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

济之事，射王中肩，即成济抽戈犯跸也，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锡瑞案预父恕与司马懿不合，幽死，预忘父仇而娶懿女，助司马氏篡魏，正与刘歆父向言刘氏王氏不并立，而歆助王莽篡汉相似，二人不忠不孝，正春秋所讨之乱贼，而左氏创通于刘歆，昌明于杜预，则左氏一书，必有为二人所乱者，故林黄中以君子曰为刘歆之言，刘逢禄以为歆窜入凡例，焦循以为预作集解，将为司马氏饰，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后人乃反以邪说诬春秋，盖不特孔子之经，为所诬罔，即左氏之传，亦为所汨乱，致使学者以左氏为诟病，若歆与预乃左氏之罪人，岂得为左氏之功臣哉，读左工者于此等当分别观之，一以孔子之春秋大义断之可也。

论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读者宜加别白断以春秋之义

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作者意在兼收，读者宜加别白，或古今异事各有隐衷，或借儆其君，自有深意，或阿附权臣，实为邪说，未可一概论也，所谓古今异事，各自隐衷者，古者诸侯世爵，大夫世卿，卿命于天子，与诸侯同守社稷，故臣皆以社稷为重，如崔子弑齐君，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与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若合符节，孟子言诸侯社稷，则君属诸侯，说春秋义国君死社稷，国君亦属诸侯，或疑孟子之言为过，又疑晏子不死为无勇，皆未晚古义也，又如晋范文子鲁叔孙昭子，皆使祝宗祈死而卒，杜预以为因祷自裁，夫二子不惜一死自明，文子何不以死卫君，昭子何以死讨季氏而复君，而二子不为者，彼自祖宗以来，世有禄位，外虽忧国，内亦顾家，故宁亡其身，而不肯亡其家，文子之祈死也，恐与三同夷族也，昭子之祈死也，以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观于宋公孙寿辞司城，使其子意诸为之，谓去官则族无所庇，虽亡子，犹不亡族，可知春秋世卿，以族为重，非如后世大臣起自田间，其位既非受之祖宗，其死亦无关于家族，忠义奋发，可无内顾，此则古今异事，而古人之隐衷，不尽白于后世者也，所谓借儆其君，自有深意者，如卫侯出奔齐，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危言激论，令人悚然，借儆其君不嫌过当，孟子有土芥寇雠之言，有残贼一夫之戒，皆封齐王言之，或疑孟子之言未纯，盖不知为讽，师旷之意，犹孟子之意也，所谓阿附权臣，实为邪说者，如鲁昭公薨于乾侯，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封曰，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夫简子晋之权臣，正犹鲁之季氏，为史墨者当斥季氏之无君，戒简子之效尤，乃盛称季氏而反咎鲁君，且以君臣无常位为言，则真助乱之邪说矣，君尊臣卑，比于上天下泽，何得以雷乘乾与陵谷之变，为君臣无常位之比哉，师旷与史墨两说相似而实不同，一封君言，则不失为纳约自牖，一封臣言，则足以推波助澜，国史并记之，左氏兼存之，读者当分别观之，而是非自见，不当不分黑白，而概执为春秋之义也。

论左氏所谓礼多当时通行之礼非古礼杜预短丧之说实则左氏有以启之

朱大韶左氏短丧说曰，晋书杜预传议曰，周景王有后世之子丧，既葬，除丧而宴，叔向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则是既葬应除，而违谅ウ之节，按杜预短丧之说，固为名教罪人，实则左氏有以启之，诸传所载文元年晋襄公既祥，朝王于温，襄十五年十二月，晋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修官，于曲沃，会于溴梁，晋侯与诸侯宴，使诸大夫舞，歌诗必类，传载其事，而无贬刺之文，昭十二年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请免丧而后听命，晋人许之，礼也，六月葬郑简公，未葬而请免丧，则既葬即除丧矣，以此为礼，此杜预所藉口以诬世者也，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于咸，晋侯以公宴，问公年，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对曰，君冠，必以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寡君在行，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按杂记曰，以丧冠者，虽三年之丧可也，既冠于次，哭踊者三，乃出，此谓孤子当冠之年，因丧而冠，故曾子问曰，除丧不改冠乎，明不备礼，穆姜襄公祖母，承重三年，公年十二，未及冠，又因丧冠而用吉冠，此何礼也，文元年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也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襄元年邾子来朝，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左氏并曰礼也，凡君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昭十一年五月齐归薨，大于比蒲，非礼也，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祥，礼也，按聘礼，于聘君曰，宰入告具于君，朝服出门左南乡，于所聘之君曰，公皮弁迎宾于大门内，始即位必相聘，则两国之孤，并须释服即吉礼，经又曰，聘遭丧，入境则遂，不郊劳，不筵几，不礼宾，遭大夫世子之丧，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庙，其他如遭君丧，此已入竟而遭所聘君之丧，非因即位而聘，又曰，聘，句君若薨于后，入竟则遂，赴者未至，则哭于巷，衰于馆，赴者至则衰而出，云入竟则遂，若未入竟，则反奔丧矣，岂有君丧未期，而使大夫朝服出聘乎，丧三年不祭，不以纯凶接纯吉也，尝之礼尚不行而要结外援，舍其本而末是图，此何礼也，昭十年晋平公既葬，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见新君，叔向辞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皆无辞以封，引彼证此，自相乖刺，而郑箴膏肓曰，周礼邦交世相朝，左氏合古礼，按父子相继曰世，非谓三年之中必相朝，依礼，三年丧毕，当先朝天子，不得诬，周官丧服斩衰章一曰，君天王崩末葬，而诸侯自相朝，此何礼也，君母之丧服斩，盟礼非皮弁即朝服，以大为非礼，而以盟为礼，此何礼也，文二年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甥舅修婚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按公羊曰，三年之内不图昏，董子曰，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而箴膏肓曰，僖公母成风主昏，得权宜之礼，按礼为长子三年，无论成风，不当主昏，即主昏亦须礻覃后，凡事可以权，三年之重，无所谓权，郑此说所谓又从而为之辞，左氏习于衰世之故，以非礼为礼，不知春秋所书，皆直书其事，不待贬绝，而其恶自见者也，锡瑞案郑君云，左氏善于礼，实则左氏之所谓礼多春秋衰世之礼，不尽与古礼合，故左氏亦自有矛盾之处，以如大为非礼，载叔向辞诸大夫欲见新君，非不知吉凶不可并行，而于他处又以为礼，此矛盾之甚者，朱子曰，左氏说礼皆是周末衰乱不经之礼，无足取者，陈傅良谓礼也者，盖鲁史旧文，未必皆合于春秋，其说是也，郑异义谓诸侯岁聘间朝之属，说无所出，或以为文襄之制，则郑君亦知左氏之礼，不可尽据，而箴膏肓又强为饰说，至以丧娶为合权宜不亦谬乎，朱大韶左氏，可谓辞严义正，三年之丧，在春秋时已不通行，故滕人有鲁先君亦莫之行等语，左氏序事之书，据事直书，不加褒贬，自是史家通例，其所云礼，为当时通行之礼，亦不必为左氏深咎，惟文元年穆伯如齐始聘，文二年襄仲如齐纳币，襄元年邾子来朝之类，乃左氏自发之凡，杜预且以凡例皆出周公，是周公已制短丧之礼，且制丧娶之礼矣，此则万无可解，即袒左氏者，如沈钦韩等，亦无以申其说，必如刘逢禄以凡例为刘歆增窜，乃可以为左氏解也。文公丧娶，在三年外，惟纳采问名，犹在三年之中，故左氏不以为非，公羊受经子夏，子夏作丧服传，讲丧礼最严，故公羊云，三年之内不图昏，此公羊有师授，左氏无师授之一证，杜孔乃曲为左氏解，以为文公纳采，在为太子之时，此所谓又从为之辞，亦非左氏意也。

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必欲强合为一反致信传疑经

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圣经，可以独有千古，史记汉书，后世不废，岂得废左氏乎，且其书比史汉近古，三代故实，名臣言行，多赖以存，如纳鼎有谏，观社有谏，申名子之对，御孙别男女之贽，管仲辞上卿之飨，魏绛之述夏训虞箴，郯子之言纪官，子革之诵祈招，且有齐虞人之守官，鲁宗人之守礼，刘子所云天地之中，子产所云天地之经，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礼之善物，王应麟汉制考序，尝历举之，顾栋高陈澧皆引之，以为左氏之善矣，然左氏记载诚善，而于春秋之微言大义，实少发明，则陆淳春秋纂例，尝言之矣，或间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谠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曰，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旨，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入春秋乎，其当示于后代者，自可载于史书尔，今左氏之传见存，必欲耽玩文彩，记事迹者，览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即请观此传焉，锡瑞案陆氏自言其所作集传，不取左氏无经之传之义，治春秋者皆当知此义，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传，离之双美，合之两伤，经本不待传而明，故汉代春秋立学者，止有公羊，并无左氏，而春秋经未尝不明，其后左氏盛行，又专用杜预集解，学者遂执左氏之说，为春秋之义，且据杜氏之说，为左氏之义，而春秋可废矣，分别春秋左氏最明者，惟唐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徵，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邱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此议载令狐澄大中遗事，孙光宪北梦琐言，陈商在唐代不以经学名，乃能分别夫子修经与诗书周易等列，邱明使史与史记汉书等列，以杜预参贯经传为非，是可谓卓识，其谓左传非扶助圣言，即汉博士云，邱明不传春秋之说也，非缘饰经旨，即晋王接云，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发之说也，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杜预孔颖达不知此意，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

论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郑二家分左右袒皆未尽得二传之旨

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以许慎作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是也，又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锡瑞案戴宏汉人，其言当可信据，左氏书先出，而不传口授之义，公羊书后出，而实得口授之传，此汉所以立公羊，而不立左氏也，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惟左氏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汉博士惟以尚书为备，亦未尝攻古文，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邱明不传春秋抵之，韩歆请立左氏，则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抵之，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贾逵作长义四十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李育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作难左氏四十一事，何休与其师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郑康成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隗禧谓左氏为相斫书，不足学，钟繇谓左氏为大官，公羊为卖饼家，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盖他经虽义说不同，尚未大相反对，惟左氏与公羊，不止义例不合，即事实亦多不符，左氏以文宣为父子，昭定为兄弟，公羊以文宣为兄弟，昭定为父子，鲁十二公伦序，已大不同，左氏经作君氏卒，以为鲁之声子，公羊经作尹氏卒，以为周之世卿，所传之经，一字不同，而一以为妇人，一以为男子，乖异至此，岂可并立，平心而论，以左氏为相斫书则诋之大过，亦由治左氏者，专取莫敖采樵栾枝泄柴之类，有此致之，以左氏为大官，公羊为卖饼家，专以繁简详略言之，不关大义，郑众贾逵长义不传，贾所举左氏深于君父不可据，已见前，李育羊弼书亦不传，何休墨守，仅存一二，废疾得失互见，膏肓以左氏所载之文，为左氏之罪，未知国史据事直书之例，且论多琐细，惟兵谏娶数条，于大义有关，郑发墨守，亦仅存一二，起废疾，亦得失互见，针膏肓，多强说，以文公丧娶为权制，岂有丧娶可以从权者乎，后汉书于郑康成针膏肓下云，自是左氏大兴，盖郑君虽先习公羊，而意重古学，常轩左氏而轾公羊，重其学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自汉以后，治公羊者，如晋之王接王愆期，已不多见，北史儒林传云，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而其传载习公羊者，止有梁祚一人，且传又云，公羊梁多不措意，则以为河北行公羊，似非实录，唐志公羊疏无撰人名氏，崇文总目或云徐彦，郡齐读书志，引李献民说同，董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王应麟小学绀珠，谓公羊疏徐彦撰，宋志直云，徐彦公羊疏三十卷，严可均曰，不知何据，即徐彦亦不知何代人，东晋有徐彦与徐众同时，见通典九十五，又九十九有武昌太守徐彦，与征西桓温笺，而疏中引及刘宋庾蔚之，则非东晋人，今世皆云唐徐彦，尤无所据，盖涉徐彦伯而讹耳，疏先设问答，，与蔡邕月令章句相似，唐疏无比体例，所引书百二十许种，最晚者，郭璞庾蔚之，余皆先秦汉魏，开卷疏司空掾云，若今三府掾是也，齐梁陈隋唐，无此官制，惟北齐有之，则此疏北齐人撰也，洪颐煊姚范之说略同，王鸣盛以为即北史徐遵明，考其年代，似亦相近，惟据北史所载，遵明传郑易尚书三礼服氏春秋，未闻传何氏公羊，其弟子亦无治公羊学者，则谓彦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间，若以葬桓王一条，同于杨士勋梁疏，谓徐袭杨疏，当在杨后，又安知杨士勋非袭徐疏乎。

论春秋必有例刘逢禄许桂林释例大有功于公羊梁杜预释例亦有功于左氏特不当以凡例为周公所作

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乱，经解引此为夫子自道，是犹孟子两引孔子之语，皆圣人自发其作春秋之旨，最可凭信，古无例字，属辞比事即比例，汉书刑法志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后汉书陈宠传注，比，例也，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说，故自言属辞比事为春秋教，春秋文简义繁，若无比例以通贯之，必至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乱，乱由于无比例，是后世说经之弊，夫子已预防之矣，何休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是胡毋生以公羊传著于竹帛，已为之作条例，董仲舒曰，春秋无达例，则董子时公羊春秋已有例可知，胡毋生条例，散见解诂，未有专书，何休文谥例，仅见于疏所引，公羊传条例，见于七录，今佚，刘逢禄作公羊何氏释例以发明之，其释时月日例，引子思赞春秋上律天时，以为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月日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省悟，推阐甚精，梁时月日例更密于公羊，许桂林作梁释例以发明之，其有功于梁，与刘逢禄有功于公羊相等，范宁解梁亦有例，四库提要曰，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宁别有略例百余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陈澧曰，杨疏有称范氏略例者，有称范例者，有称范氏别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别为略例，故可称别例，杨疏所引二十余条，王仁圃汉魏遗书钞已钞出，据此则公羊梁二家说春秋者，皆有例矣，左氏之例，始于郑兴贾徽，其子郑众贾逵，各传家学，亦有条例，颍容已有释例在杜预之前，左氏传本无日月例，孔疏曰，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陈澧曰，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且日食不书日，为官失之，其说通，大夫卒，公不与小敛，不书日，则不可通，孔巽轩云，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公岂得与小敛乎，此无可置辨矣，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以公有之，故亦仿效而为此二条耳，锡瑞案二条为后人附益，固无可疑，即五十凡，亦未知出自何人，然郑贾颍已言例在前，则非杜预所创，特不当以旧例为周公所定耳。

论日月时正变例

胡安国曰，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辞同者，后人因谓之例，有事同而辞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矣，案春秋正变例以日月时为最著明，正例日则变例时，正例时则变例日，而月在时日之间，公羊梁说已详晰，而后人犹疑之者，以解者繁杂，未有简明之说以括之也，今据春秋之例，讨贼侵伐常事与不以日月为例，春秋记事，大事记之详，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诸侯卒，大异宗朝灾祭事盟战，所关者大，重录之则详，故记其日，小事则从略，如来往如致朝聘会遇外盟外战，一切小事，皆例时，大事日，小事时，一定之例也，亦记事之体，应如是也，至于轻事而重之，则变时而日月焉，重事而轻之，则变日而月时焉，事以大小为准，例以时日为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时日之中，为消息焉，凡月皆变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变也，柯之盟时者，变之至也，此日为正，月为变，时为尤变之例也，小事例时，如外诸侯葬例时，月为变，日为变之甚，此时为正，月为变，日为尤变之例也，又如朝时也，变之则月，尤变则日，用币时也，谨之则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为变，外诸侯卒例日，变之则月，尤变则时，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时之为变，凡变则有二等，以差功过浅深，故月皆变例，从时而日，从日而时，皆变之尤甚者，有条不紊，网目明白，先儒因有记时分早暮二例，遂遍推之，则正例有三等，无以进退，而于二主之间，又添一主，则正变不明，端委朦混，治丝而棼，故使人疑之也，浅人以为经承旧史，或时或月或日，皆无义例，则断烂朝报，可为确论矣。

论三传以后说春秋者亦多言例以为本无例者非是

洪兴祖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锡瑞案洪氏此说，比例正合，圣人作春秋，当时尝自定例与否，诚未可知，而学者观圣人之书，譬如观天，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各成义例，皆有可通，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不得以为非天之度，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岂得以为非春秋之例乎，朱彝尊经义考论崔子方本例云，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曰牒例，郑众刘实也，曰谥例，何休也，曰释例，颍容杜预也，曰条例，荀爽刘陶崔恩也，曰经例，方范也，曰传例，范宁也，曰诡例，吴略也，曰略例，刘献之也，曰通例，韩陆希声胡安国毕良史也，曰统例，啖助丁副朱临也，曰纂例，陆淳李应龙戚崇增也，曰总例，韦表微成元孙明复周希孟叶梦得吴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说例，刘敞也，曰忘例，冯正符也，曰演例，刘熙也，曰义例，赵瞻陈知柔也，曰刊例，张思伯也，曰明例，王王日休敬铉也，曰新例，陈德宁也，曰门例，王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会例，胡箕也，曰断例，范氏也，曰异同例，李氏也，曰显微例，程迥也，曰类例，石公孺周敬孙也，曰序例，家铉翁也，曰括例，林尧叟也，曰义例，吴迂也，而梁简文帝齐晋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孙立节有例论，张大亨有例宗，刘渊有例义，刁氏有例序，绳之以例而义益纷纶矣，彦直崔子方字，谓圣人之书，总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盖其本，乃列一十六门，而皆以日月时例之，亦一家之言云尔，案诸家书多不传，未能考其得失，惟陆淳纂例，兼采三传，崔子方本例，多本公，能成一家之言，其后赵汸春秋属辞为最著，孔广森公羊通义本之，谓知春秋者惟赵汸一人，或谓赵汸崔子无三科九旨以统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窒，左支而右绌，是二家之书，亦未尽善，盖日月例公已极详密，崔子方等更求详于公之外，又不尽用公之义，未免过于穿凿，然例虽未尽善，犹愈于全不言例者，全无例则必失乱矣，后人矫言例者支离破碎之过，谓春秋本无例，出后儒传会，郑樵谓例非春秋之法，为此说者，非独不明春秋之义，并不知著书作文之体例矣，凡修史皆有例，史记汉书自序，即其义例所在，后世修史，先定凡例，详略增损，分别合并，或著录，或不著录，必有一定之法，修州郡志亦然，即自著一部书，或注古人之书，其引用书传，编次子目，亦必有凡例，或自列于简端，即为人撰碑志墓铭，其述祖考子小官爵事实，亦有例，故有墓铭举例金石三例等书，惟日录笔记，随手纪纪载，乃无义例，再下则胥吏之档案，市井之簿录耳，圣人作经以教万世，乃谓其全先例义，则于档案簿录，比后儒之著书作文者，犹不逮焉，诚不知何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