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局，均增造快砲机器。二十五年，山东增建造枪、造弹、化铜、轧铜各厂。黑龙江设机器局。二十六年，福建增建枪子厂。天津增建快砲子厂、快枪子厂、无烟火药厂。二十八年，江西局增造枪砲机器。二十九年，福建并造枪造药二厂为一厂。三十年，河南局增造枪砲机器。三十三年，陆军部议建四大兵工厂。四川设造枪厂、造弹厂、造无烟火药厂。安徽建枪弹厂。宣统二年，奉天建军装制造局。三年，吉林设军械局。各省机器局厂之设，历时垂五十馀年，开局遍十七行省，几经增改，渐就精良。此制造军械之大概也。

志一百十六

○兵十二

△马政

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上巡幸及行围，扈从官弁，各给官马。以副都统或侍卫为放马大臣，主其事。上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馀匹，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馀匹，悉取察哈尔牧厂马应之。迨乾隆时，每扈从用马匹辄二万馀。嘉庆中，物力渐耗，停木兰秋狝。十二年，减额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谒陵，额马视乾隆时，约略相等，计取给厂马暨各盟长所进，盖二万六千馀匹云。

顺治十五年定军马，亲王出征，马四百匹，郡王三百，贝勒二百，贝子百五十，镇国公百匹，辅国公八十，不入八分镇国公七十，辅国公六十五，将军八十，副将军七十，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副都统皆六十，其下各有差，最少者护军、领催各六匹。康熙三十五年，敕出征兵一人马四匹，四人为伍，一伍主从骑八匹，驮器粮用具亦八匹。是岁，征噶尔丹，以兵丁马瘦，褫兵部尚书索诺和职。五十一年，覈定军中职官马数，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十六匹，侍郎以下递减，经略、大将军各二十五匹，副将军以下递减。乾隆十六年，八旗牧官马二万七千七百馀匹，以万匹于都城外牧养，热河千匹，各庄头二千匹，馀者分畀直隶标营。圈马之设，始乾隆二十八年，从都统舒赫德请也。满洲八旗，旗养马二百匹。蒙古八旗，旗百匹。洎五十九年撤圈，分给各兵拴养。嘉庆十二年，谕成亲王永星议复圈马，大学士戴衢亨等会议，立章程十条，圈马仍旧。道光末，军兴遂废，后亦不复筹矣。同治元年谕曰：“马政废弛，积弊已深，以致军马罢瘠。牧厂大臣等应妥实整顿，差功罪以挽颓风，著为令。”溯自世祖入关，迄于康、乾之际，盛京、吉林、黑龙江、直隶、江南、浙江、广东、福建、湖北、四川、陕、甘、山东、山西诸省设驻防满洲营，马凡十万六千四百馀匹，惟福建水师驻防仅数十匹。乾隆季年，定西藏兵制，前藏供差营马六十匹，后藏二十匹，旧塘四十三，共塘马二百二十匹，新设番塘二十四，共番马九十八匹。黑龙江兵向无额马，道光十六年，从哈丰阿请，始设置之。

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厂，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厂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二厂，均在口外。是时，大凌河设牧厂一，边墙设厂二，曰商都达布逊诺尔，曰达里冈爱，隶上驷院。寻分设牧厂五，曰大凌河牧群马营，曰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曰养息所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曰养息牧边外牧群牛营，并在盛京境。凡马牡曰兒，牝曰果，不及三岁曰驹，及壮择割其牡曰骟。别其騍骟以为群，率騍马五配兒马一，群无过四百匹。騍马及羊三年一平群，牛六年，騍马群三岁以息补耗，三马而取一驹，骟马群岁耗其十一。置牧长、牧副、牧丁任其事，辖以协领、翼长、总管，官兵皆察哈尔、蒙古人充之。饲秣所需木槽镟镢镩杓，每群各二，五年一给之。总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视其赢绌，以第赏罚。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马，春夏驱赴察哈尔牧放，曰出青，秋冬回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市马给兵丁，上不许，谕曰：“朝廷屡以太仆寺厂马并茶马给各兵丁，故无赔马之苦。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糜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日费万金不足矣。”雍正三年，定在厂马以四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足额外，溢七千馀匹。两翼牧厂，共騍马百六十群，骟马十六群，令分在两翼厂牧放。八年，敕牧界毋许侵越。先是甘、凉、肃三州及西宁各设马厂，分五群，群储牝马二百匹，牡四十。寻改甘州厂属巴里坤。二十五年，伊犁设孳生马驼厂，畀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四营牧之。三十二年，定牧厂官属所需马，视内地驿传例，按官品给之，不得逾额。嘉庆中，从都统庆溥言，撤回厄鲁特人牧厂。初，富俊建言，撤大凌河牧厂，分归东三省，仁宗严谕斥之。迨道光七年，上经杏山东阅马厂，见河岸马群壮整。因谕是间牧厂宽阔，水草蕃滋，马恃以生息，若轻议裁，则散之甚易，聚之甚难。再有率为此请者，以违制论。咸丰四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剿捻，檄取察哈尔战马六百匹，不堪乘用，奏闻。上大怒，严谕都统庆昀整顿，盖马政渐衰弛矣。光绪九年，太仆寺言两翼騍马骟马一百十四群，并孳生马五群，驼亦五群，较乾隆时群数大减。嗣是穆图善练兵，至黑龙江求马无良，愀然曰：“地气其尽乎！”迨于末叶，厉行新法，旧时牧政益废不讲，岂非时势使然欤？

顺治初，陕西设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茶马司，及开成、安定、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七监，岁遣御史一人专理之。七年，喀尔喀、额鲁特来市马，谕令自章京监察之贩客及贾人，与不系披甲者，概不许购，违者鞭一百，马入官。蒙古携马来京，不许商贩私买，胥役私购者罪之。康熙七年，裁茶马御史，以马政归甘肃巡抚。三十四年，谕遣师中等往蒙古诸旗购马，归化城、科尔沁各二千匹，馀定额有差。乾隆十二年，禁朝鲜买马。二十五年，敕乌鲁木齐市易哈萨克马百三十馀匹归巴里坤。旋以五吉等言，选哈萨克所易马拨往巴里坤，遂停购买。阿桂言伊犁易来哈萨克马渐成大群，敕书嘉予。二十八年，定江宁、浙江、福建驻防马匹出口采买例。三十二年，以伊犁易哈萨克马累积至多，择巴里坤善地牧放。寻乌里雅苏台马缺，亦以哈萨克马换易之。陕、甘营马，例调自伊犁转补，道远耗时。咸丰四年，用赓福请，由伊犁、塔尔巴哈台随地变价，令各营自购。七年，并敕山东缺额马，亦就近买补云。

贡马昉于国初，归化城土默特二旗，每岁四时贡马百匹。顺治十三年，吐鲁番贡三百二十四匹，嗣减令贡西马四匹，蒙古马十匹。康熙八年，以边外蒙古贡马，沿途抑买，谕严禁之。三十年，谕土谢图、车臣俱留汗号，贡白驼一、白马八如初，自馀毋以九白进。三十五年，喀尔喀蒙古献驼马，多不可计，感圣祖破噶尔丹，得归原牧地也。四川各土司例贡及折徵马，各营少者一、二匹，最多十二匹。甘肃唐古特七族西喇古兒例贡马匹，各营最多者八十二匹，少者递减至二、三匹。乾隆元年，谕四川土司折价马每匹纳银十二两，通省营马改从驿马例，纳银八两，永著为令。三十年，哈萨克沁德穆尔等献马。敕其馀马赴伊犁，毋于喀什噶尔诸地贸易。寻令沙拉伯尔游牧之哈萨克，与沙拉伯尔一体贡马。嘉庆元年，停叶尔羌进马。十六年，谕乌里雅苏台将军等贡马及备用马选取之。又谕伊犁进马，材具佶闲，足供御用，令正备贡各五匹，有私带者，以违制论。道光二年，从那彦成奏，青海属玉树番族岁纳贡马，据丁口数，依二十壮丁贡马一匹例，按数递裁。凉州属番族岁仍纳马一匹。初内外蒙部多贵戚，每征伐，争先输马、驼，汉、唐以来所未有也。康熙初，察哈尔亲王、郡王、贝勒等，闻三籓叛，各献马匹佐军。道光九年，章佳胡图克图捐马百匹，收其半。二十三年，察哈尔蒙旗捐马千九百七十匹。咸丰初，哲布尊丹巴等捐马千匹，喀尔喀土谢图等二千匹，锡林果勒盟长等三千匹，帝以其多，卻之。嗣闻已在途中，令择善地牧以待用。自是三音诺颜部等，以军事输马、驼，旋捐马二千一百，锡林果勒盟等千二百，或留或否。七年，各部落蒙古王等捐马六千四百匹，诏纳之。时粤、捻扰畿东，利于用骑也。同治间，黑龙江将军德英于呼伦贝尔各城劝捐军马。光绪初，丰绅托克湍办海防，时昭乌达盟郡王捐马六百匹，因请踵行推广劝谕，以助军实云。

驿置肇自前汉，历代因之。清沿明制，设驿马，为额四万三千三百有奇。各省驿制，定于康熙二年，凡赍奏官驿马之数，各籓马五匹，公、将军、提督、督、抚三匹，总兵、巡盐御史二匹，从兵部侍郎石麟请也。边外之驿，定于九年，凡明诏特遣，及理籓院饬赴蒙古诸部宣谕公务，得乘边外驿马。三十五年，征噶尔丹，设边外五处驿站，用便车粮运输。又从理籓院言，自张家口外设蒙古驿。其大略也。驿传在僻地者，仅供本州县所需，亦曰递马，额不过数匹。冲繁州县，置驿或二或三，额马至六七十匹。驿差大者，皇华使臣，朝贡蕃客，馀如大臣入觐、莅官、视鹺、监税皆是。若赍奏员役，呈奉表册，其小者也。要者，如星驰飞递，刻期立赴之属。若闵劳恤死，允给邮传，其散者也。驿政弊坏，张汧尝极言之。越数诛求，横索滋扰，蠹国病民，势所必至。已定例诸驿额马，每年十踣其三，循例买补。咸丰中，粤氛孔炽，湖、湘境为贼据，劫失驿骑，焚毁号舍，往往有之。各州县或买马填补，或赁马应差，其有失驿未设，即雇夫代马。甘肃旧设马额六千馀，亦以军兴废弛。光绪九年，军务既平，驿递渐简，所留马视前减三分二，而驿政亦无所妨。十一年，新疆南路设驿。是时，综通国驿站岁费，约三百万馀金。二十九年，刘坤一、张之洞条陈新法，谓驿站耗财，不如仿外人之邮政。邮政递信速，驿政文报迟。弊由有驿州县马缺额，又复疲瘦，驿丁或倚为利薮，因致稽延。请设驿政局，推行邮政，俾驿铺经费专取给邮资，即三百万岁耗可以省出矣。时韪其言。已而驿马渐裁，嗣是驿遂废不用。

顺治初，建常盈库，凡车驾司朋椿站银，武库司马值，太仆寺马价皆储之。康熙初，改常盈库储归户部。乾隆十六年，敕云南营马除十踣其三按例应赔外，其逾额踣毙者免赔椿银。二十七年，定给留圈马乾，每匹视绿营稍优异。三十八年，又令云南买补马价，每匹减银三两。初马乾岁费约四十四万有奇。道光中，从载铨等言，裁八旗官拴马半额，以节出之费补兵饷焉。

清初定现任官得养马，馀悉禁之。寻许武进士、武举、兵丁、捕役养马。康熙元年，禁民人养马。有私贩马匹，为人首告者，马给首告之人。其主有官职，予重罚。平民荷校鞭责。十年，令民人仍得养马。二十六年，定出厂马、驼，或践食田禾，或纵逸侵扰，兵鞭责，官罚俸有差。其兵丁强人代牧，乃勒索扰累者，兵发刑部，官降调。凡牧马毙，则验其皮，踣毙例须赔抵，有一九、一七之罚。应取驹千匹者，以百匹为一分，百匹者以十匹为一分。雍正十三年，定马、驼出厂时，毛齿皆有册，回日覈验，如疲瘠十不及三，免议，否则兵鞭责，官罚俸有差。乾隆初，禁牧丁等盗马私售，及与人乘，峻其科罚。十六年，严牧马减克料草之罪。二十八年，官马出青，每百匹准倒十匹，逾额勒其买补。嘉庆十一年，行围木兰，查获私贩马匹诸犯，重惩之。因谕：“我朝讲武时巡，扈从均给官马。大臣禄入较优，给马较少。官员兵丁，视差务之繁简，定马数之多寡，少者一、二匹，多至五匹，事竣原马还官。如踣毙，呈验耳尾，仍按价折交。收放时，命王大臣督察。乃官兵等竟私鬻官单，察哈尔官兵收马利，其折银易于买补。积弊日深，大妨马政。自后设有卖单及折收者，一体科罚。私买之马贩，从严问拟。大臣等其妥议定章以闻。”凡营马或走脱窃失，责令赔补，谓之赔椿，年递减十之一，至十年悉免之。应敌伤损者免赔。骑至三年踣毙者亦免。其馀一年或二三年内踣毙，赔额视其省而异，以十金为最多。同治二年，定古北口盘获私马逾三十匹者送京，不及三十匹赏与兵丁，著为令。

志一百十七

○刑法一

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周衰礼废，典籍散失。魏李悝著法经六篇，流衍至于汉初，萧何加为九章，历代颇有增损分合。至唐永徽律出，始集其成。虽沿宋迄元、明而面目一变，然科条所布，于扶翼世教之意，未尝不兢兢焉。君子上下数千年间，观其教化之昏明，与夫刑罚之中不中，而盛衰治乱之故，綦可睹矣。

有清起自辽左，不三四十年混一区宇。圣祖冲年践阼，与天下休养，六十馀稔，宽恤之诏，岁不绝书。高宗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仁宗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综其终始，列朝刑政，虽不尽清明，然如明代之厂卫、廷杖，专意戮辱士大夫，无有也。治狱者虽不尽仁恕，然如汉、唐之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辈，深文惨刻，无有也。德宗末叶，庚子拳匪之变，创巨痛深，朝野上下，争言变法，于是新律萌芽。迨宣统逊位，而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刑典俱废。是故论有清一代之刑法，亦古今绝续之交也。爰备志之，俾后有考焉。

清太祖嗣服之初，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太宗继武，于天聪七年，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往外籓蒙古诸国宣布钦定法令，时所谓“盛京定例”是也。嗣复陆续著有治罪条文，然皆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

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入关定乱，六月，即令问刑衙门准依明律治罪。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陈刑法四事，一曰定刑书：“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今法司所遵及故明律令，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画一遵守，庶奸慝不形，风俗移易。”疏上，摄政王谕令法司会同廷臣详绎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十月，世祖入京，即皇帝位。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在外官吏，乘兹新制未定，不无凭臆舞文之弊。并乞暂用明律，候国制画一，永垂令甲。得旨：“在外仍照明律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二年，命修律官参稽满、汉条例，分轻重等差，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请也。

三年五月，大清律成，世祖御制序文曰：“朕惟太祖、太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天休，抚临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拟议。律例未定，有司无所禀承。爰敕法司官广集廷议，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奏进，朕再三覆阅，仍命内院诸臣校订妥确，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尔内外有司官吏，敬此成宪，勿得任意低昂，务使百官万民，畏名义而重犯法，冀几刑措之风，以昭我祖宗好生之德。子孙臣民，其世世守之。”十三年，复颁满文大清律。

康熙九年，圣祖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复行校正。十八年，特谕刑部定律之外，所有条例，应去应存，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加酌定，确议具奏。嗣经九卿等遵旨会同更改条例，别自为书，名为现行则例。二十八年，台臣盛符升以律例须归一贯，乞重加考定，以垂法守。特交九卿议，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随命大学士图纳、张玉书等为总裁。诸臣以律文昉自唐律，辞简义赅，易致舛讹，于每篇正文后增用总注，疏解律义。次第酌定名例四十六条，三十四年，先行缮呈。三十六年，发回刑部，命将奏闻后更改之处补入。至四十六年六月，辑进四十二本，留览未发。

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奏：“律例最关紧要，今六部见行则例，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未经画一。乞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并大清会典，逐条互订，庶免参差。”世宗允之，命大学士硃轼等为总裁，谕令于应增应减之处，再行详加分晰，作速修完。三年书成，五年颁布。盖明律以名例居首，其次则分隶于六部，合计三十门，都凡四百六十条。顺治初，釐定律书，将公式门之信牌移入职制，漏泄军情移入军政，于公式门删漏用钞印，于仓库门删钞法，于诈伪门删伪造宝钞。后又于名例增入边远充军一条。雍正三年之律，其删除者：名例律之吏卒犯死罪、杀害军人、在京犯罪军民共三条，职制门选用军职、官吏给由二条，婚姻门之蒙古、色目人婚姻一条，宫卫门之悬带关防牌面一条。其并入者：名例之边远充军并于充军地方，公式门之毁弃制书印信并二条为一，课程门之盐法并十二条为一，宫卫门之冲突仪仗并三条为一，邮驿门之递送公文并三条为一。其改易者：名例之军官军人免发遣更为犯罪免发遣，军官有犯更为军籍有犯；仪制门之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生节为收藏禁书。其增入者：名例之天文生有犯充军地方二条。总计名例律四十六条。吏律：曰职制十四条，曰公式十四条。户律：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七条，曰仓库二十三条，曰课程八条，曰市廛五条。礼律：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曰宫卫十六条，曰军政二十一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六条。刑律：曰贼盗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一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盖仍明律三十门，而总为四百三十六条。律首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大都沿明之旧。纳赎诸例图、徒限内老疾收赎图、诬轻为重收赎图，银数皆从现制。其律文及律注，颇有增损改易。律后总注，则康熙年间所创造。律末并附比引律三十条。此其大较也。自时厥后，虽屡经纂修，然仅续增附律之条例，而律文未之或改。惟乾隆五年，馆修奏准芟除总注，并补入过失杀伤收赎一图而已。

例文自康熙初年仅存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分别订定，曰原例，累朝旧例凡三百二十一条；曰增例，康熙间现行例凡二百九十条；曰钦定例，上谕及臣工条奏凡二百有四条，总计八百十有五条。其立法之善者，如犯罪存留养亲，推及孀妇独子；若殴兄致死，并得准其承祀，恤孤嫠且教孝也。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察有祖父子孙阵亡，准其优免一次，劝忠也。枉法赃有禄人八十两，无禄人及不枉法赃有禄人一百二十两，俱实绞，严贪墨之诛也。衙蠹索诈，验赃加等治罪，惩胥役所以保良懦也。强盗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歼渠魁、赦胁从之义也。复仇以国法得伸与否为断，杜凶残之路也。凡此诸端，或隐合古义，或矫正前失，皆良法也。而要皆定制于康、雍时。

又国初以来，凡纂修律例，类必钦命二三大臣为总裁，特开专馆。维时各部院则例陆续成书，苟与刑律相涉，馆员俱一一釐正，故鲜乖牾。自乾隆元年，刑部奏准三年修例一次。十一年，内阁等衙门议改五年一修。由是刑部专司其事，不复简派总裁，律例馆亦遂附属于刑曹，与他部往往不相关会。高宗临御六十年，性矜明察，每阅谳牍，必求其情罪曲当，以万变不齐之情，欲御以万变不齐之例。故乾隆一朝纂修八九次，删原例、增例诸名目，而改变旧例及因案增设者为独多。

嘉庆以降，按期开馆，沿道光、咸丰以迄同治，而条例乃增至一千八百九十有二。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碎。其间前后牴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与他部则例参差，即一例分载各门者，亦不无歧异。展转纠纷，易滋高下。雍正十三年，世宗遗诏有曰：“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浅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警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前严而改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酌核而后更定，自可垂诸永久。若前宽而改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事斟酌，如有应从旧例者，仍照旧例行。”惜后世议法诸臣，未尽明世轻世重之故，每届修例，第将历奉谕旨及议准臣工条奏节次编入，从未统合全书，逐条釐正。穆宗号称中兴，母后柄政，削平发、捻、回疆之乱，百端待理，尚于同治九年纂修一次。德宗幼冲继统，未遑兴作。兼之时势多故，章程丛积，刑部既惮其繁猥，不敢议修，群臣亦未有言及者，因循久之。

逮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忧时之士，咸谓非取法欧、美，不足以图强。于是条陈时事者，颇稍稍议及刑律。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