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会了。譬如耕田，须是种下种子，便去耘锄灌溉，然后到那熟处。而今只想象那熟处，却不曾下得种子，如何会熟﹖」

问：「为学道理，日用间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缜密者，盖缘天理流行，日用之间，千头万绪，无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便于天理凑得着﹖」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须是密。然亦须就那疏处敛向密，又就那密处展放开。若只拘要那缜密处，又却局促了。」问：「放开样子如何﹖」曰：「亦只是见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将去。」或云：「无时不戒谨恐惧，则天理无时而不流行；有时而不戒谨恐惧，则天理有时而不流行。此语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须将戒谨恐惧说得太重。不是恁地惊恐，只是常常提撕，认得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见他说此四个字重，便作临事惊恐看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认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不成便恁地惊恐。学问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谨恐惧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与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贤人所以异于圣人，众人所以异于贤人，亦只争这些子境界，存与不存而已。尝谓人无有极则处。便是尧、舜、周、孔，不成说我是从容中道，不要去戒谨恐惧。那工夫亦自未尝得息。」

持养之久，则气渐和；气和则温裕婉顺，望之者意消忿解，而无招咈取怒之患矣。体察之久，则理渐明；理明则讽导详款，听之者心喻虑移，而无起争见却之患矣。更须参观物理，深察人情，体之以身，揆之以时，则无偏蔽之失也。持养、察识之功，要当并进。更当于事事物物，试验学力。若有窒碍龃龉，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锄去之。

问：「『持其志，无暴其气。』古人在车闻鸾和，行则有佩玉。凡此，皆所以无暴其气。今人既无此，不知何如而为无暴﹖」曰：「此人多动作，多笑语，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气。今学者须事事节约，莫教过当。此便是养气之道也。」

问夜气、平旦之气。曰：「这一段，其所以主却在心。熹尝谓只有程先生『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诸家解，惟此说为当。」

洲《师说》曰：「平旦之气，即是良心，不是良心发见于此气也。」又曰：「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体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气，似落于象。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知此，即为知命。犹之太虚何处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则生机散漫，无所收拾。佛氏以虚无为体，正坐不知命。」

（梓材谨案：此下有「洪庆将归」一条，移入《沧洲诸儒学案》。）

学者须是培养。今不做培养工夫，如何穷得理。程子言：「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匪僻之干。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胶扰驳杂，如何穷得理一﹖如他人不读书，是不肯去穷理，又无持敬工夫。从陆子静学如杨敬仲辈，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穷理，须穷得分明。然他不肯读书，只任一己私见，有似个稊稗。今若不做培养工夫，便是五谷不熟，又不如稊稗也。

人也有静坐无思念底时节，也有思量道理底时节。岂可画为两途，说静坐时与读书时工夫迥然不同。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不是说唤醒提撕，将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时，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笃敬，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只是见这忠信笃敬在眼前，自然邪念无自而入。非是要存这忠信笃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其静坐、读书时，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烛理不明，虽强把捉，岂得为敬。

日用之间，随时随处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随事观理，讲求思索，沈潜反复，庶于圣贤之教渐有默相契处，则自然见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谓学者，舍是无有别用力处。

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要之，无事不要理会，无书不要读。若不读这一件书，便缺了这一件道理；不理会这一件事，便缺了这一件道理。要他底，须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为本，然后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说，要人敬。但敬，便是关聚底道理。

尝爱古人说得「学有缉熙于光明」，此句最好。盖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为学者，要令其光明处转光明，所以下「缉熙」字。心地光明，则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见得。且如人心何尝不光明，见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尝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种人，自谓光明，而事事物物原不曾照见，似此光明，亦不济得事。

《大学》是圣门最初用功处，格物又是《大学》最初用功处。然格物是梦觉关，格得来是觉，格不得只是梦。诚意是善恶关，诚得来是善，诚不得只是恶。过得此二关，上面工夫却一节易如一节了。到得平天下处，尚有些工夫，只为天下阔，须着如此点检。

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因叹「骤进」二字最下得好，须是如此。若进得些子，或进或退，若存若亡，不济事。如用兵相杀，争得些儿，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济事。须大杀一番，方是善胜。为学之要，亦是如此。

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学者要看义理，须是胸次放开，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责效，才责效便有忧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便结聚一饼子不散。今且放置闲事，不要闲思量，只专心去玩味义理，便会心精，心精便会熟。

读书须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须是聪明。」曰：「虽是聪明，亦须是静，方运得精神。昔见延平说：『罗先生解《春秋》也浅，不似胡文定。后来随人入广，在罗浮山住三两年，去那里心静，须看得较透。』某初疑《春秋》干心静甚事，后来方晓。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

看书与日用工夫，皆要放开心胸，令其平易文阔，主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养。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紧了，即气象急迫，田地狭隘，无处着工夫也。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书，牵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则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得见古人意思﹖须是虚此心，将古人言语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长进处。且如孟子说《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迫，又要进前寻来，却不是「以意逆志」，却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思中来，终无进益。

读书理会道理，只是将勤苦捱将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犹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议论，成就后生懒惰，如云「不敢轻议前辈」，「不敢妄立论」之类，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尔。将诸家说相比并，以求其是，便是有合辩处。

经之有解，所以通经；经既通，自无事于解。借经以通乎理尔；理得，则无俟乎经。今意思只滞在此，则何时得脱然会通也﹖且所贵乎简者，非谓欲语言之少也，乃在中与不中尔。若句句亲切，虽多何害；若不亲切，愈少愈不达矣。某尝说，读书须细看得意思通融后，都不见批注，但见有正经几个字在，方好。

大抵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埽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了，却举起一看，便是觉得有下落处。此说向见李先生曾说来，今日方真实验得如此，非虚语也。

问：「力行何如说是浅近语﹖」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问：「何以为浅近﹖」曰：「他只见圣贤所为，心下爱，硬依他行，这是私意，不是当行。若见得道理时，皆是当恁地行。」

（梓材谨案：此下有「廖晋卿」一条，移入《沧洲诸儒学案》。又「方伯谟」一条，移为《附录》。）

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谓「不能使船，嫌江曲」者也。遇富贵，就富贵上做工夫；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工夫。兵法一言最佳：「因其势而利导之。」人谓齐人弱，田忌乃因其弱以取胜。又如韩信特地送许多人安于死地，乃始得胜。学者若有丝毫气在，必须尽力。除非无了此气，这口不会说话，方可休也。

古人所以从事于学者，其果何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则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间也，则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国有一国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性之所有也。弗胜其事，则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则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顺乎天也。然则舍讲学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当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视听言动，周旋食息，至纤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贯，则天性之陷溺也。然则讲学其可不汲汲乎！学，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也。虽然，事有其理，而着于吾心。心也者，万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统纪。学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饥食而渴饮，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当然者，凡吾于万事，皆见其若是也，而后为当其可。学者，求乎此而已。尝窃怪今世之学者异乎是。鼓箧入学，抑亦思吾所谓学者，果何事乎﹖圣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学，群聚而教养者，又果何为乎﹖嗟乎，此独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则必竦然动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视听言动之间，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门矣！

（梓材谨案：此条录自《文集》。）

讲究义理，须要看得如饥食渴饮，只是平常事。若谈高说妙，便是悬空揣度，去道远矣。近日学者论仁，多只是要见得仁字意思，纵使逼真，亦终非实得。看《论语》中圣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迩，循序积习，自有所至。存养、省察，固当并进。存养是本，工夫固不越于敬，敬固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难。

讲学不可以不精也。毫厘之差，则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故夫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而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冯虚之忧；二者皆其弊也。考圣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尔。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间，事之所遇，物之所触，思之所起，以至于读书考古，知所用力，则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为力行也，岂但见于孝弟忠信之所发，形于事而后行乎﹖自息养瞬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间，皆合内外之实也。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梓材谨案：此条录自《文集》。）

作事若顾利害，其终未有不陷于害也。古人临事，所以要回互时，是一般国家大事，系生死存亡之际，有不可直情径行处，便要权其轻重而行之。今则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于枉尺直寻，而利亦可为与﹖是甚意思！

问：「学者　讲明义理之外，亦须理会时政。凡事要一一讲明，使先有一定之说，庶他日临事，不至面墙﹖」曰：「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人若有尧、舜许多聪明，自做得尧、舜许多事业。若要一一理会，则事变无穷，难以逆料，随机应变，不可预定。今世才人文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济得甚事！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

人最不可晓。有人奉身俭啬之　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底，却只爱官职。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缘私欲不能克，临事只见这个重，都不见别个了。或曰：「似此等人，分数胜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说。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数论。他只爱官职，便弒父与君也敢。」

古人尊贵，奉之者愈备，则其养德也愈善。后之奉养备者，贼之而已矣。

为血气所使者，只是客气。惟于性理说话涵泳，自然临事有别。

处事须是慈祥和厚为本。如勇决刚果，固不可无，然用之有处所。事至于过当，便是伪。

学常要亲细务，莫令粗心。问避嫌是否，曰：「合避，岂可不避。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岂可不避﹖如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皆是合避处。事有不当耐者，岂可常学耐事。学耐事，其弊至于苟贱不廉。学者须要有廉隅墙壁，便可担负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间病痛都没了，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不入，此大者立也。」

耻有当忍者，有不当忍者。人须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哉！」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今有一样人，不能安贫，其气错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举吕舍人诗去：「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论语》必须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后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际，限界分明，然后可做工夫。不然，则立脚不定，安能有进。又云：学者不于富贵贫贱上立定，则是入门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只缘不见这个道理。若真见这个道理，何富贵之足羡而贫贱之足忧邪！

学者常常以志士不忘沟壑为念，则道理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亦未必死，亦何用犯义犯分，役心役志，营营以求之邪﹖某观今人，固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惟君子，然后知义理之所必当为，与义理之所必可恃。利害得失既无所入于其心，而其学又足以应事物之变，是以气勇谋明，无所慑惮。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以上洲原本。）

宗羲案：「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此伊川正鹄也。考亭守而勿失，其议论虽多，要不出此二言。大较明道之言，故欲扬之，恐人滞；考亭之言，故欲抑之，恐人荡。其用心则一也。然考亭之悟，毕竟在晚年。阳明子为《朱子晚年定论》，虽或有出于早年者，其大意则灼然不失也。一辈学人，胸无黑白，不能贯通朱子意，但惊怖其河汉，执朱子未定之论，不敢信孔、孟，并不敢信朱氏，是岂朱子之所欲哉！

卷四十九　晦翁学案（下）

晦翁文集

自圣学不传，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之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干禄利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词章愈丽，议论愈高，而其德业事功之实，愈无以逮乎古人。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也。（《福州州学经史阁记》。）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矣。然心之为体，不可以闻见得，不可以思虑求，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谓之无物则日用之间无适而非是也。君子于此，亦将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必勿忘，勿助长」，则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为体，必将膫然有见乎参倚之间，而无一息之不存矣。（《存斋记》。）

若如所谓「当应事然后思是事之理，当接物然后思是物之理」，则恐思之有豫而无所及。若豫讲之，则又陷于所谓「出位而思，念虑纷扰」之病。窃意用力之久，必有说以处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复之。（《答程次卿》。）

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则参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无两样工夫也。（《答陈才卿》。）

如释氏擎拳竖拂、运水般柴之说，岂不见此心，岂不识此心！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正谓不见天理，而专认此心以为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尔。前辈有言「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盖谓此也。（《答张敬夫》。）

邵子又谓「心者，性之郛廓」，乃为近之，但其语意未免太粗。须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无病尔。所谓「察识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说是也。然亦须知所谓识心，非徒欲识此心之精灵知觉也，乃欲识此心之义理精徽尔。（《答姜叔权》。）

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所谓格物致知，亦曰如此而已矣。此《大学》一书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国平天下为君相之事，而学者无与焉，则内外之道，异本殊归，与经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颜回同道，岂必在位乃为为政邪！（《答江德功》。）

文字虽不可废，惟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熹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虽与彼中证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贪外虚内之失，则一而已。程子说：「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得天下万物。」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霸，将经世事业别做一个伎俩商量讲究，不亦误乎！

（梓材谨案：主一所纂此下一条，移入《东莱学案》。）

须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见天理流行活泼泼地。方要于此着意寻讨，便窒碍了。如说「先难」，只此二字，已见得为仁工夫。然于此处才有计较，便夹杂了。故才说上句，便说下句，以急救之。

来书亦于「智力」二字毕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义，宾中之主，铁中之金。若苦向这里觅道理，便落在「五霸假之」以下规模里，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源，斩钉截铁，便是正怕后人似此拖泥带水也。熹常语此间朋友：「孟子一生忍穷受饿，费尽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寻』四字。今日诸贤苦心劳力，费尽言语，只成就『枉尺直寻』四字，不知淆讹在甚么处！」此话无告诉处，只得仰屋浩叹也。

示谕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见得一大头脑分明，便于操舍之间有用力处。如实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里，不是谩说求其放心，实却茫茫无把捉处也。

来书谓伊川先生所云「内外不备」者为不然，盖无有能直内而不方外者，此论甚当。据此，正是熹所疑处。若使释氏果能「敬以直内」，则便能「义以方外」，便须有父子，有君臣，三纲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岂数者之外，别有所谓义乎﹖以此而观，伊川之语，可谓失之恕矣。然其不然，特老兄未之察尔。所谓直内者，亦谓其有心地一段工夫尔。但其用功却有不同处，故其发有差，他却全不管着，此所以无方外之一节也。固是有根株则必有枝叶，然五谷之根株则生五谷之枝叶华实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则生稊稗之枝叶华实而不可食，此则不同尔。朮以根株而愈疾，钩吻以根株而杀人，其所以杀人者，岂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以上《答吕子约》。）

百家谨案：此内外之辩。

涵养本原之功，诚易间断。然纔觉得间断，便是相续处。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积累将去，久之自然接续，打成一片尔。讲学工夫，亦是如此。莫论事之大小，理之浅深，但到目前，即与理会到底，久之自然浃洽贯通也。（《答方宾王》。）

前者所论，未尝欲专求息念，但以为不可一向专靠书册，故稍稍放教虚闲，务求亲切自己。然其无事之时，犹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杂扰，故又欲就此便加持养，立个主宰。其实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贯动静。但是无事时只是一直如此持养，有事处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内、方外之别，非以动静真为判然二物也。（《答余正叔》。）

学问临事不得力，固是静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动求静，又无此理。盖人之身心，动静二字，循环反复，无时不然。但常有此心，勿令忘失，则随动随静，无处不是用力处矣。（《答吴伯丰》。）

所论为学之意，善矣。然欲专务静坐，又恐堕落那一边去。只是虚着此心，随动随静，无时无处不致其戒谨恐惧之力，则自然主宰分明，义理昭著矣。然着个「戒谨恐惧」四字，已是压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绰提撕，令自省觉，便是工夫也。（《答潘子善》。）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变化，万物受命，虽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则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谓「反身而诚」，盖谓尽其所以得乎己之理，则知天下万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谓尽得我之知觉，则众人之知觉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也，故聚则有，散则无。若理，则初不为聚散而有无也。但有是理则有是气，苟气聚乎此，则其理亦命乎此尔，不得以水沤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谓「天地之功用，造化之」，张子所谓「二气之良能」，皆非性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