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

按「固」「故」字通。

黄侃《诗品讲疏》谓刘氏出此言是「以枚乘为西汉人，傅毅为东汉人故」。

《诗品序》：「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按《古诗十九首》内容很复杂，自然不是一时代，更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沈德潜说）。刘勰根据传说，把作者归之于枚乘，自己也是疑信参半。萧统认为这些诗失去作者姓名，于是编在李陵之前，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到徐陵编《玉台新咏》，把古诗中的九首，加上作者枚乘的名字，这是没有确据的。现在把《古诗十九首》时代的可疑者，列举于后：

「西北有高楼」，骆鸿凯《文选学》：「据《洛阳伽蓝记》四以此楼为西明门外之西北高楼，则杨衒之不以为枚乘作也。」

「驱车上东门」，朱珔《文选集释》：「上东门乃洛阳之门，……长安东面三门，见《水经注》，无上东门之名。」又于「

遥望郭北墓」下释云：「盖洛阳北门外有邙山，冢墓多在焉。则此即谓北邙之墓矣。」黄侃《诗品讲疏》：「阮嗣宗《咏怀诗》注引《河南郡图经》曰：东有三门，最北头有上东门按此东都城门名也。故疑东汉人之辞。」

「青青陵上柏」，诗中有「游戏宛与洛」句，《诗品讲疏》云：「古诗注曰：『《汉书》南阳郡有宛县。洛，东都也。』案张平子《南都赋》注引挚虞曰，『南阳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南都赋》曰：『夫南阳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诗以宛洛互言，明在东汉之世。」《艺苑卮言》云：「宛洛为故周都会，但『

王侯多第宅』，周室王侯，不言第宅。『两宫』、『双阙』亦似东京语。」

「凛凛岁云暮」，骆鸿凯《文选学》：「诗云。『锦衾遗洛浦。』准以篇中地名，显然知为东汉之作也。」

「今日良宴会」，《北堂书钞》引以为曹植作，因「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不似西汉语。

「去者日已疏」、「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三首，《诗品上》：「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从《诗品》的上下文看来，似乎后两首也包括在「

四十五首」之中。

「迢迢牵牛星」，诗中有句云：「盈盈一水间。」顾炎武《日知录》：孝惠讳盈，枚乘诗「盈盈一水间」，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可知为后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同样的情况还可以适用于

「青青河畔草」，因为诗中有「盈盈楼上女」之句。同样也适用于

「庭中有奇树」，诗中有「馨香盈怀袖」之句。

「行行重行行」，诗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句。徐中舒说西汉有「代马」、「飞鸟」对举的成语，然并不工切；东汉则有以「胡马」「越燕」对举者，有以「代马」「越鸟」对举者，均较工稳，《十九首》中亦有「胡马」「越鸟」之对，其非西汉人手笔可知（见《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

「生年不满百」，范注引朱彝尊《曝书亭集玉台新咏书后》云：「就《文选》第十五首而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则《西门行》古辞也。古辞：『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生愁怫郁？当复待来兹。』而《文选》更之曰：『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辞：『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而《文选》更之曰：『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古辞：『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而《文选》更之曰：『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明月皎夜光」，《诗品讲疏》云：「案『明月皎夜光』一诗，称节序皆是太初未改历以前之言。诗云『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织鸣东壁』，下云『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是此孟冬正夏正之孟秋，若在改历以还，称节序者不应如此。然则此诗乃汉初之作矣。」这是根据《文选》李善注的说法，认为孟冬指夏历的七月，因为汉初是把夏历的十月作正月的。历来以为《十九首》里有西汉诗的，这句诗是重要的客观的证据。俞平伯着《古诗明月皎夜光辨》，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他的结论说：「『玉衡指孟冬』指的是夏历九月中。说『指孟冬』该是作于夏历九月立冬以后，斗柄所指该是西北偏北的方位。这和诗中所写别的景物都无不合处。」劳干着《古诗明月皎夜光节候解》，也根据古代天文算法，证明本诗时序先后一致。可见并不能根据这句诗证明为太初以前的作品。

根据以上各家考证，《古诗十九首》中时代可疑者，就有十四首之多。且《十九首》从表现方式来看，是那样的委婉曲折；从表现出的形式来看，虽然不像魏晋诗那样讲究对偶，但句法调法已经有一定的规范可寻，音节也比较流畅，这些都和西汉的四言诗大为不同。我们看到东汉中叶文人的五言诗还是很幼稚的，倘若西汉景帝、武帝的时代已经有《十九首》那样成熟的作品，自然应当继续发展，绝不致中断二百年，到建安黄初年间才复兴起来。

观其结体散文〔一〕，直而不野〔二〕，婉转附物〔三〕，怊怅切情〔四〕，实五言之冠冕也〔五〕。

〔一〕　「结体」，谓结构文体。「结」用作动词，如《时序》篇「

结藻清英」之例。范注：「散文犹言敷文。」颜虚心《文心雕龙集注》：「《广雅释诂三》：散，布也。」「布文」，即铺陈文采。

〔二〕　《诗品序》：「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古诗以讽兴为宗，直而不俗，丽而不朽，格高而词温，语近而意远，情浮于语，偶象则发，不以力制，故皆合于语，而生自然。」

谢榛《四溟诗话》卷三第三条：「《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刘勰所谓「直而不野」是说《古诗十九首》虽然纯任自然，还是有一定的文采，并没有到「质胜文则野」的程度。

〔三〕　本书《比兴》篇：「比者，附也。」「婉转附物」是说委婉曲折地比附事物。《物色》篇：「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胡寅《与李叔易书》引李仲蒙曰：「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

皎然《诗式》：「《十九首》辞义精炳，婉而成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汉魏人诗语，有极得《三百篇》遗意者：……『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衣带日已缓』，『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弃我如遗迹』，『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弦急知柱促』，『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愁多知夜长』，『着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出户独彷徨，忧思当告谁』，此《国风》清婉之微旨也。」

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诗之妙在托，托则情性流而道不穷矣。……夫所谓托者，正之不足而旁行之，直之不能而曲致之。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

「附物」的意思是说古诗善用比喻，如胡马、越鸟、陵柏、涧石、江芙、泽兰、孤竹、女萝等等，随手寄兴。至如「迢迢牵牛星」一首，纯粹是假借牛女为象，没有一字实写情感，而情感就寄托在其中。

〔四〕　《御览》作「惆怅切情」。「怊怅」、「惆怅」义同。《楚辞七谏谬谏》：「然怊怅而自悲。」「切」，切合。「切情」谓深切表达内心的感情。

陈祚明《古诗选》卷三：「《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情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五〕　《诗品上》：「《古诗》，其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沈德潜《说诗晬语》：「《古诗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

至于张衡《怨篇》〔一〕，清典可味〔二〕；仙诗缓歌，雅有新声。〔三〕

〔一〕　《玉海》卷五十九引此句注云：「见《文选》注、《太平御览》。」原诗云：「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云远，我劳如何？」《御览》九百八十三引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

〔二〕　《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雕龙》（《明诗》）云：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何焯云：「『典』，阎（若璩）作『

曲』，此以新刻校古书之弊。」赵万里《校记》：「案黄校改『曲』作『典』，与唐本及《御览》五八六引均合。」范注：「案作『典』字是。《怨诗》四言，义极典雅。」「清典」，谓清丽典雅。明梅鼎祚《汉魏诗乘》卷七引作「清曲可诵」。

《宋书谢灵运传论》：「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

〔三〕　「仙诗缓歌」无考。范注：「乐府古辞有《前缓声歌》。」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一〕，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二〕；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三〕；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四〕；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五〕，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六〕；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七〕；此其所同也〔八〕。

〔一〕　《玉海》卷五十九引「踊」作「踊」。徐复《文心雕龙正字》：「按『踊』本当作『涌』。《程器》篇有『江河所以腾涌』句是正字，此以声同假用。」按《程器》篇的「腾涌」是形容江河的，此处「腾踊」二字不必说是假借也可以通。唐写本「踊」字作「跃」，意思也是一样的。

〔二〕　「节」是节制，指挥。「纵辔以骋节」，就是放开辔头任意驰骋指挥，充分发挥笼络作用。

〔三〕　《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曹植《与杨德祖书》：「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魏志王粲传》：「王粲，字仲宣，……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符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咸着文赋数十篇。」《诗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四〕　《集注》：「《文选》卷二十：曹子建《公燕诗》一首，王仲宣《公燕诗》一首，刘公干《公燕诗》一首，应德琏《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一首。卷二十二：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南齐书文学传论》：『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卷二十九：王仲宣《

杂诗》一首，刘公干《杂诗》一首，魏文帝《杂诗》二首，曹子建《

杂诗》六首，《情诗》一首。」

曹丕《与吴质书》：「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耶！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赉，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而不知乐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燕，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时序》篇：「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

〔五〕　谢灵运《拟邺中集刘桢诗序》：「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时序》篇：「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诗品》评刘桢诗也说：「仗气爱奇，动多振绝。」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建安之初，诗尚五言。七子之作，虽多酬酢之章，然慷慨任气，磊落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隐意蓄含，余味曲包，而悲哀刚劲，洵乎北土之音。」

〔六〕　「造怀」，犹言遣怀。「指事」，叙述事物。感情强烈，自然不去追求纤巧。

《典论论文》：「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诗品》评刘桢诗也说：「雕润恨少。」

〔七〕　唐写本「辞」作「词」。元刻本、弘治本「晰」作「哲」，徐校云：「当作晰。」自梅本以下改作「晰」。

〔八〕　黄侃《诗品讲疏》：「详建安五言，毗于乐府。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文帝弟兄所撰乐府最多，虽体有所因，而词贵独创，声不变古，而采自己舒，其余杂诗，皆崇藻丽，故沈休文曰：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言自此以上质胜于文也。若其述欢宴，愍乱离，敦友朋，笃匹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古诗为原，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故其称景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英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自魏文已往，罕以五言见诸品藻，至文帝《与吴质书》始称公干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盖五言始兴，惟乐歌为众，辞人竞效，其风隆自建安，既作者滋多，故工拙之数可得而论矣。」

骆鸿凯《文选学》：「此则建安时代五言之蔚起，以及游览之作，公燕之篇，充盈艺苑，皆由魏文、陈思所倡导，七子和之，新进复步其后尘，雷同祖构，由是丕然成一代之诗风也。」

《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提出的看法不同，其中说：「建安三祖、七子，五言始盛，风裁爽朗，莫之与京。然终伤用气使才，违于天真，……而露造迹。」皎然《诗式》：「邺中七子，陈王最高。刘桢辞气偏，王得其中。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

及正始明道〔一〕，诗杂仙心〔二〕，何晏之徒，率多浮浅〔三〕。唯嵇志清峻〔四〕，阮旨遥深〔五〕，故能标焉〔六〕。若乃应璩《

百一》〔七〕，独立不惧〔八〕，辞谲义贞〔九〕，亦魏之遗直也。〔一○〕

〔一〕　《校证》：「『及』原作『乃』，据唐写本、《御览》改。作『乃』，与下文『若乃』复矣。」「明道」，明老庄之道。

〔二〕　《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俗遂贵焉。」《时序》篇：「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仙心」，道家思想。

〔三〕　《集注》：「《魏志》卷九《曹爽传》：『晏，何进孙，……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范注引《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着五言诗以见志。」他的《拟古》诗，如鹤游太清，逍遥于五湖之间。所以说「诗杂仙心」。「率多浮浅」是说这种诗貌似深奥，而意实浮浅。

《颜氏家训勉学》篇：「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

《诗品序》：「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意思是说：从正始以来，玄谈之风盛行，诗艺就比较差了。

〔四〕　「志」字，元明各本俱作「旨」。何焯校本「旨」改「志」，黄叔琳本从之。唐写本正作「志」。《文选》向秀《思旧赋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

《诗品中》：「晋中散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清峻」，就是本书《风骨》篇所说的「风清骨峻」。《体性》篇说：「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夷齐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别矣。」「清」是清远，「峻」是峻烈。所谓清远，就是一种空灵高洁的境界。从《赠秀才入军十九首》之十六及《酒会诗七首》之一这两首中可以看出来。峻烈的诗可以《幽愤诗》为代表，这一篇是他入狱所作，心境愤慨，情不能已，秉笔直书，自然就脱去清远之气，而入于峻烈一途了。

〔五〕　《集注》：「《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阮）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

《晋书阮籍传》：「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能属文，初不留意。作《咏怀》诗八十余首，为世所重。」

《文选》阮籍《咏怀诗》李善引颜延年沈约等注云：「

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蔽，百世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江淹《拟咏怀诗》：「精卫衔木石，谁能测幽微？」《诗品上》谓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说诗晬语》卷上：「阮公《

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也」。《艺概诗概》：「阮嗣宗《

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后来如射洪（陈子昂）《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说：「嵇阮之诗，为体迥异。大抵嵇诗清峻，而阮诗高浑。彦和所谓遥深，即阮诗之旨言，非阮诗之体也。」其实「遥深」即是《体性》篇所列八体之一「远奥」的风格。「阮旨遥深」是说阮籍为了避祸，写诗多用象征手法来表现他对现实的不满，很难理解。鲁迅先生说：「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六〕　《太平御览》引无此句。《才略》篇：「皆文名之标者也。」「标」指标举，高出于众。

《中国中古文学史》：「《诗品》……与彦和所评相近，亦嵇阮诗体不同之证也。要之，魏初诗歌，渐趋清靡，嵇阮矫以雄秀，多为晋人所取法，故彦和评论魏诗亦唯推重二子也。」

《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也提出不同的看法：「正始中，何晏，嵇阮之俦也。嵇兴高邈，阮旨闲旷，亦难为等夷。论其代，则渐浮侈矣。」

〔七〕　唐写本「一」作「壹」。《训故》：「《魏氏春秋》：齐王芳即位，曹爽辅政，多违法度。璩作《百一诗》以讽。」

《文选》应璩《百一诗》李善注：「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又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

〔八〕　《易大过》象辞：「君子以独立不惧。」《注订》：「指讽谏曹爽，不惧其权势也。下『魏之遗直』句亦本此。」

〔九〕　《诗大序》：「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本书《论说》篇：「必使时利而义贞。」

李充《翰林论》：「应休琏作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