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则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见也。答陈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国而言；答万章：『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此以在其国而言。」

或问「孟子将朝王」一段。曰：「贤者在异国，诸侯可以使币聘之。若既在本国，贤者可以自去相见，诸侯却不当去召他了。盖异国则诸侯不能亲往，故可以聘。在国，则君自当去相见，又岂可以召哉！要见孟子出处之义，更兼陈代与公孙丑问不见诸侯处，及天子不召师，并之齐不见平陆事一道看，方见得孟子自有一个方法在。」问：「孟子不去，亦兼恶其托疾不真实否？」曰：「观其终篇，不如此说。」又问：「平陆大夫既以币交得不是，何故又受他底？」曰：「又恐他忽地自来。」

「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文势似「使管子而愚人也，则可」。若是义理不是，则曾子岂肯恁地说！

孟子之平陆章

「『王之为都』。左传：『邑有先君之庙曰「都」。』看得来古之王者尝为都处，便自有庙。贺孙录云：「古人之庙不迁。」如太王庙在岐，文王庙在丰。武王祭太王则于岐，祭文王则于丰。贺孙云：「镐京却无二王之庙。」『王朝步自周，至于丰』，是自镐至丰，以告文王庙也。又如晋献公使申生祭于曲沃。武公虽自曲沃入晋，而其先君之庙则仍在曲沃而不徙也。又如鲁祖文王，郑祖厉王，则诸侯祖天子矣；三桓祖桓公，则大夫祖诸侯矣。故礼运曰：『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诸侯。公庙之设私家，非礼也，自三桓始也。』是三桓各立桓公庙于其邑也。」又问：「汉原庙如何？」曰：「原，再也，如『原蚕』之『原』。谓既有庙，而再立一庙，如本朝既有太庙，又有景灵宫。」又问：「此于礼当否？」曰：「非礼也。贺孙云：「问郡国有原庙否？」曰：「行幸处有之，然皆非礼也。」然以洛邑有文武庙言之，则似周亦有两庙。」又问：「原庙之制如何？」曰：「史记『月出衣冠游之所』，贺孙云：「汉之原庙，是藏衣冠之所。」谓藏高帝之衣冠于其中，月一取其衣冠，出游于国中也。古之庙制，前庙后寝，寝所以藏亡者之衣冠。故周礼：『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其遗衣服藏焉。』至汉时却移寝于陵，所谓『陵寝』，故明帝于原陵见太后镜奁中物而悲哀。蔡邕因谓：『上陵亦古礼，明帝犹有古之余意。』然此等议论，皆是他讲学不明之故，他只是偶见明帝之事，故为是说。然何不使人君移此意于宗庙中耶？」又曰：「『王之为都』，又恐是周礼所谓『都鄙』之『都』。周礼：『四县为都。』」录同

孟子为卿于齐章

问：「孟子宾师之礼如何？」曰：「当时有所谓客卿者是也。大概尊礼之，而不居职任事，召之则不往，又却为使出吊于滕。」

沈同以其私问章

孟子答沈同伐燕一章，诚为未尽。「何以异于是」之下，合更说是吊民伐罪、不行残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又孟子居齐许久，伐燕之事，必亲见之，齐王乃无一语谋于孟子，而孟子亦无一语谏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为是，但不意齐师之暴虐耳。不然，齐有一大事如此，而齐王不相谋，孟子岂可便居齐耶！史记云：「邹人孟轲劝齐伐燕云：『此汤武之举也。』」想承此误，然亦有不可晓者。

「劝齐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处有四，须合而观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齐不伐，亦不曾教齐必伐，但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又曰『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则非孟子意也。」

燕人畔章

安卿问：「周公诛管蔡，自公义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终有自不满处。所以孟子谓：『周公之过，不亦宜乎！』」曰：「是。但他岂得已哉！莫到恁地较好。看周公当初做这一事，也大段疏脱，他也看那兄弟不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监他，为其至亲可恃，不知他反去与武庚同作一党。不知如何纣出得个儿子也恁地狡猾！想见他当时日夜去炒那管叔说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篡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热，他性又急，所以便发出这件事来。」尧卿问：「是时可调护莫杀否？」曰：「他已叛，只得杀，如何调护得！蔡叔霍叔性较慢，罪较轻，所以只囚于郭邻，降为庶人。想见当时被管叔做出这事来，骚动许多百姓，想见也怕人。『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毋毁我室！』当时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诗是后来制礼作乐时作。这是先被他害，所以当天下平定后，更作此诗，故其辞独哀切，不似诸诗和平。」义刚曰：「周公也岂不知管叔狡狯？但当时于义不得不封他。」曰：「看来不是狡狯，只是呆子。」

孟子去齐章

陈希真问：「孟子去齐处，集注引李氏说『「忧则违之」，而荷蒉所以为果』，如何？」曰：「孟子与荷蒉皆是『忧则违之』。但荷蒉果于去，不若孟子『迟迟吾行』。盖得时行道者，圣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圣人之不得已。此与孔子去鲁之心同。盖圣贤忧世济时之心，诚非若荷蒉之果于去也。」

孟子去齐居休章

沙随谓：「『继而有师命』，乃师友之『师』，非师旅也。正齐王欲『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时事。」先生曰：「旧已有此说。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辞去时事。所谓『于崇吾得见王』，则初见齐王时事。以此考之，则师旅为当。」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五

孟子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为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须看因何理会个性善作甚底？赐。

性善，故人皆可为尧舜。「必称尧舜」者，所以验性善之实。

孔子罕言性。孟子见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称尧舜，恰似孟子告人躐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个本原，则为善必力，去恶必勇。今于义理须是见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说我要做好事，所谓这些意，能得几时子！

刘栋问：「人未能便至尧舜，而孟子言必称之，何也？」曰：「『道性善』与『称尧舜』，二句正相表里。盖人之所以不至于尧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无可奈何。然人须当以尧舜为法，如射者之于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艺未精也。人到得尧舜地位，方做得一个人，无所欠阙，然也只是本分事，这便是『止于至善』。」

问：「孟子言性，何必于其已发处言之？」曰：「未发是性，已发是善。」

「孟子道性善」，其发于外也，必善无恶。恶，非性也；性，不恶矣。

问：「『孟子道性善』，不曾说气禀。」曰：「是孟子不曾思量到这里，但说本性善，失却这一」问：「气禀是偶然否？」曰：「是偶然相值着，非是有安排等待。」问：「天生聪明，又似不偶然。」曰：「便是先来说主宰底一般。忽生得个人恁地，便是要他出来作君、作师。书中多说『聪明』，盖一个说白，一个说黑，若不是聪明底，如何遏伏得他众人？所以中庸亦云：『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且莫说圣贤，只如汉高祖光武唐宪宗武宗，他更自了得。某尝说，韩退之可怜。宪宗也自知他，只因佛骨一事忤意，未一年而宪宗死，亦便休了，盖只有宪宗会用得他。」池录作：「宪宗也会用人。」或曰：「用李绛亦如此。」曰：「宪宗初年许多伎俩，是李绛教他，绛本传说得详。然绛自有一书，名论事记，记得更详，如李德裕献替录之类。」

李仲实问：「注云：『惟尧舜为能无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盖有恬于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于彼，则蔽于此；不蔽于此，则蔽于彼，毕竟须有蔽处。物欲亦有多少般。如白日，须是云遮，方不见；若无云，岂应不见耶！此等处，紧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为何物？反求吾心，有蔽无蔽？能充不能充？不必论尧如何，舜又如何，如此方是读书。」

或问：「『孟子道性善』章，看来孟子言赤子将入井，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只就情上见，亦只说得时暂发见处。如言『孩提之童，无不亲其亲』，亦只是就情上说得他人事，初无预于己。若要看得自己日用工夫，惟程子所谓：『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嘉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即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不善。』此语最为亲切。学者知此，当于喜怒哀乐未发，加持敬工夫；于喜怒哀乐已发，加省察工夫，方为切己。」曰：「不消分这个是亲切，那个是不亲切，如此则成两截了。盖是四者未发时，那怵惕恻隐与孩提爱亲之心，皆在里面了。少间发出来，即是未发底物事。静也只是这物事，动也只是这物事。如孟子所说，正要人于发动处见得是这物事。盖静中有动者存，动中有静者存。人但要动中见得静，静中见得动。若说动时见得是一般物事，静时又见得别是一般物事；静时见得是这般物事，动时又见得不是这般物事，没这说话。盖动时见得是这物事，即是静时所养底物事。静时若存守得这物事，则日用流行即是这物事。而今学者且要识得动静只是一个物事。」

性图。

恶。恶不可谓从善中直下来，只是不能善，则偏于一边，为恶。

性善。性无不善。善。发而中节，无往不善。

孟子初见滕世子，想是见其资质好，遂即其本原一切为他启迪了。世子若是负荷得时，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复见孟子，孟子见其领略未得，更不说了。只是发他志，但得于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说，便漏逗了。当时启迪之言想见甚好，惜其不全记，不得一观！」

问集注云云。曰：「大概是如此。孟子七篇论性处，只此一处，已说得尽。须是日日认一过，只是要熟。」又曰：「程子说才，与孟子说才自不同，然不相妨。须是子细看，始得。」

问：「三子之事，成[间见]则若参较彼己，颜子则知圣人学之必可至，公明仪则笃信好学者也。三者虽有浅深，要之皆是尚志。」曰：「也略有个浅深。恁地看文字，且须看他大意。」又曰：「大抵看文字，不恁地子细分别出来，又却鹘突；到恁地细碎分别得出来，不曾看得大节目处，又只是在落草处寻。」道夫曰：「这般紧要节目，其初在『道性善』，其中在『夫道一而已矣』，其终在『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曰：「然。」

符舜功问：「滕世子从孟子言，何故后来不济事？」曰：「亦是信不笃。如自楚反，复问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则是知性不的。他当时地步狭，本难做；又识见卑，未尝立定得志。且如许行之术至浅下，且延之，举此可见。」

或问：「孟子初教滕文公如此，似好。后来只恁休了，是如何？」曰：「滕，国小，绝长补短，止五十里，不过如今一乡。然孟子与他说时，也只说『犹可以为善国』而已。终不成以所告齐梁之君者告之。兼又不多时，便为宋所灭。」因言：「程先生说：『孔子为乘田则为乘田，为委吏则为委吏，为司寇则为司寇，无不可者。至孟子，则必得宾师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处。惟圣人则无不遍，大小方圆，无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此亦是讲学之有阙。盖他心量不及圣人之大，故于天下事有包括不尽处。天下道理尽无穷，人要去做，又做不办；极力做得一两件，又困了。唯是圣人，便事事穷到彻底，包括净尽，无有或遗。」正淳曰：「如夏商之礼，孔子皆能言之，却是当时杞宋之国文献不足，不足取以证圣人之言耳。至孟子，则曰『吾未之学也』而已，『尝闻其略也』而已。」

滕定公薨章

今欲处世事于陵夷之后，乃一向讨论典故，亦果何益！孟子于滕文公乃云：「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便说与「齐疏之服，[食干]粥之食」，哭泣尽哀，大纲先正了。

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为诸侯者，则皆以鲁国为宗。至战国时，滕犹称鲁为「宗国」也。

滕文公问为国章

因说今日田赋利害，曰：「某尝疑孟子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许多畎沟浍洫之类，大段费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为七十，自七十而增为百亩，则田间许多疆理，都合更改，恐无是理。孟子当时未必亲见，只是传闻如此，恐亦难尽信也。」

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恐亦难如此移改。礼记正义引刘氏皇氏之说，正是呆人说话。盖田地一方，沟洫庐舍，成之亦难。自五十里而改为七十里，既是七十里，却改为百里，便都着那趱动，此扰乱之道。如此则非三代田制，乃王莽之制矣！

孟子说贡、助、彻，亦有可疑者。若夏后氏既定「五十而贡」之制，不成商周再分其田，递相增补，岂不大扰！圣人举事，恐不如此。如王莽之封国，割某地属某国，至于淮阳太守无民可治，来归京师，此尤可笑！正义引刘氏皇氏熊氏说，皆是臆度，迂僻之甚！

孟子说制度，皆举其纲而已。如田之十一，丧之「自天子达」之类。

「世禄，是食公田之人。」问：「邻长、比长之属有禄否？」曰：「恐未必有。」问：「士者之学如何？」曰：「亦农隙而学。」「孰与教之？」曰：「乡池录作「卿」。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

「孟子只把『雨我公田』证周亦有公田，读书亦不须究尽细微。」因论「永嘉之学，于制度名物上致详。」

问：「滕文公为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为后法？」曰：「他当时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得事？看得来渠国亦不甚久便亡。」问：「所谓『小国七年』者，非是封建小国，恐是燕韩之类。」曰：「然。」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如古注之说如何？」曰：「若将周礼一一求合其说，亦难。此二句，大率有周礼制度。野，谓甸、稍、县、都，行九一法。国中什一，以在王城，丰凶易察。」

或问「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曰：「国中行乡、遂之法，如『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又如『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皆是五五相连属，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赋。如乡、遂却行井牧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为比』，比便有一个长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井田之法，孟子说『夏五十而贡，殷七十而助，周百亩而彻』，此都是孟子拗处。先是五十，后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打碎一番，想圣人处事必不如是劳扰。又如先儒说封建，古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则斥大疆界，始大封侯国：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则是将那小底移动，添封为大国，岂有此理！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当时所谓国者，如今溪、洞之类。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个长，自为一处，都来朝王，想得礼数大段藞苴。后来到夏商衰时，皆相吞并，渐渐大了。至周时只有千八百国，便是万国吞并为千八百国，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见其又大了。周毕竟是因而封之，岂有移去许多小国，却封为大国！然圣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谓如封五百里国，这一段四面大山，如太行，却有六百里，不成是又挑出那百里外，加封四百里。这一段却有三百五十里，不成又去别处讨一段子五十里来添，都不如此杀定。盖孟子时去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去隋时，既无人记得，又无载籍可考，所以难见得端的。又周封齐鲁之地，是『诛纣伐奄，灭国者五十』，所以封齐鲁之地极如鲁地方千里，如齐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是多少广阔！」

问：「圭田，余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当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亩』也。『余夫二十五亩』，乃十六岁以前所受，在一夫百亩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大概耳，未必曾见周礼也。」

有为神农之言章

德修解君民并耕，以为「有体无用」。曰：「如何是有体无用？这个连体都不是。」德修曰：「食岂可无？但以君民并耕而食，则不可。不成因君民不可并耕却不耕，耕食自不可无，此是体。以君民并耕则无用。」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若是以君民并耕，毕竟体已不是。」

「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与江通，大纲如此说去。

问：「『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曰：「是。然不是财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辅、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复从而教之。『放勋曰』，『曰』字不当音驿。」

墨者夷之章

「夷子以谓『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似知所先后者，其说如何？」曰：「人多疑其知所先后，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错处。人之有爱，本由亲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级。今夷子先以为『爱无差等』，而施之则由亲始，此夷子所以二本矣。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亲之言，而不知『爱无差等』之为二本也。」

亚夫问：「『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相类否？」曰：「既是『爱无差等』，何故又『施由亲始』？这便是有差等。又如『施由亲始』一句，乃是夷之临时譔出来凑孟子意，却不知『爱无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谓『施由亲始』，便是把『爱无差等』之心施之。然把爱人之心推来爱亲，是甚道理！」

问：「爱有差等，此所谓一本，盖亲亲、仁民、爱物具有本末也。所谓『二本』是如何？」曰：「『爱无差等』，何止二本？盖千万本也。」退与彦忠论此。彦忠云：「爱吾亲，又兼爱他人之亲，是二爱并立，故曰『二本』。」

或问「一本」。曰：「事他人之亲，如己之亲，则是两个一样重了，如一本有两根也。」

问：「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视他人之亲犹己之亲，如牵彼树根，强合此树根。」曰：「『爱无差等』，便是二本。」至曰：「『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方成句法。若作虚字看，则不成句法。」曰：「是。」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无伪也。」既是一本，其中便自然有许多差等。二本，则二者并立，无差等矣。墨子是也。

滕文公下

陈代曰不见诸侯章

问「枉尺直寻」。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则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说甚事！自家身既已坏了，如何直人！」

「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刀锯在前而不避，非其气不馁，如何强得！

「诡遇」，是做人不当做底；「行险」，是做人不敢做底。

子路，则「范我驰驱」而不获者也。管仲之功，诡遇而获禽耳。

射者御者都合法度，方中。嬖奚不能正射，王良以诡御就之，故良不贵之。御法而今尚可寻，但是今人寻得，亦无用处，故不肯。侯景反时，士大夫无人会骑，此时御法尚存。今射亦有法，一学时，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乱射将来，又学其法不得。某旧学琴，且乱弹，谓待会了，却依法。原来不然，其后遂学不得，知学问安可不谨厥始！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章

敬之问「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大概只是无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无一毫私意，直与天地同量，这便是『居天下之广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无些子不当于理，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礼』。及推而见于事，更无些子不合于义，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义』。论上两句，则居广居是体，立正位是用；论下两句，则立正位是体，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广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居之问「广居、正位、大道」。曰：「广居，是廓然大公，无私欲之蔽；正位，是所立处都无差过；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说，择之云：「广居就存心上说。」先生曰：「是。」『立』字是就身上说，『行』字是就施为上说。

居之问「广居、正位、大道」。曰：「广居是不狭隘，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何广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僻曲。正位就处身上说，大道就处事上说。」

居者，心之所存；广居，无私意也。才有私意，则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只见分小着。立者，身之所处。正位者，当为此官，则为此官，当在此，则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径，荆棘之场。人生只是此三事。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唯集义、养气，方到此地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气对着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在彼者，皆我之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