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祭致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时，宗庙未备实行，其证五也。

贞观二十三年，自九葬回，迎神主於太极殿之西阶，日中行虞祭之礼。有司请依典礼以神主庙，高宗欲留神主於内寝，旦夕供食，申在生之敬。诏停礼。英国公李等抗表固请，曰：“窃以祖功宗德，饰终之明典；文昭武穆，严配之明训。”今停庙，奉徇哀情，直据典章，乖替为甚。又国哀已後，而庙停时祭，逾月之後，须申大。以唐礼九庙观之，自太宗已上，才足七庙。未有毁主，将申大，其证六也。

贞观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将行祭，依今礼，享功臣并得配享於庙廷，享则不配，请集礼官学士等议。太常卿韦挺议曰：“其及时享，功臣皆应不预。”故《周礼》六功之官，皆大而已。大，即祭也。梁初误功臣，左丞驳议，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礼。窃以五年再，合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论，小则人臣不预，大则兼及有功。今礼，无功臣，诚谓礼不可易。太宗改令从礼，载详此论，该晓历代，援据甚明。又贞观年中，累陈，其证七也。

高宗上元三年，有司享於太庙，上有七室，未有迁主。《通典》、《会要》及《礼阁新仪》具明此礼，其证八也。

中宗景龙三年八月，帝将祠南郊，欲以韦皇后助行郊礼，国子司业郭山等议云：“皇朝旧礼，圜丘分祭天地，唯有皇帝亲拜，更无皇后助祭之文。及时享并，亦无助祭之事。”今据中宗之代，国子祭酒等举之文，称是皇朝旧礼，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其证九也。

疏奏，从之。

宋制：三年一，以孟冬；五年一，以孟夏。

仁宗嘉四年冬十月，大於太庙。

先是，上将亲，下礼官集议东乡之位。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请正太祖东乡位，而知太常礼院韩维以为宜如祖宗故事，虚东乡之位便。时礼官不敢决。乃与待制以上台谏官同议，曰：“太祖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大上列昭穆而虚东乡。魏、晋以来，己用此礼。今亲享之盛，宜如旧便。”诏恭依。

礼官张洞、韩维又言：“唐《郊祀志》载祝文，自献祖至肃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盖昭成，明皇母也。《续曲台礼》有别庙皇后合食之文，盖未有本室，遇享即附祖姑下。所以大顺中，三太后配列祭。博士商盈孙以谓误认《曲台礼》意。每室既有定配，则馀后不当参列，请依奉慈例。”

学士承旨孙等八人曰：“《春秋传》‘大者何，合祭也。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以国朝事宗庙百有馀年，至之日，别庙后主皆升合食，非无典据。祥符五年己曾定议，礼官著酌中之论，先帝有‘恭依’之诏。他年有司摄事，四后合食。今甫欲亲，四后见黜，不亦疑於以礼之烦也？受命之君，以议礼制典为重，继体之君，以承志遵法为美。先帝议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庙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尽祖宗之意，则莫若守其旧礼。疑文偏说，未可尽据。传曰‘祭从先祖’。又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臣等愚以谓如其故便。”

学士欧阳、吴奎等九人曰：“古者宗庙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贵者，始著并之文，其不当者，则又有别庙之祭。本朝，乃以别庙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无文，於今又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怀，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之后，统以帝乐；别庙诸后，以本室乐，二也。升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一统於帝；别庙诸后，乃从专享，三也。升之后，联席而坐；别庙诸后，位乃相绝，四也。章献、章懿在奉慈庙，每遇、本庙致享，最为得礼。若四后各祭於庙，则其尊自申，而於礼无参差不齐之失。以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则是失礼之举，无复是正也。请从礼官。”

於是刘敞特奏曰：“今群臣不务推原《春秋》之法，而独引後儒疑似之说；不务讲求本朝之故，而专倡异代难通之制；不务将顺主上广孝之心，而轻议宗庙久行之仪。欲摈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庙之礼，神灵之位，岂可使有後悔哉。当留圣念。”

初，上春秋高，议者恐上劳拜起，礼官遂造此议。上微闻之，及得敞奏，谓近臣曰：“朕初谓礼当然，苟以拜起为烦，朕犹能之，何惮也！”乃诏“别庙四后，享如旧，俟大礼毕，别加讨论。”

杨氏曰：伏读国朝《会要》仁宗皇帝嘉四年三月，内出御札曰：“惟享之义，著经礼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庙，盛迪尝之荐，深肃ㄊ之怀，追孝奉先，莫斯为重。兹享之废，历年居多，有司所行，出於假摄，礼之将坠，朕深惜之。”大哉王言！此仁圣之君，至孝至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己也。当时建明此议出於富公弼，弼之言曰：“国朝三岁必亲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谓得礼。独於宗庙，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阙典。检书，今年冬至当有事於南郊，又孟冬亦当合享於太庙。欲望诏有司讲求祭大礼，所有降赦推恩，则并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谓“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者也。夫圣王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以享之礼，比於南郊，诚哉，是言也。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时之优恩，其後遂以为故事。今孟冬享，冬至南郊，二大礼相继而并行，享推恩南，郊可复行乎？享肆赦，南郊可复行乎？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事，於是享之礼行，而南郊因而权罢，是虽有以尽宗庙亲之诚，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礼，夫岂圣主之本心然哉？盖欲矫其轻，则事从其重，而遂至於过重，过重，则不可继也。夫因有原庙，则宗庙之礼必至於轻，欲矫其轻，则宗庙之礼必至於过重。不惟过重而已，自是亲止行於一时，而其後遂辍而不举，此则矫轻过重而终於不可继也。夫三年一，此宗庙祀典之大者，其实亦宗庙之常礼也。常礼，则非异事也，何欲矫其轻而遂至於过重，而终至於不可继哉。故曰“轻宗庙而重原庙”，其失一也。

神宗熙宁八年，太常礼院言：“已尊僖祖为太庙祖，孟夏祭，当正东向之位。”又言：“太庙祭神位，己尊始居东乡之位，自顺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为序。自今，著为定礼。”诏恭依。

元丰四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之义，存於《周礼》、《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礼之年，经皆无文，唯《公羊传》曰：‘五年而再盛祭。’《礼纬》曰：‘三年一，五年一。’而郑氏、徐邈又分为二说。为郑氏之说，则曰‘前三後二’，谓後四十二月而，後十八月而。为徐邈之说，则曰‘前二後三’，谓二祭相去各三十个月。驳郑氏者，则曰‘三年而，为月有余；二年而，为月不足。’驳徐氏者，则曰‘在前，则是三年而，在後，则是二年而。’以二说考之，惟郑氏曰：‘鲁礼，三年丧毕，於太庙，明年於群庙，自尔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一。’由此言之，郑氏依仿鲁礼，推明王制，实为有据。本朝庆历初用徐邈说，每三十月一祭。熙宁八年，既又，此有司之失也。请今十八月而，四十二月而，庶几举礼不繁，事神不渎。”

太常礼院言：“唐开元中，礼官用晋徐邈之说，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合‘五年再盛祭’之说，以为之数。本朝自庆历以来，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宁五年後始不通计，遂至八年并在一岁。昨元丰三年四月已行礼，今年若依旧例，十月行享，邪比年频，复踵前失。请依庆历以来旧制，通计年数，皆三十月而祭。”诏依见行典礼。

十月，详定礼文所言：“古者献、馈食，礻龠、祠、、尝，并为先王之享，未尝废一时之祭。故孔颖达《正义》以为：‘天子夏为大祭之，不废时祭之礻勺；秋为大祭之，不废时祭之尝。’则王礼三年一与其享，更为时祭。国朝沿袭故常，之月不行时享，久未正，非古之制。请每之月虽以大祭，仍行时享，以严天子备礼所以丕崇祖宗之义。其郊礼、亲祠准此。”从之。

五年，帝谓宰臣曰：“者，所以审谛祖之所自出，故‘礼，不王不。’奏、汉以来，谱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则礼可废也。”宰臣蔡确等以为圣训得之本意，非诸儒所及。乃诏罢享。

於是详定礼文所言：“按《记》曰：‘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祖高阳世系出自黄帝，则虞、夏黄帝，以高阳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喾，则商人喾，以契配；周祖文王亦出自喾，故周人喾，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远也。艺祖受命，祭四庙，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谱失其传，有司因仍旧说，三年一，五年一，与皆合群庙之主缀食於始祖，失礼莫甚。臣等窃谓国家世系所传，与虞、夏、商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则礼当阙，必推见祖系所出乃可以行。”从之。

礼文所又言：“古者，天子祭宗庙，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礼》，祝延尸入奥，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面南，昭在东，穆在西，乃行朝践之礼，是堂事也。设馔於堂，复延主入室，始祖东面，昭面南，穆面北，徙堂上之馔於室中，乃行馈食之礼，是室事也。请每行大，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面之位。”诏俟庙制成取旨。

徽宗大观四年，议礼局言：“《周官》‘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说者以谓大祭，也。国朝嘉四年，将行享，议者请陈瑞物及陈国之宝。元丰中，有司请亲祠太庙，令户部陈岁之所贡，以充庭实。世祖、神宗皆可其奏。今请享陈设应瑞宝、贡物可出而陈者，并令有司依嘉、元丰诏旨，凡亲祠太庙准此。”从之。

又言：古者祭朝践之时，设始祖之位於户西，南面，昭在东，穆在西，相乡而坐，荐豆笾脯醢，王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徙馔之後，设席於室，在户内西方东面，为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馀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设始祖南方之位而朝践焉，在《礼》谓之“堂事”；设始祖东面之位而馈食焉，在《礼》谓之“室事”。考《汉旧仪》：“宗庙三年大祭，子孙诸帝以昭穆座於高庙，毁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座，高祖南面”，则自汉以前堂上之位未尝废也。元始以後，初去此礼，专设室中东向之位。晋、宋、隋、唐所谓始祖位者，不过论室中之位耳。且少牢馈食，大夫礼也，特牲馈食，士礼也。以《仪礼》考之，大夫、士祭，礼无荐腥朝践之事，故惟馈食於室。至於天子祭宗庙，则堂事、室事皆举，堂上位废而天子北面事神之礼缺矣。伏请每行大，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面之位，始祖南面，昭穆东西相乡，始祖东面，则昭穆南北相乡，以应古义”。诏依所奏。

杨氏曰：“愚按：大，则如朱子《周大图》。时，则如朱子《周时图》。堂上之所以异於室中也，太祖南乡，昭西乡，穆东乡而已。”

高宗建炎二年，车驾南巡，享於洪州。

绍兴二年，享於温州。

吏部员外郎董┍言：“臣闻戎、祀，国之大事，而宗庙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固不一，而为重，大小，则为莫大焉。在礼三年一，五年一。审谛其祖之所自出，谓之；列群庙而合食於太祖，谓之。一一，循环无穷，有国家者，未始或废。今戎事方饬，祭祀之礼未暇遍举，然事有违经戾古，上不当天地神之意，下未合亿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时大臣好胜之臆说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顾虽治兵御戎之际，正厥违误，谓宜不缓者，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伪，混一区宇，立极居尊，建万世不拔之基，垂子孙无穷之绪。即其功德所起，则有同乎周之后稷，乃若因时特起之迹，无异乎汉之高帝，魏、晋而下，莫可拟伦，是宜郊祀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享以居东乡之尊，传千万世而不易者也。国初，稽前代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於享用魏、晋故事，虚东乡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四年，亲行享之礼，尝诏有司详议，太祖东乡，用昭正统之绪。当时在廷多洪儒硕学，佥谓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东乡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论七庙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庙在上，当时大，止列昭穆而虚东乡，盖终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协礼经。暨熙宁之初，僖祖以世次当祧，礼官韩维等据经有请，援证明白，王安石用事，奋其臆说，务以势胜，乃俾章衡建议尊僖祖为始祖，肇居东乡。神宗皇帝初未为然，委曲访问，安石乃谓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而上孝心宜无以异，则尊僖祖必当祖宗神灵之意。神宗意犹未决，博询大臣，故冯京奏谓士大夫以太祖不得东乡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欲罢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开基受命，不许。安石终不然之，乃日本朝配天之礼不合《礼经》。一时有识之士莫敢与辩。元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礼。至於崇宁，宣祖当祧，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术，乃建言请立九庙，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当祧宣祖，并即依旧。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第四室，遇大处昭穆之列，识者恨焉。臣窃谓王者奉先与臣庶异，必合天下之公，愿垂万世之宏规，匪容私意於其间。祖功宗德之外，亲尽迭毁，礼之必然。自古未有功隆创业为一代之太祖而列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东乡之尊历百世而不迁者也。”

又言：“汉、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制，故规规然援后稷为比，而献、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议论纷然，乍迁乍，使当时遂尊神尧为太祖，岂得更有异论？其後庙制既定，始以献、懿而上毁庙之主藏於兴圣、德明之庙，遇即庙而享焉。是为别庙之祭，以全太祖之尊。盖合於汉不以太公居合食之列，魏晋武宣而上庙堂皆不合食之义。当时刚劲如颜真卿、儒宗如韩愈，所议虽各有依据，皆不能易陈京之说，以其当理故也。”

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为始祖，太祖实创业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宁始。宣祖当迁而不迁，翼祖既迁而复，其失自崇宁始。为熙宁之说，则曰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宜与稷、契无异。然商、周之祖稷、契谓其始封而王业之所由起也。稷、契之先自帝喾至於黄帝，谱系甚明，岂以其上世不传而遂尊为始祖邪？为崇宁之说，则曰自我作古而已。夫事不师古，尚复何言，宜其变乱旧章而无所稽考也。臣谨按《春秋》书成宫、僖宫灾，讥其当毁而不毁也；书立武宫、炀宫，讥其不当立而立也。然则宗庙不合於礼，圣人皆贬之矣。又况出於一时用事之臣私意臆说，非天下之公论者，岂可因循而不革哉？臣窃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四庙以致孝享，行之当时可也，至於今日世远亲尽，迭毁之礼，古今所同，所当推尊者，太祖而已。董┍奏请，深得礼意，而其言尚有未尽。盖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曰‘太祖之名不正，大之礼不行’是也。今日之议其可疑者有四：曰‘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数、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庙制异宫，则太祖居中，而群庙列其左右。後世庙制同堂，则太祖居右，而诸室皆列其左。古者享，朝践於堂，则太祖南向，而昭穆位乐西；馈食于室，则太祖东乡，而昭穆位于南北。後世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东乡为太祖之尊焉。若夫群庙迭毁，而太祖不迁，则其礼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庙之始祖，是为庙号，非谥号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皇帝庙号已定，虽更累朝，世次犹近，每於享，必虚东乡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宁，又尊僖祖为庙之始祖，百世不迁，享东乡，而太祖常居穆位，则名实舛矣。倘以熙宁之礼为是，则僖祖当称太祖，而太祖当改庙号。此虽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至於太祖不得东乡，而庙号徒为虚称，则行之六十馀年，抑何理哉？然则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大传》曰：‘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所谓‘商人、周人喾’是也。商以契为太祖，喾为契所自出，故喾而以契配焉。周以稷为太祖，喾为稷所自出，故喾而以稷配焉。《仪礼》曰‘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盖士大夫尊祖，则有时祭而无；诸侯及其太祖，则有而无；其祖之所自出，惟天子得行之，《春秋》书鲁用王礼故也。郑氏以其祖之所自出为祭天，又谓宗庙之，毁庙之主合食於大祖，而亲庙之主各祭於其庙，考之於经，皆无所据。惟王肃之说得之。前代，礼多从郑氏。国朝熙宁以前，但以亲庙合食，为其无毁庙之主故也。惟我太祖之所自出，是为宣祖，当时犹在七庙之数，虽未能如古，然亦不敢废也。其後尊僖祖为庙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礼废。自元丰宗庙之祭，止於三年一，则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诸侯。渎乱等威，莫此为甚。然则大之礼不行，前日之失大矣。臣愚欲乞考古验今，断自圣学，定七庙之礼，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於宣祖，亲尽之庙当迁；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数已备。是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为庙之始祖。每岁五享告朔、荐新，止於七庙。三年一，则太祖正东乡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乡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乡为穆。五年一，则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庙，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则宗庙之事尽合《礼经》，无复前日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请辨之。昔唐以景帝始封尊君太祖，而献、懿二祖又在其先，当时欲正景帝东乡之位，而议迁献、懿之主，则或谓藏之夹室，或谓毁瘗之，或谓迁於陵所，或谓当立别庙，卒从陈京之说，於德明、兴圣之庙。盖皋陶、凉武昭王皆唐之远祖也，故以献、懿焉。惟我宣祖而上，正如唐之献、懿，而景灵崇奉圣祖之宫，亦德明、兴圣之比也。臣窃谓四祖神主宜放唐礼於景灵宫天兴殿，方今巡幸，或寓於天庆观圣祖殿焉，则奉安之所无可疑者。昔唐献、懿於兴圣，遇即庙而享之。臣窃谓四祖神主於天兴，大之岁，亦当就行享礼，既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极追远之孝。考之前代，实有据依，则祭享之期，无可疑者。《礼》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则是四亲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庙不以世数为限也。《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盖举其总数而言，非谓七庙之祖，庙犹未毁也。是以周制考之，在成王时，以亚圉、太王、文王为穆，以公叔祖类、王季、武王为昭，并太祖后稷为七庙焉。高圉於成王为七世祖，己在三昭三穆之外，则其庙毁矣。惟我宣祖虽於陛下为七世祖，亦在三昭三穆之外，则其礼当迁，无可疑者。又言宗庙之礼，有天下者事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崇宁以来增为九世。三年一，则叙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享祖宗并为一列，谓之随宜设位。夫增七庙而为九，踵唐开元之失，其非礼固己甚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强名为，则历代盖未尝闻。究其所因，直以庙之前楹迫狭，惮於增广而已。夫重葺数椽之屋，轻变千古之礼，臣所未谕。且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今行朝官府下逮诸臣之居，每加营缮，顾於宗庙，独有所靳，节用之术，岂在是乎？大抵前日之肆为纷更，则曰‘自我作古’；今日之务为苟简，则曰‘理合随宜’，要皆无所据依，不可为法。臣今所陈定七庙之礼，正太祖之位，如或上合圣意，愿诏有司他年享，必叙昭穆，以别东乡之尊，勿以去冬所行为例，庶几先王旧典不废坠於我朝，使天下後世无得而议。”诏侍从、台谏、礼官赴尚书省集议闻奏。

时侍从、台谏、礼官等皆谓太祖开基创业，为本朝太祖，正东乡之位，为万世不祧之祖，理无可疑。廖刚谓四庙神主当迁之别宫，祭则即而享之，五年一，则当僖祖。任申先谓祭既正太祖东乡之位，则大之礼，僖祖实统系之所自出，太祖暂诎东乡而以世次叙位，在礼为当。晏原复谓正太祖东乡之位，以遵享之正礼，僖祖而下四祖，则参酌汉制别为祠所而异其祭享，无乱享之制。议上，不果行。自是遇享设幄，僖祖仍旧东乡，顺祖而下以昭穆为序。

孝宗乾道三年，礼部太常寺言：“孟冬享，其别庙懿节皇后神主依礼例合於神宗室祖姑之下，安穆皇后神主、安恭皇后神主合於徽宗室祖姑之下。”诏礼部、秘书省、国史院官参明典故拟定，申尚书省。李焘等拟：“乞以懿节皇后神座设於神宗幄内钦慈皇后之右，少却；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座设於徽宗幄内显仁皇后之左，皆少却。其笾、豆、鼎、俎并祝辞等别设，并如旧制。仍候酌献祖宗位毕，方诣三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