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重，初未至于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为重。」执权者主其说曰：「吾犹觉此之轻也！」于是复就所指之处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此虽为一事，然因人之激而至于偏，则惧其有害尔！

又曰：又虑元晦学行为人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时只是箴规他人，见他人不是处多，己是处多；他人亦惮元晦，纵有所疑，不敢以请。谀言多而拂论少，所偏不加省察，则异日流弊，恐不可免。

又曰：所与共甫书，似乎逆亿，而少含宏感悟之意，殆有怒发冲冠之象。理之所在，平气而出之可也。

又曰：《或问》所条晰，诚恐前辈说中偏处有误后学，不可不辩。但一二辨晰，恐未能尽，又似太费力。只举其大者与其条目，使人推寻之，如何﹖

又曰：《或问》书未须出。极力辩说，恐使轻易趋薄。

又曰：编《通鉴纲目》极善。以鄙见，每事更釆旧史尤佳。恐《通鉴》亦有所阙遗。

又曰：闻刊小书版以自助，想是用度大段逼迫。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鲜，若刊此文字，取其赢以自助，窃恐闻者别生思维，愈无灵验。为贫之故，宁别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殊于心未稳。

又曰：《太极图解》后面不必辩论如此之多，只于纲领处拈出可也。不然，却只是骋辩求胜，转将精当处混汩。

又曰：得伯恭书，云兄犹有伤急不容耐处。某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处。吾曹气质之偏，乘间发见，诚难消化，想兄存养有道也。陆子寿兄弟如何﹖肯相听否﹖

又曰：山中诸诗，其间犹时有未和平之语。此非是语病，正恐气禀发处所偏尚微有存，幸深察之！

又《与吕伯恭书》曰：濂溪自得处，诚浑全。元晦持其说，句句而论，字字而解，未免流于牵强，亦非濂溪本意也。

又曰：元晦议论商确间，终是有意思过处。

又《答胡季随书》曰：秦、汉以来，学道不明，士之见于事业者固多可憾，然其间岂无嘉言善行与一事之得者。要当以致远自期，而于人则一善之不废。元晦《名臣言行录》编得未精细。

吕东莱与先生书曰：汪丈所谓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说思之，诚未允当。但详观来谕，激扬振厉，颇乏广大温润气象，若立敌校胜负者，颇似未宏。如注中「东坡」字改为「苏轼」，不知以诸公例书名而厘正之邪﹖或者因辩论有所激而加峻邪﹖出于前说固无害，出于后说则因激增怒，于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又曰：比闻五夫旁近料理补助，已有端绪，不知其详如何。颇闻豪右间有旅拒者，或不免封仓送郡之类。此于时位颇似侵过，恐更须于「意、必」两字上点检。伊川庄上散药，谓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冻馁，恻然动心，盖仁之端。至于时位则有所止，乃仁之义。莫若择其可告语者，至诚劝率之；其不可告语者，容养而使之自发，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叶知根，所当加澄治之功也﹖

又曰：或者传著述探索过苦，要须放令闲暇从容为善。

又《与陈同甫书》曰：朱元晦英迈刚明，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陆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尔。

陈龙川复先生书曰：浙间议论，自始至末，亮并不晓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琐碎，皆私意也。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比见陈一之《国录》，（梓材案：陈一之当是陈益之，止斋从弟也。）说张体仁太博为门下士，每读亮与门下书，则怒发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异人，辄舍去不与共坐。由此言之，未能免罪于流俗，而得罪于门下士亦多矣。不止，则楚人又将钳我于市。进退维谷，可以一笑！

又《跋晦庵送写照郭秀才序后》曰：广汉张敬夫、东莱吕伯恭，于天下之义理，自谓极其精微，世亦以是推之。其精深纡余，于物情无所不致其尽，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及凡世间可动心娱目之事，皆斥去弗顾，若将浼我者。新安朱元晦论古圣贤之用心，平易简直，直欲尽摆后世讲师相授，流俗相传，入于人心而易解之说，以径趣圣贤心地而发挥其妙。其不得见于世，则圣贤之命脉犹在，而人心终有时而开明也。抱大不满于秦、汉以来诸君子，然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皆存而信之。岂悦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予因以见秦、汉以来诸君子，犹烦新安之刮剔，而后圣贤之心事可尽白也。

祖望谨案：同甫讥朱子，多不中肯，独此篇则朱子难以自解。

又志钱叔因曰：朱元晦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学士大夫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若予，非不愿附，而第其品级，不能高也。予亦自咎其有所不讲而未敢怨。

陆复斋《与赵景明书》曰：元晦《论语集解》已脱稿，此书必传于世。若《诗集传》、《中庸》《大学章句》，则殊有未安，恐终不能传远。

祖望谨案：论朱子《学庸章句》、《诗传》一条，黄氏盖亦非之，而愚以为其说不为无见。

沈叔晦曰：晦翁是进退用舍关时轻重者，且愿此老无恙。

舒广平《答袁恭安》曰：晦翁当世人杰地步，非吾侪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尝与诸友及此，后有发者，能自知之。后生未闻道，吾侪之论一出，便生轻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误人。

叶水心序《阴阳精义》曰：朱公元晦听蔡季通豫卜藏穴，门人裹糗行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以上补。）

黄勉斋状其行曰：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曲训，未尝少辍。自吾一心一身，以至万事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斋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皆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见于行者，未尝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相接而品节不差。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统在是矣。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先生之于道，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圣贤而无疑矣！故其得于己而为德也，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见其或遗；表里初终，不见其或异。至其养深积厚，矜持者纯熟，严厉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后学之所可拟议也。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巨，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礼，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若其措诸事业，则州县之设施，立朝之言论，经纶规画，正大宏伟，亦可概见。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有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灿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者，既已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遗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辞未备，亦必沈潜反复，或达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当而后已，故章旨字义，至微至细，莫不理明辞顺，易知易行。于《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传记》独存。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是数经者，亦尝讨论本末，虽未能着为成书，然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若历代史记，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温公编年之书，绳以《春秋》纪事之法，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周、程、张、邵之书，所以继孔圣道统之传，历时未久，微言大义郁而不彰，为之裒集发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极》、《先天》二图，精微广博，不可涯涘，为之解剥条画，而后天地本原，圣贤蕴奥，不至于泯没。程、张门人，祖述其学，所得有深浅，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悉取其所长，至或识见小偏，流于异端者，亦必研穷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出其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与之友，至或识见少异，亦必讲磨辩难，以一其归。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二说并立，高者陷于空无，下者溺于卑陋，其害岂浅浅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学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辩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知；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沈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窃问其起居。穷乡晚出，家蓄其书，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先生既没，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也。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辩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是非姿禀之异，学行之笃，安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各造其极哉！学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见之事业者又如此。

刘刚中问黄直卿曰：「先生学有渊源，群弟子皆知之矣。比以古昔圣贤，未识到得何人地位﹖」直卿曰：「自洙泗以远，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然则先生之学，其踵孔、颜乎﹖」直卿曰「然。」

刚中退，见李方子，问曰：「先生作《纲目》，愈于涑水《通鉴》。殆法《春秋》以立纲，法传文以着目与﹖」方子曰：「宏纲细目，实本《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所以规制尽善，前此未有也。」

谢山《书朱子纲目后》曰：黄干尝谓《纲目》仅能成编，朱子每以未及修补为恨，李方子亦有「晚岁思加更定，以归详密」之语，然则《纲目》原未成之书。其同门贺善争之，以为《纲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而后修书尚九种，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着。但观朱子《与赵师渊书》，则是书全出讷斋，本之朱子者不过《凡例》一通，余未尝有所笔削，是左证也。著述之难，即大儒不能无余论。雷同附和之徒，遂以为《春秋》后第一书，可谓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为讨论，不可谓非功臣也，但必为蚍蜉所大骇尔！

李季札曰：先生游钟山书院，见书籍中有释氏书，因而揭看。先君问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无所得！吾儒广大精微，本末备具，不必他求。」

陈北溪序《竹林精舍录》曰：先生寝疾，某每入卧内听教，谆谆警策，无非直指病痛所在。以为所欠者下学，惟当专致其下学之功而已。致知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格；力行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事之不周。如颜子之博约，毋遽求颜子之卓尔；如曾子之所以为贯，毋遽求曾子之所以为一。其所以痛切直截之意，比之向日从容和乐之论，又不同。（以下补。）

又《答李贯之》曰：先生平日教人，「尊德性」、「道问学」固不偏废，而着力处却多在「道问学」上。江西一派，只是厌烦就简，偏于尊德性上去。先生力为之挽，乃确然自立一家门户，而不肯回。

又《答陈伯澡》曰：晦翁《论语》《孟子集注》及《大学》《中庸章句》、《或问》，时时修改，至属纩而后绝笔，最为精密。如《论语或问》着之丁酉，年已高矣，然后来置之不修，未得为成书。今细观之，时觉有枯燥处，亦多有不稳处，亦时有失之太甚处。比之《大学》《中庸或问》大不同。若以参订《集注》之所未详，则可矣，未可全案之以为定论。

又《答苏德甫》曰：文公表出《近思录》及《四子》，以为初学入道之门，使人识圣门蹊径，于此融会贯通，以作权度，去读天下群书，究人生万事。非谓天下道理皆丛萃该备于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为圣贤事业尽在此，无复他求，便可运用施为，无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须大其心，使开阔。」如只孤孤单单，窄窄狭狭去看道理，左动右碍，前触后窒，更无长进之望矣。

祖望谨案：此段甚佳。然愚谓《四子》之书，道理自无不该备，特博观事变，诚有不可以此自画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却是不教人读书。得此说，可以捄其流弊。

又《答郭子从》曰：《尚书》先师只解得三篇。蔡仲默、林子武皆有《书解》，闻皆各自为一家。昨见子武《中庸解》，以《书》相参为说，中间分章有改易文公旧处。又见蔡伯静《易解》，训诂依《本义》，而逐字分晰，又太细碎，及大义则与《本义》不同，多涉玄妙，不脱庄、列之习。直卿去年南康讲《干》三、《坤》二爻义，似举子时文态，大义殊不出。则真见之粹然者，最为难也。

刘漫堂《回汤德远书》曰：朱氏书年来盛行，立要津者多自谓尝登先生之门，而趣向舛错，使人太息。

魏鹤山《师友雅言》曰：晦翁《讲筵札子贴黄》引《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愚明柔强」节注，谓：「以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果于自弃，为不仁。」某因此言，惜阴爱日，义理愈探索而愈无穷。岁月逾迈，令人慨然以惧。

王深宁《困学纪闻》曰：观朱文公《答项平甫书》「尊德性，道问学」之说，未尝不取陆氏之所长。

黄东发《日钞》曰：《六经》之文皆道，秦、汉以后之文鲜复关于道，甚者害道。韩文公始复古文，而犹未必尽纯于道。我朝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尝尽发于文。晦庵先生表章《四书》，开示后学，复作《易本义》，作《诗传》，面授作《书传》，分授作《礼经疏义》，且谓《春秋》本鲁史旧文，于是明圣人正大本心，以破后世穿凿。《凡例》谓《周礼》周公未必尽行，于是教学者非所宜先。于身事一句无预，提挈纲维，疏别缓急，无一不使复还古初，《六经》之道赖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为文也，孰大于是，宜不必复以文集为矣。然其天才卓绝，学力闳肆，落笔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则日精月明；其穷诘邪说之隐遁，则神搜霆击。其感慨忠义，发明《离骚》，则苦雨凄风之变态；其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犹化工之妙造也。（以上补。）

熊勿轩《考亭书院记》曰：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天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者，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统。羲、轩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历叙道统之传，为帝为王者千伍百余岁，则尧、舜、禹子于冀也，汤、伊尹之于亳也，文、武、周公之于岐、丰也。自是以下，为霸为强者二千余岁，而所寄仅若此，儒者几无以借口于来世。呜呼！微夫子《六经》，则五帝三王之道不传；微文公《四书》，则夫子之道不着，人心无所于主，利欲持世，庸有极乎！《七篇》之终，所以近圣人之居而尚论其世者，其独无所感乎﹖呜呼！由文公以来，又百有余岁矣。建考亭视鲁阙里，初名竹林精舍，后更沧洲。宋理宗表章公学，以公从祀庙庭，始锡书院额，诸生世守其学不替。龙门毋侯逢辰灼见斯道之统有关于世运，故于此重致意焉。岁戊子，侯为郡判官，始克修复，邑令古澶郭君瑛又从而增辟之。乙巳，侯同知南剑郡事，道谒祠下，顾谓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养乎！」书院旧有田九十余亩，春秋祀犹不给，侯捐田为倡，郭君适自北来，议以克协，诸名贤之冑与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为田五百亩有奇，供祀之余，则以给师弟子之廪膳，名曰义学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孙朱沂充书院山长，既殁，诸生请以四世孙朱椿袭其职。侯白之当路，仍增弟子员，属其事于邑簿汪君蒙，且以书来曰：「养可以粗给矣，而教之不可以无师也！」谓禾犹逮前闻，俾与前贡士魏梦牛分教大小学，盖有甚欿然者。既又属禾记其事，其将何以为词﹖重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则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则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农礼兵刑之具。其文则有《小学》、《大学》、《语》、《孟》、《中庸》、《易》、《诗》、《书》、《春秋》、《三礼》、《孝经》、《图》、《书》、《西铭》传义及《通鉴纲目》、《近思录》等书，学者学此而已。今但知诵习公之文，而体用之学曾莫之究，其得谓之善学乎﹖矧曰体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于考亭也，门人蔡氏渊尝言，其晚年闲居，于大本大原之地，充养敦厚，人有不得窥其际者。盖其喜怒哀乐之未发，蚤闻师说于延平李先生者，体验已熟。虽其语学者非止一端，而「敬贯动静」之旨，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呜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学，何足以窥其微哉！公之修《三礼》，自家乡至邦国王朝，大纲小纪，详法略则，悉以属之门人黄氏干，且曰：「如用之，固当尽天地之变，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风气，损文就质，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来取法矣。呜呼！古人为治之大经大法，平居既无素习，一旦临事，惟小功近利是视，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泽乎﹖秦人绝学之后，《六经》无完书，若井田，若学校，凡古人经理人道之具尽废。汉犹近古，其大机已失之矣。当今治宇一统，京师首善之地，立冑学，兴文教，文公《四书》方为世大用，此又非世运方升之一几乎﹖邵氏《观物》所谓「善变之，则帝王之道可与」者，以时考之，可矣。诚能于此推原羲、轩以来之统，大明夫子祖述宪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训是式，古人全体大用之学复行于天下，其不自兹始乎！今公祠以文肃黄氏干配，旧典也；从以文节蔡氏元定、文简刘氏爚、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