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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之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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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

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曰：“程邈变篆为隶，楷则有常。後代作文随时改易，卫宏官书数体，吕忱或字多奇，钟、王等家以能为法，致今楷文改变，非复一端。”

《南齐书刘休传》：“元嘉世，羊欣受字，敬正隶法，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见贵。休始好此法，至今此体大行。”

《梁书萧子云传》：“子云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彻字体，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可见钟、王之字即是隶书。）

《後魏书江式传》：式表云：“晋世义阳王典词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氏《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

又云：“式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

《水经注》：“昔在汉世，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言是蔡岂诸子。自董卓焚宫殿，魏太祖平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求以赎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玩之，以为胜宜官，北宫榜题咸是鹄笔。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诸桁榜题皆是式书。”

刘勰《文心雕龙》引庾肩吾《书品》：“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草圣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书知名，今之草书是也。”

《北齐书》：“赵仲将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书，”（可见不草即是隶书。）

晋成公绥《隶书体》云：“虫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是则篆、草之中惟有隶也。又云：“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是八分虽别一体，亦谓之隶也，又云：“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则後人之名为楷者，从此出矣。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後》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人隶字中，发人意气。”

《宣和书谱》：“为八分之说者多矣。一日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字改为楷法，变八分。此蔡希综之说也。一曰去隶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谓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语也。（《庄子》：“丁子有尾。”世人谓右行曲波为尾。丁子二字，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扬慎曰：观此、则庄子之时已有八分书，不始于王次仲矣。）前世之善书类能言其书矣。然而自汉以来，至于唐千百载间，金石遗文之所载，特存篆、隶，行、草，所谓八分者何有？至唐，则八分书始盛，其典型盖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不古不严，岂在唐始有之那？杜甫作《八分歌》，盛称李潮、韩择木、蔡有邻，是皆唐之诸子。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则希综、蔡邕之论安在哉？盖古之名称与今或异，今所谓正书，则古所谓隶书；今所谓隶书，则古所谓八分。至唐则又于隶书中别为八分以名之，然则唐之所谓八分者，非古之所谓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张彦远、曰贝冷该、曰于僧翰、曰释灵该，是四子俱唐人，则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诏後世云，”

《金石录》：“右《东魏大觉寺碑》阴题‘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盖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隶书，今之正书也。’张怀瓘《六体书论》亦云：‘隶书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正书。’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至欧阳公《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自是举世凡汉时石刻皆目为汉隶。有一士人力主此论，余尝出汉碑数本问之：何者为隶？何者为八分？盖自不能分也。因览此碑，毅自题为隶书。故聊志之，以法来者之惑。”

《老学庵笔记》：“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乃今真书。赵明诚《金石录》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千字文》云：杜藁钟隶。《王羲之传》：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

《项氏家说》曰：“程回可父辨隶书曰：周兴嗣《千字》：‘杜稿钟隶。’萧于云启云：“论草隶，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价《五体序》云：‘篆则科斗、玉筯、垂露、薤叶，隶则羲、献、钟、庾、欧，虞，颜、柳，八分则酌乎篆，隶之间者。’《书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以诸家参之，则今之称隶者，乃二八分书；古之称隶者，真书，行书也。唐与国初并无此误，自欧阳以来始误。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当为小楷，疑非秦书。盖不知先有真书，後有八分书也。黄公绍曰：‘按《唐六典入校书郎正字所掌字体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玺、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经、碑碣所用；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则程说信矣。”

章子厚曰：“石金刻东汉、魏，晋皆用八分，唯铭刻之阴或用隶字也。许昌辨臣劝进与受掸坛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谓为隶书，乃今正书耳，世俗亦往往谓之隶书，且相尚学焉。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又将以今正书为何等邪？”

《水经注》：“古文出于黄帝之世。苍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王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曰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知隶者，篆捷也。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

洪适《隶释》云：“今之言汉字者，则谓之隶；言唐字者，则谓之分。殆不知在秦汉时，分、隶已兼有之。唐张怀瓘《书断》云：‘蔡邕八分入神，隶入妙。’又云：‘张昶八分碑在华阴，今华山所存汉碑凡四，华亭一碑乃昶分书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时官务稍多，得次仲文，简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汉和帝时，贾鲂用隶字写《三苍》，隶法由兹而广。盖八分为小篆之捷，其赞八分则曰：‘龙腾虎踞兮势非一，交戟横戈兮气雄逸。’其赞隶则曰：‘摧锋剑析，落点星垂。’详其说而察其字，则孙根及华亭碑为汉人八分无疑矣。唐人自称八分，盖有自来，考古博雅之士更为辨之。”

《宋史选举志》：“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

赵古则《学范》曰：“隶即汉八分，真即汉隶，古今传习异辞，始随常名，使人易晓。好古者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补笔谈》曰：“今世浴谓之隶书者，只如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後也全变……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後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陈苍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光《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1111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元吾邱衍《学古编辨字》：“一曰科斗书，科斗书者，苍颉观三才之文，及意度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是也。画文象虾蟆子，形如水虫，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箱取苍颉形意配合为之，损益古文，或同或异，加之铦利钩杀，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书者，比籀文体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谓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谓籀文为大篆。四曰秦隶。秦隶者，孙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矣。或言秦未有隶，且疑程邈之说，故详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八分与隶，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汉隶。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体为最後出，皆有挑法，与秦隶同名，其实异。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此不再敷。七曰款识，款识文者，诸侯本国之文也。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学者取款识字为用，一纸之上，齐、楚不分，人亦莫晓其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乱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十七举曰：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括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

卷二

禁烧金

宋开宝四年，诏：“西汉法，作伪黄金弃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闻京城之内竞习其业，转相诳耀，此而不止，为盗之萌。自今犯者，并置极典。”

禁销金银箔

魏齐王正始元年，诏曰：“《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

《齐书》：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太祖辅政，上表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箔。海陵王延兴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织成金之禁。

《陈书》：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于，诏曰：“朕临御区字，抚育黔黎，方欲康济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蠢患，并皆禁绝。”

《唐六典》有十四种金：曰销金，曰拍金，曰镀金，曰织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搂金，曰捻金，曰战金，曰圈金，曰贴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史食货志》：“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仁宗命奖劝官吏，宰相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未者众，不宜诱之。’景佑中，登、莱饥，诏弛金禁，听民采取，俟岁丰复故。然是时海内承平已久，民间习俗日渐侈靡，糜金以饰服器者不可胜数，重禁莫能止焉。”《舆服志》：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窃惟山泽之宝，所得至难，倘纵销释，实为虚费。今约天下所用，岁不下十万两，惮上市弃于下民。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诸州寺观有以金箔饰尊像者，据申三司，听自资金银，工价，就文思院换给。”从之。二年，诏申禁熔金以饰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逸言：“两浙僧求丐金银珠玉，错末和泥，以为塔像，有高褒丈者。毁碎珠玉，浸以成俗，望严行禁绝，违者重论。”从之，七年，禁民间服销金及跋遮郍缬。八年，诏内庭自中官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捻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断禁。臣民旧有者，限以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银假果、花枝、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徐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仁宗本纪》：“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饰佛像。”合而观之，古来用金之费可知矣。

《西湖志馀》：“金箔，销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严禁不可。乃今民间首饰，衣裤、器用。文轴。榱题，多用涂画，岁糜不赀。大中祥符间，杭州周承裕私炼金为箔，郑仁泽市千枚转鬻他州，事败，全家徒配，转运使陈尧佐言：‘仁泽情同罚异，不可惩奸。’乃定转卖者减造者一等，著为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于今日者也。”

《山堂考索》：“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铜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记事版，每京尹初上，辄示之。”

《元史奠李传》：“贾似道怒李，喉其党临安尹刘良贵诬李悟用金饰斋匾，锻炼成狱，窜漳州。”

陆深河《汾燕闲录》曰：“世间糜费，惟黄金最多。自释、老之教日盛，而寺观装饰之侈靡，已数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往不可复者。东坡见後世金少，以为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此何言欤？按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尚有六十万斤。莽藉汉基，富有天下，固应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万斤，至燕王刘泽，一赐田生亦二百斤。何汉世之多金耶？”

梁孝王死，藏府馀黄金尚有四十馀万斤。馆陶公主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金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传》：“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匾，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

禁造铜像

《宋书夷蛮传》：“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寺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夸尚。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抵，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以後，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後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院悉没入官。’诏可。”

禁造铜器

《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

《代宗纪》：大历七年十二月王子，禁铸铜器。

《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铸造。

《宪宗纪》：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钱少，禁用铜器。

《文宗纪》：开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谓宰臣曰：“币轻钱重，如何？”杨嗣复曰：“此事已久，不可遽变其法，法变则扰人，但禁铜器，斯得其要。”

禁铜不过岭南

《唐书宪宗纪》：元和四年，禁钱不过岭南。穆宗时，韩愈奏状亦言禁钱，不得出五岭。

禁用铜钱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诏禁用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上乃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十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仍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言。

禁断新钱

《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三月王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颜竣传》：“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渭之蜒环钱，人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不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太宗初，惟禁鹅眼、蜒环，其徐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

禁金银

《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禁金银涂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断金银涂。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诏曰：“百姓劳弊，徭赋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约损。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

禁铜钉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丧事用铜钉。

禁销钱为佛象

《旧唐书》：“敬宗宝历元年十月庚于朔，河南尹王起奏：‘盗销钱为佛象者，请以盗铸钱论。’”

禁毁钱为铜

《宋史宁宗纪》：“开禧二年正月辛亥，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其家，著为令。”

禁兵器

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十贼扩弩，百吏不敢前，盗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光禄大夫吾邱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捡敝，巧诈并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胜为务，不顾义理。故机变械饰，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堕名城，杀豪杰，销甲兵，折锋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储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材，兴学宫，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矢之过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执？执射乎？’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言贵中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好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屈服焉。

《旧唐书郑惟忠传》：“中宗即位，擢拜黄门侍郎。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畜、兵器，惟忠曰：‘夫为政，不可革其俗习，且《吴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扰那？’遂寝。”

元世祖中统三年三月，谕诸路，禁民间私藏军器。

四年二月，诏私造军器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七月戊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边城军器之禁。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禁河以东无得乘马。

炀帝大业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钻刃之类，皆禁绝之。

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丁亥，诏内外诸军，除木枪、弓弩矢外，不得畜他兵器。

五年三月，禁民间兵器，犯者验多寡定罪。

十一年八月甲寅，弛河南军器之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人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悉输于官。

二十六年五月，江西省言：吉赣、河南、广东、福建以禁兵弓矢，贼益发，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