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奏议集录

，成多损少，其钞自不可胜用矣。立法之善，无出于此。故曰钱不可用，钞不可改，此事有关国计，非泛泛杂律常例之比。可以富民，可以强国，可以解岁饥，可以弭外患，可以万世开太平，真久治长安之策也。虽是群言噂沓，谁适为谋？筑舍道旁，岁不我与，因循苟且，唯唯悠悠，最为政之大患也。

深虑废钱日销，伪钞日广，国计日削，大柄日移，其流祸岂浅之哉？伏愿贤相名卿其疾图之，天下幸甚。

一、盐法

富国惠民，无出于铸山煮海二事而已。铸铜为钱，固乃国家之大务；煮为盐，虽知为重，而未得规画之方。今随处立运司，各场置令丞，实以课程浩大，必须另设衙门，以专管领，不知为蠹民间甚不小也。致弊百端，何可胜言。其于国家，实无所益。且如福建一道，仅抵淮浙一场，周岁办盐七万引，亦设运司正官首领官吏人等，所辖一十场，批引入所盐仓二处，官攒人吏游食之徒，不计其数，惟蚕食盐户而已。

今各处运司官吏，每岁轮番分司，给散工本，虽曰唱名，其实阳散阴收。纔并开煎，即以守催监装、开、起火、住火，比附考较封埕，巧立名色，百计科扰，场官因而倍取，盐户必须应付。又有总司差人催办取数，什伍为群，不时下场追扰，若不取之盐户，从何而出？上下交征，通同隐蔽。户之富者，尚堪少延，贫者无措，必致私煎私卖之弊。官司追搜，如捕重寇，只得举家逃窜。即目逃户已多，不敢申明，止令同盐丁代办，数年以后，必尽逃矣。此盐司之设，不便于盐户也。

商旅贩卖，所以流通。盐法，助办官课，令运司卖引。盐仓支盐，则有照引散帖，百种需求，方得支发。纂节去处又设批引官，索瘢求瑕，恣行刁蹬。至地头行卖，又差拘收引官，检校多余，无非渔猎客人而已。若盐价高，运司官吏诡名先行搀买；或盐价低，则勾盐商聘卖。及有上司官与权要之家挟势夺买，必须先尽数足，而盐商有守半年一年不能得者。又计其自变量，需要答头钱。以客旅与官府交易，本自疑忌，岂可更加挟持？此盐司之设，不便于商旅也。

运司关防私盐，并远场，毁远，立团煎煮，外立团军巡绰，为法可谓严矣。但团军岁一更易，何所顾藉？附团数十里，犬不得宁，甚至掠人杀牛，桩配居民，无所不为，其能保私盐之不漏乎？又有盐司差人及管军头目巡盐，络绎乡村，间遇见有盐，不审虚实，便指为私。从其诈骗，则免公庭；少不依随，遂成实祸。及有正犯到官者，设无贿赂，监禁经年，转指平民，连逮无已。溪壑既厌，尽皆撒放。或至遭断者，无非穷民。断没家财一半，多不过五七贯而已。有援者咸得清脱，无力者必至于罪。此盐司之设，不便于百姓也。

运司立法，凡有私盐生发，罪及县州正官。盐出于仓场，而罪归于州县，似此无辜，何异池鱼之殃？兼盐户不属有司，无相统摄，致有一等惯卖私盐无赖之徒，结构盐司，上下容情，纵令不轨，无所畏惮。及与附场民户交参住坐，便作户、柴户等名色，同影占。又有民税诡奇，规避差役，凡遇有司进会词讼，庇称盐户，沮挠官府不得施行。有必合约问之事，即以办课推辞，动经岁月，不得杜绝。此盐司之设，不便于官府也。

煮盐榷课，所以资助国用。今言者但知为国兴利，不知为国省力。总其所入，为数虽多，扣其所出，已费不少，何异以羊易牛，犹谓之得策耶？且以一引盐论之，岁给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盐司官吏月支俸给、般运水之费，通以价钱准除折算，而官司月过本钱将及一半矣，此则大不便于国家者也。夫畜猫防鼠，不知馋猫窃食之害愈甚；养犬御盗，不知恶犬伤人之害尤急。今盐司官吏犹馋猫恶犬之为害也，宜先去之，则鼠自穴藏，盗亦屏矣。

唐刘晏专用榷盐以充军国之用，观其行事，一时莫及，后世亦无有以继其轨者。其言曰：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又谓官多则民扰，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其始江淮盐利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民不困弊。此已验良法，古今不能易也。为今之计，不必立奇求异，但祖述刘晏之遗规，则尽善矣。宜将盐运司衙门及各场所设官吏团军巡卒，尽行革罢，并入有司管领。选省部内才干官一员充榷盐使；于各州县摘佐贰官一员提调盐事；于出盐去处设乡官一员专掌支发。但签取本处有抵业富家，应当亭户，分认周岁盐额，令亭户自行收拾，户任便煎煮，随处立仓交纳，亭户不致于逃亡，户可息于追剥，民户亦免团巡诬逮之挠，既无所扰，自皆乐于应办矣。

若非亭户户而自煎者，方为私盐，许令盐户告发，依条治罪。事既归一，谁肯轻犯？如工本实为盐司所有，而盐户虚受其名，得免额外苛虐，已云幸矣，虽不支工本，亦无怨也。终岁额办盐引，预于春季作一次发下诸路，给散各乡官收管，令客人径于收盐去处支买，依时价两平交易，听从他处发卖，随所至缴盐引，自可革去买引、揽引、支盐、分例、批引、过关一应之弊。商人获利既厚，则贩者必多，而民间亦可得贱盐食用也。

古今盐法，不过为办课耳，使课而无亏，何必广布衙门，自取多事？今盐有定额，户有定数，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办于亭户，既省俸给工本，自可全收课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业矣。至于户日蕃而赋益广，盐日多而利益博，他日之增羡，未可以限量计也。富国惠民之道，已尽于此。

一、厚俗

切自三代汉唐以来，历数延长，虽中经变乱，至于临危而获安，垂绝而复续者，皆由风俗淳厚、人心固结，有以维持扶植之也。贾谊曰：「化行俗定，则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至哉言乎！礼义不立，廉不兴，风俗日薄，人心日漓，如人之一身，已无元气，安能长久？风俗乃国之元气，国祚修短，系乎风俗之厚薄，所关甚不轻也。知为政之要者，当以移风易俗为第一义。夫移风易俗，莫大于礼乐教化。昔鲁两生曰：「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自开国以来，今且百年矣。《周书》曰：「既历三纪，世变风移。」自混一以来，今将三纪矣。以时考之，则可兴礼乐，崇教化，变风俗，不可谓之太早计。而朝廷上下略不及此，苟且一时之谋，不思万世之策，甚可为长太息也。

夫治国犹治身，既未能补养元气，使之壮实，宜先去其蟊贼，不致于损身则可矣。且即数端大坏风俗者言之：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王化之基也。今街市之间，设肆卖酒，纵妻求淫，暗为娼妓，明收钞物，名曰「嫁汉」。又有良家私置其夫，与之对饮食，同寝处，略无主客内外之别，名曰「把手合活」。又有典买良妇，养为义女，三四群聚，扇诱客官，日饮夜宿，自异娼户，名曰「坐子人家」。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且抑良为贱者，待告而禁，终不能绝。若令有司觉察，或许诸人陈首，但有此等，尽遣从良。有夫纵其妻者，盖因奸从夫捕之条，所以为之无忌。若许四邻举察，俾同奸断，或因事发露，则罪均四邻，自然知畏，不敢轻犯，此可以厚风俗之一也。

古者叔嫂不通问，所以别嫌疑，辨同异。今有兄死未寒，弟即收嫂，或弟死而小弟复收，甚而四十之妇而归未冠之儿。一家骨肉，有同聚麀。兄方娶妻，而弟已有垂涎其嫂之想，嫂亦有顾盼乃叔之意。妻则以死期其夫，弟则以死期其兄，闺门之丑，所不忍言。旧例止许军站续，又令汉儿不得收，今天下尽化为俗矣。若弟可收嫂，则侄可收婶，甥可收妗，子可收母，伯可收弟妇，但有男女之具者，皆可为种嗣之地，纵意所为，何所不至？此风甚为不美，除蒙古人外，所宜截日禁断。有兄亡而嫂愿改志及守志者，并听。如收以为妻，则比同奸罪更加一等。此可以厚风俗之二也。

夫纪纲名分，礼之大经。贱以承贵，下以事上，明君子小人尊卑之分限也。今有人家年深奴婢，或需求不获，或索去不能，欺蔑傲慢，不听驱使。纔加捶挞，便成雠恨。未免巧撰非违，以诬其主。官府未明其虚实，主奴必须同跪于庭。或攀指闺门妇女，贵贱不分，污言无忌，纵得解释，何面同处？南北之风俗不同，北方以买来者谓之躯口，南方以受役者即为奴婢，各因其俗之旧，则化易行也。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若纵奴告主，名分不立，此风甚为不美。除谋反、大逆、谋故杀人，许令陈首，其余一切事务并不得告，有司亦不得受，此可以厚俗之三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故自天子达于庶人，莫之能易。今有父母俱存，而诸子便已分居析爨，又有职官历任，弃父母而携妻子。昔人三釜之禄为养亲也，不顾其亲之养，大行已亏，安能治民？又有父母、祖父母讣音入耳，略无哀容，或驰价奔丧，而居官自若。又有亲方垂绝，不事津送，且娶妇聘女，恣为酣歌。又有鹤发之亲在堂，而牵于求名营利，至十数年于外，而喜惧罔知，略不动劬劳之念。此皆绝灭大伦，去禽兽者几希。夫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也。古人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孝其亲而能忠于君者。」又云：「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未有薄待其亲而能厚于他人者。」此风甚为不美。古者明王以孝理天下，由身先之也。又闻古者宗庙，四时之祭祀烝尝皆天子亲享，不敢使有司摄也。伏望检讨旧典，亲行享庙之仪，此谓追远，而民德归厚矣。仍令天下无论官庶之家，有亲在而诸子忍于分析，及居官客外，而违于生事死葬者，并坐以不孝之罪。凡遇父母、祖父母之丧，并令守制终服。如有告闲养亲或弃官庐墓者，各从所性，俟其孝行显然则优加褒奖，此可以厚俗之四也。

父子夫妇，乃三纲五常之大者，百世不能以损益也。今鬻子休妻，视同犬豕，贱卖贵买，略无恻忍。虽有抑良买休之条例，而转卖者则易其名曰「过房」，实为躯口；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实为价钱。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羊市、牛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极为可怜。是朝廷虚视其禁，而明开其门也。夫民之安于田里而不好作乱者，以妻子可恋生理足惜耳。若父不以子为子，夫不以妻为妻，朝为骨肉，暮即岐路，六亲不保，恩情已绝，推是心以往，则子弃其父，妻弃其夫，弟弃其兄，为下者疾视其长上，纲常之道，荡然不存。此风甚为不美。所宜严行禁绝，无分买者、卖者、引至者，并一体断治；并坐本贯官吏以亏失户口之罪，使各相保守，无弃天伦，此可以厚俗之五也。

古者定服色，所以明贵贱，陈卑高。今衣冠一体，贵贱不分，服色混殽，尊卑无别。如绣金龙凤，帝服也，而百官庶人皆得服之；明珠碧钿，后饰也，而闾阎下贱皆能效之。若驺从厮役，囊有一金者，便可以乘肥衣轻。虽德行道艺缾无储粟者，亦甘于徒步敝缊。如主奴同出，先与后之分耳，或联行并辔，不辨谁主谁奴；官吏杂处，坐与立之殊耳，或闲居促席，不知孰官孰吏。上下无差，冠履倒置，此风甚为不美。宜以九品之官，定为九等；士、农、工、商、僧、道，定为六等，下而臧获，定为一等，使服饰各安于分限，贫富不得而僭踰，此可以厚俗之六也。

凡此数者，皆时政之急先务，邦国基本，实系于斯，顾在朝廷力行何如耳。德风所加，靡如草偃，令行禁止，谁敢不从？所谓道以政，齐以刑，民知远罪而未至□，革心化行，俗变之余；所谓道以德，齐以礼，民日迁善而不自知。风俗既淳，人心自固。各遵德义，视法如雠，欲挽回唐虞三代之风不难矣。

一、备荒

凶年饥岁，古不能免，每每乱亡，由此召之。是以牧民之官，常切究心备荒之策，至甚详密。古者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余一年食，九年耕余三年食，故尧有九年水，汤有七年旱，天下不至于乱，民生不至于乏者，以备之有素也。

国家混一以来，年谷屡登，民无菜色。间有不稔，未见深害。所以上下偷安，不为经久之思。万一遇大水旱、大凶歉，饥馑相因，骨肉不保，户口星散，盗贼云起，将何策以救之？今民间一年耕仅了一年食，虽有余粮，亦不爱惜。如近年河南小荒，江淮一水，便已荡析流离，无所依归。今山东八路被阙食，朝廷拨降钞三万锭，委官计户见数，大口二斗，小口一斗。赈济两月，续据报到阙食户四十六万四百余户，大小口一百九十万四千有零，该米六十七万三千九百八十石，折支钞三十三万四千八百余锭，亦可谓善政矣。

然民生不可一日无食，七日不食则死，安能忍饥以需赈济？若待所在官司申明闻奏，徐议拯救之术，展转迟误，往往流亡过半，此不可一也。荒之地，自冬而春，春而夏，直至秋成，方可再生。纵得两月之粮，岂能延逾年之命，此不可二也。天虽雨玉，不可为粟；家累千金，非食不饱。若给以见粮，犹能济急。今散以钞物，非可充饥，纵有钞满怀，而无米可籴，亦惟拱手就死而已。官虽多费，而惠不及民，此不可三也。无预备之先谋，至临危以立策，虽有上智，无如之何。今京都之下，达官大家亦无储蓄，百工庶民皆是旋籴给爨，朝不谋夕。只今米多价平，尚且不给，设使价起，更值凶荒，尽为填壑之饥殍矣。此皆可为甚虑者，而执政恬然不以加意，识者为之寒心。

伏《至元新格》，诸义仓本使百姓丰年储蓄，俭年食用，此已验良法，其社长照依原行，当复修举。文非不明也，意非不嘉也，越十三载未见举行。朝廷泛然言之，百官亦泛然听之，不过虚文而已。汉立常平仓，谷贱增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民以为便，二千年间皆则而效之。朱文公尝行于浙东，最为得法。每岁秋成，官司给钱，依时价收籴入仓。次年饥时，依原价出粜，钱复归官。官无所损，而民有所济。备荒之策，无出此者。

然此法不可行于今矣，何也？贪官污吏，并缘为奸。若官入官出，民间未沾赈济之利，且先被打算计点之扰，及出入之时，又有减百端之弊，适以重困百姓也。宜于各处验户多寡，或一乡一都，于官地内设立义仓一所，令百姓各输己粟，自掌出入之数，不费官钱，可免考较。民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价，不费于公，亦无损于私。虽不若官支价钱之为便，然为仿古酌今之良法也。犹虑风俗不古，急义者少，豪家巨室，为富不仁，惟想望饥年，可以闭籴要价，谁肯以阴德济人为心？若令自愿，必无应者。亦须官为立式，有地百亩之家，限以一岁出粟一石，如有好义愿自多出者听，悉令出等。甲户执其纲领，择乡里能干者效其驱驰。岁添新粟，则旋广仓廪。每遇阙乏，如取诸寄而已。夫收支出入，既无预于有司，若其规画未至，必须助以官府之力。或掌事任劳之人自有侵欺，宜令司县官依窃盗例科断追理；或司县官因而挟势借贷，宜令巡按官依枉法赃例定罪，征还本色。若所在官司有能劝率成效，令合属上司开具保举，优加升赏，诚为安民定业之长策，经邦贻谋之要道。虽言近迂缓，而事实急切。如今年之荒，特其靡耳，所可忧者，正在他日。毋谓不及于目前，而藐然置之度外也。然此事非二三年未能有成，而目前之急，必思先有以救之。庙堂之上，皆知为今日急务，不过坐待其毙，未闻处置之方略。虽官司贱价赈粜，以有限之米，应未已之荒，长计将安出？若勒令随处富家平粜，则流害滋甚。大户纵贿而求免，小户力贫以奉行，徒资官吏之买卖，初无济闾里之危急。言者请给盐引和中客米。往年发珠子引，盐商失陷，至今怨黩，岂堪再虚以米引耶！纵令优利数倍，亦所不欲也。今被之处虽多，而江淮、湖广亦皆稔熟。及此收成之余，急为立法，收米四百余万石，半运赴都，半留随省，以备明年之荒可也。

宜仿汉时输粟为郎之例，发下从七品、正从八品虚名牒四千道，实拟散官遥授职事，分给行省，填名类报。从七一千道，每名米六百石；正八一千道，每名米四百石；从八二千道，每名米三百石，可得米一百六十万石。天下之富而好名者皆争趋之，既非常调，亦无碍于选法也。又仿宋时官卖度牒之例，除西番僧外，发下度牒三十万张，散之各路。凡为僧道，悉令例给，自至元十四年始截日终，出家者每名入米十石，可得米三百万石。归附以来，僧道兼无凭据，粮不输官，储积最厚，使少出所余以济饥歉，亦无损于教门也。二者但费朝廷之一纸，不动声色而数百万粮可立而致矣。舍此不行，他未见其策也。

夫鬻爵济时，虽非令典，稽之古史，亦匪创行，然可暂不可常也。度牒之法，今后出家者，每人纳米四十石，永着为令，宽以二三年，义仓既成，储蓄自富，可高枕而无忧矣。

一、定律

律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陶作士，明于五刑；穆王训画，罚属三千。纲举目张，井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视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国家立政，必以刑书为先。历观古今，未有无法而能一朝居也。

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以并缘为欺。如甲乙互讼，甲有力则援此之例，乙有力则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则无所可否。迁调岁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顾鹿骇，无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终之所断，是陷之以刑也，欲强其无犯得乎？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例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议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曰《断例条章》，曰《仕民要览》，各家收置一本，以为准绳。试阅二十年间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校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今者号令不常，有同儿戏。或一年二年前后不同；或纶音初降，随即泯没，遂致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谣。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不闻如是可以立国者。京都为四方取则之地，法且不行，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酝者比屋有之。酒益薄，价益高，而民益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愈多，辇毂之下，十家而八。又如奸盗杀人，必不可赦，而每岁放图鲁木，以此人心轻于犯法。又如婚姻聘财，明有官庶高下折钞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财钱，品官富人或索七十锭、一百锭，市庶之家不下二三十锭，更要表里、头面、羊酒等物，与估卖躯口无异。又如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之例，而今民业多归势要，虽亲与邻，不得占执。告到官府，无力与竞，业在豪家，终为所有，推此数端，天下概可知矣。

今有司每视刑名为重，而婚、田、钱、债略不加意。殊不知民间争竞之端，无不始于婚、田、钱、债，而因之以至于奸盗杀人者也。宪司巡按每以赃罚为重，而一切民讼，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负冤，上无所诉，是开官吏受赃之路也。审囚狱官每临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断一二，便为尽职。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县官吏，未饱其欲，每闻上司官至，则将囚徒保候，审录既毕，仍复收禁，此皆无法之弊也。

又兼衙门纷杂，事不归一，十羊九牧，莫知适从，普天率土，皆为王民，岂可家自为政，人自为国？今正宫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隶金玉府，校尉自归拱卫司，军人自属枢密院，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内史府，僧则宣政院，道则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户计诸司头目，布满天下，各自管领，不相统摄。凡有公讼，并须约会，或事涉三四衙门，动是半年，虚调文移，不得一会。或指日对问，则各私所管，互相隐庇，至一年二年事无杜绝，遂至于强凌弱，暴寡，贵抑贱，无法之弊，莫此为甚也。

昔先帝时，尝命修律，未及成书。近议大德律所任非人，讹舛甚多。今宜于台阁省部内，选择通经术、明治体、练达时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参以先帝建元以来制敕命令，采以南北风土之宜，修为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国有常科，吏无敢侮，永为定制，子孙万世之利也。诸色衙门投下头目，除管领钱粮造作外，无问大小词讼俱涉约会者，并令有司归问，以望政归一体，狱无久淹，可谓成物之简能，太平之要道矣。

一、刑赏

夫赏庆刑威，国之大柄。刑威不加，则人无所畏；赏庆不明，则人无所慕，二者不可偏废也。古者立刑，必先施于赃吏。盖赃吏为患，甚于酷吏之肆虐，酷吏虽为少德，人犹得而避之；赃吏徇私灭公，人之受害尤甚。国法之不得行，民冤之不得伸，上情之不得下达，善政之不得及民，皆由赃吏有以蠹之。先去赃吏，犹除草必先去其根也。赃既不行，则刑自平矣。

昔国家定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则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并殿三年。制法虽明，而犯者未已，终莫能禁其万一也。贾谊曰：「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既不能革其心，使自无所犯，又未能使之畏法而不敢犯，是为两失之矣。且如司县官困于正从七品八品间，终老无受宣之望；吏员困于路县，终老无受敕之期。凡人之自爱其身，而重于犯法者，以清议之可畏，前程之尚远也。既无所畏，又无所慕，则仕而为贫耳，复何所惜，欲责以无贪，不可得也。若其家业已成，资蓄已富，虽除名，虽殿三年，不足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