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论语》《学记》《经解》《庄子》《史记》叙六经皆不他及，诚以孔子所笔削，虽《论语》《孝经》不能上列，况其它乎？小学者，文史之余业，训诂之末技，岂与六经大道并哉！六艺之末而附以「小学」，伪《尔雅》《小雅》《古今字》本亦小学，而附入《孝经》，此刘歆提倡训诂，抑乱圣道，伪作古文之深意也。按《内则》「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尚书大传》「十有三年始入小学、二十入大学。」盖与《内则》俱卿、士之礼。《尚书大传》又云「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此士庶人之礼也。唯《大戴保傅篇》「年八岁而出就外舍、束发而就大学。」则太子之礼，非卿、士、庶人所能比也。「保氏六书」之说，条理甚备，唯古书绝不之及。唯许慎《说文》、郑康成注《周官》称焉，然皆出歆之传，盖创造于歆而伪附于《周官》者也。《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盖歆所伪窜，郑渔仲攻之，识盖高矣。然歆亦非能创为之。盖事、形、声、意，通以转、假，古人所本有，名义条例，歆之所发明。倘其自着一书，发明六例，岂不甚善？唯伪托于经，则不得不恶而辨之也。其云「萧何草律，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六体中有古文、奇字，信如歆言，则其时吏民皆识古文，古文之学何以不兴？且许慎、卫恒、江式之流，咸以为古文绝于秦、汉，何也？盖缪篆、虫书，以摹印章、书幡信则或有之。《八体六技》盖歆所伪撰。《史籀》十五篇，盖犹是周入小学之书，唯与歆所伪之壁中古文异体，故歆称萧何律之六体及甄丰之校六书，皆有古文、奇字而无籀，其抑之可见。盖秦篆文字出于《史籀篇》，《史籀》为周之文，而为汉今文之祖。歆之抑之，亦犹言《易》则尊费氏而抑施、孟、梁丘，言《春秋》则右左氏而左公、谷也。

《苍颉》虽为秦篆，然上原《史籀》，当为文字正体。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时王莽柄国，尊信刘歆，此百数人被征者，必皆歆之私人，奉歆伪古文、奇字之学者也。刘歆工于作伪，故散之于私人，假藉莽力征召贵显之，以愚惑天下。如古文经传，授之私人，及王莽奏征天下通「《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者诣公车，至者千数，皆其故智也。杨雄之好奇字，盖为歆所惑而受歆学者，《法言》《太玄》并用伪经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易《苍颉》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盖歆征其私人以绐杨雄，又假杨雄之名使编《训纂》以绐天下，其术甚巧，杨雄有知，应悔为其所卖也。班固续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固所谓「六艺」者，歆之《毛诗》《逸书》《逸礼》《周官》《左氏春秋》《尔雅》《月令》之伦，其伪古文皆取之。《史籀》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苍颉》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然则西汉《苍颉》篇三千三百字。相如《凡将》、史游《急就》、李长《元尚》皆《苍颉》正字，唯《凡将》颇有出，当不多，兼有复字。盖汉时《苍颉篇》本合《苍颉》《爰历》《博学》之书为之，故有复字；李斯、赵、胡各自着书，本不相谋，则复字当必多，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此为周、秦相传之正字也。而杨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以六十字一章计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骤增两倍之数。《苍颉》本皆今字，歆复使杜林作《训故》，窜以古字、古训，于是《苍颉》亦有乱于古学者矣。故云「《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盖以歆授意杜林窜入古学之本为正也。许慎绍贾逵之传，主张古学，《说文叙》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苍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杨雄、班固所续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余字而成之。于是真伪之字，淄渑混合，不可复辨。《说文叙》中只举《苍颉篇》《训纂篇》，未及班书，读者未了。按班固死于永元四年，《说文》成于十二年，《说文》「隍」下引班说，可见许采班书。《新唐书艺文志》「班固《在昔篇》一卷，《太甲篇》一卷」，即十三章也，惜《说文》中不可尽别白矣于是周、汉相传之正字，尽为歆所增乱，而不可识矣。吁！雄、固、许慎失之于愚，而歆变乱先王之正文，其罪又浮于李斯矣。今唯据《急就篇》择籀文及西汉今文经之逸文汇存之，而以西汉前金石文字辅证之，或可存周、汉经艺正字之大概焉。

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真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便，此天智之自然也。以造文之始，必多为笔墨形象，而后其意始显。及其通用，但使为记号，而已可共晓。今泰西文自巴比伦文字而变为犹太，再变为希腊，又变为拉丁，然后为今法文。英文又从法文而变之，以音纪字，至简者也；拉丁之字稍繁焉。侍郎郭嵩焘使其地，得其三千年前古文字，皆是象形，与中国钟鼎略同。然则文字未有不始于繁，而终于简者也。今古文反简，籀文乃繁，桂馥云「故小篆于籀文则多减，于古文则多增。如‘云’字，古文也，小篆加雨为‘云’；‘渊’字，古文也，小篆加水为‘渊’；王筠曰「**始是古文，一象形，一会意，令人一望而知其物。颠倒*字，又断其两曲以成‘二’字，遂成‘云’矣。水字横书之，破其崖岸，列之两旁，遂成‘渊’矣。此作字者欲其整齐，不顾偭规错矩也，岂得为古文哉？」‘矛’字，古文也，小篆加入为‘保’。《颐部》云「篆文「颐」从「页」。徐锴曰：籀文「颐」从「沓」。然则‘颐’为古文，‘沓’为籀文，‘颐’为小篆。」然则古文改繁为简，因小篆而作可知。桂馥又云「《说文叙》云：‘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此可知大篆不施于书册也。」王筠曰「今之书册，固不知几经改易，然‘其’‘盘’‘灾’三字皆籀文，‘敢’‘弃’二字亦由籀文小变之。‘遬’字见《礼记》，此亦有所承，非尽后人改用籀文也。」且周既有籀书，何以复作古文？必不然矣。即有一二奇字，亦是列国妄改，不合于《史籀》之正者也。桂馥又云「《说文》谐声，多与《诗》《易》《楚辞》不合。」如确是三代古文，则应相合。益以知其伪也。

按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也。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歆之伪体，为周时真字，断断也。子思作《中庸》，犹曰「今天下书同文」。则是自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异制，凡史载笔、士载言，藏天子之府，载诸侯之策，皆籀书也。其体则今之《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子思云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不止如王筠所谓「其」「盘」「灾」「敢」「弃」，知经文上承籀法也。王筠深于六书，故能发出。深于许慎而能攻许慎。如柳子厚深于《国语》而作《非国语》，杨雄深于《离骚》而作《反骚》，所谓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也今秦篆犹存者，有《郎邪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汉人承之而加少变，体在篆、隶间。以石考之：若《赵王上寿刻石》为赵王遂廿二年，当文帝后元六年；《鲁王泮池刻石》当宣帝五凤二年，体已变矣，然绝无后汉之隶也。至《厉王中殿刻石》，几于隶体，然无年月，江藩定为江都厉王，尚不足据。左方文字莫辨，《补访碑录》审为「元凤」二字，而《金石萃编》疑为「保」「岁」「庶」等字，则「元凤」固不确也。《金石聚》有《凤凰画象题字》，体近隶书，《金石聚》以为元狩年作，江阴缪荃荪谓当从《补访碑录》释为元康，则晋武帝时隶也。《麃孝禹碑》为河平三年，则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体亦为隶，顺德李文田以为伪作，无疑也。《叶子候封田刻石》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亦隶书，嘉庆丁丑新出土，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则西汉未有隶体也。降至东汉之初，若《建平郫县石刻》《永光三处阁道石刻》《开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纪功碑》《石门残刻》《郙阁颂》《戚伯着碑》《杨淮表纪》，皆以篆笔作隶者。《北海相景君铭》，曳脚笔法犹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吴《天发神谶》犹有此体。若《三老通碑》《尊楗阁记》为建武时碑，则由篆变隶而隶多篆少者。以汉钟鼎考之：唯《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有秦篆意，《汾阴、好峙》则有秦权意。至于《太官钟》《周杨侯铜》《丞相府漏壶》《虑俿尺》《若食官钟铭》《绥和钟铭》，则体皆扁缪，在篆、隶之间矣。今《焦山陶陵鼎铭》，其体方折，与《启封镫》及《王莽嘉量》同为《天发神谶》之先声，亦无后汉之隶体者。以瓦当考之，秦瓦如「维天降灵甲天下、大万乐当」、「嵬氏冢当」、「兰池宫当」、「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为圆篆。至于汉瓦，若「金」字、「乐」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万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上林甘泉」、「延寿万岁」、「高安万世」、「万物咸成」、「狼千万延、宣灵万有、喜万岁」、「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长安」、「长生未央」、「永奉无疆」、「平乐阿宫」、「亿年无疆」、「仁义自成」、「揜衣中庭」、「上林农宫」、「延年益寿」，体兼方圆；其「转婴柞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则方折近《郙阁》矣。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汉砖有「竟宁建平」、秦阿房瓦「西凡二十九六月官」七字，纯作隶体，恐不足据。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諠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苍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门人陈千秋说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抑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隶」字最多，则用《庄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亦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隶」之名承用之久，骤而攻之，鲜有不河汉者。吾为一证以解之。今人日作真书，兴于魏，晋之世，无一人能指为谁作者，然则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矣。东汉之隶体，包氏世臣以为蔡中郎所变，然《王稚子阙》《嵩高铭》《封龙山碑》《乙瑛碑》挑法已成，特中郎集其成耳。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尤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斿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象》，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后人加出「八分」之说，又指为王次仲作，益更支离。然蔡文姬述父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刘氏熙载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于古今转变之故，颇能发明。通于此义，则知自孔子时之「文」，三变至今日而犹存，未尝有人改作之，唯歆窜乱之耳。夫籀、篆之体，有承变而无大异，虽以歆之颠倒妄谬，亦不过谓「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孔子手写之经，自孔鲋、孔襄传至孔光十余世不绝，别有秦、魏之博士贾山、伏生及鲁诸生手传之本，师弟亲授，父子相传，安得变异？则汉儒之文字，即孔子之文字，更无别体也。子思谓「今天下书同文」，则许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文字异形」，江式表谓「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卫恒《四体书势》谓「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皆用刘歆之伪说，而诞妄之讏言也。古文、奇字本于钟鼎，今《说文》所载，古文千余，无奇字，盖即《八体六技》之书。许慎说经皆从古学，则是尽见古文。刘歆以古文之体写其伪经，然字数不过千余，其中又多刘歆所伪造，则三代金石异文亦仅矣。

凡中世承平，右文渐盛，则金石渐兴，宋之刘敞、黄长睿，欧阳《集古》、明诚《金石》皆然。明及国朝，此风弥扇，而伪钟鼎、伪碑版遂蜂涌其间。京师市贾皆擅此技，山东贾人且开炉专铸古铜，正不独《岣嵝之碑》为杨慎伪撰、「垂露」诸体为梦英伪作，其余「吉日癸巳」之刻、《比干铜盘》之铭亦然。且即有三代文字，历世既邈，又字多异体，势难尽识，不出于勉强傅合，则必将杜撰伪作。故谈金石学者，未有不自欺而附会者也。汉自武、宣后，郡国山川往往出彝鼎，士人渐有好之。当时上好符瑞，方士媚上伪为之，真者殆无一二。且道家兴于汉、魏，后作为符篆诸体，虞集识之，凡七十余体，则方士所伪造应不少。《汉书郊祀志》「美阳得鼎献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盖当时识古文者唯有敞。然今所见鼎铭皆出于王命，而书体绝异，此鼎铭不知何体？歆「古文」二字大体从此撰出，其以《左传》附于张敞亦以此。然恐张敞识古文字,亦歆所杜撰耳。杨雄、刘歆皆以绝特之学兼好奇字，如近世金石大盛，硕学之徒罕有不通之者。其许慎云「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则当时实有奇字，于是杨雄好之，而作《训纂》。侯芭、歆子棻皆从问之，亦歆所为也。歆既好博德通，多搜钟鼎奇文以自异，稍加窜伪增饰，号称「古文」，日作伪钟鼎，以其古文刻之，宣于天下以为征应。以刘歆之博奥，当时不能辨之，传之后世，益加古泽。市贾之伪，不易辨其伪作，况歆所为哉！许慎谓「鼎彝即前代之古文。」古文既伪，则鼎彝之伪，虽有苏、张之舌不能为辨也。歆窥其时学者破碎，枝叶丛蔓，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乘其空虚，挟校书之权，藉王莽之力，因以伪文写伪经，别为《八体六技》以惑诱学士，昭其征应。《说文》序称「孝平时，征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亡新居摄，使大司甄丰等校文书，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又称「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然《史记》共王无得古文事，张苍传授亦歆伪托，则是实无古文。歆既位国师，为王莽所尊信，爰礼、杨雄、甄丰皆其私党，杜林事莽，亦其私人，王璜、涂恽受其古文伪《书》，徐敖、陈侠受其《毛诗》，皆藉歆力擢至贵显。两次诏求古文、奇字，集之王庭，天下学者耳目咸为所涂，几以为真壁中古文矣。杜林为张敞外孙，既夙有师承，易于托附，故西州漆简为东汉伪古文书之胎祖，而复为《苍颉》《训纂》《苍颉故》以乱旧文。贾逵传父徽所受涂恽之学，和帝中受诏修理旧文，传之许慎，今所传《说文》是也。《汉志小学》诸书，见近人所辑，仅得十一于千百，然半为歆所窜定者。许慎主张古学，其文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封演《闻见记》：「后汉和帝时，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时，许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备。」和帝时或未数班固书也。其书自古文、籀文外，小篆诸体亦皆自古文变出，其说经说礼皆古说，则纯乎歆之伪学也。当是时，古文之学最盛，扶风曹喜工篆，而曰「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蔡邕采之为古文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后开鸿都，诸方献篆，书画奇能莫不云集，于时张揖着《埤苍》《广雅》《古今字诂》，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苍》《雅》、八体、六书，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并能古文篆，皆述歆、慎之余波。于是《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盛行，为「小学」之轨则。唐世立之于学官，以课试天下之士，于是歆、慎之学统一天下，尊无二上矣。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诗》虽有三家，其归一也；《书》皆出于伏生；《礼》皆出于高堂生；《易》皆出于商瞿，尤无异论；《春秋》出于公羊、谷梁；经传纯全，安得谓为「乖离」？歆伪为古文，不攻旧说之乖，无以见新学之是。是时古文之出，孔光、龚胜、师丹、公孙禄及诸博士皆不从之，故歆又以学者为不「阙疑」，「安其所习，毁所不见」为大患，皆歆抑真今、崇伪古之微言也。

《六艺略》之作伪，略见于此。而其大端有五罪焉：一，颠倒六经之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孔子手定；孔门旧本，自《经解》《庄子》、史迁无不以《诗》为首，《书》次之，《易》后于《诗》《书》《礼》《乐》而先于《春秋》，靡有异说。辨见前而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无识，咸以为法，自是《释文》《隋志》宗之，至今以为定制。倒乱孔子六经之序，其罪一。二，西汉以前但有博士之经，即秦火不焚之本、孔氏世传不绝之书，无阙文亦无异本也。歆伪作古文以窜易六艺，或增或改，诸经皆遍，以其伪古经文加于孔子今文经之上。如《易经》本上下二篇，而云「《易经》十二篇」，此歆所增改者也。「《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上《古文经》者，歆作也；下《经》者，博士传孔子之《经》也。「《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上《古经》，歆伪也；下《经》，博士传孔子之《经》也。「《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论语》古，歆伪也；齐、鲁《论》者，七十子所传也。「《孝经》古孔氏一篇，《孝经》一篇」，《古孔氏》者，歆伪定也；《孝经》者，博士所传孔门之旧也。以己伪经加孔子真经上，悖谬已极，其罪二。博士传孔子学者，《诗》止齐、鲁、韩三家，《礼》止高堂生十七篇，《乐》止制氏，《春秋》止公、谷二家。歆伪为《毛诗》《逸礼》《周官大司乐章》及《乐记》《左氏传》，于是论议之间，斥三家《诗》「取杂说非本义」「《士礼》不备，仓等推而致于天子」「制氏《乐》仅知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公、谷二家口说失真」，诋之唯恐不至，而盛称其伪作之书。后人无识，竟为所惑，孔子真经微而几亡，伪经盛行。其诬毁篡圣，大罪三。六经皆孔子笔削，包括天人，至尊无并。虽以《论语》《孝经》之美，《王制》《经解》《学记》《庄子》《史记》不以并称。至于「小学」，尤为文史之末技，更无可与经并列者。歆伪作古文以写伪经，创为训诂以易经义，于是以《论语》《孝经》并六艺，又以伪作之《尔雅》《小尔雅》厕《孝经》家，自是六经微言大义之学亡，孔子制作教养之文绝。自后汉以来，训诂形声之学遍天下，涂塞学者之耳目，灭没大道，其罪四。六经笔削于孔子，礼、乐制作于孔子，天下皆孔子之学，孔子之教也。歆思夺之，于《易》则以为文王作上、下篇，于《周官》《尔雅》以为周公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