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诗》，《风》、《雅》、《颂》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乐章。六篇无辞者，笙诗也，旧盖有谱以记其音节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则歌辞也。乐有八物，人声为贵，故乐有歌，歌有辞。乡乐之歌曰《风》，其诗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也，故先生采以入乐，而被之弦歌。朝廷之乐歌曰《雅》，宗庙之乐歌曰《颂》，于燕飨朝会享祀焉用之，因是乐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为是辞。然则《风》因诗而为乐，《雅》、《颂》因乐而为诗，诗之先后，于乐不同，其为歌辞一也。经遭秦火，乐亡而《诗》存。汉儒以义说《诗》，既不知《诗》之为乐矣，而其所说之义，亦岂能知诗人命辞之本意哉！由汉以来，说三百篇之义者，一本《诗序》。《诗序》不知始于何人，后人从而增之。郑氏谓《序》自为一编，毛公分以置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为一编也，《诗》自《诗》，《序》自《序》，《序》之非经本旨者，学者犹可考见。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则未读经文，先读《诗序》，《序》乃有似诗人所命之题，而《诗》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读者必索《诗》于《序》之中，而谁复敢索《诗》于《序》之外哉！宋儒颇有觉其非者，而莫能断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后足以洗千载之谬。尝因是舍《序》而读《诗》，则虽不烦训诂而意自明；又尝为之强《诗》以合《序》，则虽曲生巧说而义愈晦，是则《序》之有害于《诗》为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诗》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乱乎《诗》之正文，学者因得以《诗》求《诗》，而不为《序》说所惑。若夫《诗》篇次第，则文王之二南而间有平王以后之诗；成王之《雅》、《颂》而亦有康王以后之诗；变雅之中而或有类乎正雅之辞者，今既无从考据，不敢辄更。至若变风强入乐歌，而未必皆有所用；变雅或拟乐辞，而未必皆为乐作，其与《风》、《雅》合编，盖因类附载云尔。《商颂》，商时诗也；《七月》，夏时诗也，皆异代之诗，故处《颂》诗、《风》诗之末。《鲁颂》乃其臣作为乐歌以颂其君，不得谓之风，故系之《颂》。周公居东时诗，非拟朝廷乐歌而作，不得谓之《雅》，故附之《豳风》焉。（《诗序录》。）《春秋经》十二篇，《左氏》、《公羊》、《谷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书》、《诗》、《春秋》于临漳郡，《春秋》一经止用《左氏》经文，而曰《公》、《谷》二经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所系，故不能悉具。窃谓三《传》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载事则《左氏》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据之书，而《公》、《谷》多是传闻之说，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语音字画之舛，此类一从《左氏》可也。然有考之于义，确然见《左氏》为失，而《公》、《谷》为得者，则又岂容以偏徇哉。呜呼！圣人笔削鲁史，致谨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脱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于圣人之微意哉！汉儒专门，守残护缺，不合不公，谁复能贯穿异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也。观赵氏所定三《传》异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夺未能悉当。间尝再为审订，以成其美。其间不系乎大义者，赵氏于三家从其多，今则如朱氏意，专以《左氏》为主。傥义有不然，则从其是，《左氏》虽有事迹，亦不从也，一断诸义而已。呜呼！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赵、陆三氏遗说，博之以诸家，参之以管见，使人知圣笔有一定之法，而是经无不通之例，不敢随文生义，以侮圣言。顾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圣人所取之义，则俟同志者共讲焉。（《春秋序录》。）

谢山《读草庐春秋纂言》曰：「草庐诸经，以《春秋纂言》为最，惜其开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陈止斋、项平甫二家之谬，盖稍立异于胡《传》而仍失之者。」

《仪礼》十七篇，汉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萧奋，奋授东海孟卿，卿授后仓，仓授戴德、戴圣。大戴、小戴及刘氏《别录》所传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后伦序，惟《别录》为优，故郑氏用之，今行于世。《礼经》残缺之余，独此十七篇为完书，以唐韩文公尚苦难读，况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经义，废黜此经，学者益罕传习。朱子考定《易》、《书》、《诗》、《春秋》四经，而谓三《礼》体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书，于此至惓惓也，《经传通解》，乃其编类草■，将俟丧祭礼毕而笔削焉，无禄弗逮，遂为万世缺典。每伏读而为之惋惜。窃谓《乐经》既亡，经仅存五。《易》之《彖》、《象传》本与《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诸传共为《十翼》，居上下经二篇之后者也，而后人以入卦爻之中。《诗》、《书》之序，本自为编，居《国风》、《雅》、《颂》、《典》、《谟》、《誓》、《诰》之后者也，而后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经》、《三传》，初皆别行，《公》、《谷》配《经》，其来已久，最后注《左氏》者又分《传》以附《经》之年。何居夫《传》文、《序》文与《经》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经》，且于文义多所梗碍，历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东莱吕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为《经》二篇、《传》十篇。朱子于《诗》、《书》，各除篇端小序，合而为一，以置《经》后；《春秋》一经，虽未暇详校，而亦剔出《左氏》经文，并以刊之临漳。于是，《易》、《诗》、《书》、《春秋》悉复夫子之旧。五经之中，其未为诸儒所乱者，惟二《礼经》。然三百三千，不存盖十之八九矣。朱子补其遗缺，则编类之初，不得不以《仪礼》为纲，而各疏其下。脱■之后，必将有所科别，决不但如今■本而已。若执■本为定，则《经》之章也，而以后记、补、传分隶于其左，与《彖》、《象传》之附《易经》者，有以异乎﹖否也﹖经之篇也，而以传篇、记篇、补篇错处于其间，与《左氏传》之附《春秋经》者有以异乎﹖否也﹖夫以《易》、《书》、《诗》、《春秋》之四经既幸而正，而《仪礼》一经又不幸而乱，是岂朱子之所以相遗《经》者哉！徒知尊信草创之书，而不能探索未尽之意，亦岂朱子之所望于后学者哉！呜呼，由朱子而来，至于今将百年，以予之不肖，犹幸得私淑其书，用是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经》，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附于篇终。其十七篇次第，并如郑氏本，更不间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经》，不至杂糅二戴之《记》中。有《经》篇者，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坠于地者，盖略包举而无遗。造化之运不息，则天之所秩，未必终古而废坏，有议礼制度考文者出，所损所益，盖百世可知也。虽然，苟非其人，礼不虚行，存诚主敬，致知力行，下学而上达，多学而一贯，以得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学，末流不至为汉儒学者事也。澄也不敢自弃，同志其尚敦勖之哉！

《仪礼逸经》八篇，澄所纂次。汉兴，高堂生得《仪礼》十七篇。后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礼经》于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哀帝初，刘歆欲以列之学宫，而诸博士不肯置对，竟不得立。孔、郑所引《逸中溜礼》、《褅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记》，其三取之《大戴记》，其三取之郑氏《注》。《奔丧》也、《中溜》也、《褅于太庙》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礼》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壶》之类，未有考焉。疑《古礼》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诸篇之体如一。《公冠》等三篇虽已不存，此例盖作《记》者删取其要以入《记》，非复正经全篇矣。《投壶》，《大、小戴》不同，《奔丧》与《逸礼》亦异，则知此二篇，亦经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经之文，殆皆不完，然实为《礼经》之正篇，则不可以其不完而摈之于《记》，故特纂为《逸经》，以续十七篇之末。至若《中溜》以下三篇，其经亡矣，而篇题仅见于注家片言只字之未泯者，犹必收拾而不敢遗，亦「我爱其礼」之意也。

《仪礼传》十篇，澄所纂次。按《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戴记》则有《冠义》、《昏义》，《仪礼》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戴记》则有《乡饮酒义》、《射义》，以至燕聘皆然，盖周末汉初之人作，以释《仪礼》，而戴氏钞以入《记》者也。今以此诸篇正为《仪礼》之传，故不以入《记》，依《仪礼》篇次，萃为一编。文有不次者，颇为更定，如《射义》一篇，迭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射，杂然无伦，厘　之为《乡射义》、《大射义》二篇。《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则用清江刘原父所补，并因朱子而加考详焉。于是《仪礼》之经，自一至九经，各有其传矣。惟《觐义》阙，然《大戴朝事》一，实释诸侯朝觐天子及相朝之礼，故以备觐礼之义，而为《传》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阙，汉《艺文志》序列于礼家、后人名曰《周礼》。文帝尝召魏文侯时老乐工至，因得《春官大司乐》之章。景帝子河间献王好古学，购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遗书得之，藏于秘府，礼家诸儒皆莫之见。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始着于录，略以《考工记》补《冬官》之阙。歆门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读。郑众、贾逵受业于杜。汉末马融传之郑玄，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张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为《新义》。朱子谓此经周公所作，但当时行之，恐未能尽，后圣虽复损益可也。至若肆为排抵訾毁之言，则愚陋无知之人耳。《冬官》虽阙，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于经后云。

《小戴记》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汉兴，得先儒所记礼书二百余篇，大戴氏删合为八十五，小戴氏又损益为四十三，《曲礼》、《檀弓》、《杂记》分上下；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从而为之注，总四十九篇，精粗杂记，靡所不有。秦火之余，区区掇拾，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虽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往往赖之而存。第其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书者无几，多是记者旁搜博采，剿取残篇断简，会萃成编，无复诠次，读者每病其杂乱而无章。唐魏郑公为是作《类礼》二十篇，不知其书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见。朱子尝与东莱吕氏商订三《礼》篇次，欲取《戴记》中有关于《仪礼》者附之《经》，其不系于《仪礼》者，仍别为《记》。吕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为，幸其大纲见于文集，犹可考也。晚年编校《仪礼经传》，则其条例与前所商订又不同矣。其间所附《戴记》数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补以他篇之文。今则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栉剔，以类相从，俾其上下章文义联属，章之大指，标识于左，庶读者开卷了然。若其篇第，则《大学》、《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与《论语》、《孟子》并而为四书，固不容复厕之《礼》篇，而《投壶》、《奔丧》，实为礼之正经，亦不可杂之于《记》。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正释《仪礼》，别辑为《传》，以附《经》后。此外犹三十六篇，曰《通礼》者九，《曲礼》、《内则》、《少仪》、《玉藻》通记大小仪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专记国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丧礼》者十有一，《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六篇记丧，而《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丧之义也。曰《祭礼》者四，《祭法》一篇记祭，而《郊特牲》，《祭义》、《祭统》三篇，则祭之义也。曰《通论》者十有二，《礼运》、《礼器》、《经解》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一类，《坊记》、《表记》、《缁衣》一类，《儒行》自为一类，《学记》、《乐记》，其文雅驯，非诸篇比，则以为是书之终。呜呼！由汉以来，此书千有余岁矣，而其颠倒纠纷，至朱子始欲为之是正，而未及竟，岂无望于后之人与！用敢窃取其义，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伦，先后始终，颇为精审，将来学礼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谢山《读草庐礼记纂言》曰：「《礼记》为草庐晚年所成之书，盖本朱子未竟之绪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尝闻之王震泽，谓：『四十九篇虽出汉儒，戢而就，流传既久，不宜擅为割裂颠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庐所纂，以卫正叔《集说》为底本。予少尝芟订正叔之言，已及过半，后取《纂言》对之，则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书，各有渊源如此。」

《大戴记》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记》八十五篇，今其书阙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终八十一，当为四十三篇，中间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复阙，第七十三有二，总四十篇。据云八十五篇，则末又阙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窃意大戴类萃此记，多为小戴所取，后人合其余篇，仍为《大戴记》，已入《小戴记》者，不复录，而阙其篇，是以其书冗泛，不及小戴书甚，盖彼其膏华，而此其渣滓尔。然向或间存精语，不可弃遗。其与《小戴》重者，《投壶》、《哀公问》也。《投壶》、《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四篇既入《仪礼逸经》，《朝事》一篇又入《仪礼传》，《哀公问》，《小戴》已取之，则于彼宜存，于此宜去。此外犹三十四篇。《夏小正》犹《月令》也。《明堂》犹《明堂位》也。《本命》以下《杂录》，事辞多与《家语》、《荀子》、《贾》、《傅》等书相出入，非专为记礼设。《礼运》以下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缀补，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错误，参互考校，未能尽正，尚以俟好古博学之君子云。（以上《三礼序录》。）

《汉艺文志》：「《孝经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翁、后仓、翼奉、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隋经籍志》：「《孝经》，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孔安国为传。刘向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国之本，亡于梁。至隋，秘书监王劭访得《孔传》，河间刘炫，因序其得丧，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邢昺《正义》曰：「《古文孝经》，旷代亡逸。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于京市陈人处得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闺门》一章，凡二十二章，因着《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唐开元七年，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辄穿凿更改，伪作《闺门》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以下别为一章，以应二十二之数。」朱子曰：「《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皆齐、鲁间儒纂取《左氏》诸书语为之。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遗言，惟《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杂，此外传记诸书所载，真伪混淆，殆难尽信，《孝经》亦其一也。窃详《孝经》之为书，肇自孔、曾一时问答之语，今文出于汉初，谓悉曾氏门人记录之旧，已不可知。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　，于壁中得《古文孝经》，以为秦时孔鲋所藏。昭帝时，鲁国三老始以上献，刘向、卫宏盖尝手校。魏、晋以后，其书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经》十八章而已。隋时，有称得《古文孝经》者，其间与今文增减异同，率不过一二字，而文势曾不若今文之从顺，以许氏《说文》所引，及桓谭《新论》所言，考证又皆不合，决非汉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误》亦据古文，未能识其何意。今观邢氏《疏》说，则古文之为伪，审矣。又观朱子所论，则虽今文，亦不无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误》，以今文古文校其同异，定为此本，以俟后之君子云。（《孝经序述》。）

◆草庐讲友

太学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纯，乐安人。宋末，贡补国学。草庐尝曰：「耆儒宿学如吾子纯者，寥寥若晨星。」

编修虞井斋先生汲

虞汲，蜀人，郡庵之父也。尝为黄冈尉。宋亡，自海上还，隐于临川之崇仁，礼义忠信，乡里信之。与吴伯清为友，伯清称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鉴，于诸生中识鲁参政子翚、欧阳承旨原功而深期之。以国史院编修致仕。（参《赵东山集》。）

（梓材谨案：先生后赠四川参政，沧江先生刚简之后也。沧江二子，伯礼部尚书，仲兵部侍郎。兵部三子，仲从龙子三人，伯即先生。尚书无子，以先生继宗事，殆以从孙而继从祖者。《道园行状》称沧江为曾祖，实则沧江乃先生曾祖也。）

（云濠谨案：赵东山为《雍公行状》，以先生为尚书之孙。欧阳圭斋为《雍公神道碑》则云：「尚书无子，而从祖渠州有子六人，长兵部直宝文阁三子，仲子朝请郎通判惠州从龙子汲，长而贤，乃以为后，是为井斋先生。」是即先生也。）

◆草庐同调

文靖贡云先生奎（父士瞻。）

贡奎字仲章，宣城人。父士瞻，（梓材案：《万姓统谱》作士浚，今据《马石田集》正之。）力学砥节，宋亡，遂不仕。尝作义塾以待四方学者，乡人甚尊敬之。晚而生先生。天资颖敏，容仪端重，十岁便能属文。长益博综经史。仕元，为齐山书院山长，历授江西儒学提举，敷明性理之学，诸生皆竦听不懈。迁集贤直学士。卒，谥文靖。（参《姓谱》。）

山长黄资中先生泽（附李溉之。）

黄泽，字楚望，其先资州内江人。父仪可，累举不第，随兄骥予官九江，蜀乱，不能归，因家焉。先生生有异质，慨然以明经学道为志，好苦思，屡致成疾，疾止复思，久之，如有所见，作《仰高钻坚论》以自广。蜀人治经，必先古注疏，先生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而义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经解》、《三礼祭祀述略》。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书院山长。已移洪州东湖书院，受学者益众。初，先生屡梦见夫子，以为适然，既而梦夫子手授所校《六经》，字画如新，由是深有感发，始悟曩昔所解多徇旧说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极言圣人德容之盛，上达文王、周公。秩满归，闭门授徒以养亲，不复仕。尝谓去圣久远，经籍残阙，传注家率多附会，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识求之，故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必积诚研精，有所悟入，然后可窥见圣人之本。乃揭《六经》中疑义千有余条，以示学者。既乃尽悟失传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闲寂寞、疾病无聊之际，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万化之原，载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发蒙，如示诸掌。然后由羲、农以来，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间、而目击其事者。于是《易》、《春秋》传注之失，《诗》、《书》未决之疑，《周礼》非圣人书之谤，凡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释，各就条理。近代覃思之学，推为第一。吴草庐尝观其书，以为生平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然先生雅自慎重，未尝轻与人言。学士李溉之奉使过九江，愿执弟子礼受一经，先生谢曰：「以君之才，辍期岁之功，何经不可明，然不过笔授其义已耳。若余则当百艰万苦之余，乃能有见，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溉之叹息去。或问先生：「自秘如此，宁无不传之惧﹖」曰：「圣经兴废，上关天运，岂区区人力所致邪！」初，先生在家时，郡守寓公犹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学校宾师之礼，月致米六斛、钞三十千。盖国初贤守，设此以奉前代寓公之无归者。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欢然。又十余年，而二亲相继终，先生年近六十矣。数经岁大祲，家人采木实草根疗饥。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学粮之籍，谓先生一耆儒耳，月廪削其三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动其意，惟以圣人之心不明，而经学失传，若己有罪为大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