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

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案汉熹平石经，公羊隐公一段，直载传文而无经文是公羊经传亦自别行，不如马氏之言，孔疏云，邱明作传与经别行，公羊梁莫不皆然，是公羊梁左氏之经传，皆自别行，左氏经传，至杜预始合之，公经传，不知何人始合之也，汉志所列古经，即是左氏之经，马氏不知，乃云春秋古经，虽汉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又云，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于是取其已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案三传与经皆别行，而后人合之，马氏乃以为汉人于三传中，取出经文，不知何据，马氏所云先儒，似指朱子所刻春秋经，李焘所定春秋古经而言，然不得谓之汉以来，其立说不分明，皆由不知汉志之古经即是左氏经也，四库提要曰，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经也，谨案左氏经长于二传，详见侯康春秋古经说，然则春秋经文，三传不同，如蔑昧眉阝微之类，专据左氏可也，而君氏尹氏之类，仍当分别观之。

论左氏不在七十子之列不得口受传指左传疏引严氏春秋不可信引刘向别录亦不可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邱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锡瑞案史公生于刘歆未出之前，其说最为近古，班氏生于左氏盛行之后，其说信而有徵，史公以邱明为鲁君子，别出于七十子之外，则左氏不在弟子之例，不传春秋可知，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而左氏特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左氏未得口授可知，班氏云，汉初学左氏者，惟传训故，则其初不传微言大义可知，云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由是备章句义理，则刘歆以前，未尝引传解经，亦无章句义理可知，据马班两家之说，则汉博士谓左邱明不传春秋，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邱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必是实事而非诬妄，左传疏据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邱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邱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案沈氏谓陈沈文阿，严氏春秋久成绝学，未必陈时尚存，汉博士治春秋者，惟严颜两家，严氏若有明文，博士无缘不知，如左氏传与春秋经相表里，何以有邱明不传春秋之言，刘歆博极群书，又何不引严氏春秋以博士，则沈引严氏春秋必伪，其不可信者一也，左传疏引刘向别录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钞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陆德明经典释文略同，盖皆本于别录，案左氏传授，史汉皆无明文，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而张苍贾谊张敞传，皆不云传左氏春秋，故范升以为师徒相传无其人，若如别录传授源流，若此彰灼，范升何得以此抵左氏，陈元又何不引以转抵范升，盖如释妄，谓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记，向若传授分明如此，汉书张苍贾谊及儒林传何故不书，则其伪可知也，是唐人已知之而明辨之矣。

论赵匡郑樵辨左氏非邱明左氏传文实有后人附益

刘歆以为左邱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始以作传之左氏，为论语之邱明，汉博士惟争左邱明不传春秋，而作传之邱明，与论语之邱明，是一是二，未尝深辨，其后桓谭班固以至啖助，皆同刘歆说，无异议，赵匡始辨之曰，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邱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诬谬实繁，若邱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邱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其书不传，叶梦得疑传及韩魏知伯赵襄子之事，郑樵六经奥论辨之尤力，曰，左氏终纪韩魏知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谥，若以为邱明，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之后，邱明犹能著书，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衍之说而称帝王子孙，案齐威王，时邹衍推五德终之运，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案韩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殿将以公乘马而归，案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明验六也，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当作楚，此误，其为雄辨狙诈，真游说之士，捭阖之辞，明验七也，左氏之书，序晋楚事最详，如楚师犹拾渖等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据此八节，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或问伊川曰，左氏是邱明否，曰，传无邱明字，不可考，真知言欤，朱子亦谓左传有纵横意思，不腊是秦时文字二条，盖本郑樵，锡瑞宁史记张守节正义云，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则以不腊为秦时文字，固未可据，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即子家子谓公以一乘入于鲁师之意，一乘仍是车乘，亦未可据为乘马之证，传及知伯或后人续增，不更庶长子类，或亦后人改窜，左氏一书，实有增窜之处，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刘炫孔颖达已明言先儒插此媚世，僖十五年传，上天降灾至唯君裁之四十一字，服杜及唐定本皆无，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王应麟曰，八世之后，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近儒姚鼐以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及季札闻歌，魏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传中盛称魏绛魏舒之类，为吴起附益以媚魏者，陈澧以左传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可见凡例未必尽是，而传文亦有后人所附益，刘逢禄以左氏凡例书法皆出刘歆，虽未见其必然，而左氏有后人附益之辞，唐宋人已有此疑矣。

论贾逵奏左氏义长于公羊以已所附益之义为左氏义言多诬妄

然汉书贾逵传，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レ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八九，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李贤注，左传宋人执郑祭仲曰，不立突将死，祭仲许之，遂出昭公而立厉公，杜预注云，祭仲之如宋，非会非聘，见诱被拘，废长立少，故书名罪之，公羊传曰，祭仲者何，郑之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知权奈何，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左传纪季以阝入于齐，纪侯大去其国，贾逵以为纪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国，乃背兄归雠，书以讥之，公羊传曰，纪委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何贤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请后立庙以存姑姊妹，左传楚平王将杀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员曰，来，吾免而父，尚谓员曰，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子胥奔吴，遂以吴师入郢，卒复父雠，公羊传曰，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许子胥复仇，是不深父也，左传曰，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不可灭已，是以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公羊传冬黑肱以滥来奔，文何以无邾娄，通滥也，曷为通滥，贤者子孙宜有地，贤者孰谓，谓叔术也，何贤乎叔术，让国也，锡瑞案春秋大义在诛乱臣贼子，贾逵以义深君父为重，自是正论，而所举数事，则无一合者，公羊释经者也，经书祭仲纪季字而不名，故以为贤，书黑肱不加邾娄，故以为通滥，左氏纪事不释经者也，序祭仲事，与公羊略同，而未加断语，杜预乃执大夫书名之例，以祭仲书名为有罪，左氏明云祭封人仲足，又屡举郑祭足，是名足字仲甚明，岂有以伯仲叔季为名者乎，左氏曰，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则纪季入齐，是受兄命，亦与公羊略同，贾责以背兄归雠，左氏有此说乎，左氏序予胥亦未加断语，而斗辛有君讨臣谁敢雠之之言，忠孝不能两全，二人各行其是，若如贾逵之说，正可以左氏载斗辛语为不深父矣，公羊借子胥明复仇之义，谓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是泛言人子应复仇不应复仇之通义，子胥之父，以忠获罪，正不受诛应复仇者，公羊未尝不许子胥复仇，贾逵乃不引其上句举事合者，而引其下句不与事合者，妄断为不深父，不犹胥吏之舞文乎，叔术事左氏不载，可不必论，何休解诂序谓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贾逵春秋左氏长义二十卷，见于隋书经籍志者，今佚不存，其所レ三十事，亦不可考，而如所引祭仲纪季伍子胥事，皆不足为左氏深君父，公羊任权变之证，公羊于祭仲之外，未尝言权，逵乃以缘隙奋笔之私心，逞舞文弄法之谬论，欲抑公羊而莫能抑，欲伸左氏而莫能伸，乃必以为左氏义长，而此三事左氏止纪实，而未尝发义，不知其长者安在，逵以已所附益之义为左氏义，以难公羊，上欺其君，而下欺后世，东汉之治古学贵文章者，大率类此，惜李育何休，未能一一之。

论左氏传不解经杜孔已明言之刘逢禄考证尤详晰

晋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此确论也，袒左氏者，或不谓然，试以春秋经及左氏传证之，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孔疏曰，此年传不解经，经传各自言事，伐戎日食，体例已举，或可经是直文，不须传说，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邱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彼经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说，言下以明上，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然歆虽略解经文，颠倒左氏，二书犹不相合，汉志所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是也，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锡瑞案刘氏以为刘歆改窜传文，虽未见其必然，而左氏传不解经，则杜孔极袒左氏者，亦不能为之辨，杜序明言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孔疏云，邱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是分年附传，实始于杜，非始贾逵，刘氏说犹未，刘氏考证，又举隐二年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全阙，所书皆附益也，十年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七年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九年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一年证曰，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四年证曰，是年文亦阙，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十七年证曰，是年亦阙，十七年证曰，是年文盖阙，庄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每于年终分析晋事，附益之迹甚明，盖左氏旧文之体，如春秋前则云惠之二十四度，获麟，以后则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比附春秋年月，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亦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元年证曰，是年文阙，锡瑞案自幼读左氏传书不书之类，独详于隐公前数年，而其后甚略，疑其不应如此草草，及观刘氏考证左氏释经之文，阙于隐桓庄闵为尤甚，多取晋楚之事敷衍，似晋出晋乘楚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谓经传各自言事，是虽经刘歆贾逵诸人，极力比附，终不能弥缝其迹，王接谓传不主为经发，确有所不见，以刘氏考证为左验，学者可以悄然无疑，刘逢禄曰，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近人有刘氏者，皆强说不足据。

论左氏传止可云载记之传刘安世已有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一之说

张杓曰，传有二义，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训诂之传，主于纪事，昔之传春秋者五家，邹氏无师，夹氏无书，今所传惟左公，公依经立传，经所不书，更不发义，故康成谓梁善于经，王接亦曰，公羊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此而例之训诂之传，犹或可也，若左氏之书，据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则曰左氏春秋而言传，据严彭祖引观周篇之文，则言为传与春秋相表里，而不言是释经，据卢氏植王氏接，则谓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为经发，据高氏贺氏循，则并目之为史，是汉晋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为纪事之书，所谓载记之传是也，故汉左氏传与春秋分行，至杜元凯作集传，始割传附经，妄生义例，谓传或先经以纪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一似左氏此书，专为解经义者，独不思经止哀十六年，而传则终于二十七年，如依杜说，此十有一年之传，为先后何经，依错何经耶，甚矣其惑也，后儒不察，乃反依据杜本妄议左氏之书，唐权德与谓左氏有无经之传，失其根本，宋王谓左氏贪惑异说，于圣人微旨疏略明，何异孙谓左氏疏于义理，理不胜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传附经，谓左氏专为释经而作，有以启之也，昔人谓三传作而春秋微，余亦谓杜注行而左传隐，锡瑞案史记云，左氏春秋，汉志云，左氏传，近人据博士说，左邱明不传春秋，以汉志称传为沿刘歆之误，此独分别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以左传为载记之传，其说亦通，南齐书陆澄传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贾，则经有所阙，据此则服子慎知经传有别，故但释传而不释经，贾景伯则经传并释，杜从贾，不从服，故集解序不及服虔，其后服杜并行，卒主杜而废服，盖以杜解不经，服解无经之故，不知经传分行，实古法也，刘安世曰，公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未尝言之，若左传则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故先儒以谓左氏或先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然其说亦有时牵合，要之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据此，则左氏经传，当各自为书，宋人已见及之，可为刘逢禄先路之导。

论杜预解左氏始别异先儒尽弃二传不得以杜预之说为孔子春秋之义

杜预春秋序曰，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邱明之传，于邱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梁，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邱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以去异端，盖邱明之志也，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疏曰，邱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邱明，公关梁，及毛公韩婴之为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外，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锡瑞案据杜孔之说，杜之集解，异于先儒者有数事，古者经自经，传自传，汉熹平石经，公羊有传无经是其证，杜乃分经附传，取便学者览，此异于先儒者一也，左氏本不解经，先儒多引公二传以释经义，汉儒家法，尚无臆说，杜乃尽弃二传，专以己意解传，并以己意解经，如以周公为旧例，孔子为新例是，此异于先儒者二也，郑注周礼，先引杜郑，韦注国语，明徵贾唐，言必称先，不敢掠美，杜乃空举刘贾许颍，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此异于先儒者三也，杜解不举所出，刘与许颍之说尽亡，贾服二家，尚存崖略，杜举四家而不及服，孔疏遂云服虔之徒，劣于此辈，其说非是，南北分立时代，江南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则服子慎当时有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之语，则服注盛行可知，据世说新语云，郑君作左氏传注未成，以与子慎，则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北方诸儒徐明传服注，传其业者，有张买奴马敬德邢峙诸人，卫冀隆申报难杜，刘炫作春秋述义，攻昧规过，以规杜氏，惟姚文安排斥服注，南方则崔灵恩申服难杜，虞僧诞又申杜难服以灵恩，秦道静亦申杜以卫冀隆，杜预玄孙坦与弟骥为青州刺史，故齐地多习杜义，盖服杜之争二百余年，至唐始专宗杜，杜作集解别异先儒，自成一家之学，唐作正义扫弃异说，如刘炫以申杜是，又专用杜氏一家之学，自是之后，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学，亦非左氏之学，又非贾服诸儒之学，止是杜预一家，正如元明以来，治春秋者止是胡安国一家，当时所谓经义实安国之传义，盖舍经求传，而春秋之义晦，舍传求注，而春秋之义更晦矣。

论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不当信刘歆杜预反以邪说诬春秋

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讨乱臣贼子之明文，仍茫昧不明者，邪说蔽之也，据孟子所言邪说暴行又作，孔子惧，作春秋，是孔子时已有邪说，邪说与暴行相表里，暴行即谓弑君弑父，邪说谓为弑君父者多方掩饰，解免其罪，大率以为君父无道，应遭弑逆之祸，而弑逆者罪可未灭，凡人欲弑君父，不能无所顾忌，有人倡为邪说，以为有辞可执，乃横行而全无所畏，更有人张大邪说，设为淫辞助攻，益肆行而相率郊尤，后世史书，于被弑之君，皆甚言其恶，如秦苻生史称好杀，刘裕灭后秦，得一老人亲见苻秦之事，云苻生并不好杀，苻坚纂国，史书诬之，刘知几史通云，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是也，金完颜亮史称淫恶，几非人类，由世宗得国后，令人以海陵恶事进呈者有赏，史称宋齐之主，亦极丑秽不堪，船山史论力辨其不足信，可见乱世无信史，而多助乱之邪说也，此等邪说，春秋时已有之，左氏一书，是其明据，传载韩厥称赵盾之忠，士鞅称栾书之德，弑君之贼，极口赞美，史墨云，君臣无常位，逐君之贼极力解免，而反罪其君，可见当时邪说诬民，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致有弑君三十六之事，孔子于此[B242]然伤之，以为欲治乱贼，必先关邪说，欲关邪说，不得不作春秋，此孟子所以极推作春秋之功也，左氏原本国史，据事直书，当时邪说不得不载，正赖左氏载之，孟子方春秋时有邪说，益信孔子作春秋辟邪说之功益彰，此左氏所以有功于春秋也，至于左氏凡例，未审出自何人，杜预以为周以，陆淳柳宗元已之，或以为孔子，更无所据，据孔疏云，先儒以为并出邱明，刘逢禄以为刘歆窜入，例与传文不合，实有可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一条，尤与春秋大义反对，杜预释例曲畅其说，以为君无道则应弑，而弑君者无罪，不知君实有道，何至被弑，君而被弑，无道可知，惟无道亦有分别，使如桀纣残贼，民欲与之借亡，汤武伐罪吊民，自不当罪其弑，若但童昏儿戏，非有桀纣之暴，如晋灵公郑灵公之类，权臣素有无君之心，因小隙而弑之，与汤武之伐罪吊民，全然不同，岂得藉口于君无道而弑者无罪乎，杜预于郑祝聃射王中肩一事，曲为郑伯回护，谓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焦循作左传补疏序曰，预为司马懿女婿，目见成济之事，射王中肩，即成济抽戈犯跸也，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锡瑞案预父恕与司马懿不合，幽死，预忘父仇而娶懿女，助司马氏篡魏，正与刘歆父向言刘氏王氏不并立，而歆助王莽篡汉相似，二人不忠不孝，正春秋所讨之乱贼，而左氏创通于刘歆，昌明于杜预，则左氏一书，必有为二人所乱者，故林黄中以君子曰为刘歆之言，刘逢禄以为歆窜入凡例，焦循以为预作集解，将为司马氏饰，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后人乃反以邪说诬春秋，盖不特孔子之经，为所诬罔，即左氏之传，亦为所汨乱，致使学者以左氏为诟病，若歆与预乃左氏之罪人，岂得为左氏之功臣哉，读左工者于此等当分别观之，一以孔子之春秋大义断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