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韩氏倡道浙东，负笈走会稽从之游。入元，开门授徒，岿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门岁数百人。朝廷三辟为本省教授，不赴。建州刘纯父聘主云庄书院，熊勿轩留讲鳌峰，首议圣贤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轩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运，未敢望其升也。」寻讲饶、广。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众。尝曰：「性命、道德、五常、诚敬等事，在《四书》、《六经》中，如斗极列宿之在天，五岳、四渎之在地，舍之不求，更学何事﹖」延佑乙卯卒，年七十二。

石堂文集

承下问，仰见用功之勤，于先儒明理之书，必求洞彻，浅陋何足承厚意。然平生于此，亦尝致思，恍惚之中，屡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略天下之物，其形体、性情、位分、度数，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当然，所以千古万古无一毫变易，盖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也。止此谓之极，无以加谓之太极，不过道理之总名尔。物有去来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闲，耿耿人心目中，所以圣人提出，濂、洛画出。其所提出画出，只是一个所以为物者而已，思之而见，察之而得，然则形声臭，可以耳目闻，故谓之无极。无极太极，只是一个，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则，有形必有性；则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极。物与形出于气，而则与性即太极之各具于物者，与物未尝相离。然必别提出状之于物上者，物有去来生死，其则其性，乃道理之本体，无时而不在也，故须别作一处，盖欲使之见其则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以离乎阴阳」。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离乎阴阳而言，盖形气与理为一。然形气须作形气说，道理须作道理说。既须各说，则须画个有形有气者在下，无声无臭者在上。形气是所为者，道理是所以为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一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独如此，道理本是做一处，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见，而不可以耳目见尔。往年尝以管见为《太极说》一篇，其中有云：「物皆理之所为，则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沈而理自浮，物自后而理自先。」当时为此，亦不曾念到濂溪《图》。及孙伯御先生以为「物与理不相离，岂可言浮沈」，始省得来指与人看一个空圈在上，一个空圈在下，如何不是浮沈，因此反得自慰，恨未及与孙言也。承下问，劝渠却更须详看周子本文，最上圈是太极，不可以耳目闻见，故曰无极而太极。意谓太极不可以形气言也，，盖虽无而实有也；缘后之儒者，将太极作一块混沌之气，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知其为理而非气。其辞则张南轩所谓莫之为而为者，最证得好。文理当然不可增减。下问所谓太极本无极，似太极之上，无所谓无极，盖上一圈即太极，太极即是无极，别作一体不得。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阴　阳二气，不可以太极言。但其圈之大、之圆，与上圈同，则又见其不相离之妙。中一小圈，谓太极即在阴阳中常生常死、常有常无，谓自中央一个分开作两个，只是头上一大圈，但取在其中常为主，非又别有一个小底，故文公云：「中者，其本体也。」本体即上文本体，小大不同，本非有异，亦犹五行下一个小圈，见二五之合为一者，又是大弥六合、小不满一掬之义，画出成此一个，亦是妙处，非有意为之也。图下二圈，只是一体一太极。男女圈义深最当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谓天地之生，气化之初，合下只有两端，一阴一阳，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兽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横渠所谓「阴阳两端，立天地之大义」，亦此意也。二体既成，则形感之生，散为万殊，犹一男一女，分为子孙，支庶百代，不知其极。又含一意，谓生物或有穷时，而干道坤道之生常不息，只要天在地在，则人物皆无忧，此理又当意会，难以言语详也。文公本体二字最好，谓物与太极不相离，而别提出画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体者，所以生之谓也。程子不以示人，不过如文公之言。尊见之疑，只将无极太极合为一，加详周子本文，则自明矣。区区如此，精微至理，彷佛而已，必有漏绽，更望垂教。（《答谢子祥无极太极书》。）

普读书不多，于象山、平山未能悉其表里。姑据来示一二，则其于思、孟、程、朱之大义，已有胡、越参辰之拟。谓朱似伊川，陆似明道，朱似伊川则有之矣，陆似明道，岂不以陆之持敬有类于终日危坐如泥塑人者邪﹖又岂不以明道未尝著书，而陆鄙薄传注似之，抑谓陆亦元气之会，能有龙德正中气象邪﹖明道不寿，不及有书；伊川得年，以有《易传》。若如陆说，则《易传》为虚作，而大、小程异趣矣。　《诗》、《书》、《易》、《礼》、《四书》，微周、程、朱，学者至于今犹夜行耳。据当时，则朱之训诂为可矣。由今观之，则朱之《四书》，《诗》、《书》、《礼》、《易》是邪非邪﹖可有邪不可有邪﹖汉儒性命之学微，正坐不识性命耳，不以传注炽也，《五经》传注岂可无﹖但视其是与非足矣！岂宜一切屏之，若高洋斩乱丝，不问其是非曲直，但与之一剑哉！《六经》注我，庄生之流，傲忽之辞。《六经》注我，而我于《六经》之义，仍犹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极面目，而遽斥无极之非，未详于《易》，而遽目《易》为注我，此所为傲忽者也，先立其大，则必略其小，而迷于下学上达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砺大节，至其平居，则放言纵欲，致犯清议者，此说开之也。大概陆学多犯朱书明辨是非处。《论语注》中所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又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后为无弊也。」又曰：「不切则磋无所施，不琢则磨无所措，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又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中庸注》中所谓：「贤者行之过，以道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大学或问》中所谓：「不知众理之妙，而无以穷之，则褊狭固滞，而无以尽此心之全。」又曰：「藏形匿影，别为一种幽深恍惚艰难阻绝之论，务使学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语言之外，而曰道必如此，而后可以得之。」又曰：「先其大者，不若先其近者之为切也。」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凡此无非程子之言者。诸家所记程子之言，此类不一，不容皆误、不知何所病而疑之。岂其习于持敬之约，而厌观理之烦邪﹖《孟子注》中所谓：「告子之不动心，殆亦冥然无觉，悍然不顾而已耳。」凡此皆陆学气象多相似。（《答上饶游翁山书》。）

◆庄节学侣

山长任松乡先生士林

任士林，字叔实。其先竹人，徙居奉化。（梓材案：赵松雪志先生墓云：「少师希夷之后，八世祖来居奉化，又再世而居琦山。」琦山属鄞，故谢山云鄞人。讲道会稽，授徒钱塘。至大初，以荐授安定书院山长。着有《中易》、《松乡集》。（参《宁波府志》。）

中易自序

大哉，干乎！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圣人设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圣人作《易》之旨也。《易》乎，《易》乎！彰往而察来，钩深而致远，原始而反终，其几神矣。子曰：「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此之谓也。《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然而子思没，中庸之道不明，而《易》隐矣。予生千载之后，独抱全经，潜心研思，亦既有年，然后豁然始悟天地之变，人事之始终，作为《中易》，分上下篇，三陈其卦，所以极《河》、《洛》之数，成大衍之用，体天地之撰，盛德大业，显仁藏用，一本《坎》、《离》、《颐》、《大》、《小过》之妙，《既》、《未济》、《随》、《蛊》之几，《井》、《噬嗑》、《贲》、《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圣人通变立言之旨，粲然甚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尽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所以为圣也。

（梓材谨案：谢山《奉万九沙问松乡集书》云：「任士林者，鄞人，当宋季元初时。其人与谢羽、唐玉潜友善，博学，工文词。当是时，鄞、江称著述手者，首学士袁公桷，而士林实与齐名。」据此，则先生之梗概可知。又案：先生讲道会稽，当是韩庄节辈学侣也。）

教谕黄戆庵先生叔英（别见《东发学案》。）

◆刘氏门人

参军熊勿轩先生禾

熊禾，字去非，一字退斋，建阳人。志濂、洛之学，乃访考亭之门人辅氏而从游焉。（梓材案：董丞相槐为嘉定六年进士。次年甲戌，下至咸淳十年复在甲戌，如先生与丞相同学于潜庵，不当年岁悬绝如是。所谓考亭之门人辅氏，亦谓辅氏之门耳，非亲受业于潜庵可知。又案：王宗学文贯为宝庆三年丙戌进士，前于咸淳甲戌者四十八年，已为潜庵再传弟子，益知先生之非亲受业也。）咸淳十年，登进士第，授汀州司户参军。入元，不仕。谢枋得闻而访之，相与讲论而别。束书入武夷，筑洪源书堂讲学，凡一星终，乃归故山，筑鳌峰书堂，及门者甚众。尝与胡一桂论学，谓「秦、汉以下，天下所以无善治者，儒者无正学也。儒者所以无正学者，《六经》无完书也。《六经》无完书，则学不可得而讲矣。儒者无正学，则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牵补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平生精力在《四书》、《诗》、《易》，至于《书》，则付之门人。九峰蔡氏犹未大畅厥旨。《三礼》虽有通解，缺而未补者尚多。勉斋黄氏、信斋杨氏粗完《丧》、《祭》二书，而授受损益，精意究无能续之者。《春秋》则不过发其大义而已，岂无所俟于来学乎﹖当吾世不完，则亦媿负师训矣。」先生于《六经》，祇《仪礼》、《外传》未及成，余皆有集疏。每经取一家之说为主，裒众说以证明之。已而《春秋通解》厄于火。今所传者，《易义》、《大学讲义》而已。皇庆元年卒，年六十，学者称为勿轩先生。

勿轩文集

记甲申岁，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与游从者，固不乏人，而求其颖异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当路崇植儒官，奖引士类，惟儒官一途为快捷方式，于是年盛力强，欲藉以奋身者，胥出焉。隐屏之下，曲溪之滨，岁岁作赠语，饯友朋，散在郡邑，盖不少矣。樵泮居闽上游，往年拔其尤一人为之正，曰刘某，今年拔其尤一人为之录，曰詹君履，皆武夷旧游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赠言之义，余将何以告子，则谓之曰：「当路遴选儒官一途，非但可资以进身也，涵养德器，修砺学业，正在此时。夫以一乡未足而之一国焉，见闻颐养，当益广矣。今风俗偷薄，纲常埽荡，前修文献欲尽，吾闽自道南以来，号小邹、鲁。樵昔为多士之国，当有韬德蕴道，升堂而发熏养之叹者。坐明伦堂，领袖前庑，岂但曰友之云乎﹖抑当有事之者云耳。请告子以樵先正故事。方伊、洛之学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龟山之门，尝与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讲，必曰：『不然，参之二十年，然后涣然不逆。』汉上朱氏，一日见上蔡问为学之要，朗诵『子见齐衰』与『师冕见』二章曰：『一部《论语》，尽说与贤矣。夫仁者之旨义，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尽一部《论语》之大义﹖此在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学，有传于樵者，自二公始，干、淳盛矣。端明黄公道德之懿，师表宇内，以文公之行，行之乡国，凡书俯伏请纳端拜之礼，流风懿范，蔼然逮今。果斋诸贤，克绍考亭之学，又其后出也，遗言绪论，必尚可寻。此皆后学所当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谦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造于学，常若武夷相与游从时，修途万里，发轫正不俟忙，巨木千寻，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送詹君履学正序》。）

（梓材谨案：此下有《考亭书院记》一条，移入《晦翁学案》。）

仆于云谷之阳，鳌峰之下，创小精舍，中为夫子燕居，配以颜、曾、思、孟，次以周、程、张、朱：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统也。或有议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从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学，达于郡县。今乃邵、马二贤不与焉，无乃非文公之初意邪﹖」曰：「从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于圣门者咸在。若夫配食先圣，则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圣统之正传者，不足以与此也。韩氏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此五先生所谓吾无闲然者矣。后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马及张、吕诸贤，固以秩在从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赞六君子，乃其一时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为七贤，又以致其平生尊师傅之意，是固各有攸当，非可以此为疑也。」岁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议创新祠，郡博士东武刘叔敬谂予曰：「泮旧有道立堂，按旧碑，盖取师道立善人多之义，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广平游氏、龟山杨氏、豫章罗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轩张氏、东莱吕氏、西山蔡氏、勉斋黄氏。丙子兵戈之后，司文台典教职者，又益以北山陈氏、信斋杨氏、毅斋郑氏、说斋杨氏、庸斋赵氏，凡五人，皆学于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真氏帅三山时，尝创尊道阁，祀文公，但以勉斋配。道立堂旧祠亦止于勉斋。今廉台之长恪斋严公更创新祠，欲复尊道之旧，而议者言人人殊，子其有以教之。」仆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则为隆师道而设，姑仍其旧可也。但师弟子不应皆北坐南向。勉斋以下，北山信斋诸贤，皆北面受经于文公者，乃侈然并居南面之列，此则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则为隆道统而设，其祠固当止于五先生，他有不得而与焉。邵、马、张、吕诸贤，自有从祠彝典。广平、龟山、豫章、延平、西山诸贤，则建创邻郡，各有专祠。稽之《礼经》，国无先师，则合于邻国，勉斋为朱门道统单传，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位，虽不合于邻国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时盱江德臣李君亦曰：「饶之石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颜、曾、思、孟，周、程、张、朱五贤、勉斋继之。时曲阜孔君申卿实主其议，遂白之严公，首以为允，于是绘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仆尝与闻斯议，且属为记。适莆阳史侯有刊修《礼书》之约，遂不得竟其事。继会莆阳博士永嘉宋蜀翁议创先贤祠，亦以下问。仆援此答之，皆以为允。但有以程、张坐次为疑者。盖横渠于二程为表叔，端平从祀之典，张先于程，竹林七贤之祠与六君子之赞则程先于张，二者不同，议卒靡定。仆曰：「横渠之学，得于二程，比之撤，与夫平居议论，历历可考，闻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当以竹林之祠为正，此乃学校之公，不得与家庭之私例论矣。」于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会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请，属记于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于五贤，不及邵、马者，乃万世道统所系，惟当以此为定。孔君又言曲阜旧有五贤祠，乃祀荀、杨诸贤，今祠已毁，归当请之衍圣公，更议以此五贤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传，亦以一洗汉、唐之陋习，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宏矣。因其行也，力赞勉之。私窃自谓山中一时绵蕝之礼，或者因莆、福二郡以为之兆，亦区区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书来诘，谓旧祠以邵、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从改撤，公议之戈，莫不倒指于首议之人，子当何以解之﹖且贤牧、乡贤二祠，亦闻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慎勿复言可也。余盖深叹世衰道微之余，学校无公论，乃至于此，自可忘辩。然斯道所关，则亦不可以不直者，辄申其义，或者傥有察焉，亦学校风化之一助也。（《三山郡泮五贤祠记》。）

或谓：「文公赞六君子，竹林祠七贤，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马，其义可得闻乎﹖」曰：「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古者建学立师，教学为先，而其所学，则以道德功言为重，而道其总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载道之文也。言学而无见于道，则不足以为学。言道而无得乎道之全体，则亦不足以为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时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语之有关于世教，亦可以为立言，而皆无见乎道体之全，则亦不足与乎道统之正矣。今观《六经》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万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传在是。自是之后，四代礼乐之具，惟颜氏有之。晚年则惟曾子所传，独得其宗。曾传之思，思传之孟矣。《大学》、《中庸》七篇之书，皆可具见。道丧千载，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而后此道始大明于世，而其学皆足以为天地立心，生民立极。往圣继绝学，万世开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于此者矣。若夫康节、涑水，谓非世之大贤不可，而其学视此则有闲矣。驾风鞭霆之英杰，非可与准绳规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楼阁，自是宇宙闲一卓伟之见。观其玩视古今，游戏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于高旷，非可以为世常法者也。程子与康节居洛三年，未尝一语及其学，亦谓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节制行，非不诚一，而前辈谓欠却致知一段，如尊杨雄而疑孟子，黜汉统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辩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继颜、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马则亦仍旧祀之典可也。

或谓「邵、马与张、吕诸贤、秩在从祀，固无以议为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县，别立祀庭，自为专享，得不伤于烦乎﹖」曰：「学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贤者，所在郡县，非无祀秩，然学校各别为专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游宦过化之地，或特以义起，载在先儒文集与夫碑志之类，其来非一日矣。揆之人心，稽之公议，未有不以为允者。是果何故﹖吾闻道统于一，祀典亦当定于一，后世乃裂而二之，谓之不伤于烦，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阔远，岂一言可断哉！两庑从祀，理宜损益。孔庭之祀，按贞观二十一年，颜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开元八年，始塑十哲，绘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贤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参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载，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数。此不过唐礼官一时建议云耳。宋仍唐制，不复更改，至今按为定式。窃谓学者尊事圣贤，春秋祭享，非但崇饰俎豆，姑以尽吾报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时方寸之间，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则斯道气脉相属。今也姓名昧昧，年代阔远，寻常方册之间，耳目尚有不接，一旦对越之际，肸蠁岂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于颜、曾、思、孟配享，六君子从祀。今所在书院，但按此为法，亦恐其烦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论，予之昼寝短丧，求之聚敛具臣，已见责于圣门，况颜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张为十哲，果何义邪﹖十哲之外，若南宫适、宓子贱、蘧伯玉、曾、漆雕开、澹台灭明、原宪、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见于传记所载，亦可数矣。此其当正者一。又七十二贤之下，益以诸儒二十二人，此盖唐礼官一时见其《立经》、《三传》，曾有训诂之劳，故悉从而位置之，不复甄别。西都承秦绝学，若伏生之《书》，毛苌之《诗》，大、小戴之《礼》，左氏、公谷之《春秋》，与郑、孔诸儒之传疏，虽其间不无同异，谓其无羽翼圣经之功，不可也。学者言必根理，文必称行。马融为窦宪作奏草一事，诬陷忠良，汉祚以倾。平日聚徒著书，竟亦何用﹖杜预建短丧之议，自背于《春秋》。王弼尚老、庄之学，自背于《易》。凡若此类，训诂何取﹖此其当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后无传，濂、洛未兴之前，寥寥千载，独一董仲舒，学最正，行最醇，顾不得秩在从祀。而杨雄美新投阁，不能揜《纲目》『莽大夫』之书；荀况以性为恶，以祀为伪，大本已失，便学何事﹖至今二人上敢与孟子同列，下犹不失与王通、韩愈并称。向微文公品论权衡之定，则孟子终贬，而荀、杨辈偃然得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胜叹哉！此其当正者三。宋诸儒如康节、涑水、南轩、东莱四贤，固已在从祀之典。泝其渊源，岂无尚有考论者﹖（龟山载道而南，再传为延平李氏，学行醇正，其传是为文公。竹林从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学，惟勉斋黄氏独接其传，问学操行，一出于正，且其羽翼《四书》、《三礼》之功为大。三山郡泮为之大耳。）道无二统，不合不公，诚有作者，表章正学，统一圣贤，首之京师，达之郡县，大明学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类，首宜损益，决不可以唐开元一时礼官无识之轻议，遂以为千万世不刊之定典也。」

或谓：「祭祀之礼，各从国俗之旧，若构立新祠，以义起礼可也。今所在郡县，各有旧祠，或绘或塑，以子之言，一从毁撤，于人情岂无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讹踵谬，乐因循，惮更改，此汉、唐千载弊政也，岂但此一事哉！仍旧贯之言，圣人予之，亦谓可以改可以无改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