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通志

土之利，似亦可行等因。申呈到道案照，先准布政司咨照，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初一日抄，蒙总理河道都察院王都御史案验准户部咨，前事仰司即行掌印官会同守巡兵备等道，选委风力府官二员，带同公正老人书算手人等，分投前去南旺、安山等湖逐一丈量，置簿登记，某湖该地若干顷亩，先行册报。仍查照原行定议，应否变卖召佃，呈报等因。案行到司，定委兖州府通判王嘉咨照各道，备行该府，行王通判前去南旺、安山等湖，督同各该州县掌印等官踏勘间，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又抄，蒙本院案验前事，仰各道官吏即便会同汪郎中、陈主事，督率兖州府 知府莫如善、同知黎天启、通判王嘉、郑尽忠、东平州知州熊瀹、判官贾沛、寿张县知县宋时俊、济宁州判官左禄、李金、钜野县知县俞一中、济宁卫经历陈籥 ，及各管河主簿等官，作速将南旺、安山二湖逐一丈量周围堤界若干里步，有无损坏，湖内水面平阔浅深若干丈尺，高地若干顷亩，俱据实开报，取各不扶结状，具由造册并画图贴说，候本院亲覆踏勘施行等因。蒙此各（道）［遵］依，蒙会同汪郎中、陈主事，督率各该委官及添委兖州府管河同知王恒、东昌府管河通判王问、东平州同知李鑰、邹县知县何继曾、单县知县陈嘉谟、鱼台县知县魏朝相、城武县知县林嘉谟、寿张县典史谢廷金、阳榖县典史李伸、张秋镇巡检张献策，分投踏勘丈量，具结造册，画图贴说，仍行莫知府会同各官议拟停当，具由呈报去后，续据各官呈，将踏勘过安山、南旺二湖各周围堤界里步，并高阜地亩，湖内水面平阔浅深，各数目造册画图，具结呈报。各道会同工部管河汪郎中，管闸陈主事、王主事，看得安山、南旺二湖原系济运水柜，历年淤淀，湖边渐成高阜之地。正德年间，屡为邻湖居民盗种，嘉靖二十年，因河道浅涩，钦差兵部侍郎王以旂督治漕河，清查水柜，居民盗种之地悉夺还官，周围筑堤以严湖禁，迄今遵守。今据各官丈勘，二湖除洼下见成水柜者，安山湖二百一十余顷，南旺湖七千三百三十余顷。其高阜之地，水所不到处所，堪以承佃者，二项共四百三十余顷，俱系水柜之地，似难轻议。但近奉勘合议，令召佃，亦今日济边重务，况地本膏腴，弃之不无可惜，而水柜无妨，利运济边，并行不悖，情似可通。所据各官会议，暂令邻湖居民佃种，照亩纳银，似亦可从。其颓缺湖堤，责令管河官照旧修筑，佃地之内，悉系水柜，或植树株，或立石界，明立湖防，不必再筑小堤，以生劳费。此后敢有侵占盗决，有妨水柜者，俱照先年禁例问遣。将来万一河患不测，照旧查复还官，不得指为世业。其湖中苇草鱼虾菱芡之类，一向听民采取，利益甚多，未曾征税。今议立法量征课税，以解户部，亦足少补边饷之用。缘事体重大，各官未敢擅专，开详到臣。据此，案照先为前事准户部咨，“准户部咨”以下至“钦此”似与主题关联不紧，疑为错简。该吏部尚书吴鹏条陈，该户部等衙门会议题覆，奉圣旨：这会议无甚为国忠实，各驿成造铺陈费多，徒资侵剋，各省解送两京历日以充私馈，都著停革，户部备行各该巡按御史，将二项岁派银两查明数目，限三个月以里尽行解用，裁省座船马匹，禁革冒滥关文，兵部详议来说。按察司知印军官立功，并军民人等充军，纳银赎罪不准，其余依拟行。各项银两著各该抚按官查取征解，不许延误，钦此。咨臣将山东南旺、安山一带水柜退出余田查勘应起科者，照亩起科，应变卖者，估价变卖，子粒价银作速解部，接济边饷等因。准此，就经案行山东布政司，会同守巡兵备各道委官，将前项湖地高阜去处逐一丈踏，及行管北河郎中汪泓、管南旺泉闸主事陈南金，各召人承买佃种去后，随据郎中汪泓、主事陈南金册揭开报，召过山东兖州府，东平、汶上等州县，止有承佃人户蒋恩、孙自成等一千一十一名，共认过地一百二十四顷七十二亩七分，各数目缘由前来案候，布政司委官丈踏缘由未报。又该臣催行守巡东兖道右参政王应锺、佥事姜廷颐并曹濮兵备兼管河副使谢彬，督率兖州府知府、同知、通判等官莫如善、黎天启、郑尽忠等，各亲诣前项湖地丈踏明白，据各会呈前因。除臣将盗种盗决为首人犯南海拿问，及行郎中汪泓查究，并将湖堤补筑外，该臣议得经国之大计莫重于漕运，而理漕之要务莫重于河渠。今南旺、安山二湖议欲变卖召佃，臣已钦遵施行，似亦可以无言矣。然以愚臣过虑，此事若行，未见其利。谚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以彼所职守算计亲切，不误耕与织也。今臣所职者，河漕之事也。河漕所以久行而无废者，水柜之力也。臣是以昼度夜思，诚有隐忧，过计而不能已于言也。今据各官所议，欲要将低洼贮水、高阜召佃一节，不过以边饷缺乏，已经会议，为此两全之说耳。以臣愚计，似亦非便。臣请究始终得失之故言之：凡筹国家之事者，当论其大，不当论其细。而变已成之业者，当先其害，然后计其利。臣惟国家建都幽燕，抚镇方夏，而百司庶府供亿之繁，六军万姓仰给之众，非资藉东南不可也。胜国时漕运所从之道，一由江入淮，溯河至封丘县，陆运一百八十里入卫河，以达于京，为力甚艰而输挽不多。一由海运抵直沽，转漕而北。然考《元史》：岁有漂流，而溺损漕卒，不啻数万，终以海运未便，而会通河之议起矣。会通河者，今济宁漕河是也。元虽创开，未究其用，此殆天所以资我国家亿万年无穷之利者也。臣考国初亦藉海运，岁入不过七十万石。永乐十三年，尚书宋礼、平江伯陈瑄经营会通河成，而海运始罢。漕河至今为利，每年四百万石之外，远迩方物，商民货贿，千艘万舸，连樯接柁，昼夜牵挽，以实京师。我圣天子端拱于天下之上，国家奠安于亿万年之久，不大有赖于漕河通利之力哉！盖陆运难辛而不可以多致，海运倾险而不可以必获。惟兹漕河之通，则用力省而取利博。而当时经营之臣为谋远而立法备，贵在后人能世守之耳。宋礼、陈瑄经营漕河既已成绩，乃建议请设水柜以济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湖，在东平曰安山湖，在济宁曰马场湖，在沛县曰昭阳湖，名为四水柜。水柜即湖也，非湖之内别有水柜也。漕河水涨则减水入湖，水涸则放水入河，各建闸坝以时启闭。故问刑条例一款，凡故决盗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蜀山湖、安山积水湖各堤岸，为首之人发附近卫所，系军调发边卫各充军，此见在《条例》可考。仰测累朝严禁之意，岂不知各湖可蠲以与民，以取征赋之入哉。盖以利有大于此，虑有远于此者，不可以小害大、以近妨远也。昔人云：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者，正今日湖地之谓耳。臣近巡历泰安、宁阳等处，切见漕河所资，止泰山诸泉。自新泰、莱芜等县经流汶上，故曰汶河。虽以河名，而实诸泉之委汇也。然诸泉之水浚则流，不浚则伏，雨则盛，不雨则微。故汶河至南旺分流南北，则水势益少，非有闸座以时蓄泄，则其涸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城、七级之间，如置水堂坳之上，舟胶而不可行，非借安山等湖之水以济牵挽，即进鲜船只亦不能依限入京矣。故宋礼诸臣议设水柜者，诚有见于此耳。计今一百六十七年，为国家久长之利，岂其微哉？今四湖具在，而昭阳湖因先年黄河水淤，平漫如掌，已议召佃，而安山、南旺、马场等湖，夏秋水发则水俱弥满，足以济运。惟先年安山、南旺二湖不知始自何时，被人掘堤盗种，认纳子粒，以致湖干水少。民又于安山湖内复置小水柜以免淹没，遂致运道枯涩，漕挽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加以黄河南徙，两洪益涩。其时在朝诸臣讲海运则迷失其故道，修胶莱河又徒费而不成。上廑皇上宵盱之忧，敕遣兵部侍郎王以旂往视漕河，并为经理，以旂至此访究弊源，建议修复官湖，筑堤岸，建水门闸座，以图永久。素尝盗种决堤之民尽行问遣驱逐，不许佃种以启弊端。题奉钦依施行，迄今漕河无阻。然侍郎王以旂请复官湖之意，岂有仇于民而不知认纳子粒之为利哉？以国家漕河之便，有大于子粒之利，百姓固可恤，而漕河失利尤可虑也。然自官湖议复后，而东平、汶上之民垂涎湖地，何尝一日忘情耶？今据各官开报之数，湖中水落露出高阜地土止四百四十三顷，非不可以召人佃种，但成事不可破，巨防不可开，且小民奸顽日甚，惟欲利己，罔知国法。顷者议复官湖已尝，惩怆恬不知畏，若再奉例召令种办子粒，则将一家开报，数名占种，不计顷亩，遇水发入湖恐伤禾稼，必尽决堤防以满其望。是所名水柜者，将来为一望禾黍之场耳。而河漕何所赖哉！今山东地方邹、滕、沂、费、泰安等州县，即东平、汝上之间抛荒地土，不知几千百万顷，即安山湖外荒地亦不知几千百顷，而东平、汶上之民必欲舍彼而取此者，以民田纳粮养马当差，宁抛弃而不顾。湖地止认纳子粒，更无别差，期必种而后已。况未必皆贫困之民也。昔东平州民益以安山湖地投献德府，隐占地亩，莫能谁何。后被查出，方归于湖。且安山湖旧称延袤百里，今止量七十三里，以此推之，宁望其办纳子粒保全湖堤耶？今据郎中汪泓、主事陈南金召佃过人数计算，每亩照今例五分，止得银六百两有奇。若尽湖中高阜地，止得二千二百两有奇。亦非有大利也。今每年河漕转输四百万石之外，输将于京师者，又不知几千百万焉，则其利孰多孰寡，而京储与边饷孰重孰轻，此不待较而知也。况既以有损于漕河而取之差民，宁又复以计微利而仍与之耶？万一湖水告竭，漕河失利，臣恐所得不偿所失，而其为费又不知其几。往年山东议开胶州河，布政司即议费银六十万两，又未必其能成也。今之欲种湖地者，乃倡为水入而不能出之说。臣近亲历各湖，湖高于河殆六七尺，春夏水涸，每借各湖之水以济河漕。况各湖原备水车各三百五十辆，若遇盛旱亦令车水以济，奚谓入而不出乎？臣又览观地势，询访民谣，湖柜之设不但漕河有利，而于庶民亦有赖焉。盖泰山迤西地渐洼下，每夏秋水发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钜野、曹、濮、寿张之间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泊之乱。今东平去梁山不远，而水既入湖，湖外皆纳粮民田也。若堤防湖废，则水将漫衍淹没，而嘉祥、钜野、曹、濮、寿张之间又成巨浸矣。是所利者止数百家，而所害者将几千百万家及数州县也。事有召衅，法有启奸，不尤可虑乎？此就其害于下者言之耳。若湖废河干，漕运不通，其所关系尤重且大，又不可不深虑也。盖今之漕河，譬则人之咽喉也，咽喉少塞则百体受病，倘漕河少阻，运饷不继，则京师六军万姓百司庶府何所仰给？至此时而欲再夺民已种之田，追咎臣不言之罪，亦何及哉？况今修复朝殿，大木运行，所需水利，虽涓滴亦令入河，宁止数湖而已？是以臣昼度夜思，自顾职守而不能已于言也。但查议复官湖之后，盗种之民已逐而复入，盗决之堤虽筑而未竟，方欲渐次修补以为善后之图，所宜汲汲从事者，而又何以召佃为哉！伏望皇上轸念漕河重事，留神省察，乞敕工部再加详议，如谓召佃可行，乞另行山东抚按衙门会同巡河御史再加计议，务使处置得宜，不为他日漕河之害，方可施行。如谓既已议复，难再召佃以误国计，仍行臣严行管河郎中、主事及该府州县管河等官，查照先年侍郎王以旂建议事理，逐一举行，应补堤岸逐一补筑，务令坚固，堪以积水。盗种顽民尽行逐出，仍照各官所议设立铺夫老人看守，或有应动钱粮，另行题请，庶几一劳永逸，可垂永久，漕河有惠矣。及照各湖渔苇之利，自设湖以来，一向任民采取，习为故常。今各官议欲征税，似亦可助国课，但湖地既禁而不与，而又议分其利，小民顽犹恐有不堪。然采取任民，官不为制，则强弱相争，或生弊端，亦未稳当，应否征收，通乞详议，以便施行。缘系乞留积水湖柜以济漕河事理，未敢擅便。为此，谨题请旨。

●漕运通志 卷之九　漕议略　淮安文献丛刻

卷之九　漕议略

渠有变迁，法有得失，世有因革，然后臆见出而议生焉。议成而君行之谓之命，否则空言也。是故议之通塞存乎上，政之利害系焉。诗曰：“询于刍荛。”孔子曰：“多闻而识之，知之次也。”乃辑《漕议略》。

《禹贡》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实取转漕之利、朝会之便。故九州之径，皆言达河，以纪其入帝都之道。

丘氏曰：《禹贡》于各州之下，列“贡赋” 之后而叙其各州之水达河之路，达于河，即达京师也。然当时贡赋皆驾舟筏浮水路以达于河，盖亦后世漕运之法也，但未明言其为漕耳。然叙水路于“贡赋”之后，每州皆同，意自可见也。

汉兴，高祖时漕运山东。

张良曰：关中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按：此秦犹为行师，至良所论，乃给国都也。

孝文时，贾谊上疏。

其略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乃或越诸侯，而遂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至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按：此汉都关中，固已资淮南以为奉地，不特唐、宋以来然也。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议开漕渠。

吕祖谦曰：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以给之，所以郑当时议开漕渠，引渭入河，盖缘是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

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减其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则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则可以省岁漕之数。漕数日省，则国用日舒，民力日宽矣。丰国裕民之策莫先于此。

绥和二年，诏求能浚川疏河者。据《汉书 沟洫志》校。

贾让奏言，其略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里）［理］土地必（导）［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汙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遊）［游］波宽绥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行）［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於）［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域）［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亘有石堤，激水使环，百余里间，河再西而东，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余）［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大］山，东薄金（提）［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析］砥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河）［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尊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之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其）［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其水门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旱则闭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水门分河流。通渠则填淤，加肥禾麦，更为（杭）［秔］稻，转漕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裨）［卑］（浅）［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永初七年，安帝调滨水县谷输敖仓。虞诩为武都太守，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车具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卒行川谷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水，开漕搬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十余万。

魏齐王正始四年，司马宣王使邓艾行陈颍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渠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益开河渠及通漕河之道，可以大积军粮。宣王从之，乃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晋谢玄为前锋都督，既平兖州，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都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

石季龙谋伐昌黎，遣渡辽，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蹋顿城，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丽。季龙将讨慕容皝，具船万艘，自河入海，运谷豆千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豸虎、熊、伊、洛、郑、怀、邵、卫、外、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郭韦瓒于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伐。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浅深，漕者苦之。四年，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七年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运。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裴耀卿“漕议”，据《旧唐书 食货志》校。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唯出于租，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工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停（当）［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后，始渡（河）［淮］入汴。河干浅，又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停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等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十倍。今若且置武牢、（船）［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及）［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原）［廪］转加。其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谷价踊贵，奏曰：“宜省庶司扈从，令诸州及三辅先有所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赈给，计可支一、二年。徙东都，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人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少得安居。今宁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少有饥乏，降诏哀矜，躬亲支计，救其危急且犹不及。陛下幸东都，以就储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皆为下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若能更广陕运，支入京仓，廪常有三二年，即无忧水旱。今日天下输丁若有四百万人，每丁出钱百文充陕洛，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若能开充漕计，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发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当）［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请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于船回。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在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则于河岸傍山车回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船）［搬］下贮纳。水通（既）［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溯河入渭，更无停留，可省巨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