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校注

道白屋之下，即所谓伏隐蒿庐之下，包邱即鲍邱，古字通用。（文苑英华卷八百五顾况华亭县令包公壁记云：「鲍靓通灵之士，秦有包邱，汉有包咸。」是唐人尚以鲍邱与包邱为一姓也。）包又与浮通，左氏隐八年经浮来，谷梁作包来，是其证。鲍邱子即浮邱伯，（汪中荀卿子通论、顾千里盐铁论考证后序、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七，均谓包邱子即浮邱伯，今参用其意，更详加考证如此。）浮邱伯为孙卿门人，见楚元王交传。贾着新语，在申公卒业之前，浮邱尚未甚老，贾之年辈当亦与相上下，而贾极口称之，形于奏进之篇，其意盖欲以此当荐书，则其学出于浮邱伯，尤有明征。谷梁传序疏云：『谷梁子名俶，字符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四云：『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荀卿门人，申于诗为再传，何独于春秋而亲受业乎？且申至武帝初年八十余，计其生当在秦初并天下日，荀卒已久，疏凡此等，俱悠谬不胜辨。』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四云：『案申公之年，不能逮事荀卿，而其师浮邱伯也，盖荀卿传浮邱伯，浮邱伯传申公。』其说是也。浮邱伯以诗及谷梁传授弟子，贾与之同时，敬其德行，安知其不从之问春秋大义，如司马迁之问故于孔安国耶？特贾非专门名家，故儒林传不列其名耳。则其引谷梁传，曾何足异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云：『汉兴，天下惟有易、卜。至文帝时，诗始萌芽。至武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者，特谓文、景以前诸儒，皆孤经传授，至武帝时，邹、鲁、梁、赵，皆有先师，其传始广耳。考之汉书楚元王传：『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至楚，高后时，浮邱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又儒林传云：『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又云：『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胡毋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皆修春秋左氏传。』是则诗之萌芽，早在高后之时，而礼与春秋，自汉兴已有先师矣，安得执刘歆之言，谓谷梁传至武帝时始出乎？）辨惑篇引鲁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事，与谷梁传略同，而其词加详。公羊既无其事，左传所载复不同，知其用谷梁义也。『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傳作『兩君就壇，兩相相揖』，『夷狄之民何求為』，傳作『夷狄之民何來為』，『使優於魯公之幕下』，傳作『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可以考見古今傳文之異。至德篇云：『鲁庄公一年之中，以三时兴筑作之役，（案谓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也。）规固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刻桷丹楹，眩曜靡丽，收十二之税，不足以供回邪之欲，膳不用之好，以快（「快」字原缺，据治要补。）妇人之目，财尽于骄盈，人力罢于不急，上困于用，下饥于食，乃遣臧孙辰请（原缺二字）于齐，仓廪空匮，外人知之，于是为宋、陈、卫所伐。』考谷梁庄二十八年冬筑微传云：『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臧孙辰告籴于齐传云：『国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古者税什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饥，君子非之。』三十一年秋筑台于秦传云：『不正，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贾说全出于此。所谓规固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者，左氏、公羊皆无此事，知贾为用谷梁师说也。明诫篇云：『圣人察物，无所遗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鸟兽草木昆虫，（原缺三字）鹢之退飞，治五石之所陨，所以不失纤微。至于鸲鹆来，冬多麋，言鸟兽之类（原缺三字）也。十有二月李梅实，十月殒霜不杀菽，言寒暑之气失其节也。鸟兽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纲之以法，纪之以数，而况于人乎？』案谷梁僖十六年六鹢退飞过宋都传云：『子曰：石，无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鶂犹且尽其辞，而况于人呼？故五石、六鹢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范宁注云：「不遗细微，故王道可举。」）此亦左氏、公羊所未言，知贾说本于此也。以此数条推之，知全书所言春秋时事，皆用谷梁家法，又不独道基篇所引一条而已。（近人刘师培左庵集卷二春秋三传先后考云：「周季汉初之儒，凡治春秋，均三传并治，非惟荀卿之书可征也，观陆贾新语道基篇，明引谷梁传，而辅政、无为、至德、怀虑、明诫诸篇，均述公羊谊，为繁露所本。若辨惑一篇，甄引孔子论嘉乐诸言，则又悉本左传。」又左氏学行于西汉考云：「新语之说，多本公、谷，然辨惑篇载孔子『嘉乐不野合』二语，均本左传，则贾兼通三传。」余谓贾兼左传，诚如刘说，但不过引用其语耳；至其说春秋大义，实用谷梁家法。若春秋繁露之说，或有与贾相似者，此自仲舒被服新语耳，不得以贾为述公羊谊也。盖公羊传至汉景帝时始由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当汉初时，尚是口说相传，贾未必得闻之。若谷梁则贾亲从浮邱伯游，自得从之问故也。）又至德篇末有『故春秋谷』四字，其下文阙佚，盖亦引谷梁传也。杨士勋谷梁疏谓『谷梁子为经作传』，而徐彦公羊疏则谓：『谷梁亦是着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谷梁传。』二说不同，今亦不敢断其孰是。（四库提要卷二十六云：「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然既为贾所征引，足知其着竹帛先于公羊，桓谭、郑玄之言，信而有征矣。汉儒诸经师说虽多亡佚，然其遗文，散见诸书者，多可裒集；惟谷梁春秋，以后人治之者鲜，汉儒之说几希殆绝，贾书幸而仅存其说，犹在申公、瑕邱江公之前，去着竹帛时未远，微言大义，皆有所受，治经者宜若何宝重之乎？有清一代，经学极盛，而于贾之谷梁义，鲜称述之者，岂非为提要不根之说所惑耶？」

考马总意林所载，皆与今本相符。李善文选注于司马彪赠山涛诗引新语曰：「楩梓仆则为世用。」于王粲从军诗引新语曰：「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于陆机日出东南隅行引新语曰：「高台百仞。」于古诗第一首引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于张载杂诗第七首引新语曰：「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也。」以今本核校，虽文句有详略异同，而大致亦悉相应，似其伪犹在唐前。惟玉海称：「陆贾新语，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当作「质」）、至德、怀虑纔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于宋本，为不可解；或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旧目也。

辨证曰：「案严氏新语叙曰：『史记本传十二篇，汉书同，艺文志作二十三篇，疑兼他论譔计之。史记正义引梁七录：新语二卷，陆贾撰。隋志、旧、新唐志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皆不著录。王伯厚汉艺文志考证云：今存道基、术事、无为、资质、至德、怀虑七篇。盖宋时佚而复出，出亦不全。至明弘治间，莆阳李廷梧字仲阳，得十二篇足本，刻版于桐乡县治，后此有姜思复本、胡维新本、子汇本、程荣、何镗丛书本，皆祖李廷梧。或疑明本十二篇，反多于王伯厚所见，恐是后人因不全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篇数；今知不然者，群书治要载有八篇，（按见治要卷四十）其辨惑、本行、明诫、思务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见，而与明本相同。文选张载杂诗注引「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也」，古诗行行重行行注引「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从军诗注引「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载「众口毁誉，浮石沈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今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碗刻镂，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严氏所考，足以释提要之疑。群书治要为修四库书时所未见，提要不知其所载新语同于今本，固不足怪；独是提要既谓此书之伪，似在唐前，又谓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夫所谓不完之本者，即王伯厚之所见也，伯厚为南宋末人，信如提要之言，则必伯厚所见之七篇为唐以前人所伪作，今本多出之五篇，出于宋以后人之伪作而后可；乃其所引意林及选注所谓与今本虽有详略异同而大致亦悉相应者，竟多见于后出之篇；然则此五篇者，究出于唐以前耶？宋以后耶？可谓自相矛盾，多所抵牾者矣。考宋黄震日钞卷五十六云：『新语十二篇，汉大中大夫陆贾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圣制作之功。次曰术事，言帝王之功，当思之于身，舜弃黄金，禹捐珠玉，道取其至要。三曰辅政，言用贤。四曰无为，言舜、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谨内行。七曰资质，言质美者在遇合。八曰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怀虑，言立功当专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义。十一曰明诫，言君臣当谨言行。十二曰思务，言闻见当务执守。此其大略也。』其所叙篇目，与今本皆合，且能每篇言其作意，是十二篇未尝阙也。黄氏与王伯厚皆生于宋末，正是同时之人；然则当时自有两本，一只七篇，一则十二篇，王氏偶见不全之本耳。乃提要遽谓宋本只七篇，余出后人补缀，严氏亦谓宋时佚而复出，出亦不全，皆不考之过也。」

今但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据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传既久，其真其赝，存而不论可矣。

辨证曰：「案班固宾戏云：『近者，陆生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辨章旧闻；杨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壸奥，婆娑虖术艺之场，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汉书叙传、文选卷四十五）汉书高祖本纪云：『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高纪此节，史记所无，班固采自太史公自序，但自序无「陆贾造新语」一句，又班氏所自增。）论衡案书篇云：『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案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注：「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于其中也。』」通鉴卷十八胡注：「被服者，言以儒术衣服其身也。」与颜注虽异，而意亦不甚相远。王先谦汉书补注定从胡注，未为不可；乃又云：「史记作『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则谓不服奇邪，不苟行止也。」此则纯出臆说，未免画蛇添足。如此文之董仲舒相被服，可以不服奇邪解之乎？）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又超奇篇：『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又云：『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其为汉人推重如此。王充谓其言君臣政治得失，论说世事，与今本体裁亦复相合，知新语确为敷陈治道之书，非记事之书。且班固称之曰：『究先圣之壸奥，婆娑术艺，休息篇籍。』王充称之曰：『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则其崇王道，黜霸术，援据春秋、论语，以孔氏为宗，正不待作提要之时，读其书而始知之也。况班固以之与董仲舒、刘向、扬雄并言，又与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诸家之开国制作同称，其重之也至矣。王充谓新语盖董仲舒相被服，是仲舒固亦推服其书，故充屡以二人之书相衡较，且谓仲舒不如贾；然则提要所谓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者，不独不足为奇，尚嫌高视仲舒，所以赞贾者，未及其量也。黄震日抄卷四十六谓：『汉初诸儒，未有贾比。』卷四十七又谓：『贾庶几以道事君者。』其称誉贾甚至；然其卷五十六又谓：『此书似非贾之本真。』则其识亦尚未足以知贾矣。严氏叙云：『子书，新语最纯最早，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史迁目为辨士，未足以尽之。』严氏此论甚善。虽其意亦取之于提要，然提要非真能知新语者，惟严氏乃能知之耳。但严氏又谓谷梁传孝武始立学，非陆贾所预见，则犹未免惑于提要之说。谷梁传由荀卿、浮邱伯以授之申公，贾与浮邱伯同时相善，何为不可预见乎？且据儒林传，谷梁春秋至宣帝时始征江公孙为博士，孝武时未尝立诸学官也。道基篇所引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今谷梁传无其文，锺文蒸谷梁补注谓此语乃汉志所称谷梁外传、谷梁章句之语，而通谓之传。』（见补注卷首论传篇）其说似为得之。严氏谓贾所见者，谷梁旧传，疑瑕邱江公所受于鲁申公者，其本复经改造，非谷梁赤之旧。亦未必然也。要之，贾在汉初，粹然儒者，于诗、书煨烬之余，独能诵法孔氏，开有汉数百年文学之先，较之贾、董为尤难，其功不在浮邱伯、伏生以下，故班固、王充皆亟称之，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不知重儒，贾独为之称说诗、书，陈述仁义，本传言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论衡书解篇云：『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后汉书儒林谢该传载孔融上书荐该曰：『臣闻高祖创业，陆贾、叔孙通进说诗、书。』则汉初之拨乱反正，贾有力焉。融以贾与叔孙通、范升、卫宏而言，亦以贾为经学之儒也。然贾实具内圣外王之学，非叔孙通辈陋儒所敢望，惜乎未尽其用，否则经术之兴，不待汉武时也。史迁乃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辨士。』夫新语岂飞箝捭阖书耶？然则国人皆以孟子为好辩，又何为读之废书而叹也！本传叙贾着新语，但粗述存亡之征，盖其不足以知陆生如此；班固之智虽足以知之，而其为贾作传，仅删去粗述存亡之征一语，（此盖不以史记为然，有意删去。）其它皆沿袭史记，无所发明，传赞虽改作，但称其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竟不复道及新语；叙传亦只言从容讽议，博我以文而已。（博我以文，即指新语言之。）后儒因之，遂鲜称述之者。幸而遗书具在，犹可考见其学问，而提要不能博考，臆决唱声，诬为赝作，岂不重可叹哉！愚故逐条辨驳，表而出之，无使读者惑焉。」

所载卫公子鱄奔晋一条，与三传皆不合，莫详所本。中多阙文，亦无可校补。所谓文公种米，曾子驾羊诸事，刘昼新论、马总意林皆全句引之，知无讹误，然皆不知其何说。又据冰嗝报之语，训诂亦不可通。古书佚亡，今不尽见，阙所不知可也。

辩证曰：「案新语明诫篇云：『故春秋书卫侯之弟鱄出奔晋，书鱄绝骨肉之亲，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穷涉寒饥，织履而食，不明之效也。』考谷梁襄二十七年传云：『卫杀其大夫宁喜，卫侯之弟专出奔晋。专，喜之徒也。专之为喜之徒何也？己虽急纳其兄，与人之臣谋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专，其曰弟何也？专有是信者，君赂不入乎喜而杀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晋，织絇邯郸，终身不言卫。专之去，合乎春秋。』是谷梁未尝以绝骨肉之亲责鱄；左氏叙鱄事，意多褒美；公羊亦无贬辞。故提要以新语为与三传不合。然新语之织履，即谷梁之织絇也，（礼记玉藻注云：「絇，履头饰也。」）此事左氏、公羊皆不载，则仍是用谷梁义也。谷梁虽谓鱄之去合乎春秋，然又谓鱄亦弒君者，则于鱄有所不满，陆生因谓之不明。公羊何休注云：『传极道此者，是献公无信，刺鱄兄为强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为奸约，献公虽因喜得反，诛之小负，未为大恶，而深以自绝，所谓守小信而忘大义，拘小介而失大忠。』夫所谓忘大义失大忠者，正责其弃骨肉之亲，而轻去其国也。或者，谷梁先师亦有此说，而贾叙之耳。何休之说公羊，与新语同，则不得谓之与三传皆不同矣。（何休之说亦非公羊传本意，故陆贾之说不必定为谷梁本传所有。）淮南子泰族训云：『夫观逐者于其反也，而观行者于其终也。故舜放弟，周公杀兄，犹之为仁也。文公树米，曾子架羊，犹之为智也。』高诱注云：『文公，晋文公也。树米，而欲生之也。架，连架，所以备知也。』（末句不甚可解。）此亦望文为说，而不能详其本事者。说苑杂言篇亦云：『文公种米，曾子驾羊，孙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轭在衡后，务大者固忘小。』然则此固相沿古语，汉人习用者矣。刘子新论观量篇作『晋文种米，曾子植羊』，文又小异。世说尤悔篇云：『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刘孝标注云：『文公种菜，曾子牧羊，纵不识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虚。』亦用此二语，『米』作『菜』，『驾』作『牧』，疑后人不得其解而妄改之。详数书之意，盖言米不可种，羊不可驾，此众人之所知，而晋文、曾子不知，世或以为不智；然君子之智，有大于此者，故新语曰：『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见辅政篇）说苑曰：『

务大者固忘小。』刘孝标亦谓『无所多悔』也。但终不能得其本事耳。资质篇云：『夫穷泽之民，据冰嗝报之士，或怀不羁之才。』各本皆同，故提要以为训诂不可通。然考群书治要卷四十引此句作『据冰接耜之士』，则固文从字顺，无不可通者，今本传写误耳。」（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子部一儒家类一）

王谟汉魏丛书识语

右陆贾新语二卷。按史记本传：「贾为高帝麤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正义引刘向七录云：「新语二卷。」班固论列刘向父子所校书为艺文志，而贾书乃有二十三篇，似不止此十二篇；然自隋、唐志及崇文书目相承皆止二卷，至王伯厚着玉海，言「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当作「质」）、至德、怀虑纔七篇」，则此书至宋末又阙其五篇。故文献通考备录汉世儒家诸书，独遗新语，必其未见全书也。而今本钱序乃云「篇次至今不讹」，又谓：「秦、汉之书传至于今无讹妄，如此者亦鲜。」则又元、明以来裒集得之者也。今读其书，所敷奏盖不独称说诗、书，发明帝王所以治天下之道而已，又多引论语、孝经，于孔子诛少正卯，会夹谷，厄陈、蔡事，以及颜、曾诸贤，皆乐举而颂扬之，汉世儒家者流，固未能或之先也。夫以暴秦禁学，有敢偶语诗、书弃巿，以古非今者族，宜乎举世瘖哑，不知经学，而浮丘公、伏生之徒，各抱遗经，以相教授，陆生且能以其所学，昌言于人主之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其于消息存亡之几，所关非细故也。鸣呼，是岂得以辩士当之也！汝上王谟识。

新语总评

王充玩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

又云：世儒之愚，有赵他之感，鸿文之人，陈陆贾之说。都穆云：「文章与时高下，质而不俚，必曰先秦、两汉，若陆贾新语，殆其一也。」（王谟编汉魏丛书）

周广业意林附注

陆贾新语（旧讹「书」）二卷。本注：「大中大夫陆贾也。」案：贾，楚人，汉高帝拜大中大夫。史记本传：「著书十二篇，号新语。」汉志作二十三篇，隋、唐、宋志二卷，今存十二篇。新语之名，史及七录、隋、唐、宋诸志并同。又班固宾戏曰：「陆子优繇，新语以兴。」论衡书解篇曰：「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则知旧作「新书」者，又因下晁、贾二子书而讹写也。

按此汉人著书之始，新语外，又有楚汉春秋、感春赋，文心雕龙所谓「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也。承秦燔之后，遇骂儒之主，而能使每篇称善，左右皆呼万岁，斯其启沃之功大矣。王仲任谓：「

新语参贰经传，言可采，行足观。」王弇州讥其浅显，无甚高倜傥之见，过矣。

章学诚校雠通议

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原注云：「班固自注，非颜注也。」）七略于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原注云：「汉书作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于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

器案：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权谋云：「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本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篇，（原作「种」，今从刘奉世说改正）出司马法，入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