王、刚毅两人，觉直隶、山西两省本与山东毗连，若山东巡抚亦是自己心腹，尽可令三省团党融为一气了。因端王、刚毅看着义和团是个有用的人。只道他不费国家财粮，不费国家器械，皆奋勇赴战，若能结合他们，不愁他们不听自己号令，将来愈聚愈众，不啻百万大兵。

这时不特谋取大位，外人不敢借口，就是外人要开仗时，有团党可用，一来人数既多，二来又是能弄法术的，怕还要把外人杀个片甲不留呢！端王、刚毅怀了这个天大的想头，好像做梦一般，故一心一意要袒护团党。今见袁世凯独不与自己同情，偏把义和团欲杀个净尽，心中甚愤，即欲革退袁世凯，屡在太后面前，訾袁世凯的短处。

惟荣禄恰可已经入京，一力替袁世凯周旋。荣禄便通知袁世凯，告以端王、刚毅党同伐异，屡欲将他撤革。那袁世凯听得，即把自己见地复告荣禄道：“自古断无祟尚邪术能治国家的。今团党自称能弄法术，使刀枪不能伤，枪炮不能损，只能瞒得三岁孩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们借扶清灭洋之名，专一残害外人，实在有违公法，破坏国际，又复大伤人道。将来各国必要兴师问罪，试问己国能对敌各国否呢？若不及早见机，必贻后来大祸。今端王、刚毅反信团党可用，其中必有异谋，不得不要防他，免酿出大变。”这等语，荣禄听了，觉袁世凯之言，真有至理，便把袁世凯复来的电文呈奏太后。时太后亦以袁世凯之言为是，但当时端王权势太重，满朝都是他的党羽，况又当团党骤发之时，若一旦把端王的权位撤回，他一定鼓动团党，闹出事来，这时如何是好。因此惟有忍隐，惟不听端王之言而已。是以端、刚二人叠次排挤袁世凯，太后只是不听。

端王料知是荣禄替他回护，到这时又反悔招惹荣禄入京。

此时反不能奈何一个袁世凯，心中如何不愤。因有荣禄在京要替袁世凯出力，实无可如何。便再邀刚毅计议道：“有那荣禄在京，我们行事，尽有的阻碍。更有袁世凯在山东地方，就是附近京畿一带义民，系我们所欲利用的，总要被他解散。你意究有什么善法来对待他呢？”刚毅道：“袁世凯仗着攻剿乱党之名，似是名正言顺，我们实不能说他闲话。不如请朝廷降一道谕旨，说外人的无理，各督抚速筹防务，准备开仗。那袁世凯若真要违抗时，我们便治他违旨之罪；他若不敢违抗，我们便乘势令他与洋人打仗，岂不是好？”端王听了，笑道：“不想老刚直如此足智多谋，孤实有赖。但方今洋人因团党杀了教十，联合起兵，正在围攻天津，我们本是利用团党的人，已如骑虎难下，这时若只靠朝廷号令，设一旦朝廷要与洋人讲和，我们如何是好？不如自己拿定主意，就即发谕旨，给各督抚遵守便是。”刚毅道：“王爷殿下此言更为有理。因朝廷政权全在军机，门下与王爷又同是掌理军机的人，尽能发得逾旨。就自行拟就电告各省，有何不可。”端王听罢大喜，即令刚毅拟旨发出。

时各国自因团党横行，惨杀外人，由各国公使先后警告总署，请中国遵守公法，剿除团党，保护外人。但当时大权在端王之手，总署各大臣如何敢置议？因此并不复答各使。因端王、刚毅既有夺位之心，正在以团党为忠义，冀收为己用，故对于团党，一味袒纵。那时，团党以端王且赞颂自己，余外各官，也全不瞧在眼内，统计杀了都统庆恒，劫了尚书孙家鼐，终日在京里只是杀人纵火，劫夺财货，无法无天。

那端王又招了甘肃提督董福祥，带领甘军人京，并令他统领团党。所以团党与甘军又联为一气，通同作恶。不特教堂教土难以保全，直至贩卖洋货的店子，都要毁拆抢掠。每一次杀劫洋人，必有些馈献端王。那端王又奖颂他得胜，遂一发得意。

闹了几个月，抢劫一空，得钱挥霍。因有端王袒护，更无所不为。凡遇被火烧毁洋人楼房，并不准人往救。若有人前往救火的，就道他是交通详人，也一并祸及。直至劫无可劫时，竟与甘军联合，遂同往攻使馆。因为各洋人教士欲逃祸时，都走到使馆躲避，那团党乘机迁怒使馆。

怎奈使馆中人抵御甚力，团党、甘军，围攻不克。团党一发愤怒，见着使馆中人便杀。计先后杀了日本使署书记员杉山，又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各国听得，好不愤怒。因两国见仗且不能杀害公使，今团党如此，总署还置之不理，直不得不怒。

不知总署不是不理，不过畏忌端王，无可如何。更有些京官，要讨端王欢喜，也一同赞颂团党，更有些随同团党学习拳棒，使团党越加凶恶。各国如何忍得，就起了联军，先是攻破大沽口，并进攻天津，欲向北京长驱大进。故端王就于此时假命发谕，着各督府备战。时各督抚得谕，都踌躇不决。

单是袁世凯接了道电谕之后，更为疑惑。因团党正是破坏公法的人，本该早些向各国说句好话，还易了结，受害仍是浅些。今反欲与各国宣战，实不是办事的。且己国自中东败后，焉能与各国相抗，将来岂不是祸上加祸？因此又复电询荣禄，问个底细，并详陈一切利害。

嗣得荣禄见过太后，已知前谕不是朝廷发出，荣禄即照复袁世凯。袁世凯听得，心中大愤，默念：“此事关系安危，怕别省督抚亦如直隶、山西一般，必坐取瓜分之祸。断不宜置之不理。”遂分电各省督抚，力言各国不易抵御，外人不宜残杀，并把日前的谕旨，不是朝廷主意，只出于端王之手，据实分告一遍。电中又请各省联合，筹一个保全的办法。

自袁世凯发了此电之后，先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为赞成，次及湖广总督张之洞，亦以此策为是。因各省都得有消息，知道那时的谕旨，多半是端王的伪命，便由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依着袁世凯之议，往复与东南各省的督抚电商妥协。因当团党发作正在夏天时候，便订明自五月初一日以后的谕旨，一概不遵，各省都为允肯。

论起专制国的朝谕，谁敢违抗？一来因当时是个变局，端王无理，人所尽知；二来又自量不是各国敌手，除了端王、刚毅两人的妄想，都不愿轻易言战；三来当日刘坤一、张之洞，已算是疆臣中有点声望的，由他发起，自然乐从。于是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江西及闽浙两粤，各疆臣都电复允从。这叫做东南督抚同盟。一面与就近各领事订约，声明东南各省，照公法尽力保护洋人，各国亦不得攻击东南各省。在各疆臣固乐得如此，且以当时团党猖撅，残杀无理，各领事亦愿如此办法，因此便成了这盟约。

端王听得，也十分愤怒，但各督抚已联为一气，究不能奈得一个袁世凯什么何。惟有竭力鼓舞团党，好望杀退外人，自己就可以登其大宝，自无人敢来干预。因此更假托谕旨，颁发巨金，赏给团党。那些团党，见端王、刚毅为人，可以欺弄，一发残杀抢掠，反到端王府里报捷。端王不惟不责，反为嘉奖，弄得团党无法无天，更称什么大师兄呢，大仙姑呢，二郎神呢，也道是玉皇大帝命他下凡，扶清灭洋。更道服了灵符，焚了黄表，就刀剑不能伤，枪炮不能损。一派胡言，弄得端王颠颠倒倒，信以为真，便令内外各官员都要奖励团党。

因当时正是端王当国，凡在仕途中，那一个不讨端王脸面，以求早日升官？果然顺端王者或赏或升，逆端王者或杀或革。

凡是有一点官瘤的人，千辛万苦才得了一官半职，如何不畏端王的威势？故大半都是顺着端王，京内如在亲王载勋，镇国公载澜，大学土刚毅、徐桐，尚书赵舒翘、启秀，侍郎英年、徐承惺，府尹王培佑、何乃瀛；京外文武各官，如提督董福祥、总督裕禄、巡抚毓贤。后来更有一个李秉衡，自从由山东巡抚转任川督，因教案革职后，任为巡阅长江大臣。他恨外人甚深的，趁着端王排斥，故亦自讨奋勇，人京督兵。其余大小官员，附从端王、刚毅的，也不能胜数。余外纵不肯附从端王，惟是虽明知团党不是，亦不敢言他恶处；若是不然，那团党就或抢或杀，反道他是交通洋人的，端王总不根究，只是抢杀一次，奖励一次而已。

那时，端王、刚毅只道羽翼既多，指日可以取得大位，又以为团党真个是由天下凡，来扶清灭洋的，也信团党有飞天遁地的法术，指日又可以杀退洋兵，因此更为得意。不想团党用那些邪术，只能欺得小儿，实在没半点实际。那洋兵究竟是船坚炮利，所以先攻破了大沽口。提督罗荣光阵亡后，又攻破天津，及登岸以后，所向难御。虽有聂仕成一军，可能一战，但寡不敌众，况疲战之际，实难支撑得几时；且团党因毁拆铁路时，被聂军攻击，故团党亦恨聂仕成如眼中钉刺。是以聂仕成当与洋兵开仗时，反被团党在后路攻击，遂至腹背受敌，竟至被伤殒命而去。

自聂仕成亡后，更无一人是洋兵对手。那董福祥虽口出大言，但在京中围攻使馆四十多天，连一间使馆也不能攻进去，可知不是个战将。至于李秉衡，亦只是个纸上谈兵的，实没一些韬略，因屡战屡败，已经自尽；若是直督裕禄，早先已殁去了。那团党固不能敌得洋人，只会杀本国的官吏而已。所以洋人联合八国大军，势如破竹，沿天津而进。自聂仕成殁后，既无敌手，直攻破了北京。

那时北京政界中人，凡从前趋附端王的，或逃或杀，也不消说。惟这场大祸，累及朝廷，洋兵既已人城，料必至玉石俱焚。况各国中，如德国愤恨钦差被杀，如日本愤恨书记被戕，总不免杀人雪恨；更怕连太后与皇帝，都不能了事。因外人虽知这场祸是端王、刚毅惹来，惟那里分得许多，眼见是朝廷袒团排外，杀戮洋人，如何恕得。因此太后也虑不能幸免，便与当时皇帝商量，离了北京，直望西方而遁。又以直隶与京城，也是紧要地方，只命些亲信大臣留守京城，又复命荣禄再任直隶总督，随后也除了讲和一策，更无办法了。

果然太后与皇帝出奔之后，各国即统军入到北京。太后奔到西省，只得令爵相李鸿章与各国议和，卒要赔了几百兆，又将纵团排外为首的大臣，尽法惩办了，方肯订立和约。遂把端王废为庶人，庄王及刚毅、赵舒翘，勒令自尽，澜公亦革职谪贬。除徐桐已故之外，如启秀、王培佑、何乃瀛及徐承惺与巡抚毓贤，也一概治罪。这都是后话不提。

且说和议既定，次年太后及皇帝方始回銮。既将祸首大臣治罪，自然将有功之人奖叙。想以当时各省督抚，全凭得东南互保，故得免外人分攻各省，论功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就各赏了一个宫保衔；又想袁世凯一任山东巡抚，即力行主剿团党，又力陈团党不足恃，且首倡致电各省，不遵伪命，若当时政府里头听袁世凯之言，断不致有今日之祸，便将袁世凯从优奖叙。

自此朝廷也信任袁世凯，亦无人敢为袁世凯阻力，自不消说。恰可荣禄复任直隶总督，自从端、刚被罪，或革或杀之后，那李鸿章亦于和议后身故，只有荣禄一人，掌执大权。他一来是个贵戚，二来又是个相臣，所有从前端、刚大权，都落在他手上。他一发信任袁世凯。那直隶与山东，又是毗连之省，有事自然互相酌议，无不惟袁世凯之言是听。袁世凯又最能利用权贵，因亦深得荣禄之心。故更令袁世凯在山东改练新军。自是袁世凯声望日隆，虽是一个巡抚，权势在各疆臣之上。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及到了荣禄没时，遗折竟荐袁世凯一人，可继任北洋总督。那时朝廷早看重了袁世凯，又得荣禄保荐，就升授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任了北洋之后，又有一番事业。正是：方为抚院巡东省，又补兼圻镇北洋。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离东岛返国谒疆臣

入北洋督衙擒刺客

话说袁世凯既得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正值与各国议和之后。各国鉴于团党之乱，仍驻军京津，防有再变。又将团党起事地方，罚停科举数年，各大臣亦无可如何。因京城既破，侥幸贻款赎回，如何敢与各国相抗？故差不多京中政局，也操诸外人之手。惟各国自此亦方针一变，因从前每多提倡要瓜分中国，到那时反说“保全中国”四个字，便各出外交手段，讨好北京政府，望与北京政府亲厚，好为索取权利起见。

就中单表俄罗斯一国，更为周到，没一点不向北京政府周旋。是以那时京中大员倒道俄国可靠，也有发再续联俄之说的。

因爵相李鸿章在时，亦曾与俄罗斯订立密约，道是清俄联盟，俄人遂乘机把势力布满东三省。本来这时看见俄人举动，自应有悔心，惟俄人把一片言说，称从前在满洲布设势力，只是不得已，为对付那一国起见，并无他意。又说这会欲助中国自强，又说要扶中国什么维新，种种甘言弄得北京政府里头神魂颠倒，大半是信俄罗斯真正可靠的。所以自京内至各省，都赞成联俄之说居多，更有些提议派大员使俄订立盟约。时俄使在京，更天天在总理衙门陈说清俄联盟之利，催促北京政府速派订议盟约专使。自京中传出消息，驻京各使没一个不知道此事，也有电告本国政府的，也有运动清俄联盟解散的，闹成一片。因各国正思索取中国权利，恐一旦被俄罗斯全数先得了便宜，自然不大满意，故各国当时十分注意此事。

及此点消息传到北京，就引出一个拒俄的义勇队出来。究竟什么唤做义勇队呢？因当时游学之风渐盛，都知道从前在中国所读的书无济于用，也转向外国求专门的实学。是以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已有万来人，个个倒知得列强大势，像俄国是靠不住的，都不主张联俄之议；又因当时俄人把势力布满于满洲，大有踞地要求之势。所以北京政府里头，才发这个联俄思想，实是巴结俄人，求他体谅的意思。故留东学生无不愤怒，就给这个团体，唤做义勇队，要来拒俄的。

不想自义勇队成立之后，竟触了清国官场所忌。因官场里头既有多数是赞成联俄，所以连清国驻日本的公使，也以拒俄义勇队为大大不然，又没有法子解散他，就发了个离奇思想：分头打电与北京及南北洋，道那些义勇队只以拒俄为名，实则革命为实，这等语。那时北京及南北洋的官场，接得驻日公使的电报，倒惊慌起来，因驻日公使电文中，更说那些义勇队，不久派人回国运动起事，借拒俄之名，好购运军火。故北京政府一发慌张，即电致南北洋各督抚，认真防察。惟东京学生凡入义勇队的，也源源不绝，任国内官场说他什么革命不革命，也总置之不理，惟赶紧办事，好组织完备，一面发电入京，主张拒俄。

看来这个义勇队，若问有什么效果倒也难说，只当时这民气实在可嘉。那日听得驻日公使电致国内政府，有名为拒俄，实图革命之语，并闻国内政府，已有电致南北洋防察。听了这点消息，就立时开个大会，要对付此事。大半也主张公举代表，入北洋谒见袁世凯，好表明义勇队的宗旨，兼陈联俄的利害；就会中投票公举，以得多数者即为代表。计当时得票多数的，第一是刘铁升，其次就是汤荣健，都是江浙人。因他两人，在留东学生会内是有点名望的，且又是发起组织义勇队的一分子，所以就举他两人。

那时刘、汤二人见是投票举了自己，也慨然不辞。以当时驻日中国公使有电在前，说义勇队是革命党，已有消息，由政府知会南北洋各督抚防察，又不知袁世凯为人，平日宗旨怎样，故此行是祸是福，仍不自知。那队中人数约有二千名，没一个不替刘、汤二人忧虑。惟刘、汤二人，一来已被举，不宜推辞以示畏怯，并灰冷各人之心，二来纵是危险，其极至于一死，究竟为国死的，也留个芳名。因此便寄死生于度外，就择日启程。

到出发那一天，义勇队中人又开个大会齐集，为刘、汤二人饯送，更有许多吟咏诗歌，以壮行色，也不能细表。刘、汤二人更登坛演说，道是自己此行，生死不计，总求与会诸君宗旨坚定，始终如一，勿畏谣言，自堕锐气。演说时，那一种慷慨激昂之态，座中鼓掌，声如雷动，无不感激。待刘、汤二人演说后下坛时，都一齐送至河干，揭帽举手作别，然后回去。

有旁人看着的，都道此学生很有点志气，亦为叹服。

单说刘、汤二人，乘轮直望天津而来，一路水程，无话可表。那日到了天津，二人先投旅馆住下，默念：“此次驻日清使既有电在前，说自己是革命党，论起袁世凯的地位，正象俗语说官官相卫，他只有袒护驻日公使，断没有帮助自己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