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通志

粮船不通。《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脱脱开金口河，引浑河之水。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以郭守敬事观之，浑河水既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可通。以漕司言及脱脱事观之，浑水既不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二者所纪事实相悖。本朝通州至京师自来陆运，虽屡有言者欲开河通舟，而竟不能行。愚意元始开通惠河，导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则榆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又引浑河注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其后值时亢旱，二河之源以及诸泉皆微细，故河浅而不能通舟。漕司言因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浅涩，殊不知浑、榆二水虽引入新开闸河，而其下流亦必至于通州，别无走泄，其浅涩不能载重者，乃时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至也。至于脱脱开金口河，则因开河之始偶值浑河泛溢而至壅淤耳。若当水势平缓之时引之，而又于分流之处为之节制，未必遽尔泥壅也。使果水性善淤，如是则自卢沟以至通州浑河经流之道至今淤为平地矣，岂理也哉？盖陆运车户得利，而漕卒受害。元时亦多陆运，故接运粮提举司有车户之设，隶都水监。漕司之言，未必不惑于车户之私，因时亢旱而为沮废之计者。今若不惑，群议修复元之旧河，导引西山诸泉尽归一河，以达于城之西，于双塔之开渠引榆河入焉。又于渠口置闸，以待天旱水微。于榆河东流之处筑坝，遏水西出闸口，由渠以达于都城之西。雨潦水涨浃，但令水东由故道以杀其势。又寻金口河故道而开浚之，筑长堤于浑河之东岸，而置闸于分水之口，设官卒以守。水微则开闸以纳水，水涨则闭而筑之。水由一闸口来，势不全注，旁又有堤，正如宁阳置堽城闸坝之法，既不淤塞，亦不为害。如此惟大旱之岁舟不能行，雨若时降，上源有水，舟必可通，使漕军免四十余里陆运之劳，其为利可胜言哉？况近京之地土性坚实，水之所经，遏塞导引，其法易施。若以为此河经历贤哲多矣，果可漕运，必不至今日。是不然，水性有定者，利害易见，其盈涸不常者，不可即一时之事而昧变通之宜。苟遏引有方，未有不可兴利除害，岂可以前人所及为而遂弃不为哉！且元郭守敬始开通惠河，舟至横水浑，舳舻蔽水，则前人固已为之而有验矣。有志于兴水利者，不可不知。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某具奏，其略曰：切惟天生水利，本以为人顺而成之，斯为大智。我朝建都胜地，设漕运以给用，复自真、扬至通州，避海涛之艰险，就里河之便途，闸坝相沿，亭候相望。太宗文皇帝贻燕之谋甚宏远，而尚书宋礼、平江伯陈瑄赞理之功亦岂可诬哉！自通州至都城仅五十里，原有闸河一带，废渠设卒，故闸置官，非无为也，而乃未究其志。漕臣题奏，奉有明旨，而竟莫之举行。京储之陆挽，穷军之受累，非一朝一夕矣。以此五十里之近，一衣带水之河，前元以一人疏凿而有功，今乃累经建议而未就绪，一难一易，夫岂无所自哉！访得前元河道，在于宫墙外边，经过西山诸水，从青龙闸、海子合流于大通桥，水源盛大，水势汹涌。庆丰、平津、通流等七闸略加挑浚，以时启闭，则水易聚而漕艘可行。数世之享其利者，职此故也。今此水从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非复曩时故道。禁庭潴水深广处甚多，则其流之出于外者微细，而其趋于河者缓弱。七闸相去五十里有几，而高低就逾五十尺，势甚直遂。夫水性本趋下者，流既微弱而势又直遂，故易涸而难盈，易泄而难聚。所以永乐年间，曾于此河搬运大木，即今营建木植并竹木杂料，皆从此河而入。积至月余，而后可剥运一次。若粮船一齐涌到，七闸并启，上源下来，下流不接，固有经十余日而一船不得渡一闸者。水行之迟，不如陆挽之速，故宁就车驴之多费，而不图船价之轻省也。所以累经建议，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利，视有用之河为无用之水。先朝之志终于未究，贫军之苦终于不甦也。为今之计，合无因七闸之遗址筑五坝之新制。又于其旁各置减水闸一座，晴旱水小则储蓄而不泄，雨涝水大则疏通而不壅，每坝内置剥船一百只，每船可载一百石，鱼贯而行，昼夜不息，一昼一夜，可运数万石。到大通桥京仓之东，通计一百余日而可运完矣。车辆脚价，每两八石。运船一只装三百石，该车脚三十七两五钱。剥船价每两可百石，运船每只三百石，该船价三两。车价用其十而船价用其三。大通桥沿河起盖仓屋数十间收贮，剥到粮米次第挑赴京仓。坝内合用船只，或漕运自备，或张家湾居民车辆之家亦听造船。 □利在河，生理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前隙哉！况各闸土石见存，官吏、闸夫见有不必添设。再照大通桥至阳朝关相隔四里二十九步，旧有河二道，今筑城壕矣。应否开通，取自上裁。若必为固城之计，而不欲改辟此河，则四里之脚价费亦不甚多也。再照自通州南门起至张家湾广利闸一十一里，长一千九百八十丈，系前元旧行闸河。通州西水门外小板桥以西，原有旧城河一道，至西北城角转至北门土坝，止共长三百五十余步。以今年春夏间参将王佐督促运船，由张家湾至通州东城门下搬入通仓，就省脚银一万三千余两。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径达里河，则所省实多，又不止于万余两之脚价而已。

总兵官顾仕隆议曰：每年各卫运粮，多至六七月内到京，彼时农务正忙，大雨不时，车辆数少，泥淖难行，须用厚价雇车，方肯装载，往往脚价使用不敷，揭债上纳，展转迟误。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桥至张家湾一带河道，乃元时转运通渠，国朝永乐间设立漕运，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纳。自后张家湾水旱，剥船人户与夫包揽光棍之徒要得窃取漕利，巧生奸计，妄言摇动，遂将此河废坠不行。正德元年，有建议者复举兴修，题奉钦依，工部差官会同漕运参将梁玺，用银二万余两，雇倩夫匠，重加挑浚，粮运又曾抵京上纳。未几，复被前项积年奸徒设计阻滞，仍前不行。近年营造大木，悉由此河拽运到京。即此度之粮船，纵曰难行，剥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为地峻水急，不能由闸而上。臣等愚见，若将此河原设五闸少加修理，每闸下板六七块，水大听其漫流，水小任其积聚。每闸审度河道宽窄，各造大小剥船五十只，共船二百五十只。每只用军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隶总下官军运粮到湾之时，借用驾使，恐不能济，一听参将王佐委官雇人撑驾。本总把总并该运官交粮米盘上剥船，连军协力挽拽。参将王佐总为提调，催督逐闸盘运，虽遇阴晴泥泞，亦可达京，大意相同浙江各坝盘船之法。若或天晴，亦听分雇车脚，水陆并进，庶获济益。臣等每见漕运日困，使用日繁，若专守旧法，恐难拯救。此河行亦可少杀车脚之费矣。如蒙乞敕该部从长计议，臣等于淮扬地方动支漕运官银，雇募夫匠，打造剥船、置办口袋，完日，送参将王佐处，听其委拨官军管领。船行之日，省出脚银以备下年添造剥船，并各闸及近城地方盖造厂房，堆放粮米，以防阴雨。（謄）［腾］卸剥船，毋使停滞。若有假势要名色包揽口袋，及车户光棍人等，敢为倡率妄言沮坏，或别生奸计，盗决河防，听科道官参劾，并行参将王佐督问，通州分守等官访拿问拟，重罪枷号，仍发边卫充军，庶奸徒知警，浮议自息，而漕运可行矣。

●漕运通志 卷之十　漕文略

卷之十　漕文略

制物以利用，用有大小，有始终，有兴革，非文无以载也。漕亘南北数千里，裁成之功非一，於是碑记乃作。夫考文可以知世，德政之所由见也。辑《漕文略》。

敕建弘仁桥碑［记］，李文达贤撰，其略曰：

都城之南一水，横流于巽方，其源由兑而离，四泉沮洳，会而为河，至巽乃大。有一津焉，在南苑之左，去城四十里。凡外郡畿内之人，自南而来者，东西二途胥由此渡。有功者岁为架木桥，奈何不能坚固。而寒沍之际不免涉水，夏秋水涨，既有覆溺艰阻之虞，人之病涉，莫此为甚。天顺癸未春，皇上命创建石桥，桥长二十五丈，广三丈，为洞有九，以醒木为栏于两旁以障，田者增岸于南北，以防冲突。为寺为庙，以资维护。经始于岁四月十五日，讫功于十一月初一日。赐名曰“弘仁桥”，乃命臣贤为记，用示永久。

改修庆丰石闸记，宋聚撰，其略曰：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有二年，前昭文馆大学士之大夫院领都水监事臣郭守敬图水利，奏昌平之白浮村导神山泉，盖西山水合马眼泉诸水为渠，曰“通惠河”，贯京城，迤逦出南水门，过通州抵高丽庄之闸，为里二百，视地形创为闸，附岸壁及底皆用木，凡二十四，庆丰其一也。后二十年，当至大四年，诸闸（寝）［寖］腐，幸相请以石易，为万世利□□□□□□□作□□举。准有司以□□□天顺元年□□□□□□□□□高□□广□丈二尺。经始于三月之望，于六月十五日告成。

敕建永通桥碑［记］，据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二“敕建永通桥记”校。李忠文时勉撰，其略曰：

通州在京城之东，潞河之上。凡四方万（里）［国］贡赋由水道以达京师者，必萃于此，实国家之要冲也。由州城西行八里许有河，盖京都诸水之会流而（下）［东］者。河虽不广，而水潦沮洳，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溢）［涨］，尝架木为桥，或比舟为梁，以通道往来，数易而速坏，舆马多致覆溺，而运输者尤为艰阻，劳费烦扰，不胜其患。内官监太监臣李德等以其事闻上，欲于其地建石桥，乃命司礼监太监臣王振往经度之，《文集》下有“（振）还奏云：‘此陆运……然欲坚久而不坏，在委任得人。上闻，即’”。命总督漕运都督臣武兴［等］发（漕卒）［军夫］，都指挥佥事臣陈信领之，工部尚书臣王卺等会计经费，侍郎臣王永和提督之，又命内官监太监臣阮安总理之。安谓众曰：朝廷迁都北京，建万（万）世不拔之丕基，其要在于漕运实军国所资。而此桥乃陆道之通衢，非细故也，宜各尽乃心，以成盛美。众咸曰：然。于是庀群材，辑众工，诹吉兴役，万夫齐奋，并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绪。桥东西（文集作“南北”）五十尺，为水道三圈（文集作“券”），与平底石皆交互通贯，锢以铁，分（文集作 “券”）水石护铁柱，当其冲。桥南北（文集作“东西”）二百尺，旁皆以石为栏（杆）［槛］。作一牌楼，题曰“永通桥”，盖上所赐名也。又立庙祀河神，而以玄帝镇之。坚壮完固，宏伟盛丽。经始于正统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告成于十一月十有九日。昔文王作台于苑囿，固无预于民事，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诗人又被之歌咏，传诵无穷。今皇上命建此桥，实所以惠利于人，而人心踊跃欢欣以趋其事者，诚无异乎文王之时，亦何其盛哉！

直沽接运官德政碑记，贡师道撰，其略曰：

世祖皇帝定都于燕，使由江河转运，以馈饷，顾岂不可，然而圣朝包六合为一，建丕基于无穷。以中吴水所聚也，稻米出焉。故郎中吴太平禹卿以建漕府，漕府官贵重，当岁春夏运，复于江浙行省奏选宰臣董饷吴下，阖东南郡国粮给京师者，万艘如云，毕集海濒之刘家港。于是省臣漕臣悉斋戒蠲洁，以卜吉于天妃灵慈宫。卜既协吉，乃命漕臣持章秘符，俾率其属纵金鼓以统民，建纛置牙，无敢后先，舟师（梢）［艄］工露趾文身，恋布帕首。共散布于各艘者，每舟不下数十百人，蛮语夷歌，犷心牧牛面，调驯慑伏，本之以恩，齐之以法，龙骧万斛，崔巍如山，纔远海壖，仅比一叶，崩腾大浪，天回地棹，鳌吐鲸吸，出没变怪，谓天下之至险，顾不信哉？国家以其事重且难，故于每岁春夏运粮。舟将抵直沽口，即分都漕运官出接运，中书省复遣才干重臣从至海坝，一一交卸，石以万计，其多至数百万。故接运官稍立崖异，辄足为害，矧或从名以较实，鹜外以微誉，民将若之何？盖雇募之令出无涯而诛求之责方未已。于是漕民有或剥舟匍匐而归者，有或借贷狼狈而归者。数年之间，漕运倾疲，而国家之粮饷非可暂息。至正六年夏，接运官、奉政大夫、中书、户部员外郎吴太平禹卿皆以宽简布政，于是漕民相与论列其所以敷惠于漕民者，勒金石。

直沽接运［官］王公董古鲁公去思碑［记］，该文柳贯《待制集》未载。柳贯撰，其略曰：

后至元庚辰冬，海运之民倪实等介其府令史王元珪以书来，言曰：世祖皇帝既混一区夏，爰始取道辽海，运米南土，给饷京师。内置漕运使司暨万户府于京畿，外立都漕运万户府于吴会，募民籍名数具舟航以任其事。凡运米以石计，岁三百五十万有奇。每春若夏再运，万户分命僚属，吴会太仓帆恃风径绝洋海运，北抵直沽。漕运万户之在内者亦部置其官，数往翼舟航交受所运，达之京仓。当其归纳授受之际，或失其当，分拿轇輵，狼狈折阅，则海运之民倾资破产以补不足，其患有不能胜者。故朝廷必选官直沽，按临监护，名曰“接运”，监其隐微，辨其枉直，权其授受，砥其平以去其弊。后至元再元之六年，万户何里中宪职春运抵直沽，时兵部郎中济宁王公维干君锡、礼部员外郎董古鲁公元善，又奉命朝省主接运事。米凡至者百七十万石，有司举元所进样以比类，其色泽有不同者，弗受，告于公，二公曰：“郡所进米为样袋二三合耳。使者昼夜驰驿数千里抵京师，风日振薄，无所壅蔽，故能致明洁。若是分运之法，六千石载一舟，气含溟波，蒸盒历暑，色又何能相同？凡以样进者，惧其杂灰糠耳。兹既无是也，色虽不同，苟能饭焉，以充吾饥，受之庸何伤？”或又有以米样蒸热，弗受。公愀然曰：“噫，檐储峙者尚尔，况万斛之舟之所积乎？且民捐躯涉万里不测之渊，出入蛟蜗爪牙间，幸至此，汝弗受，将安往归之？邪徒久逗漫淫，蚕食侵牟，民益困。”有司乃不敢有所言。先是接运官廨毁于延燎，有司僦民居之宏敞者以馆于公，公度其费无从出，乃辞焉。即临清万户府听事以居，殊湫隘。二公曰：“是虽隘，然庶无僦屋费以厉民。”或霖潦骄阳，则手编苇自蔽，处之泰然，无一毫勉强意。直沽素无嘉醖，海舟有货东阳之名酒者，有司给传食市以进，公弗受。曰：“若虽酬其直，宁能无所嫌也？”官属吏民小过者必谆切教戒而宽容之，虽蒲鞭未始示辱于人，而人亦服其威信，罔敢怠逸。下车以五月三日，甫再越月集事，七月四日归报于朝。我民思之，去之愈远且久而不能忘，愿有以识之。贯辞不获命，谨述其辞，以识如右。

沧州导水记，王大本撰，其略［曰］：

黄河既南徙，九河故道遂以堙，漳渎不与同归，独行□千里，会于今北海之涯，其流滔滔汩汩，视黄河伯仲间耳。垠岸高于平地，亦犹黄河之水下成皋虎牢而东也。皇元定都于燕，漳河为运漕之渠，控引东南居货，千樯万艘上供军国经用。故老相传，在国初时，波流犹未宏达，自江南内附而其势日增。至元五年秋八月大雨决河，八里塘之湾为口者三，湍悍喷激，如万马奔突，长驱而前。南皮清池之境东西二十余里，南北三十余里，潴泽汇渊，灶蜗圃鱼。荡析离居之民相与言曰：“沧州古雄藩，其濠深广，又距海孔迩，水行故地，第有屯府、小左卫曲防之，无由径达。泰定间，乡民吕叔范抗疏陈情，奉旨开掘以便民，又为大渠以泄水。继有方命，圮族乘时射利，遂以复塞。有能贾勇以倡，吾徒当负锸从之，水入濠注海，则还我壤地，而修我墙屋矣。”脱因不花者，故参政庄武公之孙、今江西宪副景仁公之子也，以国学上舍生取置宣文阁。其人知学知义，又一乡之望，即以为己任。闻者壮其谋，从之如云，各执其物立于两堧，破筑去壅。义民所趋，水亦随赴。始屯军先率其徒数百人盛气以待，我众直而壮，彼自度非敌，逡巡而去。夫水之为民害也久矣，备御之道存乎其人，使南皮清池之民奋于事功而潦不为灾，首义之力也。其人又相与言曰：“河决可塞，而来者未可卜也。曲防可溃，而人力其可复也。事可以稽旧典，而义可以激流俗也。丐文刻石以遗后来，固斯民百世之福也。”

南皮县浚川记，刘沂撰，其略曰：

皇元以水利遂民生，都水司官于是乎设，岁以御河漕民间粟供京畿，至亿万计。今之御河，源通漳水，东迤北流经景、陵、沧等州地而入于海。南皮，沧之属邑也，与景之吴桥东尤接境，河水至是势益大。夏秋霖雨，堤岸决啮，其害愈剧。不决于陵则决于景，无岁无之。邑东北去四十五里，有郎儿口，遇河水泛涨，实受所冲。口之北率皆长芦万户府军屯地。泰定初，彼欲专其利，以力塞之，随遗邑民垫溺之患尔。掌邑政者上陈利害，奉都省移檄部属，遂命疏通，使各安其业，典册具载可考。迄至元五年，经涉十有六载，未尝有易。是岁季夏，河水决陵之界，直趋河口。军屯田者谓：岁月远而无稽，县邑不御复塞之。时怀来王公君美适尹是邑，极言其弊，奉省檄体前议以行，民始不被其害。公既解篆，继任是邑者政暇兴念及此，佥曰：河口水之所经，或塞或决，终无一定之规，簿书谨存，恐不经久，异日复为民害，何若勒之贞珉，以示无穷，使后欲壅水害民者凛然知畏，不亦善乎！

通济河碑［记］，杨文贞士奇撰，其略曰：

南去通州二百里，杨村驿之北，河屡决。河仰受北河、汤河、潞河诸水，下合直沽南来之水入海。凡齐、鲁、汴、蜀、湘、汉、江、广、闽、浙之赋运及海内、海外朝觐贡献之上于北京者，皆道此以达，所系之重也。其水之失性也，自洪武之季至今，四五十年之间，屡决屡筑，筑已复决，智殚力疲，公私患之。皇上嗣大统之明年秋，有司以决闻，请如故事，可之。三年春复决。上以命太监阮安，安受命行，还奏，水当顺其势道之，今逆之使□屈，势不得达，故决。宜取径道改凿，使其顺下。臣视河西务径行二十里许，可凿引，用万五千人，一月庶几可以免决，遂以图进。上遂以命武进伯朱冕发卒，少保、工部尚书吴中发民，如所计之数，诹日兴役，以安董之，如期（峻）［竣］事，遂因其故道河下趣焉。安行夹河筑防，既崇且厚，伐木以捍之，植树以固之，革险为夷。事闻，赐名“通济河”。少保吴公属记是役之成。古者治水，自京师始先所重也。斯河之重，固以京师然。昔者作之难而今之易，何也？非奉命之臣其用心之诚与公者有异乎斯役也，实本于皇上之善用人，知之明，任之专，此功之所由成也。自古英君明主所以克兴事功，未有不由斯道。谨因纪是，复遂惟本，作诗以颂圣天子仁明之功。

开会通河功成之碑［记］，杨文郁撰，其略曰：

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内外罔不臣顺。汶合泗分流以达东阿，乃置汶泗都漕运使司，控引江、淮、岭、海以供京师。自东阿至临清三百里，舍舟而陆，车输至御河，徒民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六户，除租庸调，道经（荏）［茌］平，其间苦地势卑下，遇夏秋霖潦，牛偾輹脱，难阻万状。或使驿旁午，贡献相望，负戴底滞，晦暝呼警，行居骚然，公私为病，为日久矣。皇帝方图收太平之功，士有出意见论利害者，咸得自效。寿张县尹韩仲晖、前太史边源朱国盛《南河全考》：边源为太医院令史。相继建言：汶水属之御河，比陆运利相十百。时诏廷臣求其策，未得要，便以仲晖、源言为然，遂以都漕运副使马之贞同源按视之。贞等至则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参之众议，图上曲折，备言可开之状。于是丞相相哥合同僚敷奏，且以图进。上谕允，赐中统楮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万石、盐五万斤，以给傭直备器用。征傍近郡丁夫三万，驿遣断事官忙（达）［速］儿、礼部尚书张礼孙、兵部郎中李处巽洎之贞、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须城安山之西南，寿张西北行，过东昌又西北至临清达御河，共长二百五十余里。以六月辛亥决没流以趣之。仍起堰闸以节蓄泄，完堤防以备荡激。滨渠之民喜见泛舟之役，于是须城、聊城两县耆寿各诣所治致辞：宜纪成绩。治渠使者以为请序。时大驾临幸上都，驿置以闻，上诏翰林院为运河命曰：且文其碑。臣等乞赐名“会通”。

安平镇治水之碑［记］，本文徐溥《谦斋文集》未载。徐文靖溥撰，其略曰：

安平镇，旧名张秋，实运河要地也。景泰间，黄河支流决镇之沙湾，坏运河。朝廷命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徐有贞塞而堤之。弘治六年，复决于下流十里许，汶水从之，由东阿旧盐河以入于海。厥后霖涝大溢，广至九十余丈，运河自东昌而下，卒多淤涸，舟楫不通。今上以为忧，既敕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往治之，又特敕内官监太监臣李兴、平江伯臣陈锐总督山东，兵民夫役与之共事。时夏且半，漕舟已集，一经决口，挽力数倍，稍失手辄覆溺不可救。佥谓宜急先务，乃于西岸稍南凿月河，长三里许，引舟由之，次第皆济，及冬水落，乃为塞决。计规仿古法，酌以时宜，筑东西二台。植木为表，多施大索，用船杂置土石，凿而沈之，压以巨埽，囊土以实其罅。役夫番代，阅三昼夜弗息，而决始塞，其外则甃石树杙，累筑而固之。又于其南为石坝，以备宣节。于上流为黄陵冈，黄陵未塞，则安平之功亦不易保，故二役并兴。而湍势悍急，再塞再决，群喙口凶口凶，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易镇名曰“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