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出优礼。祖宗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所存，礼则加异。太祖开宝中，李穆、王昭素於朝召对，便殿赐坐，令讲《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升辇将出，顾见讲座，因召学官李觉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座？’太宗为之降辇，令有司张帟幕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於前，则事体轻重，议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故事，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义。”判太常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言：“臣窃谓侍从之臣，见於天子者赐之坐，有司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於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然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之下，祖宗建官之意轻重可知矣。今若侍讲辄坐，其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每有进说，皆当坐矣。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今人主待侍从，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初，孙奭坐讲，仁宗尚幼，跪案以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及公著等奏请，众议不同，上以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十朝纲要》：庚申，诏从判太常龚鼎臣议，令经筵立讲。）

１、五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壬申朔。） 庚辰，（《长编》卷二百零八：治平三年八月十五日己酉，蔡抗陈乞国子监轮举教授。原注：熙宁元年五月庚辰日有诏。案：原文已佚。毕沅《通鉴》云：五月庚辰，诏两制及国子监举诸王宫教授。据《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五月九日，有司言：“两汉以博士不通政事者，补诸侯王傅。今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宜命两制举纯朴行谊年五十以上者。”又云：置大宗正司记室一人，典笺奏；讲书、教授十有二人，分位讲授，兼领小学之事。自熙宁初置丞，省记室、讲授员，增给以禄。） 同知谏院吴充（案：《宋史·吴充传》：熙宁元年，知制诰。神宗谕以任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谏院。） 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务未举，农政不修，令臣条上其事。臣以当今乡役之衙前为重。上等民户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桮杵匕箸，皆计赀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势同漏卮，不尽不止，至有家资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殁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风俗日坏，殊可悯伤。望敕中书择臣庶之言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及以先朝余靖所上《农书》并臣所上《农政五事》，并下两制详定以闻。”诏令送中书。（《纪事本末》卷七十。案：太平治迹统类载吴充是奏。又云：诏令中书及韩绛同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与议。安石以顾为善。然是时安石未执政，制置三司条例司尚未设，此恐年月有误。《纪事本末》此上明书元年五月庚辰，姑附此。）

２、丙戌，郭逵言：“夏国遣人奉誓表，送杀杨定人伪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及所虏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道。”诏遣使二人监管崇贵等，乘驿赴阙。杨定等死，逵密诇边吏，得杀定等首领姓名，谍告曰：“夏人将斩杀定之人於境以谢罪。”逵曰：“此特斩囚以绐我。”檄宥州诘夏人，且曰：“必执李崇贵等来。”虏曰：“杀之矣。”逵曰：“崇贵等见存职任状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惧，乃以实告。初，薛宗道受韩缜所议，（案：薛宗道，即《涑水纪闻》所云夏国之臣薛老峰也。议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详见二年十月丙申。） 归白秉常，秉常不许。宗道始归，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国疑，当不受诏，藉或授之，必伪立姓名以邀金缯；且彼既恭顺，宜开布大信，以示威灵所加，不宜诱之以利。”秉常果不受诏，如逵所言。（《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郭逵传》：逵诇得杀杨定者首领姓名，牒告将斩之於境以谢罪，逵曰：“是且枭死囚以绐我。”报曰：“必执李崇贵、韩道喜来。”夏人言：“杀之矣。”逵命以二人状貌物色诘问虏，情得，执献之。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韩绛主种谔计图横山，与逵议出兵。逵曰：“谔，狂生耳，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误大事。”绛怒，以为沮挠，奏召逵还。）

３、丙申，枢密院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案：《玉海》卷一百三十九：“拣”作“择”。少壮材武艺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户下支移、折变，别团会教阅，依日限放散，并给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伦者，听注籍，候有阙收补。从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案：《文献通考》卷百五十六：帝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王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两府共议，或以为令一月一番，或以为一季一番，且令近戍。文彦博等又言难使远戍，安石辨之甚力。义勇旧制，见《宋史·兵志》五云：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三十材勇者充，止涅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副正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税户弓箭手、砦户及四路正充保毅者，家六丁刺一，九丁刺二；有买保毅田承名额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又诏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盖庆历初，河北路义勇总十八万九千三十一人，河东路义勇总七万七千七十九人，陕西路治平初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熙宁初，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少壮艺精者百人为上等，手背添刺“上等”字，旌别教阅，及数外艺优者亦籍之，俟有阙则补。从之。）

４、戊戌，诏：“诸路籍义勇有胆力者别为一等，以备非常；捕盗，候有功，当议量材优与名目；并立呈试武艺三等，许诸色人自陈，中不等，许义勇陈乞。”（《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５、废庆成军入荥河，置军使隶河中。（《纪事本末》卷七十七。原注：《旧纪》，上谓辅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聚一方，多置郡县，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议并省之。於是废庆成军，又废庆平县。按废庆平县，《实录》已见四月末，上语云云，似为新政并省发端，今附见此。《新录》亦不载上语。案：《宋史·本纪》、毕沅《通鉴》，戊戌日，《纪事》不系日，据以辑此。《宋史·地理志》：永兴军路荥河下注云：次畿。旧隶庆成军，元年废；以隶府，治置军使。）

１、六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丑朔。） 辛亥，王临言：“保州塘泺已西，可筑堤植木，凡十九年，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陷戎马。”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三。）

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阪塘，异时皆蓄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所在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垾，功利有实，当议旌赏。”《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六月乙卯，赐知唐州、光禄寺卿高赋敕书奖谕。赋在唐凡五年，增户万一千三百八十，给田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榛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五百十七，作陂塘四十有四。《宋史本纪》：六月辛亥，诏诸路兴水利。）

２、先是，谏官言：“选人到铨磨勘者，众为壅并，遂至稽滞，盖是举官之数太多，不与引见转官人数相当。乞先取京朝官员数著定，仍限定诸路保奏之数。”台官亦言：“今京朝官十倍景德之前，员多阙少，审官差遣，不行选人磨勘之法。故当渐有澄汰，不为限隔，使人无留滞咨怨之声。”己未，诏诸道州、府、军、监长吏奏举选人，更不裁减外，其通判奏举选人，并令权罢。（《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壬戌，诏诸路转运判奏举选人为京官，比拟提点刑狱，朝臣并减二人。（《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４、癸亥，赐知渭州蔡挺敕书奖谕，以韩琦言镇戎军叶燮会乃控扼西界要害处，独挺能修筑堡寨，凡钱粮、材木、版筑之具，皆不愆於素而又能广弓箭手，使不废衣廪而兵备益集。初，秉常遣使告哀，案：在三月初八日庚辰。琦言：“自西夏诱杀杨定以来，与朝廷相绝，今遽遣使来告，即见其国内饥丧，乘此危迫，故急来赴诉。此时若不直以彼国前违犯誓诏之事，先行诘责，及令缚送害定等人李崇贵等归朝廷，以雪数家之冤，以正国体，俟其一一归服，然后开纳，苟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册命之礼，且要无事，即恐一失机会，转难控制。”（案：《安阳集·魏公家传》此下有云：又以夏国当此变乱之际，可以开示大信，招纳横山一带部族，乃为大字榜於诸路，使散入虏中。诏问公乘此机会有可行事宜密奏以闻。公奏曰：“若告哀人沈然过界，不来求议，许臣於诸路择要害处兴建城寨，使彼震慑，必速就议。”先是，泾原路镇戎军新寨悰有地六千馀顷，可招弓箭手三四千人，蔡挺尝乞於此壕修叶燮会为寨。） 遂以便宜檄挺兴役，叶燮会后赐名熙宁寨。（《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东都事略·蔡挺传》云：挺检括迸边生地、汉蕃冒耕田四千八百顷，募佃以充边储。边人冒市蕃部田，挺开自首免罪法，复得地八千顷，刺弓箭手三千，养马五百。镇戎军三川、高平、定川砦旧壕外，有曹英、新壕两壕，之间土地膏腴，东西四十里，南有土山。挺因险筑砦，乘高四望，护壕内地及觇贼往来。筑十八日毕功，开二千顷，募弓箭手三千人耕守之，赐名熙宁寨。）

５、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司。（《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戊申，诏罢河北屯田司。原注：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李若愚同制置。案：是月辛丑朔，二十三日癸亥。《宋史·食货志》上四：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司。原注文简，据《食货志》增。）

６、乙丑，河水涨溢，诏都水监、河北转运司疏治。（《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戊寅程昉言滹沱兴工原注。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河决恩、冀等州。《十朝纲要》：乙丑日。《宋史·本纪》：六月乙亥，河决枣彊县。七月壬午，以恩、冀河决，赐水死家缗钱。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安抚河北。癸巳，疏深州溢水。据《朔闰考》，六月辛丑朔，无乙亥日。《本纪》於乙亥前书辛亥，乙亥下书丙寅，“亥”乃“丑”字之譌。《五行志》则又云：熙宁元年秋，河决恩、冀。与此并月。《十朝纲要》、《宋史河渠志》、《编年备要》，明载七月又溢瀛州。本纪惟载十二月癸卯瀛州地震，无七月溢瀛州文。《五行志》亦无溢瀛州文，或因瀛州溢在七月，《五行志》因误以恩、冀河决为秋欤？今依《十朝纲要》附乙丑。《编年备要》云：六月，河决恩、冀等州。七月，又溢瀛州。寻遣使赈贷之。都水监宋昌言与内侍程昉请相度六塔旧口，并二股导使东流，徐塞北流。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於海，是谓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於德、沧，流入於海，是谓东流。《宋史·河渠志》一云：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棘彊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顾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於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奭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馀人，役一月成。今方灭伤，愿徐图之。”都水监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於是都水监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馀年，自澶州下至乾宁军，创堤千有馀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涩，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彊抹岸，訩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王亚等谓：“黄、御河一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十一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对：“请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说，置上约。三月，光奏：“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彊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急於见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势复东高西下。若河流？东，一遇盛涨，水势西合入北流，则东流遂绝；或於沧、德堤埽未成之处，决溢横流。虽除西路之患，而害及东路，非策也。宜专护上约及二股堤岸。若今岁东流止添二分，则此去河势自东，近者二三年，远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訩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减，可以闭塞，两路俱无害矣。”会北京留守韩琦言：“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馀步，则将束大河於二百馀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訩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奭。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四月，光与张巩、李立之、宋昌言、张问、吕大防、程昉行视上约及方锯牙，济河，集议於下约。光等奏：“二股河上约并在滩上，不碍河行，但所进方锯牙已深，致北流河门稍狭，乞减折二十步，令近后，仍作蛾眉埽裹护。其沧、德界有古遥堤，当加葺治。所修二股，木欲疏导河水东去，生堤木欲捍奭河水西来，相为表悰，未可偏废。”帝因谓二府曰：“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曰：“人多以六塔为戒。”王安石曰：“异议者，皆不考事实故也。”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安石曰：“诚然。及时作之，往往河可东，北流可闭。”因言：“李立之所筑生堤，去河远者至八九十里。本计以奭漫水，而不可奭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奭也。”帝以为然。又案：河决德、沧等州，见八月戊申。）

７、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案：《传家集·辞免裁减国用劄子》为七月三日上，《纪事》类系於下命日。据集中所载云：臣近曾乞选差官裁减国用，奉圣旨不许辞免。臣以非才，叼忝美职，月受厚俸，常自愧恐无有报称，若果能有益於国，臣何敢辞。窃惟方今） “国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异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目，此止当下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不必更差官置局。”（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专领此事，况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穀差遣。） 上因问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对，上深开纳。明日，（案：此明日，依《传家集》七月三日上章，当为七月四日甲戌。） 即置裁减局。（《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８、是月，废随州为光化县。（《纪事本末》卷七十七。案：《宋朝事实》卷十八：随州，熙宁元年省为安化县。四库馆原校本云：按《宋史》作熙宁元年废光化县为镇入随县，与《元和县志》管县有光化之文，而与《文献通考》熙宁五年改光化军为光化县隶襄阳，及此作元年省安化县者，先后沿革互有歧异。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宋史》三云：随州之光化县，本安化县，后周改名。此熙宁元年所废之光化，乾道二年以襄州之阴城县、光化军并置，乾德县隶焉。熙宁五年废光化县隶襄州，此别一光化县。虽同在京西路，初不相涉。）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六月，录唐魏徵、狄仁杰后。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癸卯，以同州明法魏道严为本州司士参军，前邠州观察推官狄国宾注仪陇州职官一任，以判永兴军韩琦言道严，唐郑国公徵裔孙；国宾，梁国公仁杰十二代孙故也。《宋史·本纪》与《全文》日同。

１、七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未朔。） 癸酉，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言妇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韦阿大，嫌其陋，谋夜以刀杀之，已伤不死。案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其死，用违律为婚，敕贷阿云死。知登州许遵言：“当论如敕律。”诏送刑部，刑部断如审刑、大理。遵不服，乞送两制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定，而光与安石议异。安石本不晓法而好议法，彊主遵议，特与光异。及执政，遂力行之。然议者不以安石为是也。（《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传家集》载温公议云：臣窃以为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窃详《律》文：“其於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所谓“因犯杀伤”者，言因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除为盗之外，如劫囚、略卖人之类，皆是也。律意盖以於人损伤既不得首，恐有别因馀罪而杀伤人者，有司执文并其馀罪亦不许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论法”也。其直犯杀伤更无他罪者，惟未伤则可首，但係已伤，皆不可首也。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案谋杀、故杀，皆是杀人，若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故劫囚、略人皆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劫斗与谋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苏州洪祚断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盗故杀伤人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疏》既指名故杀伤人，则是因盗谋杀伤人者，自从谋法。当时法官误断，不可用例破条。遵又引《编敕》“谋杀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以为谋杀已伤而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按尊长谋杀卑幼之类，皆是已伤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问答》条云：“谋杀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谋杀之罪尽。显是谋杀，许令自首。”案问皆谓谋而未伤，方得首免，若其已伤，何由可首？凡议罪制刑，当使重轻有叙，今若使谋杀已伤者得自首，从故杀伤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雠，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将。果然如此，岂不长奸？况阿云嫌夫詀陋，亲执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断其一指，初不陈首，直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捶，势不获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悯？朝廷贷命编管，已是宽恩，而遵更稽留不断，为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后有似此之类，并作减二等断遣，窃恐不足劝善，而无以惩恶，开巧伪之路，长贼杀之源，奸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大理寺、刑部所定已得允当，难从许遵所奏作案问欲举减等两科。今来与王安石各有所见，难以同共定夺，伏乞朝廷特赐裁酌施行。又案：邵博《闻见后录》：登州有妇人阿云者，谋杀夫而自承。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为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