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年一，经传经籍，不见补殷之文。”著作郎徐广议：“若用三十月，今则应用四月，於时有殷而迁在冬。从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则应用二年四月。是追计辛未岁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刘涧之等议：“泰元元年四月应殷，而礼官堕失，逮用十月，本非正期，以失为始。”尚书奏从谧议）。博士陈舒表，三岁一闰，五年祭，八年又殷，两头如四，实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间含二，则十年四殷，与礼五年再殷，其议合矣。博士徐禅议：“《春秋左氏传》曰：‘岁及坛单，终及郊宗石室。’许慎称旧说曰：‘终者，谓孝子三年丧终则於太庙，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议：“礼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学博士曹述初难云：“三年之丧，其实二十有五月，则五年何必六十月。礼，天子特礻勺，三时皆，虽有定年，而文无定月（按：《明堂位》“夏六月，以礼祀周公。”则今之四月。“七月月至，孟献子其祖，”则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庙”，则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闰，无取三年丧也。，三时皆可者，盖丧中则吉而，服终无常，故随所遇，唯春不，故曰特礻勺，非殷祀常也。礼，大事有时日，故尝以时，况之重，无定月乎！”今据徐邈议，每三十月当殷祀（贺循《祭图》：太祖东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议：“权制即吉，圣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十三礼（太学博士徐道娱议曰：“按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时，礼也。”《周礼》“仲冬享”。《月令》“季秋尝稻。”晋以春曲沃，齐十一月尝太公，此并孟冬区分不共之明文矣。寻殷祀重，祭荐礼轻。轻尚异月，重宁反同？且“祭不欲数，数则黩”。今隔旬频享，於礼为烦）。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旧令，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领曹郎范义参议：“依永初三年例，须再周之外殷祭。寻祭再周，来二年三月，若以四见殷，则犹在礻覃内。”下礼官议正。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按《礼》，三年丧毕，然後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且不礻覃即祭，见讥於《春秋》。求之古礼，丧服未终，故无享之义。自汉以来，一从权制，宗庙朝聘，莫不皆吉。”太学博士徐宏议：“三年之丧，虽从权制，再周祥变，犹服缟素，未为纯吉，无容以祭。谓来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则允。”太常丞朱膺之议：“《虞礼》云：‘中月而礻覃，是月也吉祭，犹未配。’谓二十七月既礻覃祭，当四时之祭日，则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谓礻覃不得祭也，《春秋》闵公二年‘吉於庄公’。郑注云：‘闵公心惧於难，务自尊大以厌其祸。凡二十二月而除丧，又不礻覃。’明礻覃内不得也。按旧说，三年丧毕，遇则，遇则。郑元云：‘以孟夏，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亦以鲁闵因纪制耳，何必全许素冠。行吉。‘郎中周景远参议：“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议曰‘权制即吉，圣代宜耳。宗庙大礼，宜依旧古典。’则是皇宋开代成准。谓徐宏、朱膺之议用来二年十月殷祀为允。”诏可）。”太明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应殷祠，若事中未得，用孟秋（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按《礼记》云：‘天子尝。’则夏秋冬皆殷。晋义熙初，仆射孔安国议‘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馀年，用三十月辄殷祀。’博士徐乾扰《礼》难安国，又引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专用冬夏。时虽不从乾议，而安国无以夺之。今若以来年四月未得殷祀，迁用孟秋，於礼无违矣。”诏可）。”

梁制，三年一，五年一，谓之殷祭。以夏，以冬，皆以功臣配。其仪颇同南郊。

尚书左丞何佟之议曰：“於首夏，物皆未成故为小，於秋冬，万物皆成其礼尤。大司勋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知尤大，乃及之也。近代，并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诏从之。

陈制，五年再殷。殷，大而合祭也。

魏文帝太和十三年，诏公卿议王、郑言之是非。尚书游明根言曰：“郑氏之义，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谓之者，审谛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庙谓之者，审谛其昭穆，百官也。圜丘常合不言，宗庙时故言。斯则宗庙并行，圜丘一而已。宜於宗庙俱行之礼。二礼异，故名殊。依《礼》，春废，特礻勺，於谛则，于尝、于则尝，不废三时，三时皆行之礼。”中书监高闾又言：“祭圜丘与郑义同者，以为有虞黄帝，黄帝非虞在庙之帝，不在庙，非圜丘而何？又《大传》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庙之文。《论语》称‘自既灌以往。’《尔雅》称‘，大祭也’。诸侯无礼，唯夏祭称，又非宗庙之。鲁行天子之仪，不敢专行圜丘之，改殷之，取其名於宗庙，因先有，遂生两名。其宗庙之祭，据王氏之义，而，止於一时，一时者，祭不欲数。一岁三，愚以为过数。”

诏曰：“明根、闾等，据二家之义，论详矣。至於事取折衷，犹有未允。闾以为名，义同王氏，祭圜丘，事与郑同。无非间然。明根以郑氏同，两名两祭，并存并用，理有未俱。据二义，一时、，而阙二时之礼，事有难从。先王制礼，内缘人子之情，外协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庙，数尽则毁，藏主於太祖之庙，三年而祭之。代尽则毁，以示有终之义；三年而，以申追远之情。既是一祭，分而两之，事无所据。毁庙三年一，又有不尽四时，於礼为阙。七庙四时常祭，则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时，於情为简。王以为一祭，王义为长。郑以圜丘为，与宗庙大祭同名，义亦为当。今互取郑、王二义。、并为一名，从王；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从郑。若以数则黩，五年一，改从。五年一，则四时尽，以称今情。则依《礼》文，先而後时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为代法。”

宣武帝景明中，秘书丞孙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废帝正始二年，积二十五晦为大祥。有司以为礻覃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礼应。王肃以为祥月，至其年二月，宜应祭。虽各异议，至於丧毕之，明年之，其义一焉。请取郑舍王，礻覃终此晦，来月中旬，礼应大。六室宗┙，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群庙。自兹以後，五年为常。又古之祭法，时并行，天子先後时，诸侯先时後。此施古为当，在今则否。且礼有升降，事有文质，时之制，圣人弗违。当之月，宜减时祭。”从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时议来秋七月应祭於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今宣武皇帝主虽入庙，然尝时祭，犹别寝室，至於殷，宜存古典。按《礼》，三年丧毕，於太祖，明年春於群庙。又按杜元凯云：‘卒哭而除，三年丧毕而。’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犹未。王肃以为既除即吉，故特时祭，至於，宜存古礼。高堂隆如肃议，於是停殷祭。又仰寻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庙，景明元年七月於太祖，三年春於群庙。亦三年乃。准古礼及晋魏之议，并景明故事，愚谓来秋七月，祭应停，宜待三年终乃後。”从之。

致堂胡氏曰：“宗庙之祭，莫重於。而自汉以来，诸儒之论纷纭交错，诚如聚讼，莫得其要，则混然行之，不有达理真儒，择乎经训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来之昭昭邪！真儒之言曰，天子，诸侯，大夫享，庶人荐，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者，以《礼》云‘礼，不王不’知之也。所以知诸侯者，鲁侯国当用，而以赐天子礼乐，故《春秋》中有无，而孔子曰‘鲁之郊非礼也’，言诸侯不当用也。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为东向之尊，馀庙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谓。诸侯无所自出之帝，则合群庙之主而食於太庙，是之谓。若其时其物，则视其所得用而隆杀之矣。以此断，岂不明哉。”

按：以为共一祭而异名，以为合祭祖宗，审谛昭穆之义，汉儒之说也。近代诸儒多不以为然，独致堂从之。然《大传》“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继之曰：“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及其高。”其文意亦似共，只说一祭。天子则谓之。所谓“不王不”，而祭则及其祖之所自出。诸侯则不可以言，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必有功劳见知於君，许之，则千可及高祖。盖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远近，故异其名。所以鲁之祭者，即也。若《大传》文“诸侯”之下更有一“”字，则其义尤明。

後齐、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预祭。

後周、则於太祖庙，亦以皇后预祭，其仪与後齐同。

隋二年一，以孟冬，迁主、未迁主合食於太祖之庙。五年一，以孟夏，其迁主各食其所迁之庙，未迁之主各於其庙。之日，则停时享，而陈诸瑞物及伐国所获珍奇於庙庭，及以功臣配享。

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当，而有司疑其年数。太学博士史元璨等议，以为“新君丧毕而，明年而，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盖从去前五年，而常在後三年，常在後二年。鲁宣公八年僖公，盖二年丧毕而，明年而，至八年而再。昭公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又，此可知也。”议者以元璨言有经据。遂从之。

元宗开元六年，睿宗崩，丧毕而，明年而。自是之後，、各自计年，不相通数，凡七五。至二十七年，、并在一岁，有司觉其非，乃议：以为一一，五年再殷，宜通数。而後置，岁数远近，二说不同，郑元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谓为二相去，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焉。此最为得，遂用其说。由是一一，在五年之间，合於再殷之义，而置先後不同焉。

致堂胡氏曰：《礼记 大传》曰：“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干及其高祖。”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之正文也。终《大传》一篇，无舛驳於圣王之教者，此孔氏所传也。《王制》乃汉儒刺经为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驳於圣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传也。以义类考之，、皆合食也。故君子曰其所自出之帝为东向之尊，其馀合食於前，此之谓；诸侯无所自出之帝，则於太祖庙合群庙之主而食，此之谓。天子，诸侯，上下之杀也。鲁诸侯何以得？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勋劳於天下，赐鲁以天子礼乐，使用诸太庙，上祀周公，於是乎有。所以《春秋》言不言也，此稽《大传》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礻勺，夏。”又曰，天子“，尝，。”又曰诸侯“一，直一”。又曰“诸侯礻勺则不，则不尝”。其言纷错淆乱，莫可按据。郑氏不能辩正，又曲为之说，“春礻勺夏，乃夏殷祭名，周则改之，以为殷祭。”且《王制》所载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汉儒而不通义之一也。又曰，天子诸侯之丧毕，合先君主於祖庙而祭之，谓之，此惑於汉儒不通义之二也。又曰，天子先而後时祭，此惑於汉儒不通祭之三也。又曰，鲁礼三年丧毕而於太祖，明年春於群庙，此惑於汉儒不通义之四也。又曰，，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一，此又自叛其说，不晓义之五也。又曰，诸侯岁不，下天子也，此又不晓义之六也。其释《大传》曰，其所自出，谓郊天也，此又断以己意不晓义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尝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鲁之郊非礼也”。则知诸侯无而当，天子无而有，岂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凭郑氏所释，而不考《祭法》、《大传》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冬，始知其数而渎也，不亦失之远乎？天子诸侯之礼，若一与二之辨，岂可僭哉。鲁受成王之赐，以臣僭君，孔子己深非之，况後世遵汉儒之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圣君监此，则一言而决矣。

天宝八载制：国家系本仙宗，业承圣祖。自今以後，每并於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礼，钦若元宗，下以尽虔恭之诚，无违至道。比来每缘，其常享则停，事虽於从宜，礼或亏於必备。己後每缘，其常享无废，享以素馔，三焚香，以代三献。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为祖，孝子慈孙岂忍为也！使聃而果祖也，犹非所自出之帝，不得与合食之享。况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两姓之庙也。此唐世典礼之大失，而当时无一人言者。君好谀而臣献谄，故虽以他人为祖，而终不得知，又况其馀乎！

德宗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国家诞受天命，累圣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世数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惟有六室。其弘农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之数。著在礼志，可举而行。开元中，加置九庙，懿、献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东向之尊。今二祖己祧，九室惟序，则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迁而居昭穆，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徵诸故实，有所未安。请下百僚佥议。”敕旨依。

礼，，太祖位於西而东向，其子孙列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虽己毁庙之主，皆出而序於昭穆。殷、周之兴，太祖世远，而群庙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礼易明。汉、魏以来，其兴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创国之君为太祖，而世近毁庙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不得如古，而汉、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唐兴，以景皇帝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至，乃虚东向之位，而太祖与群庙列於昭穆。代宗即位，元宗、肃宗而迁献祖、懿祖於夹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得正其位而东向，而献、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学博士陈京请为献祖、懿祖立别庙，至则享。礼仪使颜真卿议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迁之尊，而之时，暂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晋蔡谟议，以献祖居东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为昭穆。由是议者纷然。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议，以“太祖百代不迁，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非是。请下百僚议。”工部郎中张荐等议与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晋蔡谟之议也。谟为‘禹不先鲧’之说，虽有其言，当时不用。献、懿二祖，宜藏夹室，以合《祭法》‘远庙为祧’，而‘坛、单有祷则祭。无祷则止’之义。”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礼》有先公之祧，迁祖藏於后稷之庙，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迁主藏於文、武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献祖懿、祖犹周先公也，请筑别庙以居之。”司勋员外郎裴枢曰：“建石室於寝园，以藏神主，至之岁则祭之。”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县尉仲子陵皆曰：“迁神主於德明、兴圣庙。”京兆少尹韦武曰：“则献祖东向，则太祖东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陆淳曰：“议者多矣，不过三而已。一曰复太祖之正位，二曰并列昭穆而虚东向，三曰则献祖、则太祖，迭居东向而复正太庙之位为是。然太祖复位，则献、懿之主，宜有所归：一曰藏诸夹室，二曰置之别庙，三曰迁於园寝，四曰於兴圣。然而藏诸夹室则无享献之期，置之别庙则非《礼经》之文，迁於寝园则乱宗庙之仪，唯於兴圣为是。”至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献议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议。户部尚书王诏等五十五人，请迁懿祖兴圣庙。议遂定。由是太祖始复东向之位。

四门博士韩愈献议曰：“今辄先举众议之非，然而申明其说。一曰献、懿庙主宜永藏之夹室，臣以为不可。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当合食於太祖，献、懿二祖即毁庙主也，今虽藏於夹室，至之时，岂得不食於太庙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谓之合矣。二曰献、懿庙主宜毁之瘗之，臣又以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单，其毁庙之主皆藏於祧庙，虽百代不毁，，则陈於太庙而享焉。自魏、晋已降，始有毁瘗之议，事非经据，竟不可施行。今国家德厚流光，创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二祖犹在坛单之位，况於毁瘗而不乎？三曰献、懿庙主宜各迁於其陵所，臣又以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师，列於太庙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迁之，岂惟人听疑，抑恐二祖之灵，眷顾依违不即享於下国也。四曰献、懿庙主宜於兴圣庙而不，又以为不可。《传》曰‘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其於属乃献、懿之子孙也，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废其父之大祭，固不可为典矣。五曰献、懿二祖宜别立庙於京师，臣又以为不可。夫礼有所降，情有所杀，是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单，去单为鬼，渐而愈远，其祭益稀。昔者鲁立炀宫，《春秋》非之，以为不当，取己毁之庙，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今之所议，与此正同。又虽违礼立庙，至於也，合食，则无其所，废祭，则於义不通。此五说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闻，求其折中，以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其代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子孙从昭穆之列。礼所称者，盖以纪一时之宜，非传於後代之法也。《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盖言子为父屈也。景皇帝虽太祖也，其於献、懿则子孙也，当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神道，岂远人情？又常祭甚众，合祭甚寡，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不亦顺乎！”

朱子《韩文考异》曰：今按韩公本意，献祖为始祖，其主当居初室，百世不迁。懿祖之主，则当迁於太庙之西夹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诸室。四时之享，则唯懿祖不与，而献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为尊，不相降厌，所谓所伸之祭常多者也。，则唯献祖居东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韩公礼学精深，盖诸儒所不及，故其所议独深得夫孝子慈孙报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为万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时也，程子以为不可漫观者，其谓此类也欤！但其文字简严，读者或未遽晓，故窃推之，以尽其意云。

贞元十二年，祭太庙。近例，祭及亲拜郊，令中使引传国宝至坛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传国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礼官一人，就内库监引领至太庙焉。

昭宗大顺元年，将行祭，有司请以三太后神主享於太庙，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郑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献皇太后韦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当入太庙。当时礼官建议，并置别庙，每年五享，三年一，五年一，皆於本庙行事，无奉神主入庙之文。至是乱离之後，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欲以三太后享，太常博士殷盈孙献议非之（议见《后妃庙门》）。

●卷一百二 宗庙考十二

○

後唐长兴二年四月，享於太庙。

周显德五年六月，於太庙。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庙无祧迁之主，不当行之礼。国子司业聂崇义以为前代宗庙，累迁及追尊未毁者，皆有，别援故事九条以为其证。曰：

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祭，明年又。自兹以後，五年为常。且魏以武帝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毁主而行，其证一也。

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学博士议云：“按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才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其证二也。

梁武帝用谢广议，三年一，五年一，谓之殷祭。祭以夏，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仅追尊四庙而行，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时移节变，孝子感而思亲，故荐以首时，祭以仲月，间以，序以昭穆，乃礼之经也，非关宗庙备与不备，其证三也。

唐礼：贞观九年，将高祖於太庙，国子司业朱子奢请准礼立七庙；是时乃立六庙而行。今捡《会要》及《通典》并《礼阁新仪》，皆载此礼，并与《实录》符同。此乃庙亦未备而行，其证四也。

贞观十六年四月己酉，光禄大夫、宗正卿、纪国公段纶卒，太宗甚伤悼，为不视朝，将出临之，太常奏、祭致斋不得哭，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