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梁丘《易》、大小夏侯《书》、谷梁《春秋》，诸儒未有排之者。至刘歆欲立《古文》，不独博士排之，龚胜、师丹、名臣大儒亦排之，以至新莽之世，公孙禄亦以「颠倒五经」罪之。知西汉博士本不持门户之见，而刘歆《古文》之伪，确有以招人口实者矣。陈氏犹拾刘歆唾余，抑何愚而可笑也！

《艺文志尚书家》「《欧阳经》三十二卷。」按伏生《经》文二十八篇，增《太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故，欧阳《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或曰：夏侯《经》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欧阳何以不然？曰：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以《班志》核之，「六艺家」传训多寡，往往不与经符。如《诗经》有《序》，于《尚书》最为近。乃鲁、齐、韩《诗》皆二十八卷，唯《鲁说》、齐孙氏《传》卷与经合，而《鲁故》《齐孙氏故》《齐后氏故》、后氏《传》《韩故》《韩内传》《韩说》，卷皆与经异。《毛诗》二十九卷，而《毛诗故训传》，卷亦与经异。《齐诗》有《序》无《序》，无以明之；鲁、韩、毛之《诗》皆有《序》，而《传训》卷数参差若是，于欧阳、夏侯之《书》乎何疑？今文有《序》，其证一矣。

《汉志》卷数误文、脱文最多，颜师古已言之。其《欧阳经》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之数，并难引据。若谓二十八篇增《泰誓》三篇，故三十一，考今文《书》凡一篇分为数篇者，亦止以一篇计之。故汉石经《般庚》有三，据中篇末「建乃家」下，下篇首「般」字上空一格知之而自来数今文卷数者亦止以为一篇。然则《泰誓》三篇增入今文之《书》，亦当以一篇计之，岂有仍为三篇作三十一卷之理？若谓《泰誓》旧本三篇，不能并为一以失其旧，然如《般庚》之例，不过篇数为一，而篇章仍三，又何尝失其旧？而必篇数亦析为三，以为是乖刺之例乎？必不然矣。又陈氏据「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以弥缝欧阳《经》《章句》卷数不合之故，然《汉志》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章句》《解故》亦皆二十九卷，岂大、小夏侯独为《序》作训邪？大、小夏侯不为《序》作训，则二十九卷中无《序》可知。大、小夏侯与欧阳同出一师，大、小夏侯无《序》而欧阳有《序》，有是理乎？陈氏亦自知其不可通，又附会以西汉传训卷数「不与经符」之说，其意以为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二十九卷，实释二十八篇，非有一卷释《序》，释二十八篇而有二十九卷者，犹《鲁说》等卷数与《经》不符之例。然《鲁说》等乃卷数与《经》显然不符者，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乃卷数与《经》显然相符者。《汉志》所载《传训》卷数与《经》不符者固多，而符者正复不少，陈氏毫无证据，妄以符者为不符，可谓拙于舞文矣。

班固称「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微子》《洪范》《金縢》多古文说。」固言如此，则迁书五篇之外盖多取今文矣。《史记》载《尚书》逸篇，唯见《汤征》《汤诰》。《汤征》又在古文逸十六篇外，余绝无闻，独于《书序》胪举十之八九。至于《序》作《原命》为「大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序》作《般庚》为「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又言「小辛立，殷道复衰，百姓思般庚」。《序》作《高宗肜日》及《高宗之训》为「武丁祭成汤事」，又言「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序》作《洪范》为「武王克殷后二年」，《序》作《冏命》为「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燛申戒太仆国之政」，序《文侯之命》为「襄王使王子虎命晋文公」，《序》作《秦誓》为「穆公封殽尸后事」，又序《夏社》在《典宝》后，序《咸有一德》在成汤时，以《太甲》为「太甲训」，以「伊陟」为「太戊」，以「分器」为「分殷之器物」，以「康王之诰」为「康诰」，其它「女方」为「女房」，「大埛」为「泰卷」，「仲虺」为「中壨」「迁嚣」为「迁隞」，「圯于耿」为「迁于邢」，「升鼎耳」为「登鼎耳」，「剓」为「饥」，「归狩」为「行狩」，「异亩」为「异母」，「归禾」为「馈禾」，「旅天子命」为「鲁天子命」，「无逸」为「毋逸」，「肃慎」为「息慎」，「俾荣伯」为「赐荣伯」，「伯冏」为「伯燛」，「粊誓」为「狝誓」，「吕刑」为「甫刑」，说义文字往往与古文异，则显然兼取之伏《书》也。且《尚书》古文之《序》或同或否，师传则然。如《韩诗》之《序》可考者，「《关睢》，刺时也」「《芣苢》，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螮蝀》，刺奔女也」「《鸡鸣》，谗人也」「《夫栘》，燕兄弟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与《毛诗序》互有同异。此今、古文《书序》异同之例也。今文有《序》，其证二矣。

《史记》与《书序》同者，乃《书序》剿《史记》，非《史记》采《书序》，辨见后。《书序》既剿《史记》，复作异同者，盖故作参差以弥缝其剽窃之迹，犹伪孔《古文》既剿诸书，仍作异同耳，辨亦见后。且即以为《史记》采《书序》，其间声音之少讹，训诂之相代，文句之互有详略，先后之少有差忒，乃《史记》引书之常例，触处皆然，不可枚举。然则其它诸书，岂亦有今古文之分乎？陈氏又引《诗》韩、毛异《序》，以为《书》今、古文异《序》之证。不知今文本无《序》，韩、毛自异，与《书》何关？且考《诗》四家异《序》，皆文字悬绝，未有如此之少少异同，即大义不同而辞语仍相放者。陈氏无聊之附会，尤不必也。

《论衡佚文篇》曰「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按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汉书儒林传》曰「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时求治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经》二十九篇，其所采《书序》即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汉后献，遂秘于中，外不得见；庸生孤传，衰微特甚。霸但见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见孔《书》，故窃之作《百两篇》以欺世。如所采《书序》出古文，是霸见孔壁之本矣，宁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书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献之于朝哉？且霸见孔壁之本，则见其中逸《书》二十四篇，攗拾较易，乃不并取以为《百两篇》，而转取《左氏传》，何哉？故知霸所取《书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其证三矣。

王充生刘歆之后，故祖述《汉书儒林传》之说，以为张霸伪《书》实采《书序》。不知据张霸《书》有《百两篇》，是即张霸不采《书序》，并霸时未有《书序》之明证。据葛洪《西京杂记》跋，班固《汉书》全本刘歆之旧，则《汉书儒林传》「张霸采《书序》《左传》」「成帝求治古文，以中书校《百两篇》」等说，尚足信邪！若霸时果巳有《书序》而采之，则经师传本，百篇之目显然，霸方伪《书》取信，安敢显悖百篇之目造为《百两篇》，悍然不顾以动天下之兵乎？纬书有百二篇之说。纬书伪起哀、平，在张霸后，盖采霸说为之

孔颖达《尚书正义》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夏侯之《书》，非伏生元本也，然言有《序》则可信。按《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一字石经尚书》六卷。」又云「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则唐人于拓本汉《石经尚书》及见之也。颖达谓「今文则夏侯、欧阳所传及蔡邕所勒《石经》。」是故于《尧典》篇首正义尝引《石经》，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见《石经尚书》有百篇之《序》，故为是言耳。今文有《序》，其证四矣。

陈氏此说，最不足据。果如其说，二十九卷外尚有《序》一卷，则《汉书艺文志》载大、小夏侯《经》文当曰「三十卷」矣，何以仍曰「二十九卷」乎？孔既曰「《序》在外」，则二十九卷断不能以为并《序》数之，是二十九卷乃既增《泰誓》之数。《志》并《泰誓》亦惟曰「二十九」，则大、小夏侯之无《序》断矣。欧阳《经》及《章句》卷数难明，然夏侯无《序》，则欧阳亦无《序》审矣

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亡于永嘉之乱，今无可考。请以《尚书大传》征之。《周书成王政》序曰「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尚书音义》曰「践，《尚书大传》云‘籍也’。」《诗豳风破斧》正义引《书传》云「‘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猪其宫。」按《将蒲姑》序，言「成王践奄，迁其君于蒲姑。」是奄君犹存，《书传》谓「杀其身」，此今文说之异。盖《书传》体近《韩诗外传》，往往旁胪异闻，非尽释经。然而「遂践奄」三字，则明出于《成王政》之《序》。今文有《序》，其证五矣。

《尚书大传》未尝曰「《书序》」，且《大传》「杀其身」之说显与《序》异，是即其非据《书序》之明验。今、古文异《序》之说不足信，辨见上或更谓《大传》云「‘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如非据《书序》，何以释之？不知自为申释，古书有此体。如《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是亦其例。不然，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岂伏生独异邪

《周书亳姑》序曰「周公在丰，将殁，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毕，告周公。」《尚书大传》曰周公致政封鲁，三年之后，「老于丰，心不敢远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庙……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縢》之书，执书以泣曰‘周公勤劳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书传》言葬周公事，本于《亳姑》序也。《论衡感类篇》引《书》「乃得周公死，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盖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讹，故以《金縢》之事与《亳姑》之事联为一也。今文有《序》，其证六矣。然难者犹谓与《书序》有两端也。《大传》又曰「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此出《商书高宗肜日》之《序》也。今文有《序》，其证七矣。《大传》又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周书召诰》之《序》也。其下即述经文云「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丰，唯太保先周公相宅。」今文有《序》，其证八矣。《大传》又曰「夏刑三千条。」此本《周书甫刑》之《序》也。《甫刑》序曰：「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按《经》曰「五刑之属三千」，不言「夏」；《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商书》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亦不及「夏」；《左氏传》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虽言「夏刑」而不举其目。若非见《书序》「训夏赎刑」之文，何以知三千条为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证九矣。

《尚书大传》不明曰「《书序》」，陈氏必以为据《书序》，已属武断。《书序》之作，攗拾诸书为之。《亳姑》序与《史记鲁世家》文更类，当即采《史记》。《高宗肜日》《召诰》序，盖即采《大传》耳。《高宗肜日》序，亦见《史记殷本纪》，当并采之《大传》言「夏刑三千条。」伏生去古未远，古籍之旧文，先师之遗说，考见尚多。陈氏律以今人之耳目，以为「非见《书序》，何以知之」，尤为不可。要之《书序》之伪，既有明征，诸书之与合者，正可以考其剽窃之迹。果如陈氏之说，则《荀子解蔽篇》「人心之危」数语，亦与伪孔《书》同，亦可以为《荀子》采伪孔《书》乎

《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冏命》，《序》又有《嘉禾》《揜诰》，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非见《书序》，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证十矣。

《尚书大传》中《大战》《揜诰》《多政》三篇不见于《书序》，若以为《大传》二十八篇外篇名据《书序》采入，则此三篇又何处得来邪

书传既有明文，请更征之《白虎通》。《白虎通》引《尚书》悉用今文家说，《诛伐篇》称《尚书序》曰「武王伐纣。」此《周书太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其引《尚书》用今文，则《序》亦出之今文无疑。今文有序，其证其十一矣。

《白虎通》虽用今文，然亦有用古文者。他不征引，即如《爵篇》引《书亡逸篇》，《社稷篇》引《尚书逸篇》之类，独非古文邪？《书序》、逸《书》同出刘歆之手，《白虎通》既引逸《书》，何以知其必不引《书序》乎？虎观诸儒如贾逵之等乃治古文者，班固之学亦杂揉今古，其引古文，何足怪也。

《汉书孙宝传》「平帝立，宝为大司农，孔光、马宫等咸称王莽功德比周公。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着于经典。’」此引《周书君奭》之《序》也。考《儒林传》平帝时立《古文尚书》，《王莽传》元始四年益博士员，而宝为大司农在元始二年，是时古文未立，宝受公羊《颜氏春秋》于筦路，成帝初以明经为郡吏，亦非为古学者，则其所诵之经亦今文也。古文《毛诗》，平帝已立，而康成注《礼》时尚未之见，则孙宝之不见《古文尚书》，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证十二矣。

《列子杨朱篇》曰「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然则孙宝所谓「着于经典」者，自指《君奭》一篇，而所谓「不说」者，何以知其必据《书序》乎？

《后汉书杨震传》：曾孙彪议迁都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此引《商书般庚》之序也。彪世传欧阳《尚书》，所据乃其本经。今文有《序》，其证十三矣。

后汉古文之学盛行。杨彪虽世传今文，偶引古文，不足异。若谓学者一习今文，即古文一字不得寓目，有其理邪？如《儒林传》载李育传《公羊》，而亦尝读《左传》，是即今文家兼读古文之明证。彪生当贾、马大盛之后，其引《书序》宜也，左海安得知此。

《法言问神篇》曰：「《易》损其一，虽蠢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按：杨子云引《书》皆用今文，「《书》不备过半」，唯今文唯然。若古文则前汉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尔。今文有《序》，其证十四矣。《法言》又曰：「古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按《酒诰》唯今文有脱简，故其言如此。今文有《序》，其证十五矣。

杨雄乃刘歆之徒，《后汉书桓谭传》言「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则雄正古学家，故攻《书》二十八篇之不备与刘歆同，盖从歆学者。其据《书序》，乃其宜也。且雄二说乃攻今文，乌知其非如刘歆之故智，以古文攻今文乎？左海未知今、古派别，宜其妄也。

《论衡正说篇》驳或说《尚书》二十九篇「法斗七宿」曰：「按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谓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论衡》此篇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证十六矣。

王充亦以古文驳今文，其云「独谓二十九篇立法如何」盖谓二十九篇何足立法耳，未见其必据今文《序》驳诘之也。

杜预《春秋左传》后序曰「《纪年》称‘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十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此为大与《尚书序》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详预此言，直以《书序》为出自伏生，预时三家《尚书》见存，目验援据，致为明确。今文有《序》，其证十七矣。

杜预时，刘歆《书序》盛行久矣，预不过以伏生乃首传《书》之人，故凡《书》即归之伏生耳。伏生无《序》，证验如此之确，且两汉人皆无谓伏生有《序》者。预时代在后，从何得此说邪

第三，辨秦汉经传诸子引书篇名，皆孔子不修之书。

秦、汉经传、诸子引《书》篇名，所在散布，主张《书序》者愈有借口。不知诸篇皆孔子不修之《书》也。盖孔子制作「五经」，阴寓改制，苟不关改制之事者，虽详勿录。故《诗》三千篇而唯取三百五；见《史记孔子世家》《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唯取十六。孔子经十六篇，《丧服》乃传，别有说《诗》《礼》如此，《尚书》可知。故《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尚书正义》一引纬书虽伪，要皆本西汉前说而附会之，如「百二篇」之说即本张霸。则「帝魁」之说虽不可信，而孔子定《书》多所去取，其说非全无据矣。以此，故逸《诗》、逸《书》杂见群书，以考今本，率多岨峿。若谓诸书引《书》篇名果皆出孔子，则何以解于《墨子》之以《甘誓》为《禹誓》，《汤誓》为《汤说》乎？此犹可诿曰篇名之偶异也。若《墨子》他引《禹誓》不在今《甘誓》内，他引《汤誓》不在今《汤誓》内，今《甘誓》《汤誓》文完无缺，必非佚文，然则《墨子》所据将何书邪？且今《甘誓》启事，而以为禹。《汤誓》《汤说》本自并引，尤不能以寻常篇名异同论之。据《墨子》如此，则虽谓诸书引《书》篇名皆孔子书，蒙瞽不信也。或曰：孔子有不修之《书》固矣。然孟子为孔子嫡传，《礼记》出七十后学，岂所读之《书》亦非孔《书》？曰：「不修《春秋》」述于《公羊》，庄七年曲引旁称，圣门不废。若以为不修《春秋》，公羊能引之，不修《书》《礼记》，孟子不能引之，岂通人之论乎？荀子亦孔子嫡传，兼为《诗》《礼》大宗，而引《逸诗》，亦其证也

第四，辨《尚书大传》内《九共》诸篇亦孔子不修之《书》。

或难曰：子以为伏生《书》二十八篇即孔门足本，而斥亡失数十篇之说为伪，今考《尚书大传》有《九共》《帝告》《说命》《太誓》《大战》《嘉禾》《揜诰》《多政》《冏命》九篇，苟非伏生所有，何以引之？答曰：《大传》又称孔子告子夏，言：「‘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大传》述孔子自称亦止二十八篇，中「六誓」当作「五誓」，辨见后则其余非孔子《书》，而为孔子不修之《书》可知。伏生之言，还以伏生之言定之，《九共》诸篇何足为难乎？伏生传授孔经而兼引他书，亦犹《公羊》引不修《春秋》之例。彼大惑不解者，岂非知二五而不知十哉！

第五，辨《史记》所载篇目乃《书序》袭《史记》，非《史记》采《书序》。

伪撰古书，必有依据，乃易附会，故王肃之《书》，《周官》之《礼》，皆阴摭旧文，自创新制。《书序》之作，何独不然！而后人见《史记》之文与《书序》多同，以为史公已据《书序》，不知此《书序》之袭《史记》也。请以七证明之：《序》以为「般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殷本纪》则以为「帝般庚崩……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若谓《史记》所载本于《书序》，何与《书序》又自乖异？今古文异《序》之说不足信，辨见前《史记》非采《书序》，证一。《序》以为「秦穆公伐晋，襄公帅师败诸殽，还归。作《秦誓》。」《秦本纪》则以为缪公败于殽，「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二。《序》以为「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殷本纪》则以为武丁崩，「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三。《序》以为「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晋世家》则以为晋文公重耳献楚俘于王，王「命晋侯为伯，赐大路、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作《晋文侯命》。」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四。《书序》无《大戊》而《殷本纪》有之，《史记》若采《书序》，此篇又从何来？据此篇非采《书序》，则其它可以例推。《史记》非采《书序》，证五。若谓《本纪》《世家》层叠引用，如非孔子之《书》，何以详载？不知《史记》杂采诸书，如《逸周书》之类不乏引用。即《汤征》，据刘歆所造《逸篇》亦无之，而《殷本纪》明载其文。知史公经典之外多所援用。《史记》非采《书序》，证六。《汤诰》一篇，《古文逸篇》有之，然不过刘歆所为，真书中安得有此？而《殷本纪》乃载其文，是亦史公不必定据经典之明证。《史记》非采《书序》，证七。观此七证，彼犹张国师之垒者，亦可以少息也夫！

第六，辨孔子作书序之说始于刘歆，《史记》无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