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安县志

《旧志》：“八石山下有巨冢，传为王者墓，无考。”或谓北齐刺史王琳为陈将吴明彻所杀，传首建康。琳故吏求葬琳，瘗八公山侧 ，疑此王者为王琳之讹。今考王琳为齐寿阳刺史 。明彻攻寿阳拔之，杀琳于城东二十里，传首建康。故吏朱玚致书徐陵请葬 ，陈主许之。玚瘗琳于八公山侧。寻有寿阳人茅智胜等密送其柩于邺，齐给辒輬车以葬之 。据此则琳之见杀固在寿阳，朱玚之请，请还首于寿阳合瘗耳。寿阳有八公山，盖即瘗于其侧，寻归葬于邺。来邑八石山之墓当仍如旧志，传疑可也。以上符稿

刘猛将军有三说

《怡庵杂录》以将军为宋将刘锜，景定四年敕封为蝗神。《降灵录》云：“神名承忠，吴川人，元末官指挥使。适江淮飞蝗遍野，挥剑追逐，须臾尽出境外。后鼎革 ，自沉于江。有司奏请，遂授猛将军之号。”又《居易录》：“旧说江以南无蝗，近始有之。俗祀南宋金坛人刘漫堂宰为蝗神。赵枢密作《漫堂集序》，称其学术本伊洛 。不知自后何以为人矫诬。”若此三说不同，当以《降灵录》为正。《滁志摭遗》

特奏名非特典

《日知录》 ：“宋时有所谓特奏名者。开宝三年三月庚戌，诏礼部阅进士案：此谓不第进士，及十五年尝终场者。得司马浦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谓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余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学，故天圣之诏曰：‘狃于宽恩，遂隳素业。苟简成风，甚可耻也。 ’元祐初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别无所望，布在州县，唯务黩货以为归计 。前后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云云。”案：此则特奏名为宋时滥恩之例。赵察以特奏名补官，谅非其本意矣。以下新增

明时贡监出身不同

《明史/选举志》：“洪武时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又择年少举人赵唯一等及贡生董昶等入学读书。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迨开纳粟之例，流品渐淆 。举贡得为府佐贰及州县正官，援例监生仅得选州县佐贰及卫学、王府教授之缺，而终身为异途矣。”据此，则邑志《官师表》前明时监生出身者，乃举贡正途，而《选举表》前明卫学及王府教授者，则纳粟之异途，如今之廪贡也。

邑志与正史异同

《明史》宦官汪直传：“成化十三年设西厂，以直领之。列官校刺事，直权焰出东厂上。后尝罢，未几复设西厂，以千户吴绥为镇抚，直焰愈炽。十七年降直奉御而褫逐其党王越、戴缙、吴绥等。”邑志言绥以孝行见征，未必尽符其实。考证：王详不忠于魏，助司马氏篡逆 。然祥之孝，后人不敢有异辞。吴绥党于汪直，其人品固不足称。若因其人品遂疑其孝行，亦不实。然则王祥之孝亦不可信乎？

又《明史/食货志》：“嘉靖时行召商法。先是，上供之物仼土作贡 ，曰岁办；不给，则官出钱以市，曰采办。其后本折兼收，采办愈繁，于是召商置买，物价多亏，商贾匿迹。二十七年，户部言：‘京师招商，纳货取值，富商规避，应役者皆贫弱下户，请核实编审。’给事中罗崇奎言：‘诸商所以重困者，物价贱则减，而丰则不敢增。且收纳不时，一遭风雨遂不可用，多致赔累。既收之后，所司更代不常，不即给直，或竟沉阁 。幸给直矣，官司折阅于上，番役齽龁于下 ，名虽平估，所得不能半。诸弊若除，商自乐赴，奚用编审？’帝虽纳其言而仍编审如户部议。”案：招商为前明秕政 ，史不言何人所奏。据邑志，常道传奏行召商法，诏著为令。则道所藉以得君者也。然欤？否欤？<考正>按前明采办之法，有司皆强取诸民，或不给价值，扰害闾阎，载于前明奏疏者甚详。常毅然革除，奏行召商法，令商人纳货取值，俾民间不受采办之害，其功大矣。至《明史》所言召商诸弊，乃日久弊生，胥吏勒索商人所致，非立法果有弊也。《道光志》不加考察，竟以创改召商法咎常道，并诋其藉此得君，不亦厚诬古人乎？

又《明史/潘埙传》：“嘉靖七年官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潞州巨盗陈卿据青阳山为乱，山西巡抚江潮、常道先后讨贼无功，乃敕埙会剿。”云云。邑志《常道传》所载讨贼有功，应属传闻异辞。<考正>《明史/潘埙传》常道讨贼无功，乃敕埙会剿云云。今案：青阳山在山西、河南交界处。敕埙会剿者，敕河南巡抚潘埙会同山西巡抚常道合师剿贼耳，与邑志所云“道与河南巡抚潘埙会剿”叙事相同。道光志引史驳志亦未当。

速报司

今庙有速报司神，莫详其始。按元好问《续夷坚志》云：“世传包希文以正直主东岳速报司，山野小民无不知者。”据此则速报司乃包孝肃公也。新增

拾遗

永阳旧治

在县北二里许北塔山，今茆家营地方。《周志》云“白茆村”是也。山仅如岗今名瓦砾岗，有圣塔寺，久废。严钟铭云：“永阳旧治在今县城北二里许瓦砾岗。上霄宫，桥水绕其下，地势高敞。远望西北，群山如在几席间，非若今之县治，地势卑隘也 。岗上瓦甓遍地，想见唐宋时地方之繁盛。宋既南渡，邑为南北战争之地，城郭为墟，人民流亡殆尽，县治亦因之废矣。近人有谓永阳废县当在县城西北教民场一带者，此不足信。”《周志》云：“永阳旧治在北塔山即瓦砾岗也。”《周志》修于明万历年间，犹为近古。又《太平环宇记》云：“八石山在永阳县西南十三里。”今瓦砾岗距八石山正十三里，若在教民场则距八石山仅十里矣。以此证之，《周志》之说信而有证矣。<考正>：按永阳旧治，《道光志》既云在县北瓦砾岗，又云在县西北教民场，二说自相矛盾。严氏说颇详明，今存之。

袁令御贼

明季李自成、张献忠以强寇蹂躏中原，屠戮生灵殆尽。崇祯九年，张献忠挟贼数十万围滁，分攻来邑。太仆寺卿李觉斯等守滁城，而邑令袁翎亦同时率众拒守，发炮击贼。会总理军务卢公象升统大军来援，歼贼无算，滁水为赤。是役也，卢公之功大矣。然袁公以羸卒守孤城，其功尤不可及。境内生灵十余万不遭屠戮，繄谁之赐 ？乃卢袁二公。不祀吾邑名宦，宁非缺典哉？新增

程令殉难

《一统志》：“明崇祯中，来安知县程道寿，孝感人，解职归里。贼陷孝感，道寿结壮士杀贼，被执，骂贼死。”新增

关壮缪灵异

明金光宸《来邑关帝庙碑》云：“去春，贼犯中都即凤阳，渐及内地，至冬而临城。睥睨之间 ，见官将著红绿者数人，阴雨中若灯火旌旗，始潜迹遁去，孤城依然无羔。众咸归德于神之威灵云。”据此则张献忠攻来邑，虽袁公守城之功，岂神亦有以默助之欤？据庙碑增

顿丘石笋

李锡贤《稿》：“顿丘山有石，嶙峋如笋立。”旧志载项世荣月课谕有“顿阜重生石笋”之句，是旧有笋可证。故老传言亦曰“石笔”。

《永阳志》

陈振孙《直斋书录》有“林 著《永阳郡志》三十五卷，命法曹龚维蕃修。”《宋史/艺文志》:“林 《永阳志》三十五卷。”宋曾旼《永阳郡县图志》入《集文》。考永阳唐初为滁州，天宝间改为永阳郡。林公志以永阳，从古郡名也。既曰郡志，则兼全来言之矣。此来安有志之始，惜今不传。《滁志摭遗》

来安令

宋韩淲《涧泉石记》云：“熙宁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韩维言：‘处士孙侔除试大理评事、知滁州来安县事，以疾不就。今闻疾陨，望除一职官。 ’诏以侔依前官权常州团练推官。”是时侔虽未治来安，诏以侔依前官，则为县令无疑。邑志不载，此可以补其阙。《滁志摭遗》《摭遗》又引《夷坚志》摩耶夫人《六研斋二笔》刘僧遇题诗事，今不载。

元时儒户

泰定四年《杜居敬德政碑》末载儒户前教谕倪德懋、刘子成、张之才三人，旧志选举表失载。

冰雹之异

《明史/五行志》：“崇祯三年九月辛丑大雨雹。”今据邑志所载吴道昌《重修学宫记》：“崇祯庚午，异常冰雹，瓵裂甓堕，殿宇埤垣一时骞亏。”考其年正与史合，而祥异门不载，何也？又据旧志郑礼贤传：“康熙壬子捐豆助赈。”与《通志》所载“来安设厂赈粥”合。据知县乔嵩《重修谯楼记》：“康熙二十年，岁祲人饥。”据叶允霖传：“康熙己丑旱蝗。”据夏鸣琯妻叶氏传：“康熙癸巳岁饥。”据名宦祁文瀚传：“康熙五十七年，下车正值旱虐，力请蠲赈。”则康熙十一年、二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五十七年均属旱饥。旧志既散见于各传记，独不载于祥异，何也？据周寺副濂家传，康熙丙戌旱，大饥。乙未旱，濂各庄失收。曰各庄，则县境可知其概。旧志俱无之，且于康熙五十四年书大有年矣。

马令事

邑志马令云衢传：“止旗员游猎而民以安。”盖康熙间江宁某将军事也。将军闻石固山曾出驺虞，将纵猎于来安北境。邑民惊惧，咸思逃窜。马令以重贿啖将军门役，乃止。夫以一物偶异，贻患且及二百年之后。祥瑞果安在哉？考《明史》，宣宗不受朝贺，其识度过群臣远矣。

韩令事

乾隆三十三年，来邑旱饥。邑侯韩公勘灾至北乡，因暑热暂憩一村舍。适值其家煮碎麦，杂糠秕野菜，将以饲猪，满贮瓦盆内，仓猝未及撤去。公见而问之，诡以人所食对。公泣曰：“我百姓乃食此耶。百姓所食，我何可不食？”因饱啜二碗，叹息而去。其实心爱民如此。事见徐侃笔记

记园

宋人李去非《洛阳名园记》以园之兴废验地方之盛衰，非漫作也。来邑虽小，一丘一壑亦足以供吟眺。城内西北隅郝园，数十年前松竹荫翳，亭榭参差，聚奇石为山，牵古藤作架，名流觞咏，传播一时。东街之南武园，亭池栏槛，结构殊工。北城外里许郝园，鹿野之别业也。后为周次叔寺副所有，解组逍遥 ，亦极文酒之盛。东城外里许武园，即严素臣诗中所谓东园也，后亦入周寺副家。修竹数万竿，环以绿水，名花珍木错植其中。东偏为朱园，壤地相接而差狭。迤南有杨园，在顿丘山之阳，林木蔚然，与山色河流互相映带。南乡去城八里许宋园，宋严州所经营也。乔松百尺，凌空独秀，可想见当年胜概。今或历久而即于荒，或易主而失其旧。唯东园风景不减昔时。近又有余氏西园在城西，魏氏将就园在城东南。凿池种树，因其自然，时有天趣。录而存之，或大雅所不废尔。《习勤轩笔记》

燕山陈媛墓石

墓地今已失所在，唯石尚存，大书“燕山陈媛藁葬处，崇祯辛巳年立。”此石旧为土人取作城西桥梁，嘉庆庚申夏水涨，桥毁，石复出，邑人严钟铭见于城壕中，命人舁置庆成庵左侧 ，为文以记之。按陈媛事无考，其死必有关节义，虽藁葬而其名足以不朽，故表其墓。然当时力能勒石，何独不能葬之如礼耶？或旧有是墓，至崇祯时好义者特表之以志古迹欤？

正误《伍志》有误，纠正如左

卷二寺观

金光宸、张应辰所作《关帝庙记》二篇，多用《三国演义》语，盖未见陈寿《三国志》也，不免为博雅所嗤 。朱黼诗内以玉石寺为唐尉迟鄂公所筑，故名尉迟。其说似不足据。

卷二古迹

滤马湾，相传明成祖靖难时曾于此处洗马，故名。然当时以强藩犯顺，虽有遗迹，无足称述 。

卷五水利

王来《开河议》于“何不委用”之下忽接“痛责监禁”云云，必有脱误。又“助屯工食”句下、“虚费官银”句下似皆有阙文，无从查补。

卷六方言

“虹”曰“扛”、“肉”曰“揉”、“忘”曰“望”，皆韵书所有。旧志以为来邑土音，盖未考耳。

卷十一人物

张德辉、王之荩、周幹、冯仰京、李多寿、武韬、张映台，《伍志》皆一人二传，分隶两门。无此史体。

卷三徭役

江右卫余成公、徐晫周两船并余加名半船，丁稀力疲，每年额差完不足数，积欠道光五年以前费银七百五十余两，无可追补。道光九年知县刘廷槐准故耆民之妻徐赵氏捐漕平纹银四百二十两 ，发丁具领，置田收租，陆续完缴，给示勒石。又徐赵氏于道光七年呈捐田种八石，入府军卫周提元船，补苴缺差，亦经给示勒石。此二条俟续补。

卷四义田

古城集同善堂，道光九年置黑树李田种十二石，额完民正银二两，此一条俟续补。

清净庵同善堂，道光九年置段家营田种六石五斗，内周王氏捐种三石五斗。周王氏之继侄、卖主周凌云捐种二石。又田种九石三斗，内卖主周王氏捐价一百三十千文，连凌家营义地卫粮银二钱，共额完卫正粮银七两二钱九分六厘。此一条续补水口同善堂义田后。

<考正>按正误凡数十条，纠正《伍志》之误，皆考核精确。唯《伍志》亡佚已久，皮之不存，毛将安傅 ？且已逐条更正，似可无庸复载。今录其略有关系者六条，有应续补者四条，余不录。

又王士杰传有“外藩英吉利入觐，士杰护送得体”之句。正误曰：“乾隆年间只有安南国王阮光平入觐一次，非英吉利也。此系国典，非可臆撰。”<考正>按乾隆中叶英吉利遣使臣贡方物求入觐 ，清高宗诏谕英国王，却其贡 ，令沿途护送英贡使回国。事见王氏《东华录》。邑志言“护送得体”，系指英贡使而言。道光志将士杰传删去，此事未免失当。兹将护送英使补入士杰传内，并辩正于此。

附捕蝗法

陆曾禹《捕蝗八条》

一、蝗所自起 蝗之起必先见于大泽之涯，及骤盈骤涸之处。崇祯时徐光启《疏》以蝗为虾子所变而成，确不可易 。在水常盈之处则仍又为虾，唯有水之际倏而大涸，草留涯际，虾子附之 。既不得水，春夏郁蒸，乘湿热之气变而为蝻 ，其理必然。固涸泽有蝗，苇地有蝗，无容疑也。任昉《述异记》云 ：“江中鱼化为蝗而食五谷。”《太平御览》云 ：“丰年蝗变为虾。”此一证也。《尔雅翼》言：“虾善游而好跃，蝻亦好跃。”此又一证也。

二、蝗所由生 蝗既成即生子，必择坚垎高亢之地 ，用尾栽入土中。其子深不及寸，仍留孔窍，势如蜂窝。一蝗所下十余，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渐次充实，因而分颗，一粒中即有细子百余。盖蝻之生也，群飞群食。其子之下也，必同时同地，故形若蜂房，易寻觅也。蝻之初生如米粟，不数日而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群飞而起，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啮。又数日而孕子于地，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循环相生，害之所以广也。

三、蝗所最盛 蝗之所最盛而昌炽之时，莫过于夏秋之间。其时百谷正将成熟，农家辛苦拮据，不足以供蝗蝻之一啖，是可恨也。按《春秋》至于胜国，其蝗灾，书月者一百一十有一。内书二月者二，书三月者三，书四月者十九，书五月者二十，书六月者三十一，书七月者二十，书八月者十二，书九月者一，书十二月者三。以此观之，其盛衰亦有时也。

四、蝗所不食 蝗所不食者豌豆、绿豆、豇豆、大麻、苘麻、芝麻、薯蓣及芋叶。水中菱芡，蝗亦不食。若将秆草灰、石灰二者等分为细末，或洒或筛于禾稻之上，蝗即不食。

五、蝗所畏惧 飞蝗见树木成行或旌旗森列，每翔而不下。农家若多用长竿掛红白衣裙，群然而逐，亦不下也。又畏金声炮声，闻之远举 。鸟铳入铁砂或稻米，击其前行，前行惊奋，后者随之而去矣。以类而推，炮竹、流星皆其所惧，红绿纸旗亦可用也。

六、蝗所可用 捕蝗以之饲畜，可获重利。陈龙正曰 ：“崇祯辛巳年，嘉湖旱蝗。乡民捕蝗饲鸭，鸭最易大而且肥。又山中人养猪无钱买食，捕蝗以饲之，其猪初重止二十斛，旬日之间肥而且大，即重五十余斛。始知蝗可供猪鸭，此亦物性有相宜者矣。”

七、蝗所由除 蝗在麦田禾稼深草之中者，每日清晨尽聚草梢食露，体重不能飞跃，宜用筲箕栲栳之类左右抄掠，倾入布囊，或蒸或煮，或捣或焙，或掘坑焚火倾入其中。若只掩埋，隔宿多能穴地而出。蝗在平地上者宜掘坑于前，长阔为佳，两傍用板或门扇等类接连，八字摆列，集众发喊，后执木板，驱而逐之，入于坑内。又于对坑用扫帚十数把，见跳跃往上者尽行扫入，覆以干草，发火烧之。然其下终是不死，须以土压之，过一宿乃可。一法，先燃火于坑内，然后驱而入之。诗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毋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此即是也。蝗若在飞腾之际，蔽天翳日，又能渡水，扑治不及。当候其所落之处，纠集人众，各用绳兜兜取，盛于布袋之内，而后治之死。以上三种之蝗，见其既死，仍集前次用力之人，舁向官司，或钱或米，易而均分。否则，有产者或肯出力，无产者谁肯殷勤？

八、蝗所可灭 有灭于未萌之前者。督抚官宜令有司，查地方有湖荡水涯及乍盈乍涸之处，水草积于其中者，即集多人，给其工食，侵水芟刈，敛置高处，待其干燥，以作柴薪。如不可用，就地烧之。有灭于将萌之际者。凡蝗遗子在地，有司当令居民里老时加寻视，但见土脉墳起，即便去除，不可稍迟时刻。将子到官，易粟听赏。有灭于初生如蚁之时者。用竹作搭，非唯击之不死，且易损坏。宜用旧皮鞋底或草鞋旧鞋之类蹲地掴搭 ，应手而毙，且狭小不伤损苗种。一张牛皮可裁数十枚，散与甲头，复可收之。闻外国亦有此法。有灭于成形之后者。既名为蝻，须开沟打捕。掘一长沟，沟之深广各二尺。沟中相去丈许即作一坑，以便埋掩。多集人众，不论老幼，沿沟摆列。或持扫帚，或持打扑器具，或持铁锸。每五十人用一人鸣锣，蝻闻金声则必跳跃，渐逐近沟。锣则大击不止，蝻惊入沟中，势如注水。众各用力，扫者扫，扑者扑，埋者埋，至沟坑俱满而止。各村如此，各县皆然，何患蝻不尽灭哉？

来安县志卷末

跋 旧志序 旧志篡辑员名 文目附存

重修来安县志跋

岁丁亥之四月，邑侯刘公重修前邑侯符公来安县志稿，以沿革人物、艺文自任，而以其余付泉，嘱与香岑贺子、方壶戴子共裁酌之 。五阅月而书成，侯再加刊定，至今年二月始付梓 ，盖其慎也。近时州县志例由官修，政目取诸册档，人物凭之采访，依类抄撮，亦足成编。我侯则曰：“县令有教民之责，修志亦以彰教，曷可苟耶？来邑虽小，志内所列门目，皆国典也。官各举其职而后为良吏，民各安其业而后为良民，士各奋于学而后他日能居官、能临民。吾以职官领众政之始，以名宦要众政之成，比物此志也。若是者可以劝忠。志内所列人物，或以行谊著，或以功名显，要必确有可传者在。吾于采辑所及，崇实行，黜虚美，参公论，节烦文。言之者不诬，斯受之者无愧，俾其子若孙读之 ，咸思有以继其志、恢其业，以成其名，否则，不得与乃祖乃父并传焉。若是者可以劝孝。二者修志之大纲。大纲既立，众目从之。引一言必有裨民生国计，录一文必有关人心风俗，无非教也。岂曰矜别裁、务博辩已哉？”我侯重修之说如此，即侯之书可以知侯之政矣。侯以丙戌冬莅吾邑，以今戊子春署宿州，政声于江南北称最云。邑人欧阳泉跋。

重校来安县志跋

右来安县志十四卷，道光八年邑令刘公廷槐纂修，毁于兵燹。光绪初年，邑贡生吴遐昌始从前邑令张公世烯家得刊本以归。文献未坠，良非偶然。光绪己亥，嘉应李公续修邑志，以培森为总编辑 。乃取《一统志》、《安徽通志》等书与邑志参校，始知邑志人物一门与《通志》有异同。嗣又于滁守熊公鞠生处获睹来安旧志稿二卷 。是书嘉庆三年严公钟铭所修，附于《滁志》后者。上卷颇完整，下卷残缺过半。乃乞借手抄，凡与道光志同者不复录，异者悉录之严志稿多与《通志》同。由是邑志有参考书矣。顷者余远游西域 ，眷念梓乡，辄取行箧中抄本、邑志重加校勘。志内间有漏略，则采严志稿以订正之。人物一门删削颇有失当，则采《通志》以增益之。盖旁搜博采，表章前贤，后学之责也。欧阳省堂先生邑志跋曰 ：“邑侯刘公重修邑志，以沿革、人物、艺文自任，以其余付泉裁酌之。”盖沿革、人物诸门出自县署慕宾之手，瑕瑜错出，故省堂微词以见其意。然则今曰之校补岂得已哉？重校本与原本异者皆采之《通志》及严氏志稿。僭为考正 ，附于志末，俾后之君子有所考焉。己酉夏月余培森跋于西域。本年邑人士谋重印道光年邑志，因以旧日校本付印。培森识。

旧序一 胡松

来安置邑虽始自南唐，不甚久远，然自中兴戊午至今，则亦六百有余年矣。乃官师自杜君居敬而下，乡哲自赵君察、苟君与龄至明兴常中丞辈，寥寥数人而已。虽其间固多独行一节之士，然非有负将相经纶之略、畜内圣外王之学，烨然命世者，岂山川精秘之发有时耶？抑尝有之，而遭时多故，人亡籍去，文献无征，遂以泯焉弗传也？语有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千跬之内必有丰草 。岂有来安数十百里之广，历数十百年之久而顾无其人耶？盖唐季庞、黄之乱，宋北狩、南渡之祸 ，来实边邑，遭燔烧屠戮之惨凡几矣。明兴，虽荡群氛而大明之，然承元陵轹儒学之余，加之参用重典 ，人不乐为儒，至劳搜拔人才于殷富状貌之间，仕与学者大都多苟，不暇为久远计，又奚惑其牢落无闻 ，仅仅数子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