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儒林传》必存之。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亦犹有误。武帝世本无《周官》，何得有所议邪？则孝存尚未知其根源也。今以《史记河间献王世家》及《儒林传》正定之，其真伪决矣。盖歆为伪经，无事不力与今学相反，总集其成则存《周官》。今学全出于孔子，古学皆托于周公，盖阳以周公居摄佐莽之篡，而阴以周公抑孔子之学，此歆之罪不容诛者也。其本原出于《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为当时」，大常「为廪者」，奢龙「为土」师，祝融「为司徒」，大封「为司马」，后土「为李」。「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为六官所自出。《曲礼》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亦其题也。《盛德篇》「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是故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纪，曰乱也，乱则饬冢宰。地宜不殖，财物不蕃，万民饥寒，教训失道，风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败，曰危也，危则饬司徒。父子不亲，长幼无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则饬宗伯。贤能失官爵，功劳失赏禄，爵禄失则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则饬司马。刑罚不中，暴乱奸邪不胜，曰不成也，不成则饬司寇。百度不审，立事失理，财物失量，曰贫也，贫则饬司空。」《千乘》篇云「司徒典春、司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文王官人》篇「国则任贵、乡则任贞、官则任长、学则任师、族则任宗、家则任主、先则任贤。」《朝事篇》则几于全袭之。歆之所为，大率类是。歆既多见故书雅记，以故规模弥密，证据深通。后儒生长其下，安得不为所惑溺也！

《司马法》言车乘与今学不同，与《周官》合，盖亦歆之伪书。其云军礼，与《周官》吉、凶、军、宾、嘉合。以《礼经》按之，《礼运》《昏义》只有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礼，《王制》有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唯《本命》以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为九礼，若非歆所自出，则歆所窜入者也。《大戴礼》多与《周礼》同，二者必居一焉。

《乐记》二十三篇。

王禹《记》二十四篇。

《雅歌诗》四篇。

《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

《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惧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

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按：《乐》本无经，其仪法篇章，散见于《诗》《礼》，所谓「以音律为节」是也。制氏「世在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下《诗赋略》有「《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大戴投壶》，雅诗可歌有《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八篇，上云「《雅歌诗》四篇」，则音律未亡，安得谓「无遗法」也？魏文侯乐人窦公，不见他书，唯师古注引桓谭《新论》有之。桓谭尝从歆问业，专述歆伪古文经学，不足为据。按《史记》，魏文侯薨年至文帝元年，已二百有十四岁，计窦公能为乐人，年当在壮，而为乐人未必在文侯薨年，献书未必在文帝元年，则应二百五六十许岁，安得为百八十岁也？天下安得此老寿？与晋时得范明友之奴正复妄言耳。且使窦公诚有献书事，则「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好述奇怪，有此遗经、异人，其有不详叙之邪？盖歆赝作《周官》，故伪造故事以证明之也。其所云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献二十四卷《记》」，考《史记礼乐志》《河间王世家》《儒林传》皆无此事，则亦歆所伪托而已。歆之精神全在《周官》，其伪作《古文书》《毛诗》《逸礼》《尔雅》，咸以辅翼之，故于《七略》处处设证，使人深入其蔀，目迷五色而不之觉，其术至巧密。岂知心劳日拙，千载后终有发覆之日邪？

此所云献王、毛生采《周官》，皆点缀其人以为旁证，又云「与制氏不相远」以重之也。歆谓「王禹献二十四卷《记》，刘向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而所列即二十三卷《记》居首。歆所造诸古文，列皆居首，是歆以二十三卷《记》为主矣。《礼记乐记》正义谓「刘向所校二十三篇着于《别录》，二十四卷《记》无所录。」《正义》又载二十三卷之目，有《窦公》一篇。《别录》出歆所改窜，窦公其人又即歆所附会者，此尤歆伪二十三卷《记》之明证。然则王禹二十四卷之《记》，特歆点缀之以为烘托之法，犹高氏之《易》，邹、夹之《春秋》耳。其以二十四卷为益微，抑扬尤为可见，二十三卷《记》载于《别录》，不可谓「微」。其所谓「微」者，定指二十四卷之书是《乐记》出于歆无疑矣。《礼乐志》亦有引河间乐之说，附辨于下：

汉书礼乐志附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朱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太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况于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

刘歆伪撰《乐记》，托之河间献王，又别托为王禹所传以烘托之。朱晔等之上言，平当之议，盖即授意于歆者。公卿以为「久远离分明」，则亦「孔光不助、龚胜解绶、师丹大怒」之伦也。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

《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师古曰「夹，音颊。」

《左氏微》二篇。师古曰：「微，谓释其微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公羊外传》五十篇。

《谷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谷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师古曰「《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着记》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汉大年纪》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按：《史记儒林传》：《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着，可为铁案。又《太史公自序》称「讲业齐、鲁之都」，「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若河间献王有是事，何得不知？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以《公》《谷》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歆本传称「歆始引《传》解《经》」，得其实矣作《左氏传微》以为书法，依《公》《谷》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事理繁博，文辞丰美，凡《公》《谷》释经之义，彼则有之；至其叙事繁博，则《公》《谷》所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证据符合，党众繁盛，虽有龚胜、师丹、公孙禄、范升之徒，无能摇撼。虽博士屡立屡废，而贾逵选严、颜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见《后汉书贾逵传》至于汉末乱起，相斫之书以实事而益盛，武夫若关羽、吕蒙之属，莫不熟习。孔子改制之学，既为非常异义，《公》《谷》事辞不丰，于是式微。下迄六朝，《左传》一统，《隋志》《释文》叹《公》《谷》之垂绝矣。唐世经学更变，并束三《传》，而世尚辞章，《左氏传》实大行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传》其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史通申左篇》，云孔子修《春秋》时，年已老矣，故其传付之丘明，传之与经一体、「相须而成」也。凡所以尊《左》者，皆尊其事，遂至于今。学者咸读《左氏》，而通《公》《谷》几无人焉。此固刘歆所逆料而收拾者也。盖《国语》藏于秘府，自马迁、刘向外罕得见者。《太史公书》关本朝掌故，东平王宇求之，汉廷犹不与，见《汉书东平思王传》况《国语》实是「相斫书」乎？时人罕见，歆故得肆其改窜。「旧绣移曲折，颠倒在短褐」，几于无迹可寻，此今学所以攻之不得其源，而陈元、贾逵所以能腾其口说也。今以《史记》、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所述春秋时事较之，如少昊嗣黄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统、少康中兴之诬，宣公之夫人为夷姜而非烝，宣姜之未尝通公子顽，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戴公、文公非宣姜通昭伯所生，陈佗非五父，隐母声子为贱妾而非继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歆诬古、悖父、窜易《国语》而证成其说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甚详且《国语》行文旧体，如惠之二十四年则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则在获麟后，皆与《春秋》不相比附，虽经歆改窜为传，遗迹可考。《史记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盖史公仅采此二书，无《左氏传》也。幸迁、向书尚在，犹可考见一二耳。而张衡、谯周、司马贞反据《左传》以攻《史记》，误甚矣。其详别见《左氏传伪证》。

歆遍造伪经，而其本原莫重于伪《周官》及伪《左氏春秋》。而伪《周官》显背古义，难于自鸣，故先为伪《左氏春秋》，大放厥辞。于《河间献王传》则谓「《左氏春秋》已立博士」，《移太常博士书》亦诵言之。此《志》叙仲尼之作《春秋》，横插与左丘明观其史记以实之。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记事在获麟后五十年，丘明果与夫子同时，共观鲁史，史公何不列于弟子？论本事而作传，何史公不名为‘传’而曰‘春秋’？且如鄫季姬、鲁单伯、子叔姬等事，何失实也？经所不及者独详志之，又何说也？经本不待事而着，夫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论多乖异也？」如刘说，歆亦不能自辨矣。盖歆托于丘明而申其伪传，于是尊丘明为「鲁君子」，窜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又称与孔子同观史记，伪《古论语》又称孔子与丘明同耻，盖歆弥缝周密者也。续经之传云「悼之四年」，据《史记鲁世家》，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其薨在获麟后五十余年，在孔子时且未即位，何得遽称其谥？歆亦自忘其疏矣。《春秋正义》一引《严氏春秋》，亦有与左丘明观书事。盖严、颜高才受学之后所窜乱者矣且孔父，夫子六世祖，而书名以贬。倘左氏如此，必非亲见圣人者，此歆无可置辞者也。《公羊》《谷梁》大行汉世，自君臣政事奏议咸依焉。邹、夹二氏，刘向《别录》无之，而不惜凭虚。至其所首欲夺之者，虽以七十子亲受之说，犹痛贬之为「末世口说」「安意失真」，置之与「无是」、「乌有」之伪邹、夹同科。鼓舌摇唇，播弄白黑，随手抑扬，无所不至。昔魏收作《魏书》，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时人号为「秽史」。歆之作伪乱道，其罪又浮于收百倍矣。其云「《春秋古经》十二篇」，盖歆之所妄分也。云「《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则《公》《谷》相传皆十一篇，故《公羊传》《谷梁传》《公羊》颜氏记皆十一卷也，即「子虚」之邹氏、夹氏《传》亦十一卷。然则天下相传《经》皆十一篇，盖孔子所手定。何邵公犹传之，云「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公羊闵二年》解诂盖西汉胡母生以来旧本也。歆《古经》十二篇，或析《闵公》为一篇，或附续经为一篇，俱不可知，要皆歆之伪本也。

凡歆所伪之经，俱录加于今文之上，六艺皆然，此亦歆自尊其伪经之私心可见者也。歆既为《左氏微》以作书法，又录《铎氏微》《张氏微》在《虞氏微传》之上，皆以为《春秋》说。而西汉人未尝称之，盖亦邹、夹之类，皆歆所伪作以旁证《左氏微》者。其意谓中秘之《春秋》说尚多，不止《左氏春秋》为人间所未见，谫见寡闻未窥中秘者，慎勿妄攻也。其术自谓巧密矣。然考「儒家」别有《虞氏春秋》，与《虞氏微传》岂有两书邪？则《左氏传》之与《国语》分为二书，亦其狡伪之同例，尤无可疑。况《左氏传》不见于《史记》而力争于歆者乎？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相难，则亦歆所窜入者，辨见前。《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

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知《左氏》之伪，攻辨甚明，而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盖尚为歆窜乱之《十二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国语》所改。故近儒以为「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来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番禺陈氏澧说亦犹申受不得其根原也。然申受《左氏春秋考证》，谓「《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传》与《国语》相似矣。《左氏春秋考证隐公篇》「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尽阙。」；「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篇》「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亦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庄公篇》「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皆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盖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公篇》「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证曰：「是年文阙。」《昭公篇》「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证曰「此篇复位元年，伪者比附《经》文而失检耳。」又观各条，刘申受虽未悟《左传》之摭于《国语》，亦知由他书所采附，亦几几知为《国语》矣。盖经、传不相附合，疑其说者自来不绝。自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班固为《歆传》，云「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班为古学者，亦知引传解经由于歆矣。不特班固也，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