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鸾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汉之待公卿、大夫与士庶无等级，皆习秦气象，萧、曹秦吏，习见不知改而何亦身自当之。惠帝虽差立条式然，特以为恩惠，不着法令。文帝时绛侯下狱，贾生极言以谏，然终不能变也。”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改容而礼之也，而命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骂弃市之法，被翙辱者不泰迫乎？夫尝已在贵宠之位，今而有过，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篣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

臣按：是时丞相勃免就狱，人有告谋反者，逮系长安狱，恐不知置辞，吏稍辱侵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书牍背示曰“以公主为证”，勃子尚公主，故吏教以为证，卒无事。故谊以此讥上，文帝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宁成始。

宣帝地节四年，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乱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妇、大父母匿孙罪殊死上以请，廷尉以闻。”

臣按：律文亲属得相为容隐始此，然宣帝诏所匿者止许父子、夫妇、祖孙，而于兄弟及从子之于世父、季父阙焉，必若今律文，凡有亲属除谋反、大逆外，虽奴婢雇工人为家长亦在勿论之限，深得先王以刑弼教之意。

元康四年，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罹于文法、执于囹圄，朕甚怜之。自今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他皆勿坐。”

臣按：《周礼》八议，所议者皆国家之勋戚贵任也，而老者不与焉。臣窃以为年之贵于天下久矣，虞、夏、商、周未有遗年齿者也，礼以贵贵、尊贤、敬老三者并言，《周官》有议贵、议贤之辟而无议老，所谓老耄之赦仅见于三刺，而与幼弱、蠢愚并称，盖怜之耳，非尊之也。宣帝此诏，可以补《周官》之阙。

武帝时，二千石有罪先请。宣帝时，又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臣按：后世人臣有罪先请然后逮治始此。

成帝时，梁王立相，禹奏立怨望，有司案验，因发其与姑奸事，谷永上书曰：“臣闻礼，天子外屏，不欲见外也，是以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丱之言，《春秋》为亲者讳。今梁王年少病狂，始以恶言案验，既无事实，而发闺门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辞又不服，猥强劾立，傅致难明之事，独以偏辞成罪断狱，无益于治道，污蔑宗室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也。萌芽之时，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验举宪，宜及王辞不服，诏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著不然之效，定失误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广公族附疏之德，为宗室刷污乱之耻，甚得治亲之谊。”天子由是寝不治。

臣按：昔三代盛时，其于公族皆教之有法、养之有道而又择人以夹辅之，使之不至于违理伤化，不幸而有败伦悖德之事，于其萌芽之初豫遏绝之，俾不至于彰布以为宗室之羞，非甚不得已真得罪于宗庙、社稷，不轻致于理也。

哀帝时，丞相王嘉下狱，少府猛等十人以为：“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明主躬圣德、重大臣，刑辟广延有司议，欲使四海咸服，嘉罪名虽应法，圣王之于大臣，在舆为下，御坐为起，疾病视之，无数死则临吊之，废宗庙之祭，进之以礼，退之以义，诛之以行。按嘉等罪恶虽著，大臣括发关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国褒宗庙也。”

臣按：王嘉之罪，徒以荐廷尉梁相及封还益董贤户事拂哀帝意，故召诣尚书责问，而猛等上此言，所谓嘉罪名应法，盖巽与之言，欲救之而姑为是辞耳，非谓嘉实有罪也。其言圣王重大臣之礼，可见古者之于大臣其敬重之如此，后世有愧于古多矣，非独上之人不之重，而下之人亦不知所以自重也。

唐制，五品以上罪论死乘车就刑，大理正莅之，或赐死于家。疾病，职事散官三品以上妇女子孙入侍。臣按：唐为此制犹有古意。

唐太宗诏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时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曰：“善果虽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与诸囚为伍？”乃诏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

胡寅曰：“三品以上，贵近之臣也。太宗不使与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诸囚蒙引而贵近之臣反不见引，设有诬陷冤抑，欲面诉于君，而止于朝堂，无由自进，其所失又多矣。隋史万岁实在朝堂而杨素以往谒东宫谗之，朝堂虽近天子之居，至是远于万里，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与诸囚同引，别引可也。”

玄宗开元十年，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张说进言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者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今伷先亦不可轻，不宜决罚。”上然其言。

洪迈曰：“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徵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治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怀慎表言：‘璟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录。’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臣按：武臣至大将军、文臣至御史大夫，皆朝廷文武大臣也，而使之任胥隶之役，岂但失政刑而已哉，盖亏国体、轻名爵也。

以上议当原之辟

▲顺天时之令

《周礼》：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臣按：象魏即雉门两观也，以秋官刑法画之为象而县于象魏，即后世于国门张挂榜文之制也。古昔先王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既有定制，而又于正月之吉调和而布，行之于邦国、都鄙焉，盖因岁月之更新，起民心之观视，以儆省之也。然其藏于府史者众庶不能悉知，于是乎县象于两观之间以纵万民之视。盖先王之法若江河然，贵乎易避而难犯，苟匿其制、晦其言，愚民不知而陷入焉，又从而刑之，则是罔民也。象法示民所以启其心志、竦其观视，使知刑之惨毒、法之谨严，有所避而不至于误入，有所惩而不至于故犯。

小司寇之职，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宪刑禁，乃命其属入会，乃致事。

臣按：《周官》大司寇于正月既县法于象魏，小司寇于正岁复申令以木铎。说者谓正月用周之正，建子之月也；正岁仍夏之正，建寅之月也。布之象魏，使有目者所共睹，欲其接于目而谨于身；令之木铎，使有耳者所共闻，欲其入于耳而警于心。然象魏之布，继以使民观刑象，则专以示民也，木铎之令，继以“宣布于四方，宪刑禁，乃命其属入会，乃致事”，则又以警夫典刑者而使之用法也，不用法则有常刑焉。盖宣布于邦国，揭而示之，使知所避而又使之入会以计其多少之数焉。且布于正月者则挟日而敛之，所以示夫京畿之人；于正岁者则宣布于四方，所以通于天下之众，则是先王之制刑定罪，惟恐愚民不知而误入之而为之宣布者如此。后世律令藏于官，及民有犯者然后捡之以定其罪，而民罹于刑辟不知其所以致罪之由者多矣，此古之刑所以难犯而后世之刑所以易犯也欤。

布宪（宪，表也，主表刑禁者）掌宪邦之刑禁（国之五禁）。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宪邦之刑禁以诘（谨也）四方邦国，及其都鄙，达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众庶则以刑禁号令。

刘彝曰：“必书其刑禁之宪于民者，以达于州伯，州伯以达于卒正，卒正以达于连帅，连帅以达于属长，属长以达于诸侯，诸侯则以达于都鄙，而要服以达于四海。布宪则执旌节以巡行四方，诘其违于禁令者，庶乎其无所不及也。”

臣按：布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岁自正月之吉则执旌节巡行，以宣布其宪令于四方。盖邦之刑禁正月既布于象魏，县于门闾、都鄙、邦国，然恐其奉行之者不必谨，或有废格而懈弛者，于是设布宪之官，每岁自正月始遍巡天下，自内而至于外、由近而至于远，内而方国，外而海隅，无不至焉。既布之以书，复表之以人，所以谆谆于国家之刑禁、朝廷之号令，使民知所遵守而不至有所违犯焉，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成周盛时所以先事防民者，其严且密如此，上无不教之杀，下无误犯之罪，此所以刑措不用也欤。

《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牢也）圄（止也），去桎（在足）梏（在手），毋肆（陈尸也）掠（极治也），止狱讼。

陈澔曰：“周曰圜土，殷曰泚里，夏曰钧台，囹圄，秦狱名也。”

方悫曰：“囹圄不可去，故曰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狱讼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阴事而已。”

臣按：仲春之月乃阳气发生之候，故于上之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是虽草木之微亦加安养之仁，孤幼之子咸致存养之惠，若夫人之不幸而入于囹圄，虽其自取之罪，然皆吾之赤子也，当此阳和之时而存恻怛之心，天地之德、父母之心也。

孟夏之月，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

陈澔曰：“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断者定其轻重而施刑也。人以小罪相告者，即决遣之，不收系也。其有轻罪而在系者，则直纵之出也。”

臣按：孟夏之月天气始炎，将驯至于大暑也，恐罪人之系于囹圄者气相郁蒸，或致疾疫，故于是时也，于刑之薄者即结断之不使久系，罪之小者即决遣之不使收系，系之轻者即纵出之不使复系，先王恤狱之仁也。或者谓正阳之月，于阴事未宜大有施设，失先王之意也。

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食。陈澔曰：“挺者拔出之义。重囚禁系严密，故特加宽假。”马嚚孟曰：“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废，不忍人之政也。”

臣按：时至仲夏，天气之炎燠极矣，囚虽有罪，然其刑之也亦必肆诸市朝以为世儆，恐其或因炎蒸而遽殒，故于是时挺而拔出于清凉之地，而加以饮食之味，以待秋后处决焉。先王之用刑，其仁义之兼尽也如此夫。

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治也）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惧罪邪，务（事也）搏（戮也）执（拘也）。命理（治狱之官）瞻伤（损皮肤）、察创（与疮同）、视折（损筋骨），审断（骨肉皆绝）决，狱讼必端（正也）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

郑玄曰：“顺秋气当严也。理，治狱官也，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

吴澂曰：“奸未发露而藏于内者止之，止之而曰禁，则非慢令也；邪已发露而显于外者罪之，罪之而曰慎，则非滥刑也。命有司至务搏执，顺天之义也。命理至端平，爱人之仁也。又总结之曰‘戮有罪，严断刑’，盖虽命有司以搏执，然所戮者有罪之人，未尝及无辜也，则义之中有仁焉；虽命理官以端平，然苟或当刑断之必严，未尝故失出也，则仁之中有义焉。大概此时所尚以顺天之义为主，特以爱人之仁行乎其间尔。所以然者，天地之气始严急，故顺天者亦当严急而不可以宽缓也，赢有宽缓之意。”

臣按：刑者阴事也，阴道属义，人君奉天出治，当顺天道肃杀之威而施刑害杀戮之事，所以法天时行义道也。然秋之为秋所以成乎春，义之为义所以全乎仁，有春而无秋则生物不成，有仁而无义则生民不安，方天地始肃之时则不可以赢，亦犹天地始和之时不可以缩也。是则圣人之用刑虽若不得已而实不容已也，于不容已之中而存不得已之心，不容已者上天讨罪之义，不得已者圣人爱物之仁。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挠，枉挠不当反受其殃。

方悫曰：“孟秋既命严断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严焉，且西为阴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于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据成数言之，与百礼、百事同义。斩者则必杀，杀者不必斩，斩杀必当，虑及于无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于斩杀，所命止及于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枉则在上者不直，挠则在下者不伸，使斩杀不当则以或枉挠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挠焉，是逆天也，逆天则天灾适当之也，孟子言‘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同义。”

臣按：《月令》虽作于吕不韦，然皆述先王之旧典也。凡事为无不顺适天时，而于刑尤加意焉，不韦当秦人惨刻之世而述先王仁义之典，宜其不见用也。幸而是篇见于《吕览》而汉戴氏始编于《礼记》之中，以与五经并行以为礼典，后世人主诚能按时而布之以为常宪，是亦施仁政之一助，其毋以人而废其书。

季秋之月，乃趣（促）狱刑，毋留有罪。孟冬之月，是察阿党，则罪无所掩蔽。

陈澔曰：“狱吏治狱宁无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几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臣按：自古断决死刑皆以孟冬之月，凡有罪人于死刑者必先讯问详谳之，至于是纯阴之月乃施刑焉。苟狱吏阿私党比其人而掩蔽其罪状，故为之延及使不施刑，未几则阳生而刑不可施行矣，且使囚者又将有期月之禁焉。此先王于季秋之月既有毋留之令，而于孟冬之月又申明是察之令也欤？

汉章帝元和二年旱，贾宗上疏，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旱灾。下其言公卿议，陈宠奏：“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冬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鸣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以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礼记》在季秋之月）。”

臣按：宠之此言以殷、周非徒改月朔，且改其时，汉去古未远，必有所据。断决死囚必以十月，以其纯阴之月也，因宠此言，后世遂以为定制。

和帝时，鲁恭上疏曰：“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后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进良退残之化，因以盛夏追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隶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托言劳来贫人而无恻隐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捕一人之罪，根连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臣愚以为，今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

臣按：先王制刑虽曰防民奸，实所以顺承天道以安民生也。苟逆天之时、妨民之业，则天道有不顺，民生有不安矣。

隋文帝乘怒欲六月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曰：“六月岂无雷霆，我则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胡寅曰：“则天而行，人君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盛由此而已，文帝所言，王言也，而其事则非也。宪天者以庆赏法春夏，以刑威法秋冬，雨露犹人君之惠泽，雷霆犹人君之号令，生成万物之时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尝杀物，隋文取则雷霆而乘怒杀人，其违天多矣。”

臣按：隋文帝以阴谋得天下而性尤猜忌，往往欲杀人以立威杀，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剑之不齐者，谏臣谏并杀之，至长史考校不平，将作寺丞以课麦面迟晚、武库令以署庭荒芜，察而知之，并亲临斩决。呜呼，天立君以主生人，欲其则天道以为治，使天所生得全其生，今为天之子不能奉天道以养天民，反假天之威以害之，使天无知则已，天道有知，其肯容之耶？卒之不得其死而其子若孙自相鱼肉，至于殒宗绝祀，孰谓天道无知耶？

唐制，京师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岁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齐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及夜未明、假日、断屠月皆停死刑。京师决死，莅以御史、金吾，在外则上佐，余皆判官莅之。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夏置浆饮，月一沐之，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阅狱囚杻校、粮饷治不如法者。

臣按：此唐人恤狱之仁，其享国之久未必不由乎此。

宋太祖开宝二年五月，上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下诏西京诸州，令长史督掌狱掾五日一捡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小罪即时决遣，无得淹滞。自是每岁仲夏必申明是诏以诫官吏，岁以为常。

臣按：宋朝以忠厚立国，此亦其仁政之一端。

太宗雍熙元年，令诸州十日一具囚帐及所犯罪名、禁系日数以闻，刑部专意纪察。

臣按史，太宗阅诸州所奏囚簿，有禁系至三百人者，乃下诏申严淹狱之戒，令今后门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养疾人等并准禁囚例，件析以闻，其鞫狱违限及可断不断、事小而禁系者，有司奏驳之。噫，太宗以万乘之君，处崇高富贵之位，于凡诸州所奏囚簿亦阅及之，不惟寓诸目且动于心，既动于心即形于言而有申严淹狱之戒，且命所司件析其事目以闻。呜呼，太宗之尽心狱事如此，当世之民岂有无罪而就死地者哉？

以上顺天时之令

卷一○八

▲谨详谳之议

《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孔颖达曰：“此二句承上文典刑之言，总言用刑之罪过而有害，虽据状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当缓赦之，小则恕之、大则宥之；怙恃奸诈，欺罔时人，以此自终无心改悔，如此者当刑杀之，小者刑之、大者杀之。”

臣按：《舜典》此二言，万世谳刑之权度也。盖无心失理为过，眚灾是也，人之有过误或不幸而入于罪者，谳之知其非故也，当五刑者则减而流，当鞭朴者则减而赎，知其无心而误犯也，非故也；有心失理为恶，怙终是也，人之有所恃而又再犯者，谳之知其非过也，当典刑者则坐以典刑，当鞭扑者则坐以鞭扑，知其有心而故犯也，非过也。世之谳刑者以圣经二言为权度，则谳狱道尽而所处无不当之罪，而人自以为不冤矣。

《大禹谟》：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孔安国曰：“过误所犯虽大必宥，不忌故犯虽小必刑。刑疑从轻，赏轻从重，忠厚之至。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爱之道也。”

臣按：“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二言即《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也，后世谳疑狱者以《舜典》二言及《大禹谟》此六言为主以权度天下之疑狱，而又以“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一言恒存诸心焉，则天下无冤狱矣。夫所谓不可杀者不辜者尔，而其有辜者亦自不苟免也，盖以人有罪犯在乎可杀不可杀之间，杀之则若无罪，不杀则失常刑，皋陶立为此言，盖探大舜之心而代为之辞也。夫子删《书》，存之以示万世，使断疑狱者以此为予夺轻重之权度，虽曰一时之言，然万世之下人赖之以全其生者多矣，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者也，谁谓皋陶无后哉？

《君陈》：王曰：“辟以止辟，乃辟。狃（习也）于奸宄，败常（典常）乱俗（风俗），三细不宥。”

蔡沈曰：“刑期无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狃于奸宄与夫毁败典常、坏乱风俗，人犯此三者，虽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关者大也。”

臣按：圣人之制为刑辟，非故用此以张其威、罔其民也，盖立为刑辟使人知所避而不犯，则无犯刑辟者矣，此所谓“辟以止辟”也。详谳之际，人之真有所犯者则必决然而不宥焉，其罪虽小不可不为之惩，不为之惩则必有仿而为者于其后矣。吁，惩之于细则大者不作，戒之于先则后者不继，惩一人以惧千万人，戒一事以遏千万事，圣人之虑远矣，圣人之心仁矣，彼以姑息为仁者，真不仁者也。

《吕刑》：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

蔡沈曰：“事在上刑而情适轻则服下刑，舜之宥过无大，《康诰》所谓‘大罪非终’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适重则服上刑，舜之刑故无小，《康诰》所谓‘小罪非眚’者是也。”

臣按：穆王训刑，此二句远宗乎虞廷之典，近法乎武王之诰，非无征之言也。先儒以为罪莫大乎杀人，然所杀奴婢也，非适轻乎？罪莫轻于骂詈，然所詈父祖也，非适重乎？是故原情以定罪而不拘于一定之法。

其刑上备，有并两刑。

蔡沈曰：“‘其刑上备，有并两刑’者，言及其断狱之书当备情节，一人而犯两事，罪虽从重亦并两刑而上之，言谳狱者当备其辞也。”

臣按：两刑，谓一人有两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听命于上，不敢专也。

《周礼》：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一刺曰讯（问也）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耄同）、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