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

海》引作「唐」。《札记》：「『唐』一作『章』。《尚书大传》云：『报事还归，二年●然，乃作《大唐之歌》。』郑注曰：『《

大唐之歌》，美尧之禅也。』据此文，是《大唐》乃舜作以美尧，则作『大章』者为是。《乐记》曰：『大章，章之也。』郑注曰：『尧乐名。』」按《庄子天下》篇亦称：「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范注：「案《大唐》乃舜美尧禅之歌，不得云尧有，似当作『大章』为是。然郑注《乐记》『大章』，已云《周礼》阙之。彦和所见，当即《尚书大传大唐之歌》，行文偶误耳。」《注订》：「

郑言『美尧之禅』，可证歌乃尧时之作，当可称『尧有』。范注称宜作『大章』，指彦和偶误，非是。」

〔五〕　《训故》：「《古今乐录》：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按《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歌辞载《孔子家语辩乐解》。本书《时序》篇：「有虞继作，政阜民暇，『熏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

〔六〕　《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诗品序》：「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敻矣。」可见刘勰、锺嵘二人对于《南风》之歌的评价不同。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一〕；太康败德，五子咸怨〔二〕；顺美匡恶〔三〕，其来久矣〔四〕。

〔一〕　本书《原道》篇：「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又《时序》篇：「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按《尚书大禹谟》云：「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孔传：「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乐，乃德政之致。」序通叙。蔡传：「叙者，言九者各顺其理，而不汨陈以乱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咏之歌也。」「九序」是说九项重大的政治措施都安排好了。

〔二〕　梅注：「《夏书》：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诫以作歌。」歌辞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篇。

《史记夏本记》：「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离骚》：「五子用失乎家衖。」

「怨」字，唐写本、《御览》并作「讽」。《考异》：「『五子咸怨』句本《尚书五子之歌》，讽字非。」按本书《才略》篇：「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仍以「怨」字为长。

〔三〕　《孝经事君》章：「将顺其美，匡救其恶。」郑玄《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

〔四〕　古代学者对于诗的起源揣测纷纭。《诗谱序》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郑氏的意思似乎认为「诗」字最早见于《虞书》，因此就推定诗篇起源于舜的时代。按《舜典》一篇，近人考证以为源出周人，而不是虞舜时代的作品。但从郑玄以来，汉魏六朝学者每每喜欢在古书里搜罗实例，证明虞舜以前已经有诗。刘勰所根据的书，如《吕氏春秋》、《周礼》、《古文尚书》、《庄子天下篇》、《孔子家语》等，都是比较晚出的；而且他所注意的，除去葛天乐辞以外，都是帝王家的诗篇，而对于作为诗之起源的民歌不够重视，这显然是严重的缺点。

《宋书谢灵运传论》：「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因为人的感情受到外物的刺激，会发生喜怒哀乐的变化，就需要表现为诗歌，来发抒自己的胸怀。就在远古时代，情况和后代也是一样的。那么说起来，诗歌随着语言，随着人的情感而同时产生，它的来源是很远的。祗是在殷周以前的诗歌遗文，已经看不到了。而先秦诸子所纪载的，或者经史所留传的，大半是出于依托。像沈约这种多闻阙疑的精神，是比刘勰更切合实际的。

以上为第二段，解释诗的名义并论诗歌的起源。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一〕，四始彪炳〔二〕六义环深〔三〕，子夏监绚素之章〔四〕，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五〕。

〔一〕　斯波六郎：「范氏谓『圆备』为『周备』之讹，但与下文之『亦云周备』重复。『圆通』（《论说》、《封禅》）、『圆合』（

《镕裁》）、『圆览』（《总术》）、『圆照』（《知音》）、『圆该』（《知音》）等『圆』字，不仅为彦和所好用，又『圆备』亦见于《文镜秘府论》（南）：『理贵于圆备，言资于顺序。』」

〔二〕　四始有毛、鲁、韩、齐四家不同的说法，其中毛、韩二家和鲁诗的说法是比较接近的。现在引鲁诗的说法作代表。至于刘勰究竟相信哪一家的说法，在《文心雕龙》里看不出来。《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

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安国习鲁诗，司马迁曾从司马谈问故，似乎《史记》中说《诗》的地方，可认为代表鲁诗的说法。）「彪炳」，是灿烂的意思。

〔三〕　《左传》昭公十七年：「环而堑之。」杜注：「环，周也。」「六义环深」，犹言六义周密而深厚。

〔四〕　「监」，赵氏《校记》云：「按唐本作『鉴』，与《御览》五八六正合。」

《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五〕　唐写本「诗」下有「矣」字。《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一〕；春秋观志，讽诵旧章〔二〕，酬酢以为宾荣〔三〕，吐纳而成身文〔四〕。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五〕。秦皇灭典，亦造仙诗〔六〕。

〔一〕　《说文》：「殄，尽也，绝也。」

《汉书艺文志六义略》：「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班固《两都赋序》：「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

〔二〕　《训故》：「《春秋左传》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赵孟名）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按此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范注：「春秋列国朝聘酬酢，必赋诗言志，然皆讽诵旧章，辞非己作，故彦和云然。」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三〕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正义：「反将公之所怨以为宾之荣宠。刘炫云：而公显然将比来之怨以为对宾之荣乐也。」

〔四〕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对曰：言，身之文也。」《斟诠》谓吐纳，「彦和用作『吐属』、『谈吐』解，指讽诵诗篇而言」。诵诗是当时外交上的礼节，就招待外宾讲，是「以为宾荣」；就显出自己的才能讲，是「以为身文」。

〔五〕　《史记屈原列传》：「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记屈原列传》引）

范注引郝懿行曰：「按《汉志》以《骚》为赋，此篇以《骚》为诗，盖赋者古诗之流，《离骚》者含诗人之性情，具赋家之体貌也。」

〔六〕　明李元阳《史记题评》卷六《始皇本纪》「使博士为僊真人诗」引刘勰云：「秦皇灭籍，亦造仙诗。」《玉海》卷五十九引此句注云：「《史记》：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梅注：「《史记》：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堕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训故》略同。

《札记》：「案上文三十五年卢生说始皇曰：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凌云气，与天地久长。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范注：「《仙真人诗》不传。」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一〕，匡谏之义，继轨周人〔二〕。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三〕，严马之徒，属辞无方。〔四〕

〔一〕　梁启超云：「案孟生卒年史不载，约当汉高祖时。」（《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汉书韦贤传》载韦孟「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讽谏。……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未知孰是。楚元王为高祖同母少弟。

〔二〕　诗中说：「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是放是驱。务彼鸟兽，忽此稼苗。烝民以匮，我王以偷。……曾不夙夜，以休令闻。……弥弥其失，岌岌其国。」希望楚王戊能「兴国救颠」。

《史通载文》篇：「至如诗有韦孟《讽谏》，……篇则贾谊《过秦》，……此皆言成规则，为世龟镜。」《说诗晬语》：「韦孟《讽谏》，在邹之作，肃肃穆穆，未离雅正。」「继轨周人」是说韦孟的诗能继承周代诗人讽谏的轨范。

《注订》：「《风》《雅》之体，盛于周人。泽竭诗亡，至汉由韦孟始复作也，故曰：继轨周人。」

〔三〕　《古文苑》卷八《柏梁台》诗：「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语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柏梁台》诗每句押韵，一韵到底，故云「列韵」。

《时序》篇：「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竟鹜：柏梁展朝燕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

《日知录》卷二十一：「汉武《柏梁台》诗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符。……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肆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

《古诗源》于《柏梁台》诗下注云：「《三秦记》谓《

柏梁台》诗是元封三年作，然梁孝王薨于孝景之世，又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皆武帝太初元年所更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其为后人拟作无疑也。不然，郭舍人敢狂荡无礼，而东方朔乃以滑稽语为戏耶？」

今人逯钦立《汉诗别录》二《柏梁台》诗（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考证载录《柏梁台》诗最早的古籍，是西汉旧记《东方朔别传》及《汉武帝集》，而非《三秦记》。《校注》：「按《柏梁台》诗顾炎武《日知录》谓出后人拟作，确为不易之论。但前代无有疑其为伪者。如……颜延之《庭诰》：『

《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御览》五八六引）王僧孺《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柏梁》初构，首属骖驾之辞。』（《类聚》五五引）……并其证。」

〔四〕　严，梅注、范注以为严忌，斯波六郎《文心雕龙范注补正》：「严恐为严助。《汉书严助传》云云，又《东方朔传》云云，与司马相如并举者，有严助而无严忌。又据《邹阳传》、《司马相如传》，严忌仅仕吴、梁，未仕汉武。」《斟诠》：「案助为忌子，相如与之先后同对，此处严，彦和盖混指其父子二人，不必泥实。」

《校注》：「《汉书礼乐志》：『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作十九章之歌。』」《才略》篇：「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范注：「《玉台新咏》卷九载司马相如《琴歌》二首，出后人附会。」叶长青《文心雕龙杂记》（以下简称「《杂记》」）：「《诗品序》云：『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与此同。」

按《礼记檀弓》：「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注：「方，犹常也。」「无方」的意思是说没有常轨，不一定是缺点，看《时序》篇的上下文就可明白。叶氏所引《诗品序》中的话，似乎和本文不符。《校注》：「郊祀歌十九章中，有三言、四言或杂言（无完整五言），并无固定形式，故云『属辞无方』。」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一〕，朝章国采〔二〕，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三〕，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四〕。

〔一〕　《汉书艺文志总序》：「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二〕　《斟诠》：「朝章，指文士所作朝庙乐章，……国采，指乐府所采各地歌谣而被之管弦者，如『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是。」

〔三〕　《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五言诗》：「《文心雕龙》曰：汉成帝品录，三百余篇，不见有五言。盖在西汉时，五言犹是创体，故甄录未及也。」范注：「彦和之意，似谓三百余篇中不见著名文士作五言诗，非谓三百余篇无一五言诗也。采自民间之歌谣，非辞人所作，而尽多五言，彦和殆未尝疑之也。」因为五言诗起自民间，歌谣乐府用五言的比较多。文人学士每每不重视这种新体，纵然有人作，也不自居其名。《文章流别论》云：「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如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除「宁不知」三字外，通体五言，而李延年就是出身倡家。到了东汉，五言流行久了，文人才有仿作的。

〔四〕　唐写本无「妤」字。《校证》：「《御览》『疑』作『拟』。按《宋书颜延之传》，延之《庭诰》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伪托，非尽陵制。』则『疑』读作『拟』，亦通。」锺嵘《

诗品序》：「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自王、扬、枚、马之徒，诗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他并不认为可疑。

《文选》录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又苏子卿诗四首。七首中《玉台新咏》祗录苏武「结发为夫妻」一首，其余的都不录。而《艺文类聚》、《初学记》及《古文苑》所收的还有十首。大概唐朝所传的苏李诗，除《文选》中的七首以外，还有这十首。明冯惟讷《

古诗纪》则以前七首为原作，后十首为后人拟作。后十首中，李陵八首的末两首，《古文苑》祗录首次两联，下注「阙」字，可见唐时后半已经佚失。而明杨慎《升庵诗话》却有末首的全文，说是「见《修文殿御览》」。苏李诗的全部资料如此。

苏轼《答刘沔书》：「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人，而（萧）统不悟。」章樵《古文苑注》引苏轼云：「刘子玄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吾因悟陵与苏武赠答五言，亦后人所拟。」又云：「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萧统不能辨。」后来洪迈《容斋随笔》、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也有类似的看法。按《

文选》卷三十载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如果失去了作者的原名，后世一定认为曹氏兄弟和建安七子赠答的作品，苏李诗大概也是这一类的。关于这个问题，梁启超在《汉魏时代之美文》一篇中辨证得详明。近人马雍又撰《苏李诗制作时代考》，比较字法、句法、章法的体裁结构，推定苏李诗为魏晋人作（见《国文月刊》）。

《训故》：「《汉书》：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后畏飞燕之谗，求供养太后长信宫。《文选》婕妤《怨歌行》。」

严羽《沧浪诗话考证》：「班婕妤《怨歌行》，《文选》直作班姬之名，《乐府》以为颜延年作。」胡才甫《笺注》：「

按《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楚调曲》，《怨歌行》仍题班婕妤，无颜延年作，不知沧浪所据何本。」

《文选》李善注：「《歌录》曰：《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婕妤拟之。」

按陆机《婕妤怨》：「奇情在玉阶，托意惟团扇。」明指此诗。纵然这首诗是后人拟作，也当在西晋以前，不可能出自颜延年的手笔。这里刘勰祗是说李陵、班婕妤的诗篇后代有人怀疑，他自己并没有肯定这些都是伪作。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一〕，孺子《沧浪》，亦有全曲〔二〕；《暇豫》优歌，远见春秋〔三〕；《邪径》童谣，近在成世〔四〕；阅时取证〔五〕，则五言久矣〔六〕。

〔一〕　《诗经召南行露》第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本书《章句》篇：「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按《大雅绵》第九章通体五言。

〔二〕　《孟子离娄》篇载孺子之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按歌中虽然有「兮」字，而实际上是以清、缨，浊、足押韵，所以说是「全曲」五言。

〔三〕　《国语晋语》二：「优施乃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

〔四〕　梅注：「『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花不实，黄爵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曰：成帝时歌谣也。桂，赤色，汉家象。花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象，黄爵巢其颠也。」除此以外，《汉书尹赏传》载成帝时长安中为尹赏作歌云：「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也是通体五言。

〔五〕　「阅」，经历。「阅时取证」，从历史的发展上来证明。唐写本「证」作「征」。

〔六〕　《诗品序》：「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

《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五言之作，《召南行露》，已有滥觞。汉武帝时，屡见全什，非本李少卿也。」

《文体明辨序说》：「论者以为五言之源，生于『南风』，衍于《五子之歌》，流于三百五篇，而广于《离骚》，特其体未备耳。逮汉苏、李，始以成篇。」按刘勰所举，多是一鳞半爪，并非全体五言诗。成帝时童谣虽是通体五言，但不能算作「辞人遗翰」。刘氏之意大概是说西汉文士没有人作五言诗，至于五言歌谣，则行之久矣。

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二〕比采而推〔三〕，两汉之作乎？〔四〕

〔一〕　枚乘，字叔。《札记》：「徐陵《玉台新咏》有枚乘诗八首：『青青河畔草』一，『西北有高楼』二，『涉江采芙蓉』三，『庭中有奇树』四，『迢迢牵牛星』五，『东城高且长』六，『明月何皎皎』七，『行行重行行』八。此皆在《十九首》中。《玉台》又有『

兰若生春阳』一首，亦云枚叔作。《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矣。」

〔二〕　唐写本「词」作「辞」。「冉冉孤生竹」一首，《文选》以为无名氏诗。《乐府诗集》题作《冉冉孤竹行》古辞，属杂曲歌辞。陈沆《诗比兴笺》卷一古诗十篇笺：「『冉冉孤生竹』首，刘勰谓：『《孤竹》篇，傅毅之词。』《后汉书》言毅少作《迪志》诗，又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作《七激》以讽。此诗犹是旨也。」许文雨《诗品释》：「可见旧本均题为古诗，彦和亦无断然之意也。」

〔三〕　「比」，比较；比较其文采而推论。唐写本「采」作「彩」。

〔四〕　赵万里《校记》谓：「唐写本『两』上有『故』字，『乎』作『也』。按《御览》五八六引『两』上有『固』字。『固』『故』音近而讹。疑此文当作『固两汉之作也』，今本有脱误。」按「固」「故」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