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邻帅或监司移文，即领兵入西界，纷乱无节制。琦入境，即檄诸路，非主帅命举兵者军法从事，诸将自是乃知纪律。初，薛向、贾逵等议欲留绥州，令折继世统降人守之。诏琦度其可守可弃以闻。已而西人诱杀杨定等，琦即奏贼今若此，绥州不可弃也，请从向、逵等议。（案：《韩魏公家传》云：命薛向、贾逵再议之，皆谓可令折继世统降人共保绥州为便。） 枢密院以诏旨诘之。（案：《家传》载诏旨云：虏自来有边上，庸浅使臣及关中轻躁土人，扶挟种、薛之谋，谓因此可遂前非。况朝廷岂与犬羊蝼蚁计较尺寸之地，已令？废绥州，不计杨定之事，先后速如前诏。） 琦复奏曰：（案：《家传》载奏章云：西贼诱害朝廷沿边知军巡检，朝臣不接诏匣，其贺登极与贺正使人亦更不来过界，则是不复顾藉和好。朝廷因而止住岁赐，令边上常作用兵之计。既两相隔绝，即彼此各择利而求胜。朝廷今已纳其降人嵬名山以下及诸首领几万人，令在折继世不奭敌西贼，若尽拨在近悰城寨居止，不惟无地可处，兼逐首领亦未必肯於本族下人户分作两处住坐，虑人情不安，别生他变，况见有已修就绥州城池。） “及绥州川内甚有膏腴空闲地土，若令降人嵬名山与折继世等因而据之，其手下人户皆令在绥州内相近居住，各人知具产业日久，可以存活，自然并力以捍谅祚，似合机会。（案：《家传》此下有云：遂指挥，不得更搬粮草以赴绥州，亦不得留禁军、厢军在彼驻劄者，非是要久远费国家钱粮，争此无用之地。） 盖欲以空城付之，使数万必死之兵牵制西人，常令屯守堤备，旷日持久，自当疲敝。（案：《家传》此下有云：不敢并聚凶詀於别路作过，及令诸路更作困挠之策，则冀其早来请命。） 今已纳其降人，得城与地而反自弃之，乃先形自弱之势也。（案：《家传》此下有云：且兵主於势，自结隙以来，西人屡入屡败，其所获首级不少。我之兵势方振而遽自弱之，使彼见其形而侮慢不已。向去虽欲屈就，必益骄蹇而难合也。） 况朝廷前降指挥，许以绥州城与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约；若更厚抚继世、嵬名山，使过所望，则必各尽死力以报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国用亦无所耗。万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系国家边鄙利害，则谅祚所损，固不胜其计矣！”（案：《家传》此下有云：臣谓薛向、贾逵等擘画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国家即今边计为便，可以施行，非是听用轻躁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浅妄之说，以救全向、谔之失也。谨遣走马承受冯德诚乘传以闻，愿早赐可。） 谅祚战数败，国中饥困，以琅珰铁锁锢杀杨定者，将献之求和而未行，而谅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案：毕沅《通鉴考异》云：《宋史·神宗本纪》：熙宁元年三月庚辰，谅祚卒。据《夏国传》，谅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盖秉常於治平四年冬即位，则谅祚实治平四年卒，元年赴告之日。又案：《纪事》於明年三月甲辰，书夏国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 琦因奏曰：“当此变故，尤非弃州之时。愿且留数月，以观虏情，他日再许纳款，犹可为议论之端。”（案：《家传》此下有云：或令别立疆界，或换易塞门旧寨，或予之拒降人之请，是时取舍，皆在朝廷。） 枢密院使文彦博、吕公弼耻於中变，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条陈不已。上遣入内押班王昭明斋手诏访琦利害，琦复具奏。（案：《家传》载奏疏云：臣当职无状，上烦圣慈，委曲开谕，夙夜不胜愧恐。然臣始欲留绥城，令继世与降人同处者，盖以西人与朝廷隔绝之后，欲降众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贼。既西人来告谅祚之哀，则边事又有变易，朝廷下次必须许令复好，故乞留此绥城，只备数月之粮，差人防守，贵与商议时易为束缚，存得朝廷久远事势。今若朝廷以臣前议为是，即乞责令郭逵依此照管，如不系议和利，亦乞直行毁弃。） 乃诏绥州如琦议。（《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谅祚将以兵报复，西边皆惊，上乃以韩琦判永兴军兼陕府五路经略安抚使。琦奏曰：“薛向招诱横山，已而种谔擅取绥州；环庆李肃之领众七千，破荡族帐；泾原蔡挺又欲令环庆直趋兴、灵，肆意妄作，取怨夷狄。臣引道非难，但须禀朝廷威算。”琦寻至长安，有诏相度绥州可弃可守以闻。琦奏：“绥州不可弃，且言西贼诱害沿边知军巡检，不接诏匣，贺登极正旦人使更不过界，是不复顾藉和好。况绥州见已修就城池，若令嵬名山等据之，自然并力捍奭，谅祚万一失之，亦不系国家边鄙利害。”《宋史·吕公孺传》：神宗得绥州，遣使议守弃之便，命公孺与郭逵议，合，遂存绥州。与此异说。）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三 上

神宗

△熙宁元年（戊申，一○六八）

１、春正月甲戌朔，改元。（《长编》通例。案：《长编》通例，每一帝立之元年，特书春正月某某朔，改元。其中间复改元则不书，兹据通例补之。）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熙宁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同此，《辽史》不书日食。《本纪》又云：治平四年十二月辛酉，以来岁日食正旦，自乙丑避殿减膳，罢朝贺。

又：复武臣同提刑。案：毕沅《通鉴》：甲戌朔。《长编》卷一百九十二：嘉祐五年八月乙酉，罢诸路同提点刑狱使，置江南东西、荆湖北、广南东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转运判官。先是，提点刑狱使臣或有窃公银器为乐倡首饰者，议者因言使臣多不习法令，不可为监司，故罢之，至是又复其制。《宋史·本纪》：熙宁二年十一月丙子，罢诸路同提刑武臣。《职官志》：提点刑狱公事，掌察所部狱讼而平其曲直，审问囚徒，详覆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旧制，参用武臣。熙宁初，以武臣不足以察所部人材，故罢之。又案：二年十一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无罢武臣同提刑文，故附注於此。

又：以唐介参知政事。案：《宋史·本纪》：丙申日，介时官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权三司使。《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故事，执政坐待漏舍，宰相省所进文书，同列不闻。介谓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预知，上或有所问，何辞以对！”乃与同视，后遂以为常。徐乾学《通鉴后编》云：以三司使唐介参知政事，帝问司马光曰：“唐介参预政事何如？”光曰：“介素有刚劲之名，外人甚喜。”

又：增太学生员，初二百员，至是增置一百员。案：《宋史本纪》，壬寅日。《编年备要》云：寻诏以九百人为额。《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初，太学置内舍生二百员，官为给食。至是盖待次者百馀，谏官以为言，故有是诏。《玉海》卷一百十二云：元年正月，谏官滕甫等言，庆历》太学内舍生二百员，官给食，乞增置。李《十朝纲要云：五月，展国子监以九百人为额。

１、二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辰朔。） 壬子，观文殿大学士、右仆射、判河阳富弼判汝州，仍诏入见，乃赴任。（《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弼再判河阳在治平四年十月初二日丁未。又案：范忠宣撰《富公行状》：熙宁元年正月，移判汝州，且俾入觐。诏曰：“渴见仪容，愿闻风论。”与此异月。）

２、丙辰，种谔夺四官，随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谔擅权生事，诏系长安狱，或以咎谔。谔曰：“嵬名山举众约降，既闻於朝矣。若缓以待命，事机一失，则数万之众，快於贼手，为边生事不细。吾宁坐死，以就国事。”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置对，无一语罣人，惟自引伏。虽值陕西曲赦，终坐责。（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丙辰日，《纪事本末》不系责日，今据附此。谔复西京库使、商州都监在十二月庚戌，见《长编》卷二百十六原注。陈桱《通鉴》附谔安置随州於元年十二月，恐误。） 先是，枢密院言：“上意谕郭逵毁弃绥州曰：‘国家封疆万里，岂与犬羊争尺寸之地！’逵未至，贾逵遂以兵驱降羌於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机宜文字赵禼言（案：此下有脱误。宋史赵禼传：禼第进士，为汾州司法参军。郭逵宣抚陕西，辟掌机宜文字。种谔擅纳降人数万，朝廷以其生事，议诛谔，反故地归降人，以解仇释兵。禼上疏曰：“谔无名兴举，死有馀责。若将改而还之，彼能听顺而亡绝约之心乎？不若谕以彼众饿莩，投死中国，边臣虽擅纳，实无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苏立、景询辈尔。可遣询等来，与降人交归。各遵纪律，而疆埸宁矣。如其蔽而不遣，则我留横山之众，未为失也。”） 绥州不可毁弃，劝逵招集降羌使还守绥州，不然，且为边患。逵从之。韩琦令鄜延勿给嵬名山粮，追还戍兵，（案：涑水纪闻卷十一：种谔之谋取绥州，两府皆不知之。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赵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时韩魏公为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韩公判永兴军兼陕西四路经略使，度其可受可卻以闻。韩公至陕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诘之曰：“若受之，则当馈粮，戍之以兵，有急则当救，此三者皆有备乎！”韩公对不及馈戍及救，彼自有当谅祚。因遗书令勿给粮，追还戍兵。） 若谅祚攻嵬名山，亦勿救也。逵以为不可。琦遣刘航往诘，逵因执不可，曰：“如此，则降羌无以自存，皆溃去矣。”（案：《涑水纪闻》卷十一载此数语，又云：乃奏请筑绥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绥德城，择降人壮健者，刺手给粮，以为战兵。”得二千馀人。） 琦从之。是月，运丹州粟以给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选其彊壮二千馀人刺为兵，馀丁皆刺手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两不耕田及绥州旁近闲田给之使耕。其初降时并老弱凡二万馀人，死於战疫及逃去，仅存万馀人耳。《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３、庚申，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三叶毕，上更命读一叶半，读至苏秦约六国纵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此乎！”光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於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光曰：“臣空疏无取，陛下每过形奖饰，不胜惶惧。”（《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亦略载论仪、秦事，原注云详见《讲筵》。惟卷五十二作丙辰日，与此异日，此文较详，故取此删彼。王氏应麟《玉海》卷二十六云：熙宁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阁。王珪、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吴申、周孟阳讲《礼记》，读《史记》、《资治通鉴》。据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甲辰朔，丙辰为十三日，庚申为十七日。《玉海》所载十一日，则为甲寅，又与《纪事本末》互异。）

４、是月，群牧司言：“枢密院副使邵亢请以坊监牧马馀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利。案马监草地四万八千馀顷，今以马五万匹为额，匹占田五十亩，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七监地，馀良田万七千顷，民租佃收草粟，以备寒月之用。”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纪事本末》不系日，附月末。）

１、三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酉朔。） 庚辰，夏国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转运使韩缜、陕西经略司勾当公事刘航，就都亭驿站，诘问贼杀伤杨定等及虏掠熟户、不遣使贺即位、降诏不承等事。（案：《文潞公集》：熙宁元年《论夏国册命》云：薛宗道至，若所斋表止是告哀，别无陈诉，及宗道於押伴官处别无传达言语，欲令孙构因聚会款曲间祗作己意问之，云：“先国主薨谢，今来何人继嗣焉？”他若云某人继嗣，即卻问云是先国主之何亲？云是子，即更问云是嫡子否？若云是嫡，即与更问云：“先国主盛年弃世，今来嗣子，必是幼小。”他若有对，更随机答之，少间即更说与：“自古外国必须中国册命者，方可取重於诸蕃。今者西夏以累世贡奉，故当册命嗣子。然朝廷以夏国自嘉祐以来，於麟州界上掩杀郭恩，及於泾原侵掠固家堡子，后又於大顺城作过，有违誓表，如此非一，以至先帝上仙不时来祭。今上登极，亦不入贺。然朝廷曲示含容，尚存事体，而夏国终不省过，又於去年十一月中於宁顺寨界上诱引杀害卻知保安军杨定等三人。如此不道，今来朝廷未必便行封册之礼，须与夏国重别商议再具誓表，信纳丁宁，务存久远，方可商议别行封册。若依前卻有侵犯边境，贡奉不时，岂恭顺和好之理？”若宗道别为分疏，即随其言以理折难。若云某祗是斋表来告哀，不敢与闻他议，即且说与：“今来使还，须是子细说与本国知委，候议定，别具誓表来上，朝廷须有商量，亦是使人了事之功效也。”） 宗道言：“李崇贵等见已禁锢，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陈夏国子母悔过，惟命是听之意。上乃令缜谕旨：今为夏国画长策，度彼亲贵任事首领亦必止三五人，欲并朝廷除官。仍於岁赐内割五万数定充所除俸给，所贵同心助国，效顺中国。（《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毕沅《续通鉴考异》云：《宋史·神宗纪》：熙宁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谅祚卒，遣使告哀。据《夏国传》，谅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於治平冬即位，则谅祚实治平四年殂，《本纪》所书者赴告之日耳。）

２、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请建太皇太后宫殿，并以庆寿为名。（《纪事本末》卷五十四。案：王偁东都《事略本纪》：二年五月壬辰，太皇太后迁居庆寿宫。《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潭州雨毛。案：《宋史·本纪》作丁酉日。）

１、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见，上以弼足疾，许肩舆至崇政殿门。又以门距殿远，更御内东门小殿见之，且免拜，坐语从容至日昃。（《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范忠宣撰《富公行状》：以公足疾，肩舆至崇政殿门，令男绍庭入殿扶持，仍不拜。又以门距殿远，上特为之御内东门小殿以见之。恩礼优重，并臣莫及，赐其子绯衣银鱼，召坐。《太平治迹统类》云：富弼入见，且免拜，坐语从容至日昃。问以治道，弼以上锐於有为，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随其善恶若自取，然后诛赏从之，则功罪得其实矣。”上称善。又问北边事，条目甚悉，弼曰：“陛下临御以来，当先布德泽，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赏边功，恐致生事，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愿陛下勿先留意於此。”上默然良久。又问所先，弼曰：“阜安宇内为先。”上善之。）

２、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谓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谟，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於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於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曰：案：《临川集·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云：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讬，必尽其材，变置设施，必务其当，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於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彊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於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於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案：《临川集》此下有云：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於方今。） 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於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於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於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案：《临川集》此下有云：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於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横彊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重赏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於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於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一切因循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案：《太平治迹统类》作“非不见任”。） 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於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於庸人。农民坏於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於疲老，而未尝申饬训练，又不为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尝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尝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於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彊。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於百年，虽人事，亦天助也。盖屡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逊忌讳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谓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由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施设之方。”对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自喻。”上曰：“虽然试为朕言之。”於是为上略陈施设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对曰：“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实未敢条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安石唯唯而退，讫不复录所对以进。（《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薛应旂《通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师，时受翰林学士之命，已七越月矣。《太平治·迹统类》作壬寅日，与《纪事本末》及各本均异。徐乾学《通鉴后编》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友。三人更游扬人，名始盛。帝在藩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辄曰：“此维友王安石之说。”及为太子庶人，又荐以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至是始造朝入对。）

３、除集禧观使富弼恳辞乞赴汝州，上不许，弼又言云云。（案：《东都事略》、《太平治迹统类》诸书，《宋史》及各本均不载，或即上壬寅之言也。上乃听弼依旧判汝州，罢集禧观使。《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读吕公著、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等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赐立，而讲者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诏礼院详定以闻。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礼院胡宗愈言：“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