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圣篇

，为有母无父。《小雅》言：无父无母，悲伤忧苦，为分而未合。虽亦言“宜乐”，但曰“尔”、曰“其”，则自顾其私，未能大通。必如《大雅》而后无忧悲哀伤之可言。《诗》《易》所谓鳏寡孤独，皆谓“骞崩”。彼此画疆自守，不婚媾而为寇盗。[他如“独行”、“寡妇”、“独兮”、“茕独”皆同。]所谓娶妻生子，“同车”、“同行”、“同归”、“同室”、“婚媾”，皆为大同言。此《诗》《易》“小”、“大”之所以分也。[别有《小大二雅文字不同表》。]

古今天下有二局，曰战国，曰一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一经则包二局，言一统则有周王，言分争则有列国。]《诗》之《小、大雅》，《易》之《上、下经》，皆以分合为起例。航海梯山，彼此往来，如今日，可谓中外相通。然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于《易》为咎，仍为战国之局。虽曰交通，未能一统。[《小雅》之鳏寡孤独，怨女旷夫，忧心悲伤，号咷哭泣，不可言宿，归复邦族云云，为今天下言之。]必至“大统”之后，同轨同文，既清既平，乃为《大雅》、为大卦。然地球大，《云汉》三篇亦同，以后亦必如中国旧事，合久而分，故《大雅》言丧乱忧亡，流为割据之局。故曰“维昔之富，不如时”。“今也日蹙国百里。”《小雅》前分后合，[从三《小》起算。]《大雅》前合后分。《既济》之后有《未济》，《未济》之后有《既济》。大小分合，互相倚伏，故《上、下经》《小、大雅》，彼此有循环往来之例。

《易》曰卦有小大，《乾》《坤》八父母为小，《否》《泰》八父母为大，小卦内外重复，所谓坎坎、离离、乾乾、谦谦，必内外婚媾，天下大同，乃为大卦。[如上经《乾》《坤》《坎》《离》，内外卦皆同者，《小雅》分崩之世也。大卦则《乾》《坤》合为《泰》《否》，《坎》《离》合为《既》《未》。父母相配，男女观止，婚媾好合，所以为大。]《易》之小大卦，即《诗》之《小、大雅》。小大分合，《易》《诗》皆以“既”“未”二字为标目。大同为“既”，分崩为“未”。《诗》之“未见则忧”，“既见则喜”，凡数十见。“未”“既”，即“既济”“未济”。未见之君子为四岳，四方分崩则鳏寡孤独，故曰忧伤；既见之君子为二伯，二伯大同则娶妻生子，故为喜乐宴好。初合《未济》以臻《既济》，复由《既济》以成《未济》。哀乐相循，亦如三统循环。必持盈保泰，方能克终。《易》顺逆两读：逆则由《未济》以成《既济》；顺则由《既济》以成《未济》。曰“始吉终乱”，示人持盈保泰之意也。

《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注》：凡日景之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为万五千里。]天地之所合也，[《庄子》：天有六极、五常。]四时之所交也，[寒暑。]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万物阜安，建王国焉。”《列子·周穆王》篇：“西极之南[如今南美洲]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音近洋壮]之国。阴阳之气所不交，[地中，则阴阳和。]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昼夜亡辨。[地中，则一昼一夜。]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冰海无昼夜，夜则久夜。]五旬一觉，[《诗》之“寐梦”。]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尚寐无觉，此西南极。]四海之齐，[中国为齐州。]谓中央之国，[即今四海之内。]跨河南北，越岱东西，万有余里。[东极万二千里。]其阴阳之审度，故一寒一暑；[南北。]昏明之分察，故一昼一夜。[东西。]其民有智有愚。[知愚即《诗》之“寤寐”。]万物之滋殖，才艺多方。有君臣相临，礼法相持。[中国儒家。]其所云为不可称计。一觉一寐，以为觉之所为者实，梦之所见者妄。[以中国为中。]东极之北隅，[东北。]有国曰阜落之国，其土气常燠，日月余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实，不知火食，性刚悍，强弱相藉，贵胜而不尚义；多驰步，少休息，常觉而不眠。”盖《列子》所云南中北三段，即《周礼》地中之师说也。以觉梦比昼夜，南北极冰海之地，半年昼夜，不足以言梦觉。积冰苦寒，故曰“寒暑无辨”，故曰“赤道常燠”。合地球而言，惟两黄道、两温带以内乃善地；两黑道非善地，不足以为地中也。又《月令》五衣，素青黄之外，有黑赤，合为五方五色。今《诗》取素青黄，而不用赤黑，以赤黑当二冰海。《论语》：绀緅不饰，红紫不服，即不取黑赤二极之义。至于素青黄，则在纬度之分，而不关经度之地。同在黄道，纬度相合，风雨寒暑亦相同。然则三统同为一度，实本一地。因其周经长分为三段，曰东西中、素青黄。东西、素青，皆强立之名，实则一中一黄而已。故《周礼》“地中”与《列子》“中央之国”，以南北两极言。北南与东西、素青对文，故三统立都皆在地中。[二昊亦中，非黄帝独为中]此“地中”之“中”，指纬度，而以日月寒暑定者。由是以推，则凡日月寒暑、风雷雨露，皆不可以常解说之，皆当对二极起例。京邑居民，有寒暑昼夜风雷雨露，而地球中实有无昼无夜无寒无暑之地。《列子》云“其阴阳之度审，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昼一夜”，“一觉一寐”。“一”字实义，必须知地球中有无寒暑昼夜之地，而后此“一”字乃可贵，特为地中独有。以此推《诗》《易》日月、昼夜、寒暑、生死，皆为地中之赞语矣。

《司服》云：“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考三服之分，则吉以冕，凶以弁，齐以端，冕弁端，即吉凶齐也。]按王之吉服五冕：衮冕、毳冕、希冕、玄冕、鷩冕。《丧服传》锡衰不在五服之内，则以斩、齐、大功、小功、缌麻合为五服。[《司服》云：“凡兵事，韦弁服；视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绖服。”]又云：“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又云：“其齐服，有玄端素端。”今就《司服》之文分为三门：吉五冕，凶五弁，齐则言二端以示例。《三颂》以素青黄起例，各五服以合为三十服。《禹贡》“弼成五服”，而《丧服传》有五服之文。盖缌麻、小功、大功、齐、斩，共为五服，与《禹贡》五服同文，《诗》素冠、素衣、素韠，旧说皆以为凶服，是素统，方万里，为凶服，五服之比例无疑矣。东方《缁衣》《羔裘》，即《乡党》“羔裘玄冠不以吊”，是缁衣、青衿全为吉服无疑。《诗》于《羔裘》云“逍遥”、“如濡”，合为东方吉服之五。中央五服为黄统，兼取吉凶，以《周官》言之，当为齐服。齐服有吉有凶，兼用二服，故《司服》齐服有玄端、素端。玄端吉服，素端凶服。大抵中央以朝服三服居中，左取玄端，右取素端。故《诗》“狐裘以朝”，又曰“狐裘在堂”。车辐图三十幅，三统三分，而借用吉、凶、齐之十五服以实之。此以辐陨比衣服之说也。且实而按之，《易》之吉、凶、无咎，亦就三服言之。吉谓东邻文；凶谓西邻质；咎从卜从各，各君各子为“小统”，分裂合好则为无咎。无咎即合吉凶，即无妄、无疆、无邪。《易》之吉凶无咎，亦以三服为本义，而托之筮辞之吉凶无咎也。

《易》“元亨利贞”有四德之训，旧以分配四方。不知“元亨”皆属东《乾》，“利贞”属西《坤》。“元利”为德行，“亨贞”为性情。《下经》以《咸》比《乾》，《恒》比《坤》。《咸》即亨，《恒》即贞。乾坤有男女君臣之义，亨贞故可互文。迨二门平分，则男亨女贞，亨则志在四方，贞则“无非无仪”、“无遂事”之说。故《乾》主“元亨”，至“利贞”则指“变绅”。《坤》主“利牝马之贞”，至“元亨”则主“承乾”。“亨贞”为权经行居之分，亦即中外文质之标目。《乾》之“利贞”为“泰”，《坤》之“元亨”为《否》，故“大哉乾元”为《泰》，“至哉坤元”为《否》。“元”于《乾》为本义，于《坤》为假借，故乾元曰统天，“坤元”曰顺承天也。《乾》以亨为主，不亨则贞；《坤》以贞为主，变贞则亨。诸卦爻之亨、贞，皆从《乾》《坤》起例，亦如用九用六，以《乾》《坤》起例也。诸卦皆托体于《乾》《坤》，阳爻主行为亨，反之则为不变之贞。阴主居为贞，而贞动则亦为亨。《书》日：“用静吉，用作凶。”大抵“亨贞”即“作静”之义。以《乾》《坤》为起例，诸卦皆同之者也。

言经学者必分六艺为二大宗：一“天学”，一“人学”。“人学”为《尚书》《春秋》，行事明切，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天学”为《诗》《易》，当时海外未通，无征不信，故托之比兴。后世文体有诗、文二派，文取据事直书，诗取寄托深远。《尚书纬》曰：“《书》者如也；《诗》者志也。”又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志行之分，即诗文之别。孔子之所以必分二派者，人事可明言，六合以外地舆、国号、人名、事迹，不能实指，故托之草木、鸟兽、卦图、阴阳。自微言一绝，学者遂以孔子所言皆为《春秋》之天下而发。不知“天”“人”之分，即“古”、“今”之别。即以《论语》言之，为百世以下天下言者较多。于当时海禁未开，共球未显，以百世以下之专说，附会时事，勿怪其然。特先入为主，积非成是，非有明著晓鬯之专书，不足以发聋振聩。故别辑《百世可知录》，专明此理。

三千年以前，不必有轮船、铁路、远镜、显微诸仪器；非有能合群力以格致，如今日泰西之事者。而瀛海八十一州与四游等说，乃远在数千年上，不得其说之所本。且西人自明至今，言五大洲而已。而邹子乃以为八十一，合于礼制，比于经义，较西说最为精密。此又何从得之？从可知天纵之圣，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至诚前知，先天不违。且今日“大统”未成，诸经预设之文，已如此明备，他日实见行事，烂然明备，不知其巧合，又当何如此等识量？若徒推测预知，能者多矣，所谓因时立制。数千年以前，因心作则，以定鸿模，天地、鬼神、名物、象数，必曲折不违，密合无间，略窥一斑，已识梗概。宜子贡、宰我之以为天不可阶。呜呼，尧舜犹病，而谓维摩足以方物乎！

邹子验小推大，即化王伯为皇帝之法。方里而井，可谓小矣，推之小九州而准，更推之大九州而准，六合之内，取譬于方里而已足。此与富家，[一牧为一家。]京师地中为公，[如“公田”、“颠倒自公”、“退食自公”、“夙夜在公”。]以八州为八家。“大田多稼”，即谓八王为八家，合车辐图为终三十里，象月望三五盈缺。左右前后为十千，所谓“十亩之间”、“十亩之外”、“十千维耦”、“岁取十千”是也。《诗》以公田比天下。为一大例，言耕即井。《乾》“见龙在田”，有禽无禽，酒道食德，饮食醉饱，皇道帝德，隰畛、主、伯、亚、旅，疆以二徂六侯，当即八伯名目。皇祖即上帝，多稌为并家，饥馑为骞崩。《礼记》礼耕乐耨，亦借田以比治天下之一说也。

《齐》《商》为“文质”标目，如今之中外华夷。《论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以“君子”二字为文质相合之称。“君”为君臣之君，为东邻，为文家，尊尊，故目“君”也；“子”为父子之子，为女子，为子姓，质家，亲亲，故目“子”。《周颂》合“文质”，则君子当直指《周颂》监于二代。《论语》：“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专以为质，所谓子而不君者也。考二字平对，又如父母、君妇、尸且、漆且、君子、“民之父母”、“恺悌君子”、“君子偕老”是也。[又：二伯四岳，皆得称君子，八大州君子为二伯，大荒君子为四岳。]

《列》《庄》言六经非陈迹刍狗，全为特创百世以下新法、新理，作而非述明矣。故于《诗》以《雅》翻译为名，专言俟后维新，非真言古人内地。则凡帝乙、高宗，即高尚宗公之高宗，故以配《震》。文王、武王、商王、玄王、平王、汾王、成王、康王、氐羌、荆楚、淮夷、豳营等字，固皆翻译托号也。如箕子、穆公、周公、庄公、皇父、南仲、尹氏、家伯、巷伯、孟子，亦皆为托号矣。《诗》述周家祖孙父子，如后稷、公刘、大王、王季、文王、武王，与大任、大姒、大姜，文义相连，不能谓非古人名号。不知托古以译后，亦如山川、氐羌为翻译例，亦无不可。经既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又曰“本支百世”。详其文义，为翻译无疑矣。不如此则“古帝命武汤”、“帝谓文王”，文王“在帝左右”，皆不能解。即如《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仲任与《燕燕》“仲氏任只”，同任姓国女，何以直目之曰殷商？又加之以彼二经古人、古地。按实求之，文义多在离合之间，故旧说于平王、文王、箕子，多有别解。必望文生训，则《鲁颂》真鲁僖公作矣。(诗序》以《鲁颂》诸篇皆“颂僖公”，不谓僖公作，疑或于“鲁僖公”前脱“颂”字)以此立说，又多可疑，则以变异旧文，不合己意，先师改写之事，亦知所不免耳。即如后稷、王季、公刘，周之先祖也，经则托之为二后、八王之父行。故以大妊为殷之女，文质合为父母也。又如文王、武王，父子也，经则东文西武。二王平列，实指文、质二邻，东西大牧。定以父子说之，亦时形龃龉。知经非刍狗陈迹，则必非真古人、真古事。以《雅》之翻译读之，亦如淮夷、氐羌，“物从中国，名从主人”。藉古以喻后，亦无不可。特言在此，意在彼，不专为古人古事而言，则固一定之例也。

《尚书》七政，古皆以日月五星解之。自八行星之说明，则七政当数天王、海王，不用日月明矣。惟西人之命名曰“天王”“海王”，则可异焉。以王命星，是十日为旬，八州八王之说也。“天王”之名，直同《春秋》；“海王”之名，兼主海外，则如《商颂》矣。中国旧说，五星配五行，今加入二星，合地为八。以配八方。八风则可以配四方。五行则取五去三，不可也。然古人五星之说据目见，久成定论。地球自为主人，则不能与诸曜比，亦一定之比例。今因侯旬例拟于日属世界中，以日为上帝，为《周颂》；天王如《鲁颂》；海王如《商颂》。一主文，一主质，天王为文王，海王则为武王。《诗》所谓“文武维后”之比。以《小雅》言之，则《小弁》日，天王《小宛》，海王《小旻》，《节南山》水。《正月》木兼土。《十月》火，《雨无正》金。地球为主人，不入数焉。天王大于地球八十二倍，海王大于地球百二十倍，道家所谓“大者居外，小者居内”。又海王最远，今以居中小者为四岳，以在外者为二后。日为天子，天王、海王帅五星以绕日，五行星又各有小星，如方伯卒正之职。古人无事不法天，则二伯、八伯、卒正，知法八行星及诸月而定。是即《左氏》伯帅侯牧以见于王，而侯牧又帅子男以见于伯之义。八行星自外而内，海王、天王为二伯，次土、[中央京师。]次木、[东方，“帝出乎震”。]次火、次金、次水。四时顺行，始于春，终于冬。自内而外为逆行，自外而内为顺行。亦顺逆往来之说。

邹子海外九州之说，至今日始验。学者求其故而不得。余以为经说引《大行人》九州为证，或又以孔子先知为嫌。案先知乃圣神常事，“百世可知”、“至诚前知”，古有明训。宋元以下儒生乃讳言“前知”。然所谓“前知”，不过休咎得失、卜筮占验之琐细，非谓“大经大法”、“先天后天”之本领也。如以为孔子不应知，邹子又何以知？他如地球四游，瀛海五山，海外大荒，与夫纬书所言《河图》《洛书》之事，何以与今西人说若合符节？谶书占验之前知，如京、郭之流，固不足贵。若夫通天地之情状，洞古今之治理，何嫌何疑，必欲掩之乎？

《列》《庄》推尊孔子以为圣神，其书为《诗》《易》师说，学者汇能言之。顾道家之言不尽庄论，设辞讪讥，遂为世诟病。推寻其旨，盖一为抉微，一为防敝。近代“古文家”说孔子直如钞胥、如书厨，墨守诵法，去圣人何啻千里！故二子著书，极言刍狗陈迹之非。所谓“迹而非履”，正以明孔子之为作而非述，以抉其精微也。他如《诗》《书》发冢，盗亦有道，设为恢诡，以立圣教之防，不使伪儒佥士假经术以文奸；又以见圣道自有所在，非诵其言词，服其衣冠，遂得为圣人之徒。大抵知人难，知圣尤难！《列》《庄》能知圣，遂举后世之误疑圣人之俗说误解，极力洗抉，以见圣人之至大、至高，非世俗所知，非微藐可托。故其诟厉之辞，使孔子闻之，亦相识而笑，莫逆于心，以见其卫道之严。世俗顾以为真詈讪孔子，使所讪辱者果真，则“有过人必知”，孔子当引为诤友矣！尚得以讥讪斥之乎？正当藉其所讥讪，以见吾心中之孔子，非真孔子耳。

道家诸书全为《诗》《易》师说。《诗》《易》之不明，不能读诸书之过。其宗旨不具论，佚典坠义，有足以通全经之义例。如“夏革”篇为《诗》“不长夏以革”之说，大块为《诗》“大球”、“夙夜”、“寒暑”之说，四极、地中、九军为天子军制，九洛为上皇、六极、五常、九土，各有一中，《鄘》《卫》两风专详此制。非是不能解《诗》《易》。以六情为例，哀乐未、既，层见叠出，非《列子》记孔、颜论忧乐之故，无以起例；《易》“月望”、“轮辐”，《诗》“幅员”，非《老子》“一毂三十辐”之象，[二十四州伯牧，合二伯、四岳、六首，为三旬。]无以立图；《诗》“思服”、“寤寐”，非《列子》地中一梦一觉，与《庄子》梦觉神形之说，不得其旨。《乾》《坤》之龙、朋，《剥》之“贯鱼，以宫人宠”，非鲲鹏之论，可以知蜩鷽之指，《周》《召》蟭虫之即《椒聊》乎！博士亦传“大统”，由子夏知其说而不能行，而推颜、闵、仲弓之主皇帝，亦由称述而得。十日并出，为“侯旬”、“维旬”之训；南北二帝报中央之德，乃“冥升”、“冥豫”、“幽谷”之解；《秋水》篇为“河海”二字之起文；《齐俗训》为“颠覆厥德”之作用。大抵道家说必深入其中。诸凡非常可骇，皆读为常语。然后二经可通也。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育万物，人所能知；道之并行，世所罕论。闲尝统天下诸教而合论之：道家本于德行，是为大成；释出于道；天方、天主，又出于释。不惟杨、墨并行不害；天主释迦，是亦大同。中国夷狄之弱，由于崇尚佛教，谈时务者类能言之。夫蛮夷狂犷，如冒顿番酋，非文教之所能遽化，又谈时务者之常言。古之善医者，因病施方，其术不一。针砭按摩，祝由汤药，苟缺一长，不为名医。近世专尚汤药，习医者遂专擅一门，鄙屑他途。亦如言圣学者专习儒家，非毁异教。考释氏出于老子化胡，由道变释，因地施教。按其宗旨，实出《乐经》。“定能安虑”，《大学》之教，观其初旨，大略相同。戒杀所以化夷俗之凶残，贵贞所以防部落之繁庶；安坐乞食，讽诵梵咒，意在化强为弱，渐就绳墨。与唐宋以下开国大定以后，必开馆修书，所以羁縻英雄、销磨岁月者，事出一律。其中缘讹踵误，节外生枝，万派千奇，不能悉诘。然推其根原，未能大远。若夫轮回、因果，亦神道设教、无终无始之常理。若以其与圣教不合，实与今之八股、试帖、白折、大卷，其去圣贤之途，未能相远。孔子居中持正，老子自任化胡以为先路，一粗一精，一终一始。至今日地球大通，各教乃会其极。天下已定，偃武修文，数百年之后，专行孔教，释法尽灭。乃古之明说，亦或留此一线，以为无告养生之途，亦未为不可。人之恶之者，不过因其安坐享厚糈耳。天下耗财事多，不止此一端。又或因人崇奉太过，激而毁之，则非平心之论。总之，佛教孔子之先锋，马上可得天下，不足以治天下。将来大一统后，存亡听之。若未能大统，则于化夷，不可谓无功也。

凡学问皆有中行、过、不及三等议论，不惟诸子，即孔孟亦然。推类至尽，以诋杨、墨，此求深之说，非通论也。中行如《春秋》二分，不及与过如寒暑，天道有三等。药物甘平，中行也；寒凉、辛热不能废。考《易》《乾》《坤》八卦，反覆不衰，中爻、综卦皆中，此中行，昼夜寒暖适中之谊；长少二局，则互相救，必《损》《益》乃跻于中。故少综长，长综少，长少皆偏。救病则非偏不为功，所谓矫枉过直。《论语》言孔子进退之法：由也过，则以不及救之；求也退，则以闻斯行告之。如就二贤所闻以立宗旨，未尝非孔子之言，则偏执不能为中法。故杨、墨二家，乃寒暑、辛凉，物极必反，不可专就一面推之。必如此推求，即孔子之告二贤者，即杨、墨之宗旨。

孟子为中行，杨近始功，墨为终究。盖人方自修，则主杨氏，《大学》之“明德”也。专于自明，不暇及物，迹近自为。学业已成，推以及物，墨子之“兼爱”，乃“新民”之宗旨。以《孟子》考之，其言非“为我”，则“兼爱”：非“兼爱”，则“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