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六艺之学，着书之由，见书之故，少则讲业齐、鲁之都，长则续纂太史之职，天下遗文古事咸集，不言孔氏有古文之逸经，则伪经之证殆不足辨也。

凡此数条，史迁所传孔子六艺之源流至足信者。凡《诗》三百五篇。其「四始」之义，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其《诗》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传之有鲁、齐、韩三家，无所谓《毛诗》者。其《书》，上纪唐、虞之际，无《舜典》，但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其「八」字作「九」字，后人追改，辨见于下。以《鲁共王世家》考之，无所谓「壁中《古文尚书》」者。其《礼》，唯有高堂生所传十七篇，而无《逸礼》三十九篇、《周官》五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也。其《易》，则伏羲画作卦，文王重六十四卦，孔子系之辞，无以为周公作，亦无《说卦》《序卦》《杂卦》三篇。亦无《十翼》之说。传授人自商瞿至田何，再传至杨何，无所谓古文费氏也。其《春秋》，唯有《公羊》《谷梁》二家，无所谓《左氏传》也。经师皆先秦之遗民，去圣不远。经次与《经解》相合，证应无分。据以考孔子全经，具着于是。人共熟读，无由窜乱。故能条章明秩，如日中天，诚经学之象魏，先圣之护法，学士之瑰宝。今据之以攻古学，若发蒙焉，知《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官》《费氏易》《左氏春秋》，皆伪经也。于以洗二千年歆、莽之伪氛，复孔圣传授之微言，皆赖于此。学者知其真者，乃能辨其伪者，悟于此义，思过半矣。《儒林传》虽粹然完书，然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又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又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此三条是刘歆窜乱以惑人者。考六经之传，有书本，有口说。博士所职，孔庙藏书，是传本也。然吴佑写书，汗青盈车，其子辄以薏苡之谤为谏，则当时写本甚难，颇赖口说。伏生于《尚书》是其专门，即有百篇，皆所熟诵。当时《春秋》赖口说流传，《诗》则以其讽诵，皆至公羊寿、申公、辕固生、韩婴乃着竹帛。以故《公》《谷》二传，鲁、齐、韩三家《诗》，文字互异，良由口说之故。且古人字仅三千，理难足用，必资通假，重义理而不重文字，多假同音为之，与今泰西文字相近。譬由翻绎，但取得音，不能定字。一「英吉利」也，而可作「英圭黎」；一「法兰西」也，而可作「佛狼机」；一「西班牙」也，而可作「日思巴尼亚」。汉儒之尊，以其有专辄之权，得擅翻经之事。《诗》不过三百五篇，《书》不过二十八篇，为文甚简，人人熟诵，诚不赖书本也。若专赖壁藏之简而后二十九篇得存，则《诗》《春秋》未闻有壁藏之简，何以三百五篇之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得全乎？若谓《诗》有韵语，讽诵易存，《书》文聱牙，非简不存，则《春秋》及二传岂有韵语乎？故《隋志》之言曰「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曰「口传」，曰「二十八篇」，曰「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其说出《论衡》，此必今学家之说，足以破壁藏流亡失数十篇之谬，并足破伏生得二十九篇之误矣。今学以《尚书》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以后得《泰誓》一篇比北斗，其说可据且伏生为秦博士，秦虽焚书，而博士所职不焚，则伏生之本无须藏壁而致亡也。知此，则壁藏亡失之说更不待攻，而二十八篇为孔子未经秦火之《书》愈明矣。云「二十九篇」者，盖《泰誓》后得，后人忘其本原，轻改《史记》「八」字为「九」字，必非史迁原文，并非歆窜原文。犹戴圣《礼记》本四十六篇，马融增三篇为四十九篇，而《后汉书》曹褒、桥仁传《礼记》皆四十九篇，盖亦后人追改之辞也。

难者曰：若谓孔子传《书》只二十八篇，则《史记》所引《书》篇名，《礼记》《左传》《国语》《孟子》《管子》《墨子》《尚书大传》所引《书》篇名非欤？释之曰：《书》经孔子所论定者，凡二十八篇。余则孔子所未定之《书》，犹《春秋》有已修之《春秋》、未修之《春秋》也，《诗》有删定之《诗》、已删之逸《诗》，本固不同。夫「血流漂杵」之虐，孟子不信《武成》，孔子岂肯存之乎？今所见逸诗三百余条，杂引于《礼记》《左传》、诸子，人人皆知其非三百五篇之《诗》，则《史记》及诸传记所引之《书》，岂可阑入孔子所定二十八篇之列乎？不疑逸《诗》，而疑删《书》，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且《汤誓》为今学，而墨子引之为「汤说」，凡三条，则百篇所无之名矣。如以「说」为文误，不应三条皆误；如以为异篇，何以《书序》无之？此类之疑尚多，不能悉数，其详见《书序辨伪》。二十八篇中，如《尧典》《禹贡》《洪范》《无逸》等文，经纬人天，试问《史记》《汤诰、太誓》之文厕于其间，能相称否？《汉志》之《周书》七十一篇、如《世俘解》之为《武成》等类，其或有孔子已删之《书》存焉，而史迁取之欤？要之，孔子定本之《书》，伏生传二十八篇，无数十篇之亡，亦无百篇之《序》，可断断也。若云「孔氏有《古文尚书》」，所谓「孔氏」者，《汉志》所谓鲁共王坏壁所得之《书》也，《史记》于《鲁共王世家》何以无之？且其时河间献王亦得古文《书》，同异若何？史公于《河间世家》何以无之？其详见《汉书艺文志辨伪》史公尊经，河间、鲁共有此巨典，岂其疏脱若是？若谓「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十余篇」，则安国兄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世治《尚书》，应传古文，而刘歆欲立《古文尚书》，光不肯助，何也？安国《古文》传都尉朝，朝传胶东庸生，然安国又传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传之，则今古文同出一师，何以今文无十余篇之《逸书》？且史迁尝从安国问《故》，而所闻亦无出二十八篇外者？夫《共王传》不着坏壁得书之事，孔光不助古文《书》之立，儿宽、司马不见《逸书》之文，则此条之为窜入，无可疑矣。

难者曰：《尚书大传》有引《九共篇》语，此伏生所述亡失篇之确据。而古文《逸书》有之，又十余篇与伏生合之，明征也。释之曰：《尚书大传》自宋不传，《经说》自刘歆后多窜伪。即不然，则伏生引已删之《书》目耳。《礼》十七篇之为足本，说已见上。此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周礼》无可考，今《礼经》皆孔子所作，昔之具不具无可考。歆盖言其不具以为伪作地耳。至云「秦焚书多散亡」，辨见前篇。高堂生所传十七篇，除《冠》《昏》《相见》《丧》四篇外，余皆大夫、诸侯、天子之礼，安得曰「士礼」乎？歆伪作《明堂》《巡狩》等三十九篇《逸礼》及《周官》五篇，皆天子、诸侯之礼。其作《七略》，曰「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则此士礼，歆所改也。若《仪礼》之名，又述歆者改抑之辞，西汉前但曰《礼》而已。

难者曰：《儒林传》全篇粹完，若歆能窜入，则歆为《毛诗》《逸礼》《周官》《费易》《左传》，何不并窜之？释之曰：若歆能将诸伪经全行窜入，则证据坚确，吾诚无如之何，今日更无以发明其伪矣。但《史记儒林传》人人共读，若骤窜群经之名，诸儒骤起，按旧本而力争，则其伪更易露。唯略为点缀一二语，使无大迹，非唯不攻，且足为其征助矣。如王肃既伪《古文尚书》，而偏缺《舜典》一篇，又缺「粤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待姚方兴得于大桁头而后补之。其缀缉诸书，皆与原文少异，或增或漏，故示缺略。凡此皆作伪者之伎俩，欲使人疑信参半，而凭托既深，卒不能去，则其术售矣。古今作伪如出一轨，《儒林传》所以独窜《古文尚书》而不他及，犹《封禅书》之窜《周官》、《十二诸侯年表》之窜《左氏春秋》，皆于旁见侧出，以乱人耳目。作伪之诀皆如是，一经勘破，肺肝如见。今将刘歆窜乱之文条列于下：

古文八条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纪》

《史记五帝本纪》，依《五帝德》《帝系姓》而作。古文如《周官》《左传》《国语》，则添出伏羲、神农、少昊，与《史记》大相违谬，何为忽以「古文」为「近是」，得无自相矛盾乎？其添设之迹，不攻自破。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三代世表》

此言《谍记》与邹衍《终始五德》之传不同乖异，如何着得「古文」二字？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徐广曰：一云「治国闻者」也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

上云「着盛衰之大指」，其为「治国闻者」之要删无可疑，忽插「古文」二字，作何解？徐广所见，犹为原本。其余可推。

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封禅书》

「群儒牵拘于《诗》《书》而不能骋」，则文从矣，插「古文」二字，其「古文」，何文邪？若即《诗》《书》邪？则已该之；其《逸礼》邪？则何不别举之乎？其为添窜，不待问矣！

余读《春秋》古文。《吴世家》

《春秋》古文者，《左氏传》耳。《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此忽出之，其为谰言易见。

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传》

「孔氏古文」者何？殆指鲁共王坏壁所得之古文《论语》也。无如《共王世家》无是事何！

年十岁则诵古文。

……秦拨去古文。以上《太史公自序》

《史记贾生传》称「以能诵《诗》属《书》。」《汉书》东方朔亦称「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无言诵古文者。且古文者，如《索隐》以为《古文尚书》邪？如刘氏以为《左传》《国语》《世本》邪？则其妄已辨之矣。若秦只云烧《诗》《书》，何以云「拨古文」乎？其窜乱至显也。

诗书六条言《书序》者先焉

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三代世表》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世家》

按：《书序》之伪，已详《书序辨伪》。或据此二条以为孔子有《书序》之证，不知为刘歆所窜入也。且《易》无《序》矣，而《孔子世家》之「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序」字在首，不得如《正义》作《序卦》解，当亦次序之辞。此「序《书》」即不伪窜，亦非今《书序》可知也。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六国表》

歆云「藏人家」者，暗指古文而言，忘却博士之职不失也。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传》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礼二条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以上《儒林传》

辨见前。

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封禅书》

《周官》一篇，《史记》自《河间献王世家》《儒林传》皆不着。一部《史记》无之，唯《封禅书》有此二字，其为歆窜入何疑焉！凡作盗，皆不敢于显明，而多尝试于幽暗也。

易三条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世家》

按：《汉书艺文志》云「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儒林传》云「费直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隋志》之说出于《论衡》，此必王充曾见武、宣前本也。《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与焦、京《卦气图》合。盖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田何、丁宽之传无之也。史迁不知焦、京，必无之，此二字不知何时窜入。至《序卦》《杂卦》，所出尤后，《史记》不着。盖出刘歆之所伪，故其辞闪烁隐约，于《艺文志》着《序卦》，于《儒林传》不着，而以「十篇」二字总括其间。要之，三篇非孔子经文。《说卦》之伪，见《易汉学辨》；十篇之伪，见《艺文志辨伪》。

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贾逵曰：「《坤》下《巽》上《观》，《坤》下《干》上《否》。《观》爻在六四，变而之《否》。」按：六爻有「变象」，有「互体」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陈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略同

初，毕万卜仕于晋国，遇《屯》之《比》。贾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变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后必蕃昌。」《晋世家》。《魏世家》略同

顾氏炎武《日知录》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然夫子未尝及之，后人以‘杂物撰德’之语当之，非也。其所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特就两爻相较言之，初何尝有‘互体’之说？……《晋书》荀顗尝难锺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其文不传。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张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耳。’……朱子《本义》不取‘互体’之说，唯《大壮》六五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两爻为一爻，则似之也。然此又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体’矣。《大壮》自三至五成《兑》，《兑》为羊，故《爻辞》并言‘羊’。」全氏祖望《经史问答》曰：「汉、晋诸儒无不言‘互体’者，至王辅嗣、锺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终不能绌也。特是汉儒言‘互’，只就一卦一爻配象，未能探其所以然。至王伯厚作《郑康成易注序》始发之，谓‘八卦之中，《干》《坤》纯乎阴阳，故无互体。若《震、巽、艮、兑》分主四时，而《坎、离》居中以运。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兑》者，《离》也。若《震、巽》分《干》《坤》之下画，则上互有《坎、离》；《艮、兑》分《干》《坤》之上画，则下互有《坎、离》；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兑》又自相互，斯阴阳老少之交相资也。’愚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阳辟，以《震、兑》与《干、坤》合而成；五阴辟，以《巽、艮》与《干》《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纯《干》，《剥》《复》近乎纯《坤》，故无互体。而《艮、兑》之合《干》《坤》也，为《临》，为《遁》，则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干》《坤》也，为《大壮》，为《观》，则上互有《艮》《兑》。至《干》《坤》合而为《泰》，则下互《兑》而上互《震》；《干》《坤》合而为《否》，则下互《艮》而上互《巽》。《坎》《离》于十辟卦虽不预，而以《既、未济》自相互，是阴阳消长之迭为用也。盖伯厚八卦之旨，即‘中央寄王’之义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即‘六律还宫’之义也。是以朱子晚年谓从《左氏》悟得互体，而服汉儒之善于经说者，有自来矣。」按「互体」之说，实创于刘歆，经无之也。歆窜入《左传》，则惑人深矣。史公受杨何之《易》，必无之，盖亦歆所窜入也。若互体之谬，锺会发之于前，张南轩、顾亭林述之于后，可谓绝世之识，惜其不知《左传》为伪说。朱子卒亦惑之，全谢山更无论也。

春秋九条附《宋世家赞》一条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着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着文焉。《十二诸侯年表》

按：今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儒林传》述《春秋》有《公羊》《谷梁》，而无《左氏》。史迁征引《左氏》至多，如其传经，安有不叙？此为辨今古学真伪之铁案。孔子《春秋》之义法，唯七十子能传之，即《公羊》《谷梁》之说也。自非七十子，其不传明矣。此表骤言「左氏」，且称丘明为「鲁君子」「惧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真」，抑《公》《谷》而尊《左氏》如此！考文翁《孔庙图》《史记仲尼弟子传》，无左丘明名，且《左传》称「悼四年」。据《史记六国表》，悼公之薨在获麟后五十余年。则丘明在孔子后远矣。岂七十子学成德尊所存者不足据，而非弟子之丘明反足据乎？此又不待辨也。下杂叙《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诸书，各体既杂而不类。又《吕后春秋》于十二诸侯年、月事无关，《虞氏春秋》在「儒家」，于十二诸侯年、月事亦必无关。以此例之，不过歆以《史记儒林传》彰着，难于窜乱，故旁窜于《十二诸侯年表》，以为《左传》之证。又多窜数书，故为繁重，以泯其迹。「安意失真」之说与《七略》同，其为歆言无疑义矣。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亡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天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历书》

考五帝，无少皞之说。《逸周书尝麦解》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寓，少皞以临四方。」又云「乃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按：蚩尤为古之诸侯，而少皞与蚩尤为二卿，同受帝命，则少皞亦古之诸侯，与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黄帝之子，甚明。刘歆欲臆造三皇，变乱五帝之说，以与今文家为难，因跻黄帝于三皇，而以少皞补之。其造《世经》，以太皞帝、炎帝、黄帝、少皞帝、颛顼、帝喾、唐帝、虞帝为次，隐寓三皇、五帝之说。又惧其说异于前人，不足取信，于是窜入《左传》《国语》之中，一则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左传昭十七年》再则曰「少皞有四叔。」《左传昭十九年》三则曰「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四年》四则曰「及少皞之衰也。」《国语楚语》又伪作《月令》，以孟秋为「其帝少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