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奏议集录

夫天无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谓之天，作《昊天五帝议》。祭天岁或为九，或为二，或以变礼者为正，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不见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议》。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复疑焉，作《后土即社议》。三岁一郊，非古也，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古经之可见者也，《周官》以禋祀为天，其义各旨，作《燔柴泰坛议》。祭天之牛角茧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礼》成于周公，未之有改，增群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质而尊之义也，明堂，文而亲之义也，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用辛，鲁礼也，卜不得常为辛，犹至日之不常为辛，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地而遵北郊，郑玄之说也，作《北郊议》。多闻阙疑，先圣有训，私不自量，揆妄为之说，实有恧焉。鸿藻硕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证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议

言昊天者有三说。郑玄六天之妄，攻之者矣。王肃谓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祁农事。若明堂迎气，皆祭人帝。历唐而下，则谓郊祀配天者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为五帝。甚者，因其说之不通，并《孝经》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说纷杂，良由天与帝之号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谓之天，在明堂者谓之帝。河南程氏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气之始也。万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飨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时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气，帝言其性，其说是矣。故由其在郊，则以其远祖配，尊而无文之义也。由其在明堂，则以其父配，尊而亲之之义也。郑氏六天，本于谶纬，攻之者虽力，而卒莫敢废。」汉魏以来，名号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间则曰皇皇天帝，梁则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从长孙无忌之议，而废六天之谬。后复尊郑而不敢废者，盖郑氏谓《星经》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复合夫从祀。于是郊之所主为昊天，而其坛之二等，复有天皇焉。此存郑之说至于唐宋而不敢废者，以此也。王肃言明堂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尝不泥于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帝，其来已久。或者又谓禋祀五帝为祭天，以此病肃，然卒无以归于一当之论。愚尝独谓五帝非人帝，其所谓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语》五帝之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敕亦曰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五方之帝，亦谓为天。自今郊祀，惟昊天上帝称天，余五帝皆称帝。证以二说，则六天之说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误可证而不诬矣。独黄干泥夫郑学，谓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非人帝所能为。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勾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称五帝，何忧不能寒暑节风雨时？独不可称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号耳，陈祥道言五帝无预乎昊天上帝，其说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郑说。又谓明堂之上帝兼昊天，与五帝而一之，其说又不通。独三山林岊言：古之祭上帝与祭五帝之礼，以经推之，礼莫盛于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从简，为报本反始，以稷配；明堂从备，为大飨报成，以文王配。稷，王业所始；文王，王业所成，从其类也。祭于郊曰天，于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谓大臣之赞相有司备具。至其圭币，则五帝各有方色，未尝与上帝混同也。愚尝妄谓，《周官》无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于五经，其说愈不可解。天官太宰，祀五帝则掌誓戒，后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郑谓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于大神示也。五帝之说盛于吕不韦之《月令》。先儒尝言，《周官》为战国时书，故《周官》之言五帝，多于祀天，而其礼之大者，未尝不与祀天并。玉乐虽重于上帝，而充人掌牲牷止于五帝。小司寇之实镬水纳，亨士师之沃尸及王盥，皆止于五帝。《诗》、《书》所载，未尝有五帝之号，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为无据也。

祭天名数议

天，岁有九祭，郑玄之说也。何以谓之九祭？祀昊天于圜丘，五天帝于四郊，复立郊祀明堂而为二，龙见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肃之祭有二，谓天惟有一岁有二祭，南郊之祭为圜丘，以冬祭，其祈农事也，以春祭，谓之二祭。梁崔灵恩宗郑而黜王，不过谓郊丘不可为一，而五帝之祀同为天帝，明堂之不可废，犹大雩之不可废也。自唐以后，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与郑异者，则谓春祈谷，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于四郊为九祭。历代尊黜异同，不过出于三者之说。愚独以为其说皆无足取。证郑氏之五天帝不得为天，前已辨之详矣，以圜丘南郊为二者，分帝为太微，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肃之祈农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请得而论之。按《月令》元日祈谷于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谷于上帝。祈谷之祭，非郊与明堂之比也。善乎卢陵胡氏之论曰：郑谓此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则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长日之至，注引《易说》，谓春分日渐长，则此未春分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献子云：「启蛰而郊。」则此未启蛰也。献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谷，非郊天大祭。《诗》云：「春夏祈谷。」岂谓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于天，不得与南郊明堂并。而大雩之祭，尤不宜与二大祭同议。按《春秋》之书，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乎而求之义。其甚者则歌哭而请，礼之变也。《尔雅》曰：「雩，号祭也。」《春秋》书雩之例，三传虽有异同，大较纪其旱之极。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两书焉，足以见夫旱之极矣。谓夫子纪鲁之僭者，非也。鲁之雩坛舞泳而归者，非欤！又按郑注，周雩坛在南郊之旁，则非郊天之坛明矣。《诗》之「小序」自欧阳氏、苏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详「小序」之笺，则先已有疑于本文，故其笺曰：「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夏则龙见而雩，是与？」夫「是与」者，疑之之辞也。春犹得以祈谷，言夏不得以祈谷言矣。孔疏知「是与」为不审之辞，复引仲夏大雩以祈谷实为证，是徇「小序」之失，不若毛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礼，有常有变，有因事之祭，若国故之旅于上帝，师行之类于上帝，天地之大，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祷于天，孰谓雩旱而可为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为一，明堂为二，此为一岁之大祭。若祈农事，虽非变礼，要为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议之者矣，独祈农于上帝，诚不可废，而元日之祭，不得与郊祭并，故两存而复议之。

圜丘 【[非郊]】 【【[非郊]】 ，据序文补。】 议

圜丘之名，独见于《周官大司乐》，《诗》、《书》、《春秋》、《仪礼》之所不载。二戴《礼》，先儒谓出于汉儒，今不复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鼓，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灵鼓灵，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郑康成释以为禘祭，又谓天神为北辰，地示为昆仑，历代相承，皆谓祀天于圜丘。王肃之徒虽难郑说，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说牵杂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独郑康成言之，既不能合于《诗》、《书》、《仪礼》，而于《周官》复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于地上圜丘奏之，不闻其祀天于圜丘也。《大司乐》前云：「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乐与圜丘所奏实异，则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为祀天，不当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当以太簇、应钟、咸池为祭地，不当用方丘降神之所为祭地之所也。郑康成知其说之不通，遂释前天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其说。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于祀天圜丘之说，不能详明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颖达咸宗郑而黜王。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文，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说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于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于前代。」愚曰：《诗》、《书》、《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说，本于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阴取之而不敢明证其事。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于圜丘者，特郑氏之说，初非《周官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于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说，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说历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于《诗》、《书》、《春秋》，滋以启后来之误，故为之辨。

后土即社议

《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着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于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社神。」独此说违戾特甚，启历代之讹谬，实自此始。按：《尚书》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诰》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礼」；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于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说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说，终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 【[礼]】 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说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说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于经，独见于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说者多，而不能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说者力，而不攻以地为郊之失，亦始于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谓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于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于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为是，其言《周官》礼大神、祭大示，皆无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书也。或谓社不足以尽地，此盖因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谓之后土者，建国之始称，若武成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亲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于告后土之后也。先儒谓尊无二上，故事天明独行于天子而无二事，地察故下达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之不敢继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说为是。且社有等差，至于州党族闾，愈降愈少。独天子之社为群姓而立。王社之说，孔疏谓「书传无文，其说莫考」。陈祥道释社后土之辨，终泥于郑氏，至谓建邦国先后土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谓之后土其可乎？

祭天无间岁议

古者天必岁祭。三岁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岁而郊也？三岁之礼，始于汉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坛而于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辂骍驹之靡，瑄玉宝鼎之华，其礼也侈，其用民也劳，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于后世，不原其本而议其末，三年之祭犹不能举，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国长久亦不过三四。至宋仁宗以后，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为古，则一二举者尤非礼也。苏氏曰：「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礼，以事天也，以报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莅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则变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则军旅亿丑之赏赉耳。事军旅亿丑之赏赉，则诚不专于享帝制，不一于报本。夫郊，以报一岁生物之功也，夫岂三岁一生物而三岁一报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饰，牲用茧栗，器用陶匏，谓德产精微，物所以称，故其文至简而其诚至。近世盛鸾辂冕服珠玉金缯之饰，惟惧不华；内阙观宫一夕之具，惟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费至广，岂所以降格天神之意耶？如是，则郊天之礼自汉而下皆非古制，礼乐百年而后兴，诚能如三代之礼，其茧栗陶匏费不为甚广，罢坛陛从祀之位，止以始祖为配，则千百年之废礼坠乐由是而举，岂不甚盛？其或不与祭，则如《大宗伯》所谓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之释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摄祭，庶几破千古之陋，上以合于天道，而下足以解诸儒之疑议云。」

燔柴泰坛议

《仪礼觐礼》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祭法》亦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法》、《尔雅》虽各自为书，而其说与《仪礼》合者，独燔柴无异。《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 实柴祀日月星辰， 【[以]】 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夫《周官》之柴，归于日月星辰，而以禋祀为祀天，是不与《仪礼》合也。《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不坛非燔柴也，扫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仪礼》、《周官》、《礼器》三书而言之，实有不同。自郑氏必欲合三礼之说为一，而后人附会者，曲为之迁就。崔灵恩则谓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讫，次乃扫地而祭。祭天之法，皆于地上，以下为贵，故不祭于人功之坛。陆佃则曰，祭天之礼，升烟于泰坛，奏乐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者，阳也，其声无形，故奏于自然之圜丘；烟者，阳中之阴，其气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坛。至于禋祀实柴，有异于《仪礼》。郑氏则云：禋，烟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于日月，言实柴于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备矣。其释《觐礼》则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敢各疏其穿凿，以从古《礼经》之正。《周官》之不与《仪礼》、《易》、《诗》、《书》、《春秋》合者，不止于祀天地，今止因三礼之异同，诸儒之附会，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乐之所，非坛也。自汉而下，皆祀于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谓圜丘即坛，为人功之坛。按释圜丘者，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坛，崔说与释圜丘者异矣。使果从坛下扫地而祭，则燔柴于人功之坛不可谓质，而独扫地之祭得谓之质矣。若然，则《仪礼》之燔柴为末，而扫地之祭为本。历考梁陈以来，不闻有祭于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说不得以行也。陆氏谓自然者为丘，使然者为泰坛，是祀天之坛有二。愚尝谓，合于《周官》，则泰坛之制未尝有，合于《仪礼》，则燔柴之制无圜丘。历代之失祀于圜丘，非是陆氏独不能证其误，是为二坛者亦非也。郑氏谓禋，烟也。《诗》「生民之禋祀」，《书》之「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释者谓禋，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谓也。使从郑说，以禋为烟，则六宗之祀，不得与上帝并，而祀文武于宗庙，又难与燔柴之祭同也。郑氏之释燔柴以祭天，为祭日祭地，为祭月，其说尤妄。是殆尊《周官》之书，其不可合者，遂臆说以非古礼。如夏正郊天，迎长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说，类皆若是。古《礼经》独觐礼为天子礼，舍燔柴为祭天，则此书又如王安石之罢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记》之合于经传者，先儒类皆取之，若王制、礼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独燔柴泰坛为祭天，与古礼合，特取其说。泰坛虽不见于《仪礼》，然从古传袭，未尝不以坛壝为正。觐礼之坛十有二，寻周公之三坛，同墠司仪之为坛三。成去祧为坛。下至周末，齐侯为柯之盟有坛，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祀天钦崇之实，其可废坛壝哉？

郊不当立从祀议

郊有从祀，西汉未之见也。礼之失，始于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闻其从祀也。杜佑尊时王之礼而深知其非，谓从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陈及于国朝，始相沿袭。夫谓之近古者，非古明矣。开元之礼，成于徐坚之徒，而开宝所作，祖于开元，大较从祀损益，咸取于建武。今因开元所定而论著其非是。其第一坛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实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复见于经传，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证也。坛之第二与第三，皆以《星经》为之制。杜佑谓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坛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为外官、内官以别而节其数。开宝以后，又复增五狱四渎、风师雨师之类而并祭之。其坛愈广，其牲牢愈繁，而其礼愈失。考于《周官》，则「大宗伯」之实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为一之证也。今考于《虞书》，其类上帝之后，则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祀，不闻其合祭也。汤之玄牡，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鲁之三望虽为非礼，亦皆无总祀之理。自汉而下，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其郊礼之费，竭九州岛之贡赋不足以供。由是，虽三年之祭，亦不能举，坛壝繁杂，宫县四立，有司临事，登降偪仄，惧不能以周旋，跛倚颠仆，无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议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之失；能以亲郊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为非；能知牛羊供给之费广，而不能尽角茧栗之诚悫；甚者，配帝之争不，遂有二配帝于坛上，依违莫从，一至于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礼，不伤财，不害民，一岁一郊，则何惮其不可行也。

明堂与郊天礼仪异制议

晋挚虞议曰：「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荐，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而以神示祭，故谓之帝。」晋傅玄亦云：「于郊尚质，于明堂尚文。」若然，则仪文悉皆有异矣。郊以特牲，明堂以牛羊。《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此牲之异者也。燔柴以报阳也，犹宗庙之裸鬯也。明堂与宗庙近，则燔柴乎何有？席用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质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之属，一以宗庙，此元丰议礼之得也。郊之祭用气也，进孰之失，始于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记》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