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为「其帝少皞」。皆所以证成其《世经》之说，而不知其犹有《逸周书》遗文不能弥缝也。夫出于一己者，则较若画一；偶见他书者，辄判然不同，其为己所私造，尚待辨邪？歆又窜之《史记历书》中，曰「少皞氏之衰也」，即《国语楚语》之文。《史记》纪五帝用《大戴礼》《世本》之说，若《左传》《国语》有少皞事，史公于二书素所引用，何以遗之？其为伪窜，益无疑矣。如谓《本纪》据《大戴》，不兼他书，则八恺等说固兼《左传》矣。如《左》《国》有少皞，断无不兼及也。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与缙云氏并称，缙云氏非古天子，则少皞未可遽以为天子，殆即《逸周书》所称之类。《五帝本纪》亦有此语，今皆不必断为窜伪

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赐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吴世家》

《夏本纪》无夏中亡而少康中兴事。此何事也，而史公于述《本纪》若不知，而于《吴世家》乃叙之邪？其谬不待言。然此事亦非全无来历。《离骚》「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盖战国多杂说，史迁所谓「言不雅驯」者，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耳。《夏本纪》称禹后有斟寻氏，亦所自出也。但恐歆校诗赋，并《离骚》亦歆所窜入，不然，何此一事叙至十二句邪？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按：《汉书王莽传》，莽奏曰「《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观此，知歆为伪撰《左传》书法，所以翼成王莽居摄而篡位者也，不闻《公》《谷》有是义。史迁闻《春秋》于董仲舒，述《儒林》无《左氏》。若真有《左氏》解经语，岂容没之？足见歆之窜伪也。

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枋及许田，君子讥之。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大庙，君子讥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以上《鲁世家》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

三十七年。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太史公曰「《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以上《宋世家》

按：《世家》叙宣公事，以为立弟成义，子复享之；叙襄公事，讥其得祸致怨。皆用《左氏》义。汉人之学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赞》讥宣公之乱宋，褒襄公之礼让，独用公羊义？一文矛盾，何至于是！其为歆所窜入，最为易见。以此推之，《秦本纪》《鲁世家》之「君子」，亦为窜入无疑矣。《秦本纪》引「君子」凡二条，以其无关《春秋》书法，故不录。「分野」为歆伪撰，辨见卷十四。

凡所引《史记》窜入诸条，皆确凿无可疑者。考《史记》一书，《太史公自序》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自完具。唯班固所见，已云「十篇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而褚少孙补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故《索隐述赞》云「惜哉残缺，非才妄续。」然自褚少孙后，续者尚多。《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章怀注「好事者，谓杨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正史篇》云「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杨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若杨终之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传》犹不数也。当成帝时，东平王宇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书》，朝廷不与，《汉书东平思王传》则外人见者绝少，其唯刘歆肆行窜入，至易也。《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则张晏见本，序目有《兵书》也。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奉世曰「《兵书》即《律书》，盖当时有尔。」盖史迁有《兵书》无《律书》，师古据其所见歆本误言之，盖《律书》亦歆所窜补者也。赵氏翼论《史记》为后人增窜甚详，惜未知即为刘歆所窜，而频疑褚少孙耳，今全录于此：

《廿二史箚记》【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条云「《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辞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玄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则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又《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牦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牦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条云「《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着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着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邪？《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

观瓯北所考《史记》之经后人窜乱，无足疑者。此外尚多，以文繁不复录，学者可观省而自得焉。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按：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东汉主张古学，若贾逵、班固、马融、张衡、许慎之伦，皆校书东观者，其守古学弥笃，盖皆亲见中古文经，故惑之弥甚。通学之徒皆已服膺，其风灭天下，力固宜然。故原伪经所能创，考古学所以行，皆由《七略》也。《汉书》为歆所作，人不尽知；《艺文志》即《七略》原文，人皆知之。今将《艺文志》之《六艺略》条辨于先，则歆之伪尽见矣。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按：《七略》之出于刘歆，此为明条。《六艺略》为歆专职，以承父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也，故尤得恣其改乱，颠倒五经也。秦火虽焚，而六经无恙，博士之职不改，孔氏世世不绝，诸儒师师相受，微言大义至今具存，以为「乖绝」及「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皆歆邪说，攻今学真经而创古学伪经也。且所谓「微言大义」，即孔子改制之学也：申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母生、董仲舒，四百年传之不绝。自歆伪经出，托之周公，而后孔子之微言大义乃乖绝，实乖绝于歆也。《春秋》有公、谷而无左氏，更无邹、夹；《诗》有齐、鲁、韩，而无毛氏；《易》出于田何，施、孟、梁丘起于宣帝后，战国前安有数家之传？叙仲尼七十子后，即以己伪撰之经入之，以涂学者耳目。首倡秦焚而书简缺，言绝而诸家争，学者开卷，诵之习熟，弥满胸臆，此所以丰蔀二千年而莫之解也。刘向所撮录，大率为歆所改。今以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校之，说皆不同，知《七略》中无向说矣。其云「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移太常书》并以「书缺简脱」四字诬为诏书。考《史记》《汉书儒林传》皆载武帝制，只有「礼废乐崩，朕甚愍焉」八字。盖博士具官，未有进者，六艺之学，朝廷未重，故以为「礼废乐崩」，非谓「书有缺脱」也。《儒林传》制诏元文既无此语，则「书缺简脱」四字，为歆增加，以证佐伪经之说，明甚。刘歆伪撰古文，既妄以传授源流强诬古人，并诬其父，又诬其君，无忌惮之小人，亦至此乎！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它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近世气节坏，学术芜，大抵纪昀之罪也。校书者心术若坏，何所不至！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若刘歆挟名父之传，当新莽之变，前典校书之任，后总国师之权；加汉世书籍皆在竹帛，事体繁重，学者不从大师，无所受读，不如后世刻本流行，挟巨金而之市，则捆载万卷，群书咸备也。若中秘之藏，自非马迁之为太史，则班嗣之有赐书，杨雄之能借读，庶或见之，自余学者无由窃见。故歆总其事，得以恣其私意，处处窜入。当时诸儒虽不答，师丹、公孙禄虽奏劾，然天下后世则皆为所丰蔀而无由见日矣。孔子六经不亡于秦政之烧书，而乱于新歆之校书，岂不痛哉！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若校书之权任，尤先圣大道所寄，岂可使佞人为之哉？徒以二千年经学乖讹，有若聚讼，童年而搜研章句，白首不能辨厥要归，科罪刘歆，犹未当其狱也。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

《服氏》二篇。师古曰：「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

《韩氏》二篇。名婴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苏氏曰「东海人，为博士。」晋灼曰「《儒林》不见。」师古曰：「苏说是也。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传》及刘向《别录》。」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按：《易》学为歆乱伪之说有三，而京、焦之说不与焉：其一，文王但重六爻，无作上、下篇之事，以为周公之作，更其后也；其二，《易》但有上、下二篇，无十篇之说，以为孔子作《十翼》，固其妄也；其三，《易》有施、孟、梁丘，并出田何，后有京氏为异，然皆今文之说，无《费氏易》。至有高氏，益支离也，今分辨于下：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法言问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杨雄传》「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于是重《易》六爻。」此皆西汉前说辞之未着，若何而有上、下之篇，殊令人不可通晓。考马融、陆绩之说，皆以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见《周易正义》一此必有所受。《志》云「文王重六爻」，盖未敢骤改西汉旧说，以骇观听，而又云「作上、下篇」，则是明以为文王作《卦辞》矣。其辞闪烁，所谓「诬善之人，其辞游」也。其辨详《经典释文纠谬》。

此《志》叙周王孙、服光、杨何、蔡公、韩婴、王同诸《易》先师《传》皆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然则《易》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皆合，以其简帙繁重，分为上、下二篇。史迁《太史公自序》称《系辞》为「《易大传》」，盖《系辞》有「子曰」，则非出孔子手笔，但为孔门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传授，故太史谈不以为经而以为传也。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歆所伪窜，并非河内所出，宋叶适尝攻《序卦》《杂卦》为后人伪作矣。《习学记言》歆既伪《序卦》《杂卦》二篇，为西汉人所未见，又于《儒林传》云费直「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此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又叙《易经》十二篇，而托之为施、孟、梁丘三家，又于《史记孔子世家》窜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颠倒眩乱。学者传习，熟于心目，无人明其伪窜矣。诸家引孟、京注，间有及《说卦》《序卦》《杂卦》者，如非窜乱之条，即为后人附益之语，犹《左传正义》一引《严氏春秋》有「孔子与左丘明观书，丘明为传」之事耳，不足据也。夫《易》为未经焚烧之书，犹可托伪，而人无疑之者，况他经哉！然则天下人之被欺，固易易耳，若非藉马迁、王充之说，孔子之《易》几无复发明之日，亦危矣哉！

按：西汉但有施、孟、梁丘、京氏《易》，费氏、高氏突出于哀、平之世，西汉诸儒无见之者。传之者王璜，即传徐敖《古文尚书》之人，其为歆所假伪付嘱，至易见也。其云「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亦伪托也，务借以尊费氏而已。汉逮中叶，经业至盛，人用其私，多思伪撰。故《易》则有焦、京、赵宾以阴阳灾变为《易》；《书》则有《泰誓》、张霸《百两篇》；《礼》则有方士、明堂诸说。盖作伪者已多。刘歆之伪古文，发源于《左氏》，成于《周官》，遍伪诸经，为之佐证。独阙于《易》，遂剿焦、京之绪余，而变其面目，故曰「长于卦筮」，又曰「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