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化，我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诗》云：“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於明！介甫诚能进一言於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於目前矣！於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於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诗》曰：“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傥未赐弃掷，幸与诚信之士谋其可否，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於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於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於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又三月三日《与王介甫第二书》云：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汹汹，是敢献荩言於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光虽未甚晓孟子，至於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传》曰：“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而已。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又《与王介甫第三书》云：光皇恐再拜，重辱示谕，益知不见弃外，收而教之，不胜感悚，不胜感悚。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之意弃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挌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盘庚曰：“今我民用，荡析离居。”又曰：“子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又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废厥谋，吊由灵。”盖盘庚遇水灭而迁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尽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光岂劝介甫以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言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安石答书，见《临川集》者仅一通，馀不载，他无所考。据《临川集》答云：安石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於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重，尤在於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安石则以谓受命於人主，议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挌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於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於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安石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又案：此答当在温公第二书之后，第三书之前。盖第三书文义皆与此答相针对，馀二答书，《临川集》未载，俟考。）

３、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岂不必为媿耻！”（案：原本误脱“陛下”至“媿耻”十三字，今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陈升之案：此上亦仅存一“之”字，今据补。以老母乞罢，上固留之，升之退。是日，上谕安石曰：“若听升之罢去，人言又必纷纷。”安石曰：“升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以郁郁不乐，但不言耳。”安石曰：“臣与曾公亮、陈升之议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从。自来参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议事，参知政事唯诺而已。欧阳修当时有所异同，然终不能夺韩琦所为。臣备位中书，吏人皆在骇，以为不当如此。曾公亮、陈升之固习近事，不能平臣，亦屡与人言臣於上前论议，虽上有所指挥不当，亦未尝敢阿顺，岂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怨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岂苟顺人情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４、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并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强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给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糜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欲卻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类。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於法。乞今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罚。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於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

５、条例司奏转疏駮韩琦所言，皆安石自为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既而琦又言：（案：《韩魏公家传》：公既上章乞罢青苗法、条例司，复疏难颁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钱与乡村坊郭人户，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须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头，督促峻责，逐县支俵，有伤国体。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条例司是大臣主领，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顾三朝而又职当安抚，实不忍雷同默默，遂详陈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访。若臣言不妄，即乞尽罢诸路提举之官，只委诸路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开悟，亟赐更改，使天下鼓舞圣明，不为盛德之累。老臣献忠之心，岂有它也。”） “今准都进奏院牒，卻蒙制置司以臣言皆为不当。（案：《家传》此下有云：条件疏駮乞申敕诸路，及直令进奏官张士程指挥本院，将晓谕中书劄子，颁行天下。） 臣看详制置司疏驳事件，即将臣元奏要切之语多从删去，唯举其大，用偏辞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案：家传此下有云：上以欺罔圣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 将使无敢复言其非者。臣不胜痛愤，须至再有辨列，欲望圣慈特抒亲览，然后降付中书、枢密院看详，及送御史台集百官定议。如臣所言不当，即甘从窜殛；若是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以慰众心。”（案：《家传》下有云：一、臣前奏以元降敕语，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以利其入。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其第三等以上人户更添数支给；坊郭人户有自己物业可充抵当愿借请官钱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过抵当物业价直之半。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得一贯，即纳一贯三百文，则是官放息钱也，与元敕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今制置条例司疏駮云：“言者以谓元降敕命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取息三分，是与元敕绝相违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预俵青苗价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若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合纳实数。故河北提举官则约束州县，若情愿纳钱，不得过三分。至於京西、陕西等路提举官，则大抵约束不得过二分而已，此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卻致亏损百姓，所以有此约束，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就诸路提举官所纳，唯河北所约分数最多，然不过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低平，即有合纳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近降指挥，又令诸路预俵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即比《周礼所取尤少者。”臣窃以既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以去圣之远，解释或有异同耳。按《周礼》，泉府掌市之征布，敛布之不售，贷之滞於民用者，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各从其抵。郑众释云：“书其价，揭著其物也，不时买者，谓急求者也，抵故价也。”臣谓周制，民有货在市而无人买，或有积滞而妨民用者，则官以时价买之，书其物价以示民。若有急求，则以官元买价与之，此所谓王道也。《经》又云：“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郑众释云：“赊，贳也。以祭祀丧纪，故从官贳买物。”唐贾公彦疏云：“赊与民，不取利也。”经又云：“凡民之贷，与有司辨之，以国服为之息。”郑众释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此所谓王道也。”而郑康成释云：“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於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臣谓《周礼》国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税重。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钱万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因而疏解，谓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伯；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臣谓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所言“比《周礼》贷取民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听，自谓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异制，贵於便时。《周礼》所载，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上言以官钱买在市不售，及民间取利已厚，伤农已深，柰何更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痛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举官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二分。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时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卻致亏损百姓。若物价低平，即合纳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谓此论之不实也。缘小麦最为不耐停蓄之物，自来常平籴不籴，盖恐积留损坏。今岁诸路雨雪及时，二麦有望，麦价必贱，提举官必不肯令人户送纳本色，盖纳下本色，则无由变转。若於转运司兑换价钱，则诸处军粮支麦绝少，必难兑换；既难兑换，则占压本钱，下科卻无钱散与人户。臣以此知制置司与提举官本无令人户送纳斛斗之意，故开此许纳见钱一门，将来只令言人户情愿送纳本色，则人户须至粜麦纳钱，岂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为三等户及坊郭有物力户即从来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贯陌，许之贷借，即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即上等人户，必不愿请，官吏既防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又河北提举官乃峻责州县，如人不愿请领，即结罪申报；若选官晓谕人户，卻情愿请领，即当别作行遣；若选官晓谕，苟免捃拾，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或须行散配本司。今按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内，亦有阙乏之人，就人取债，岂皆是兼并之家！今贷贫民有馀，则以俵此等人户，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盖为关防浮浪之人请去，将来难为催纳。若有上等户肯与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须忧难为催纳；若无上三等户肯与同保，即自依准提举官公文不许支俵，何须更行散配？若谓上三等必不肯请领，须是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况今年开封诸县已经俵散，甚有上三等户情愿请领，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验远，事理可知。至於提举司约束官吏，如无人情愿请领，即结罪申报，别选官晓谕，乃只是关防因循避事坏法之人，即非迫胁官吏，须令抑配百姓。若提举官急於功利，讽令州县抑配与人，即诸路各有安抚、转运、提刑、其为朝廷委任，皆在提举之上。若有州县官员故欲隳坏新法，曲徇提举官抑勒百姓，自当纠举，依法施行，并具事状闻奏，岂宜以官吏违法之故，遂欲废法？”臣窃以乡村上三等及坊郭有物业人户，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为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钱与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敕意本务拯济困乏，卻将钱放与此等人户，则天下明知朝廷专以取利为意，实伤国体。制置司若谓《周官》有贷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无嫌，则今兼并之家，例开质库置课场。若恐取民倍息以伤贫细，则所在皆可官自开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来恶其太近裒削不忍为之。今青苗钱一事，无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盖关防浮浪之人请去，难为催纳”。此则抑勒之势，不待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谓上三等人户必不肯请领，须至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势人情，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且青苗之法，内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专差之官，唯以散多为职办，州县官吏往情变抑勒而为情愿者，盖事势不得不惧而人情不得不从也。监司之官，其於事势人情亦何异此！九重高远，岂得尽知！唯陛下早赐辨察。一、置制司云“言者以为躬行节俭，常节浮费，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四出，以致使远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尝不以食货为始，张官置吏，大抵多为农事也。近世以来，农人尤为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无岁时补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沟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侧近绵地数百里弃为污莱。父子夫妇，流离失业，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则饥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岁河北一饥，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饥殍未有补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户彊借钱物，百姓典卖田产物业以供暴令，此亦可谓国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农民使之失职，则士大夫之所共见，不待论说而后可知。故陛下即位，诏书丁宁，以务农、理财、免人役为政事之急诫，方今宜忧为在此也。今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管傒农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为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费，亦岂得谓之‘兴利之臣，而以为致远近之疑？’”臣详制置司所言，提举常平仓官员，不是兴利之臣。今既明举贷钱取利之法，谓取之以道，於理无嫌，则非兴利而何？至於东南所差均输之官，亦皆兴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借，聊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客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则固不愿请领苗钱。又广南东西路土广人稀，水乡之俗，粗足生计。今亦置官司贷钱取利，故於远民尤为不便，岂得不谓之“以致远近之疑也。”国家幅员至广，一方之有水旱，时所不免。然朝廷未尝不假贷粮种，尽救荒之政以济恤之，故得饥馑者复苏，流庸者复安。自祖宗以来可谓仁政充洽矣，而未尝曾就等第人户处彊借钱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优赏。朝廷自京师应副，未及闻有三两路州军曾於坊郭富民处权暂支借者，然亦及时辇还。今制置司指为暴令以颁布天下，是唯知主张青苗之法而不顾毁讟之甚，诚可骇下。唯陛下早赐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为坊郭人户既无青苗不可贷借，本司今按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今若俵散农民有馀，仍不许坊郭之人贷借，是令常平有滞积馀藏，而坊郭之人独不被振救乏绝之恩也。《周礼》设贷民之法，即无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约《周礼》太平已试之法，即非专用陕西》青苗条贯也”。臣详制置司此说尤为不实。盖自来常平仓遇岁年不稔，物价稍高，合减元价出粜之。时其乡村则逐处多下诸县取逐乡近下等第户姓名，印给关子，令收执赴仓。每户粜与三合或两石以来，所是坊郭则每日零细粜与浮居人户；每口五升或一斛以来，故民受实惠，甚济饥乏。即未曾见坊郭有物业人户乃来零粜常平仓斛斗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欲剩借钱与坊郭有物业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称《周礼》太平已试之法，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深详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抚使司公文，称准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条例司劄子。据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状，准朝旨於内藏库支到山东绢二十万匹，充常平本钱，寻分擘与诸州县发卖，必是破货不了，欲将绢分作两等，上等每匹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贯三百文省，召人户情愿依青苗见钱法请领，仰更切相度，如依减定价例。委是人户情愿，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户情愿请领者，亦听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称，自京搬来绢二十万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请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县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传乘赴恩州请搬，趁时支俵。勘会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绢三万匹，虽未搬到，缘係准备充秋科青苗价钱，即不阙钱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县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属张皇骚扰，牒臣本司请照会者。臣遂备录闻奏，庶朝廷见其为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钱不便事理，早赐施行。卻准中书劄子，奉圣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傒当，兼累降指挥，令提刑司常切觉察所散青苗钱，召人户情愿，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绝，当职官员具姓名闻奏，劄与臣知者。臣勘会转运司昨将山东绢配卖与诸州军坊郭等第人户，每一匹估钱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以来，限半年纳钱，尚犹近下等第人户有破卖家财方能贴赔送纳了当者。今常平提举官将山东绢二十万匹，上等者作一贯三百五十文，每一贯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贯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贯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贯六百文省，并随税只是百馀日省限纳足，与转运司配卖与坊郭人户价例全不相远。即於农民岂不为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内动是火急之言，则州县小官唯是应命，苟免罪咎，将抑配以为情愿，何处更可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