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公辈宜用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臣按：贾山告汉文帝有曰：“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今观太宗每于臣下奏事而假以辞色，使之得以尽言而无惧，盖有合于贾山之说，其视后世人主恐臣下尽言厉色严威以临之者，盖霄壤矣。中举末世君臣为戒，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惜尽言，其言儆切，可为世戒。

陆贽言于其君（德宗）曰：“古语有之，顺旨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故人臣皆争顺旨而避逆意，非忘家为国、捐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是以哲后兴王知其若此，求谏如不及，纳善如转圜，谅直者嘉之，讦犯者义之，愚浅者恕之，狂诞者容之。仍虑骄汰之易滋而忠实之不闻也，于是置敢谏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鼗、立司过之士。犹惧其未也，又设官制以言为常，由是有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尚恐其怠也，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司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圣德不能求过行，招直则其智弥大，求过则其德弥光。惟衰乱之朝、暗惑之主，则必讳其过行、忿其直言，以阿谀为纳忠，以谏诤为扬恶，怨溢于下国而耳不欲闻，腥德达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颠覆犹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于是，故明者广纳以成德，暗者独用而败身，成败之途千古相袭，与败同辙者罔不覆，与成同轨者罔不昌，自当矫夏癸、殷辛拒谏饰非之慝，协大禹、成汤拜言改过之诚，士无贤愚咸宜录用，言无大小皆务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众智为智，以众心为心，恒恐一夫不尽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访纳，惟善是求，岂但从谏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谤言、听舆诵。葑菲不以下体而不采，故英华靡遗；刍荛不以贱品而不询，故幽隐必达。晋文听舆人之诵而霸业兴，虞舜设诽谤之木而帝德广，斯实圣贤之高躅，陛下何疾焉？”又曰：“虞舜察迩言故能成圣化，晋文听舆诵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询于刍荛之言，《洪范》有谋及庶人之义，是则圣贤为理，务询众心，不敢忽细微，不敢侮鳏寡。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异于人者不必是，同于众者不必非，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理、见天下之心。臣每读史书，见乱多治少，因怀感叹，尝试思之，窃谓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忄耎，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辨给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衔聪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忄耎者避罪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无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

臣按：后世人臣之善谏其君者无如贽，贽之此疏论人君听言纳谏之道无余蕴矣。臣谨详载于篇，伏睹其篇末，又曰：“理乱之戒，前哲备言之矣；安危之效，历代尝试之矣。旧典尽在，殷鉴足征，其于措置施为，在陛下明识所择耳。伏愿广接下之道，开奖善之门，弘纳谏之怀，励推诚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礼，煦之以和，虚心以尽其言，端意以详其理，不御人以给，不自炫以明，不以先觉为能，不以臆度为智，不形好恶以招谄，不大声色以示威。”又曰：“其纳谏也，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斯言也诚万世人君听言纳谏之龟鉴，臣不复他有所言，请即是以为九重献。

宋太祖建隆二年，诏令每月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指陈时政得失，事有急切，许非时入阁上章，不候次对。

高宗诏：“自今后，行在百官日轮一员面对，朕当虚宁以听其言。”

臣按：唐人有转对之制，宋太祖因之许令百官以次转对，遂为一代之法。终宋之世，君得以亲其臣，臣得以近其君，言论之间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学识之浅深、心术之邪正亦终于是得以见焉。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访问，臣竭诚以献替，则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恶逆耳之言，臣营便身之计，则下情壅蔽，众心离叛。近年士大夫以偷安苟容为智，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已繁，犹赖上帝垂休，岁不大饥，祖宗贻谋，人无异志，不然则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在京则于鼓院投下，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陛下于听政之暇略赐省察，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情无隐，陛下虽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马光于洛，问光所当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谓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窃以为，光之此疏非独当时人君所当知，实万世人君所当知者也。臣尝因是而通论之，言者心之声也，人心有所蕴必假言以发之。帝王莫如尧，尧以言为试人之则；圣贤莫如孔子，孔子以言为知人之本。是则言之为言，其所关系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谨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为己助，因人之言以为己鉴。闻则拜之，听则纳之，卑辞以诱之，厚礼以招之，多方以来之，博问以尽之，和颜悦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为之科目如所谓直言、极谏者，或为之设官如所谓拾遗、补阙者，或因灾眚而下诏以求，或因患难而责己以访，或为轮对之制使人人得以自达，或设登闻之鼓使事事得以上闻，无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陈言而善者则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当言不言者则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虽过于讦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杀谏臣者其国必亡”是也。夫如是，则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阙失、臣下之贤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达之于上，有以为思患豫防之计而不至于噬脐无及之悔，则天下国家永无危亡之患矣。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呜呼，患而谓之大，岂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君处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祸而不敢言。为人上者诚能广陈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赏，言之非者无罪，当言而不言者有罚，则大臣不至于持禄，小臣不至于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国家又岂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圣明留意。

以上广陈言之路

卷五

△正百官

▲总论任官之道

《虞书皋陶谟》曰：无旷（废也）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蔡沈曰：“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无非天事，苟一职之或旷则天工废矣，可不深戒哉。”

臣按：宋儒陈大猷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几，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务，任之庶官而己不可使旷。非无其人之为旷，非其人之为旷也。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天，天不自为，人代为之，一官旷则一事阙矣。”元儒吴澂亦曰：“天下之事皆天之事，天以此事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为之者也。”噫，人君诚知人臣所治之事皆天之事而付于我者，其必不肯任用非人，而致天事之旷以得罪于上帝矣。

《商书》：伊尹曰：“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为皆去声）。”

蔡沈曰：“贤者有德之称。才者，能也。左右者，辅弼大臣。人臣之职为上为德，左右厥辟也；为下为民，所以宅师也。臣职所系其重如此，是必其难其慎。难者难于任用，慎者慎于听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济，一者终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臣按：为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任官。人君之任官，惟其贤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则用之。至于左右辅弼大臣，又必于贤才之中择其人以用之，非其人则不可用也。人臣之职在乎致君泽民，其为乎上也，必陈善闭邪以为乎君之德；其为乎下也，必发政施仁以为乎民之生。如此之人然后任之于左右，俾其上辅君德、下济民生。既得如是之人，非用之之难、察之之谨，则其进也易而杂，而侥幸之小人得以间之矣；非待之以协和，信之以专一，则其用也乖而贰，而正大之君子不得以久安矣。吁！方用之之初则其难其慎，既用之之后则惟和惟一。其者必然之辞，惟者专一之谓。人君致审于斯，则知所以任官之道矣。

《说命》：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爱也），惟其能；爵罔及恶（凶也）德，惟其贤。

蔡沈曰：“庶官，治乱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六卿、百执事所谓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谓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贤。惟贤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恶德所以乱也。”

臣按：蔡沈谓庶官治乱之原，盖以为治乱皆本于此也。夫人君用人以图治，惟其贤能而用之，则国家之治原于此矣。苟舍其贤者、能者，惟己之所亲爱者是用，虽有可恶之德不问也，如此，则列之五等、布之庶位者皆不仁不义之人、无礼无智之士，天下岂有不乱者哉？

《周书武成》：建官惟贤，位事惟能。

蔡沈曰：“建官惟贤，不肖者不得进；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

《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音奔）。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忧也），鲜哉。”

蔡沈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长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准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缀衣，执射御者曰虎贲，皆任用之所当谨者。周公于是叹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忧恤者鲜矣。’言五等官职之美，而知忧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常伯、常任、准人即下文所谓三事、三宅，诚周官之别名也。牧民之长曰常伯，所谓“宅乃牧”是也，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所谓“宅乃事”是也，其虞廷典礼、典乐百揆之官乎？守法之有司曰准人，准之云者，掌法之官，刑罚当如准之平，即所谓“宅乃准”也，又非虞廷士师之职乎？缀衣者掌王之服器，居则张设者焉；虎贲者执王之器械，行则防护者焉。是常伯、常任、准人三者国之大臣，以共理朝廷之政；缀衣、虎贲二者王之亲臣，以供奉服御之用。宋儒吕祖谦谓：“职重者有安危之寄，职亲者有习染之移，其系天下之本一也。职有大小而经纶、康济、薰陶、涵养赖焉，知其美而加之忧，庶不以非人处之矣。”林之奇亦谓：“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进见有时。虎贲、缀衣之类则朝夕与王处，最亲且密，苟非其人则主德内蔽，大臣虽贤何所施其力哉（缀衣即今内司设尚衣等监之职，虎贲即今锦衣卫之职）？”吁！有大臣理国之政，有亲臣在君之侧，二者皆得其人，则君之左右所闻、所见者无非正理，国之任用所施所行者无非仁政。任官如此，天下岂有不治哉！

《礼记王制》：凡官民材（谓凡民之有材加以官也），必先论之（论谓考评其行艺之详也），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臣按：此古者官人之法。夫民莫不有材也，顾上用之何如耳。然民生草泽中，林林总总之多，苟非在上者有以评论之于先，又何以知其材而用之哉？后世一惟资格用人，稽考簿书岁月次序，无复先王论辨之意，此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治效不古若也。

《缁衣》：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私相亲也）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

孔颖达曰：“大臣离贰不与上亲，政教烦苛，百姓不宁，是臣不忠于君、君不敬于臣所以致然，由君与臣富贵已过极也。大臣不肯为君理治职事，由迩臣与上相亲比也。君无与小臣而谋大臣之事，无以远臣共言近臣之事，无以内臣共谋外臣之事，所以然者，恐各为朋党彼此交争，转相陷害，故不图谋。若能如此，则内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于君也，近臣不为人所非毁，远臣不被障蔽也。”

臣按：先儒谓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国之大患也。盖大臣之任，国之安危系焉。用之斯信之可也，居其任而不亲信之，则下之人知其不为上所亲信也，是以令之而不从，制之而不服，此百姓所以不宁也。所以然者，由臣之忠不足于君，君之敬不足于臣，徒富之贵之，至于太过焉耳。君以富贵豢其臣，臣以富贵豢其身，为下者不知尽忠以启上之敬，为上者不复致敬以来下之忠，两相乖贰不相亲信，如此，则大臣不得治其事，嬖宠之小臣相与亲比，而大臣之柄反为所移夺矣。是故人君于大臣必加敬焉，而不可轻以其系国之治忽而民所瞻望以为仪表者也；于迩臣必致慎焉，而不可忽以其系君之好恶而民之所由以为道路者也。敬之则大臣得以治其事，慎之则迩臣不至于相比昵矣。不以小臣谋大臣，则大臣不至于怨乎；不以不使远臣间近臣，则近臣不至于疾视其上。不使左右宠幸之臣图谋四方宣力之士，则远臣之贤不为近臣所壅蔽矣。先儒谓小谋大、远言近、内图外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臣窃以谓，远言近者百一二，小谋大者什三四，内图外者什八九，人君任人之际诚能亲信大臣而敬之，审择迩臣而慎之，则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为人所蔽矣。呜呼，可不念哉！

以上论总论任官之道△定职官之品《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朱熹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盖百揆者所以统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统十二牧也。”

臣按：天下之大非止一方也，而统宗会元于国都之中、朝廷之上，必君总治于上，臣分治于下，然后事有统纪，民有依归，而天下平定焉。然君一人而已，所统之地非一所也，所治之民非一人也，所行之事非一类也，必欲事理民安而无一处不到焉，非立官以分理之不能得也。自唐虞之世已设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内焉有九官而总之于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总之于四岳。舜之咨命，其于九官人各为之辞，随其职而致其戒勉之意，其于十二牧也则人共为一辞，其所分牧虽有不同而所以命之为民之意则无不同也。大抵天立君以为之子，君立官以为之臣，无非为乎斯民而已。盖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君承天命不能以独理而寄之臣，则是臣所治者君之事，君所治者天之事也。帝舜于受终告摄之后首询四岳，次咨十有二牧，然后及于百揆、九官者，岂不以百揆、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凡夫朝廷之间百官庶务，何者而非为民者乎？帝既分命之，又总告之，而要其终于“钦哉，惟时亮天功”之一语，以见臣之事即君之事，君之事即民之事，民之事即天之事也。我朝内设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有二牧，名虽不同而所理之事则一，地虽有异而分牧之意则同，其所以立制度、明纪纲，真可以为万世法者也。

《商书说命》：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顺也）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天子也）君公（诸侯也），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治也）民。”

蔡沈曰：“明王奉顺天道，建邦设都，立天子、诸侯，承以大夫师长，制为君臣上下之礼，以尊临卑、以下奉上，非为一人逸豫之计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熊禾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至哉，斯言千万世为人君者之龟鉴也。桀惟不知此而汤有鸣条之师，纣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会。师旷言于晋侯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也）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为人君者闻此言可以悚然惧矣。”

臣按：天立乎君，君奉乎天，天固非以一人之故而立其人以为君，人君亦非以其人之故而以之为诸侯、大夫、师长。人君则当奉顺天道，人臣则当承顺君命。天之道在生民，人君之命亦在生民。人君知天之道为生民，立我以为君则必爱天之民，而不肆虐于天之所生者而竭其力、尽其财以为私奉；人臣知君之命为生民，设我以为诸侯、大夫、师长则必恤君之民，而不敢肆毒于君之所付者而竭其力、尽其财以为私用。君则奉乎天而顺之，臣则承乎君而行之，则生民无不得其所者矣。是则上天所以立君，而明王所以顺天道、定职官以为民者大意盖如此。世之为君臣者，恶可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哉？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治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蔡沈曰：“百揆、四岳总治于内，州牧、侯伯总治于外，内外相承，体统不紊，故庶政惟和而万国咸安。夏商之时世变事繁，观其会通，制其繁简，官数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臣按：此唐、虞、夏、商四代之官，是即上文所谓制治未乱、保邦未危之事，明王所以立政者也。盖官不在多，惟在得人，得其人则一人可以兼数人之事，不得其人虽丛数人不如得一人也。此唐虞之官惟百而治，继而夏商倍之为二百亦克用治，用是以保邦，用是以制治，所以上下相承、内外相维而永无危乱之患也欤。（以上总论设官）

《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周礼》：少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其亲疏。

陈傅良曰：“《尧典》言九族而《周礼》言三族，三族父、子、孙也，九族高祖至玄孙也。三族举其本，九族极其末，举三族则九族见矣。”

臣按：施仁之序亲亲而后仁民，为治之道齐家而后治国，故史臣纪尧之典，于治效被格之后即继之以明德亲族之言，盖以出治之本在此也。当时虽未设官，观其叙亲睦九族于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之前，则其立言之序轻重可见矣。自成周以三族之别掌于少宗伯之官，后世因之列宗正于九寺之中，殊失帝尧睦亲之道。我圣祖超然远见，特立宗人府于六部之上，其秩一品，专以皇亲掌之，可谓得帝尧亲族之深意而足以为万世法矣。

汉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叙九族。

臣按：班固《汉书表》：“宗正，秦官，掌亲属。”盖汉因秦制而设之也。（以上宗人）

《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

贾谊曰：“保者，保其身体。傅者，傅之德义。师者，道之教训。”

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特也），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胡安国曰：“古者，三公无其人则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师保之任，冢宰或阙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进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师保之任也。周公为师。”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也。所以然者，三公与王坐而论道，故难其人；而冢宰总百官、均四海，亦不易处也。”吕祖谦曰：“案《顾命》，太保领冢宰，毕公领司马，毛公领司空，别有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卫侯为司寇，则周时三公兼六卿。三公无职，六卿则有职者也；三公论道，而六卿行道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