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

问：「『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是浩然之气否？」曰：「然。浩然之气须是养，有下工夫处。『居广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气，方能如此。」

问：「『居天下之广居』云云，如欲『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孟子若去那里立，便不是正位。」林择之云：「如『不与驩言』之事，亦是正位。」曰：「然。」

公孙丑问不见诸侯章

问：「公孙丑言孟子不见诸侯，何故千里来见梁惠王？」曰：「以史记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其曰『千里而来』者，亦是劳慰之辞尔。孟子出处，必不错了。如平日在诸侯国内，虽不为臣，亦有时去见他。若诸侯来召。则便不去。盖孟子以宾师自处，诸侯有谋则就之。如孟子一日将见王，王不合使人来道：『我本就见，缘有疾，不可以风，不知可以来见否？』孟子才闻此语，便不肯去。」时坐间有杨方县丞者，云：「弟子称其师不见诸侯，必是其师寻常如此。其见梁惠王，亦须有说。但今人不肯便信他说话，只管信后人言语，所以疑得孟子如此。」

孟子之时，时君重士，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时君致敬尽礼而后见。自是当时做得个规模如此定了，如史记中列国之君拥篲先迎之类。却非是当世轻士，而孟子有意于矫之以自高也。因说孟子不见诸侯及此。

至云：「看得孟子于辞受取舍进退去就，莫非天理时中之妙，无一毫人欲之私，无一毫过不及之病。如谓『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辞曰『闻戒』，『馈赆』，可受则受之，皆无一毫过不及，无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这道理又却那里安顿？」

公都子问好辩章

居之问孟子「岂好辩」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见诸圣贤遭时之变，各行其道，是这般时节；其所以正救之者，是这般样子，这见得圣贤是甚么样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阙齾处，得圣贤出来补得教周全。补得周全后，过得稍久，又不免有阙，又得圣贤出来补，这见圣贤是甚力量！直有阖辟乾坤之功！」

尧晚年方遭水。尧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晓。胡安定说不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盖尧甚以为儆，必不是未有江河而然。滔天之水，如何掘以注海？只是不曾见中原如何，此中江河皆有路通，常疑恐只是治黄河费许多力。黄河今由梁山泊入清河楚州。

问：「孔子作春秋，空言无补，乱臣贼子何缘便惧？且何足为春秋之一治？」曰：「非说当时便一治，只是存得个治法，使这道理光明灿烂，有能举而行之，为治不难。当时史书掌于史官，想人不得见，及孔子取而笔削之，而其义大明。孔子亦何尝有意说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用某字，有甚微词奥义，使人晓不得，足以褒贬荣辱人来？不过如今之史书直书其事，善者恶者了然在目，观之者知所惩劝，故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犯耳。近世说春秋者太巧，皆失圣人之意。又立为凡例，加某字，其例为如何；去某字，其例为如何，尽是胡说！」问：「孔子所书辞严义简，若非三传详着事迹，也晓得笔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书时，事迹皆在，门人弟子皆晓他圣人笔削之意。三家惧其久而泯没也，始皆笔之于书。流传既久，是以不无讹谬。然孔子已自直书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某』，『公与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某』，『公薨于齐』，『公之丧至自齐』，『夫人孙于齐』，此等显然在目，虽无传亦可晓。且如楚子侵中国，得齐桓公与之做头抵拦，遏住他，使之不得侵。齐桓公死，又得晋文公拦遏住，如横流泛滥，硬做堤防。不然，中国为渰浸必矣。此等义，何难晓？」问读春秋之法。曰：「无它法，只是据经所书之事迹，准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犹有未是处，不是底又有彼善于此处，自将道理折衷便见。如看史记，秦之所以失如何？汉之所以得如何？楚汉交争，楚何以亡？汉何以兴？其所以为是非得失成败盛衰者何故？只将自家平日讲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见。看春秋亦如此。只是圣人言语细密，要人子细斟量考索耳。」问：「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说得太深。苏子由教人看左传，不过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义理折衷去取之耳。」

孟子苦死要与杨墨辩，是如何？与他有甚冤恶，所以辟之如不共戴天之雠？「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才说道要距杨墨，便是圣人之徒。如人逐贼，有人见了自不与捉，这便唤做是贼之党。贼是人情之所当恶。若说道贼当捉，当诛，这便是主人边人。若说道贼也可捉，可恕，这只唤做贼边人！

问孟子「好辩」一曰：「当时如纵横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盖他只坏得个粗底。若杨墨则害了人心，须着与之辩。」时举谓：「当时人心不正，趋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辟之，则圣人之道无自而明。是时真个少孟子不得！」曰：「孟子于当时只在私下恁地说，所谓杨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后世却因其言而知圣人之道为是，知异端之学为非，乃是孟子有功于后世耳。」

因居之看「好辩」一章，曰：「墨氏『爱无差等』，故视其父如路人。杨氏只理会自己，所谓『修其身而外天下国家』者，故至于无君。要之，杨墨即是逆理，不循理耳。如一株木，顺生向上去，是顺理。今一枝乃逆下生来，是逆理也。如水本润下，今洪水乃横流，是逆理也。禹掘地而注之海，乃顺水之性，使之润下而已。暴君『坏宫室以为污池，弃田以为园囿』，民有屋可居，有地可种桑麻，今乃坏而弃之，是逆理也。汤武之举，乃是顺理。如杨墨逆理，无父无君，邪说诬民，仁义充塞，便至于『率兽食人，人相食』。此孟子极力辟之，亦只是顺理而已。」此一段多推本先生意，非全语。

敬之问杨墨。曰：「杨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于无父无君。盖杨氏见世间人营营于名利，埋没其身而不自知，故独洁其身以自高，如荷蒉接舆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洁身而自为，则天下事教谁理会？此便是无君也。墨氏见世间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尽爱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难，在君亲则当先救，在他人则后救之。若君亲与他人不分先后，则是待君亲犹他人也，便是无父。此二者之所以为禽兽也。孟子之辩，只缘是放过不得。今人见佛老家之说者，或以为其说似胜吾儒之说；或又以为彼虽说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与之辩。若真个见得是害人心，乱吾道，岂容不与之辩！所谓孟子好辩者，非好辩也，自是住不得也。」南升。

问：「墨氏兼爱，何遽至于无父？」曰：「人也只孝得一个父母，那有七手八脚，爱得许多！能养其父无阙，则已难矣。想得他之所以养父母者，粗衣粝食，必不能堪。盖他既欲兼爱，则其爱父母也必疏，其孝也不周至，非无父而何。墨子尚俭恶乐，所以说『里号朝歌，墨子回车』。想得是个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见。」又问：「『率兽食人』，亦深其弊而极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它之道，便能如此。杨氏自是个退步爱身，不理会事底人。墨氏兼爱，又弄得没合杀。使天下伥伥然，必至于大乱而后已，非『率兽食人』而何？如东晋之尚清谈，此便是杨氏之学。杨氏即老庄之道，少间百事废弛，遂启夷狄乱华，其祸岂不惨于洪水猛兽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于社稷丘墟，亦其验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学问高妙，出入于老佛之间，其政事欲与尧舜三代争衡。然所用者尽是小人，聚天下轻薄无赖小人作一处，以至遗祸至今。他初间也何尝有启狄乱华，『率兽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义理不明，其终必至于是耳。」或云：「若论其修身行己，人所不及。」曰：「此亦是他一节好。其它狠厉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资质学问之差。亦安得以一节之好，而盖其大节之恶哉！吁，可畏！可畏！」

问：「墨氏兼爱，疑于仁，此易见。杨氏为我，何以疑于义？」曰：「杨朱看来不似义，他全是老子之学。只是个逍遥物外，仅足其身，不屑世务之人。只是他自要其身界限齐整，不相侵越，微似义耳，然终不似也。」论杨墨及异端类，余见尽心上。

孟子言：「我欲正人心。」盖人心正，然后可以有所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会！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六

孟子六

离娄上

离娄之明章

「『上无道揆』，则『下无法守』。傥『上无道揆』，则下虽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将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凭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个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条法，只是他冒法以为奸，便是不信度也。」因叹曰：「看得道理熟，见世间事才是苟且底，鲜有不害事。虽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况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过去，皆其弊也。凡见人说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无病，这便是循理。若见人说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为见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见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别，而不肯为恶矣。」僩录略。

「上无礼，下无学」，此学谓国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学」字，是责学者之事。惟上无教，下无学，所以不好之人并起而居高位，执进退黜陟之权，尽做出不好事来，则国之丧亡无日矣，所以谓之「贼民」。蠹国害民，非贼而何！然其要只在于「仁者宜在高位」，所谓「一正君而国定」也。

问：「责难之恭，陈善闭邪之敬，何以别？」曰：「大概也一般，只恭意思较阔大，敬意思较细密。如以尧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谓其不能，便是责难于君，便是恭。陈善闭邪，是就事上说。盖不徒责之以难，凡事有善则陈之，邪则闭之，使其君不陷于恶，便是敬。责难之恭，是尊君之词，先立个大志，以先王之道为可必信，可必行。陈善闭邪是子细着工夫去照管，务引其君于当道。陈善闭邪，便是做那责难底工夫。不特事君为然，为学之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细密着工夫。如立志以古圣贤远大自期，便是责难。然圣贤为法于天下，『我犹未免为乡人』，其何以到？须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间，凡一事，须有个是，有个非，去其非便为是，克去己私便复礼。如此，虽未便到圣贤地位，已是入圣贤路了。」

「『责难于君谓之恭』，以尧舜责之，而不敢以中才常主望之，非尊之而何。『陈善闭邪谓之敬』，此是尊君中细密工夫。」问：「人臣固当望君以尧舜。若度其君不足以为善而不之谏，或谓君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导之以功利，而不辅之以仁义，此皆是贼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当以极等之事望其君。责他十分事，临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责他二三分，少间做不得一分矣。若论才质之优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导之者，则不可问其才志之高下优劣，但当以尧舜之道望他。如饭必用吃，衣必用着，脾胃壮者吃得来多，弱者吃得来少，然不可不吃那饭也。人君资质，纵说卑近不足与有为，然不修身得否？不讲学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随他资质做得出来，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般言语是铁定底条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则成，不如此做则败。岂可谓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

问「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曰：「恭是就人君分上理会，把他做个大底人看，致恭之谓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陈善闭邪，是在己当如此做。」

宾师不以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责难陈善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贵为重，而以贵德尊士为贤，则上下交而德业成矣。

规矩方圆之至章

问「规矩，方圆之至也」。曰：「规矩是方圆之极，圣人是人伦之极。盖规矩便尽得方圆，圣人便尽得人伦。故物之方圆者有未尽处，以规矩为之便见；于人伦有未尽处，以圣人观之便见。惟圣人都尽，无一毫之不尽，故为人伦之」

问：「『欲为君』至『尧舜而已矣』。昨因看近思录，如看二典，便当『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某谓尧所以治民，修己而已；舜所以事君，诚身以获乎上而已。」曰：「便是不如此看。此只是大概说读书之法而已，如何恁地硬要桩定一句去包括他得！若论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尽。且如看尧典，自『钦明文思安安』以至终篇，都是治民底事。自『钦明文思』至『格于上下』是一段，自『克明俊德』至『于变时雍』又是一段，自『乃命羲、和』至『庶绩咸熙』又是一段，后面又说禅舜事，无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浚哲文明』以至终篇，无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说只是事君了便了！只是大概言观书之法如此。」或曰：「若论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足以尽之。」曰：「也大概可见。」

或问：「『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说，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

「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犹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论正当道理，只有一个，更无第二个，所谓「夫道一而已矣」者也。因言「胡季随主其家学」云云。已下见胡仁仲类。

三代之得天下章

废兴存亡惟天命，不敢不从，若汤武是也。吕

爱人不亲章

圣人说话，是趱上去，更无退后来。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这都是趱向上去，更无退下来。如今人爱人不亲，更不反求诸己，教你不亲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诸己，教你不治也休；礼人不答，更不反求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我也不仁不义，无礼无智；大家做个鹘突没理会底人，范忠宣所说「以恕己之心恕人」。且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亲；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还有这道理否？又曰：「张子韶说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点做一句。看他说『以圣人之所难能』，这正是圣人因责人而点检自家有未尽处，如何恁地说了？而今人多说章句之学为陋，某看见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个，更除不得。须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你不穿窬，方唤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别人不穿窬，这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这也不是恕。虽然，圣人之责人也轻，如所谓『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且存得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成只恁地，也须有渐。」又曰：「『尧舜其犹病诸！』圣人终是不足。」

为政不难章

吴伯英问「不得罪于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

天下有道章

「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是以贤德论。「小役大，弱役强」，全不赌是，只是以力论。

郑问：「『小役大，弱役强』，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时不得不然，亦是理当如此。」

「仁不可为众。」为，犹言「难为弟，难为兄」之「为」。言兄贤，难做他弟；弟贤，难做他兄。仁者无敌，难做众去抵当他。

「仁不可为众也」，毛公注亦云：「盛德不可为众也。」「鸢飞戾天」，注亦曰：「言其上下察也。」此语必别有个同出处。如「金声玉振」，儿宽云：「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亦必是古语。

「不能自强，则听天所命；修德行仁，则天命在我。」今之为国者，论为治则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随风俗做便得；不必须欲如尧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为士者则曰，做人也不须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尽是这样苟且见识，所谓「听天所命」者也。

自暴者章

问「自暴、自弃」之别。曰：「孟子说得已分明。看来自暴者便是刚恶之所为，自弃者便是柔恶之所为也。」

自暴，是非毁道理底；自弃，是自放弃底。赐。

「言非礼义」，以礼义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贼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自谓不能，而绝之以不为；「自弃」，自弃绝也。

先生问梁：「自暴、自弃如何？」梁未答。先生曰：「『言非礼义』，非，如『非先生之道』之『非』，谓所言必非诋礼义之说为非道，是失之暴戾。我虽言而彼必不肯听，是不足与有言也。自弃者，谓其意气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绝以为不能。我虽言其仁义之美，而彼以为我必不能『居仁由义』，是不足有为也。故自暴者强，自弃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梁云平日大为科举累。曰：「便是科举不能为累。」

问：「向所说『自暴』，作『自粗暴』，与今集注『暴，害也』不同。」曰：「也只是害底是。如『暴其民甚』，『言非礼义谓之自暴』，要去非议这礼义。如今人要骂道学一般，只说道这许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许多模样。不知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恁地非议，是他自害了这道理。」

「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自人身言之，则有动静；自理言之，则是仁义。

居下位章

诚是天道，在人只说得「思诚」。

敬之问：「『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思诚，莫须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诚自是思诚。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诚是毋自欺、慎独。明善固所以思诚，而思诚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诚者，都是实理了；思诚者，恐有不实处，便思去实它。『诚者，天之道』，天无不实，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它恁地。圣人仁便真个是仁，义便真个是义，更无不实处。在常人说仁时，恐犹有不仁处；说义时，恐犹有不义处，便着思有以实之，始得。」

问：「『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此是以实理见之于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实理去见之于用，只是既有其实，便自能感动得人也。」因言：「孟子于义利间辩得毫厘不差，见一事来，便劈做两片，便分个是与不是，这便是集义处。义是一柄刀相似，才见事到面前，便与他割制了。」

伯夷辟纣章

才卿问：「伯夷是『中立而不倚』，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见，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验之？」陈曰：「扣马之谏，饿而死，此是不倚。」曰：「此谓之偏倚，亦何可以见其不倚？」文蔚录云：「『如此，却是倚做一边去。』文蔚曰：『他虽如此，又却不念旧恶。』曰：『亦不相似。』」刘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滨，若将终身焉，及闻西伯善养老，遂来归之，此可见其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转，方是不倚。盖初闻文王而归之，及武王伐纣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见其不倚也。」文蔚录意同。

求也为季氏宰章

至之问：「如李悝尽地力之类，不过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谓任土地者亦次于刑？」曰：「只为他是欲富国，不是欲为民。但强占土地开垦将去，欲为己物耳，皆为君聚敛之徒也。」

「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如李悝尽地力，商鞅开阡陌」。他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

恭者不侮人章

圣人但顾我理之是非，不问利害之当否，众人则反是。且如恭俭，圣人但知恭俭之不可不为尔，众人则以为我不侮人，则人亦不侮我；我不夺人，则人亦不夺我，便是计较利害之私。要之，圣人与众人做处，便是五峰所谓「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者也。

淳于髡曰章

「事有缓急，理有大小，这样处皆须以权称之。」或问：「『执中无权』之『权』，与『嫂溺援之以手』之『权』，微不同否？」曰：「『执中无权』之『权』稍轻，『嫂溺援之以手』之『权』较重，亦有深浅也。」

人不足与适章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谓精神意气自有感格处，然亦须有个开导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谓『至诚以感动之，尽力以扶持之，明义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诚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设遇暗君，将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鲁哀，孟子不能格齐宣。诸葛孔明之于后主，国事皆出于一己，将出师，先自排布宫中府中许多人。后主虽能听从，然以资质之庸，难以变化，孔明虽亲写许多文字与之，亦终不能格之。凡此皆是虽有格君之理，而终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