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後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则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

唐贞观时，马周上疏曰：“隋室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则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众。但贮积固有司之常事，要当人有馀力而後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更以资寇，积之无益也。”

唐天宝以来，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馀万缗，粟千九百八十馀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疋，绵百八十馀万屯，布千三十五万馀端。天子骄於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於所入，於是钱之臣始事削。太府卿杨崇礼句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洪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禄山反，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万缗而已。自两京陷没，民物耗弊，肃宗即位，籍江淮富商訾（见《訾算门》），时第五琦以钱得见，请於江淮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

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杨炎既相德宗，上言曰：“财赋，邦国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无以计天下利害。臣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给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阙。”帝从之，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库，度支具数先闻。

初，转运使掌外，度支使掌内。永泰二年，分天下财赋、铸钱、常平、转运、盐铁，置二使。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以转运使刘晏领之；京畿、关内、河南、剑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领之。及琦贬，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与晏分治。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为婚，岁送马十万疋，酬以缣帛百馀万疋，而中国财竭，岁负马价。鱼朝恩、元载擅权，帝诛朝恩，复与载贰，君臣猜间不协，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年。诸镇擅地，结为表里，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其法，专留意祠祷，焚币玉，写浮屠书，度支廪赐僧巫，岁钜万计。时朝多留事，经岁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贡献未报及失职未叙者，食度支数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岁省费万计。

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饥厉，百役并兴，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於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於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巧吏因得旁缘，公进献，私为赃盗，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於人，富者得免，贫者丁存，故课免於上，而赋增於下。杨炎为相，乃请为两税法以均之，自此吏不能容奸，权归朝廷（详见《田赋门》）。

初，德宗居奉天，储蓄空窘，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朱Г既平，乃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他如杜亚、刘赞、王纬、李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馀”，至代易又有“进奉”。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二三，无敢问者。刺史及幕僚至以进奉得迁官。继而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生民重困，又为宫市（见《征榷门》）。

朱Г僭位长安，既据府库之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给其衣粮。加以缮完器械，日费甚广。及长安平，府库尚有馀蓄，见者皆追怨有司之横敛焉。

裴延龄领度支，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於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疋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伏，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见在之物，请加推验。执政请令三司详覆，上不许，亦不罪少华。

司马温公有言：“天之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潦则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欲之君、聚敛之臣，苛征横敛，民力不堪而无所从出，於是外则擅留常赋以为进奉，内则妄指见存以为羡馀，直不过上下之间自相欺蔽耳。德宗借军兴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间架、陌钱诸色无艺之征敛，乃复不能稍丰泾原军士之廪饷，以致奉天之难，至委其厚藏以遗朱Г。Г平而府库尚盈，人皆追怨横敛，而帝方惩奉天储蓄空窘，益务聚蓄，不知所以致难之由非因乏财，盖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与言哉？

宪宗时，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又令诸道观察、节度调费取於所治州，不足则取於属州，送使之馀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时因德宗府库之积，天子颇务俭约。及刘辟、李平，赀藏皆入内库。方镇于ν、王锷进献甚厚，帝受之，李绛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敛於人也。”然不知进献之取於人重矣。其後，皇甫、王遂、李、程异用事，益务聚敛，诸道贡献尤甚。

会昌末，置备边库，收度支、户部、盐铁钱物。宣宗更号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属宰相，其任益重。户部岁送钱帛二十万，度支盐、铁送者三十万，诸道进奉助军钱皆输焉。

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田广，无上供。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岁钱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馀万，有司远取後年乃济，及郡盗起，诸镇不复上计云。

李吉甫为《元和国计簿》及中书奏疏，以天下郡邑户口财赋之入较吏禄、兵廪、商贾、僧道之数，大率以二户而资一兵，以三农而养七游手。

後唐庄宗既灭梁，宦官劝帝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给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於是外府常虚竭无馀，而内府山积，及有司办郊祀，乏劳军钱。郭崇韬颇受藩镇馈遗，或谏之，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藉外财？但伪梁之世，贿赂成风，今河南藩镇皆梁旧臣，主上之仇雠也，若拒其意，能无惧乎？吾特为国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献劳军钱十万缗，因言於上曰：“臣已倾家所有，以助大礼。愿陛下亦出内府之财，以赐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晋阳自有储蓄，可令租庸辇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继韬私第金帛数十万以益之（继韬时以诛死）。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

潞王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阅府库实金帛不过三万疋、两，而赏军之费应用五十万缗，乃率京城民财，数日仅得数万缗。执政请据屋为率，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死，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言於帝曰：“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於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於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军士无厌，犹怨望。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唐末兵兴，方镇皆留财赋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迫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以京朝官廷臣监临，於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

六年，诏诸州通判、官粮科院至任，并须躬自检阅帐籍所列官物，不得但凭主吏管认文状。

是岁，置封桩库。国初，贡赋悉入左藏库，及取荆、湖，下西蜀，储积充羡，始於讲武殿别为内库，号“封桩库”，以待岁之馀用。

帝尝曰：“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於人。”乃置此库。太宗又置景福殿库，隶内藏库，拣纳诸州上供物，尝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约节，异时用度有阙，当复赋率於民耳。朕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旱赈给、庆泽赐赉，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於内藏，俟课赋有馀则偿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

止斋陈氏曰：“国初平僭伪，尽得诸国所藏之赋入内藏。是後，时时以州县上供拨入库，而不齐集，守藏之臣每以为言，上亦不察察也。盖祖宗盛时，内藏库止是收簇给费之馀或坊场课利，不以多寡，初无定额。熙宁二年，始命三司户部判官张讽核实，讽取自嘉至治平十年以来输送之数、见得川路金银，自皇三年并纳内库，馀福建、广东、淮南、江南东则各有窠名分隶。而十年之间所入殊不等，乃诏今後并令纳左藏库，逐年於左藏库拨金三百两、银五十万两入内藏，遂为永额。然讽元奏治平以前诸路所进坑冶、山泽、河渡课利，悉在其中，既合为元额矣，在後中书再取旨，以诸路提点银铜坑冶司所辖金银场冶课利并依久例，尽数上供入内库，则坑冶之入不理为左藏库年额之数。自是条制益严密，皆王安石之为也。元丰元年，敕诸路上供金银钱帛令赴内藏库内者，委提刑拘催，擅折变、那移、截留者徒二年，不以赦原。元诏令诸路坑冶课利七分起发赴内藏库，三分充漕计，靖康改元，三分复尽输内藏矣。”

开宝元年，诏诸道给舟车辇送上供钱帛。

止斋陈氏曰：“国初上供随岁所入，初无定制，而其大者在粮、帛、银、钱、诸路米纲。《会要》：开宝五年，令汴、蔡河岁运江淮米数十万石赴京充军食；太平兴国六年，制岁运三百五十万石；景德四年，诏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终十年酌中之数，定为年额，上供六百万石。米纲立额始於此。银纲，自大中祥符元年诏五路粮储已有定额，其馀未有条贯，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为多者为额，则银纲立额始於此。钱纲，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请立定钱额，自後每年依此额数起发，则钱纲立额始於此。绢绵纲虽不可考，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数，则亦有年额矣。然而前朝理财务在宽大，随时损益，非必尽取。上供增额起於熙宁，虽非旧贯，尤未为甚。崇宁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钱物新格，於是益重。宣和元年，户部尚书唐恪稽考诸路上供钱物之数：荆湖南路四十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万疋、两，利州路三万二千五百一十八贯、疋、两，荆湖北路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贯、疋、两，夔州路一十二万三百八十九贯、疋、两，江南东路三百九十二万四百二十一贯、疋、两，福建路七十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七贯、疋、两，京西路九万六千三百五十一贯、疋、两，河北路一十七万五千四百六十四贯、疋、两，广西路九万一千九百八十贯、疋、两，京东路一百七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四贯、疋、两，广南东路一十八万八千三十贯、疋、两，陕西路一十五万七百九十贯、疋、两，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万六千九十八贯、疋、两，成都路四万五千七百二十五贯、疋、两，潼川路五万二千一百二十贯、疋、两，两浙路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八贯、疋、两，两淮南路一百一十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三贯、疋、两，而斛斗地杂科不与焉，其取之民极矣。方今版图仅及承平之半，而赋入过宣和之数，虽曰饷军，出不得已，要非爱惜邦本之道，此宽民力之说所以为最先务也。”

按：止斋此段足以尽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叶，盖以大盗扰乱之後，赋入失陷，国家日不暇给，不能考，加以强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为上供之法，仅能取其三之一。宋兴，既已削州镇之权，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权在上，既不敢如唐之专擅以自私，献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乱而难考则，虽按籍而索，锱铢皆入朝廷，未为不可。然且犹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数，定为年额，而其遗利则付之州县桩管，盖有深意：一则州郡有宿储，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则宽於理财，盖阴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则上供输送之外，时可宽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贪饕纵侈之辈，则那计优裕之馀，亦不致刻剥以肆毒，所谓损上益下者也。呜呼，仁哉！

六年，令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毋得妄有支费。以留州钱物尽数系省始於此。

止斋陈氏曰：“自唐末方镇厚敛以自利，上供殊鲜，或私纳货赂，即名贡奉，至是始尽系省。按：後唐天成年宣命，於系省麴钱上，每贯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诸道如更妄称简置官员，即勒令自备请给，不得正破系省钱物，则系省之名旧矣，然初未尝立拘辖钩管之制，要不使妄费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诸州应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见在钱物申省。景德元年，复立置簿，拘辖累年应在。虽有此令，不过文具。三司使丁谓奏立转运司比较闻奏，省司进呈增亏赏罚之法。然承平日久，国家盖务宽大，诸郡钱物往往积留，漕臣靳惜，吝於起发，而省司殊不究知其详。魏羽在咸平则言淳化以来收支数目攒簇不就，名为主计而不知钱出纳。王随在景德则言咸平以来未见钱物著落，诸州受御指挥，多不供申，或有申报多是卤莽，以致勘会勾销了绝不得。范雍在天圣则又言自太平兴国以来未尝除破，更有桩管，倍万不少。天圣至嘉四十年间，理财之令数下，徒有根括驱磨之文，设而不用，以此见得开国以来讫於至和，天下财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泽，於此见矣。熙宁五年，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五房公事、判司农寺曾布奏：‘伏以四方财物，乾没差谬，漫不可知，三司虽有审覆之名，不复省阅，但为空文。自天圣九年，上下因循，全无检点，纵有大段侵欺，亦无由举发，为弊滋多。’遂乞专置司驱磨天下帐籍。自专置司，继以旁通目子，而天下无遗利，而公使钱始立定额，自二百贯至三千贯止。州郡所入，才醋息、房园、祠庙之利，谓之‘收簇’，守臣窘束，屡有奏陈（谓如本州额定公使钱一千贯，则先计其州元收坊场、园池等项课利钱若干，以不系省钱贴足额数。然诸项课钱逐年所收不等，或亏折不及元数，而所支不系省贴足之钱更不增添，则比额定数有不及一半者，此其所以窘束也）。後又以在州诸色钱类为一体，封桩入便，以便不尽钱起发。初，嘉茶通商，於是以六路茶本钱、茶租、茶税钱封桩入便，若辄有支动，即当职黜降，不以自首、迁官、去官、赦降原减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诸色钱并依通商茶法矣。元丰五年，又以上供年额外，凡琐细钱定为无额上供（谓坊场税钱、增添盐酒钱、卖香矾钱、卖秤斗钱、卖铜锡钱、披剃钱、封赠钱、淘寻野料钱、额外铸到钱、铜铅木脚钱、竹木税钱、误支请受钱、代支失陷赏钱、赃罚钱、户绝物帛钱）。盖自系省而後有应在司，有应在司而後有封桩，有封桩而後起发。盖至熙、丰系省，初无窠名，应在司最为冗长，此元群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纷更也。”

又诏诸州守臣，非圣节进奉，自馀诸般进奉钱物并留本州管系，不得押领上京。圣节进奉始此。

止斋陈氏曰：“谨按李焘《续通鉴》、熊克《九朝要略》，皆於乾德三年三月平蜀後书：诏诸州计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於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矣。盖约本志修入，而《实录》不著。窃考建隆以来，凡上供纲皆有元降指挥，独不见上件条贯，唯至道四年二月十四日，敕川陕钱帛令本路转运司计度，只留一年支备，其剩数计纲起发上京，不得占留，盖平蜀後事也。自馀诸州常切约度，在州以三年准备为率外，县镇二年，偏僻县镇一年，河北、陕西缘边诸州不在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自来便钱，州月帐内将见钱除半支遣外，并具单状申奏。诸州应系钱物合供文帐，并於逐色都数下，具言元管年代、合系本州支用申省，候到省日，或有不系本州支用及数目浩大，本处约度年多支用不尽时，下转运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据在京要用金银钱帛诸般物色，即除式样遍下诸州府，具金银钱帛粮草收、支、见在三项单数，其见在项内开坐约支年月，省司即据少剩数目下诸路转运司移易支遣，及牒本州般送上京。如有约度不足去处，许以收至诸色课利计置封桩，以此参考是岁进奉约束。并景德元年李焘所奏，足见国初未尝务虚外郡，以实京师，今从《实录》。”

按：乾德三年有诸州金帛悉送阙下之诏，今复有此诏，疑若异同，而止斋遂以《实录》不载前诏为疑。盖唐末而方镇至於擅留上供之赋，威令不行故也；宋兴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钱，纪纲素立故也。既欲矫宿弊，则不容不下乾德之诏；然纪纲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则不妨藏之州郡，以备不虞，固毋烦悉输京师而後为天子之财也。

诏官受仓场头子钱之半（头子钱本末见《田赋门》）。

●卷二十四 国用考二

○历代国用

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俭简易。方是时，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夷狄金缯之遗，百姓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夷狄耗蠹中国，县官之费，数倍昔时，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於财矣。仁宗承之，给费浸广，天圣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书既降，斋醮糜费甚众，至是始大省斋醮宴赐，及减诸宫观卫卒。自是，道家之奉有节，土本之费省矣。至宝元中，陕西用兵，调度百出，县官之费益广，贾昌期上言：“江淮岁运粮六百馀万，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畜聚，不盈数载。天下久无事，而财不藏於国，又不在民，倘有水旱军戎之急，计将安出？”於是议省冗费，减皇后及宗室妇郊祠所赐之半，著为式。於是皇后、嫔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钱以助军，帝亦罢左藏库月进钱千二百缗，公卿近臣亦减郊祠所赐银绢，著为式。时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钱帛粮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用兵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有奇。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元昊请臣，西兵既解，而调用无所减，即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蠲除科率，稍徙屯兵还内地，汰其老弱，官属羡溢则并省之；又命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後，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俸赐从而增广。又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缗钱、金帛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馀万，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镇上言：“古者宰相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