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奏议集录

，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称也。今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亲疏，略无差别。昔晋申胤曰：「太子统天下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贵贱也。」同衣冠犹以为不宜，可同名号哉！杜渐防微，尤宜禁绝。上下二三千年，国家之兴废安危，未有不因储嗣一事。鉴前代已然之失，为今日庶政之先，速定大谋，使天下晓然知之，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大纲既求，其余事务次第举行，则宗社幸甚！

一、任官

古者任官之法，由儒而吏，自外而内，循次而进，无有僭踰。今中外百官，悉出于吏。观其进身之初，不辨贤愚，不问齿德，夤缘势援，互相梯引。有力者趋前，无力者居后。口方脱乳，已入公门；目不识丁，即亲案牍。区区簿书期会之末尚不通习，其视内圣外王之学为何物，治国平天下之道为何事？苟图俸考，争先品级，以致临政懵无所知。《传》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不知为学，岂知为仕，心术既差，气节何在？今随朝吏员通儒明吏者，十无二三。天下好官尽使此辈为之，甚可为朝廷名器惜也。夫吏之与儒，可相有而不可相无，儒不通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后可以莅政临民。《汉书》称儒术饰吏治，正谓此也。今吟一篇诗，习半行字，即名为儒，何尝造学业之深奥？检举式例，会计出入，即名为吏，何尝知经国之大体？吏则指儒为不识时务之书生，儒则指吏为不通古今之俗子。儒自儒，吏自吏，本出一途，析为二事，遂致人物之冗，莫甚于此时也。

今随朝自部典吏，转为省典吏，又转而部令史，部升之院，院升之省，通理俸月，不十年已受六品之官。而各处州县以吏进者，年二十即从仕，十年得补路吏，又十年得吏目，又十年可得从九，中间往复，给由待阙，四十余年才登仕版，计其年已逾六十矣。或有病患事故，旷废月日，七十之翁未可得一官也。以儒进者，自县教谕升为路学录，又升为学正，为山长，非二十年不得到部。既入部选，陷在选坑之中，又非二十余年不得铨注。往往待选至于老死不获一命者有之；幸而不死，得除一教授，耄且及之矣。望为少年相、黑头公，必不可得也。今内任以三十个月为一考满，即升一等，又多是内任迁转。外任以三周为一考，三考得一等，又有给由入选待注守阙之岁月，六年纔历一任，十八年得升一等，淹滞莫此为甚也。且即所见言之。如前德兴县邢主簿，竭职奉公，政声颇着，去官之日，不办舡资，亦可谓能吏矣。无力求升，止淹常调，且累任困于钱谷官。今天下之公勤廉干过于邢者，甚不为少，当路荐章未尝及之。如前礼部高显卿，乃侯司卿根前提胡床小厮，既无学识，又乏德行，不知稼穑，不习刑名，仅十五六年，已致身于四品。今鹓行间出于役夫贱隶若高之辈者，不堪缕数，虽知之莫有指斥之者。怀能抱德，沉没下僚；驽才妄子，遽登枢要，似此不公，可为一慨。

昔宣帝以太守为吏民之本，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声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太宗谓养民惟在都督、刺史，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如路、府、州、县之官，实百姓安危之所系，若以内为重，以外为轻，是不知为政之根本也。久任于内者，但求速化，不历田野之艰难；久任于外者，惟务苟禄，不谙中朝之体面。今朝廷既未定取人之科，当思所以救弊之策，在朝宜少加裁抑，在外宜量与优迁可也。今后州县吏员，当尽取之儒学子弟，每岁令风宪官选其行止无过，廉能可称者，贡补省、部典吏。县则补于部，州则补于省，满考，则部典吏发充外路司吏，省典吏发充宣慰司令史。又每岁择其上名贡补六部寺监令史，满考，则发充各省令史，并令依例入流。其台院令史，从外任八品官选取，其省掾从外任七品官选取，通理内外俸月以定陛黜。县教谕与路司吏同资，路学正与宣慰司令史同资，各从所长而委用之。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并内外互相注授。历外一任，则升之朝；随朝一任，则补之外。凡任于外者，必由内发；任于内者，必从外取。庶几使儒通于吏，吏出于儒，儒吏不致扞格，内外无分于重轻，虽不能尽选举之规，亦足以救一时之弊也。

一、选法

选曹乃治化之原，人材所自出之地，至甚不轻选者，选择之义也。古之选法，选其能者取之，不能者去之。今之选法，但考俸月之多寡，定品给之高下，如是而已。有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成周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不闻三年必转一官，三考必升一级也。选法弊坏，莫甚于此时矣。

夫贪污无行者，皆行险侥幸之小人也，同流合污，而誉每归之；廉介自守者，多与俗寡谐之烈士也，疾恶过甚，而怨每归之，惟在上之人有以辨明白之耳。今必待被告经断方指为贪污，则人之实贪污而能委曲周旋以幸免于告讦者，比比皆是，如路总管李朵儿赤、刘斡勒之徒，历任之初，家无儋石之储，身有斡脱之债，今皆田连阡陌，解库铺席，随处有之，非取于民，何从而得？凡此者皆实贪污而未尝经告者也。及其满替，贪廉无别，一体给由求仕。彼贪污者，家计既富，行囊亦充，赴都纵贿，无所不至，每每先得美除。彼廉介者，衣食所窘，日不暇给，至二三年闲废于家，虽已给由，无力投放；及文书到部，复吹毛求疵，百端刁蹬；幸而入选，在都待除，淹困逾年，饥寒不免。则急进者可以速化，恬退者反有体覆保勘之挠，是朝廷诱人以奔竞也。今大小官正七以上者省除，从七以下者部注。然解由到省，例从部拟，吏部由此得开贿门。如散官职事，互有高低，有力有援，则拟从其高；力孤援寡，则拟从其低。虽以土木偶人，及考亦得升阶，更不问为人之贤愚，居官之能否何如也。既以入选，公然卖阙，以阙之美恶，为贿之高下。各官该吏，相为通融，私门投下，分拟名阙。无力之士，甘心于遐远钱谷之除。遂致勾阑倡优，以有才为有财，以前资为钱赀之戏。每于注选时，莫不争求其地之近、阙之美，而边远接连钞库去处，有十余年不得代之官。民间有云：「使钱不悭，便得好官；无钱可干，空做好汉。」因此各思苟利肥家，以为荣进之计，谁肯忍苦吞饥，自贻疏远之斥，未免相胥为不廉矣，是朝廷导人以贪污也。

选法不公，难以条举，且即所见言之。如丘恢，丘总管之子，父存日已授崇安县尹，因奸囚妇断罢不叙，闲居八年。父殁之后，改名丘魁，自称白身承荫，再授宁都州同知，闻者莫不骇笑。如孔文升，系浙西廉访司书吏，巡按常州，改作文声，虚称历任学正，满考自行体覆，捏合入府州选；又以宣圣子孙即升太平路教授。除命已下，犹在宪司勾当。如此诈伪，而省部更不究问，实为孔门之玷，风宪之羞。又如牟应复，轻薄无行，傲狠不才，初历下州学正，厚赂阎承旨，保称亡宋故官之子，便得搀升路选。自是援例者，但夤缘翰林集贤院求一保关，不问人物根，即加虚奖过褒，关节既到，随准所拟，小有不完，必遭疏驳。非才者升选，负能者淹屈，欲望选法之清，人材之盛，不可得也。

古者自州县官以上，皆天子自选，故铨曹每拟一官，必先命于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询其可否于执政。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为常选，以天子委用之人指为别里哥选。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以一朝省而自分为两途耶？缘常选所除，非出天子之意，而别里哥所用，又非中外推许之人，所以不能归一。若尽以别里哥不得预常选之列，则是天子之言，得制于省部之手，太阿之柄几于倒持矣。汉宣帝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唐太宗尝列刺史之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古者选官如此其精且严，犹不能尽得其人。今之所谓守选法者，常选少一月一日，必不许升，历任虽多而根浅者，通理必降；别里哥尽指为无体例，难以定夺。殊不知常选中太半非才，俱可沙汰，而别里哥选中岂无一二可用之人才耶？不严其选而严其格，不清其源而澄其流，是不识古人选法之意也。

今宜先择风宪官，委令常加体察，除赃滥正犯之外，有罢软不胜任者，行止不廉者，帷簿不修者，依阿取容而无所成立者，并许弹罢。有德行可以廉顽立懦，才干足以剸繁治剧，但一事可称、一行可取者，并许摘实荐举。依古法分为上中下三考，书上考者升，中考者平迁，下考者降，不入考者黜，从宪司上下，半年或每季终，造册开呈都省。如各官根、年甲、籍贯、三代，已载元除，在任实迹，已见考书，解由之内，不必赘写，止称历过俸月足矣，并令还家听除，不许亲赍赴都。各省逐月类咨差官，驰驿入选，令选曹自计考书之上中下，以定黜陟诛赏，然后照阙铨注，将合授宣敕，发付各省，于元籍标散。贤能者不待致力而自升，谁不知劝？愚不肖无所容私而被降，谁不知惧？赏罚既公，心自服矣。如民生休戚，官吏贤否，既已责任宪司，又有监察御史不时差出问事，何须重复遣使巡行郡邑？但每岁委清干官巡按各道，专一体问风宪僚属，有政事无取，举劾不公者，比之有司，罪加二等。如此行之一年，选曹不得而卖阙，仕人不得而计置，台察不得而徇私灭公，此绝弊幸之要道也。

一、钞法

自汉以来，止用铜钱，亦用铁钱。至前宋祥符年，始置交子。续蔡京又请创会子。今之钞法，乃袭前宋交子、会子之旧耳，非古法也。不必究其法始何代，但可以利国济民者通古今可行也。前宋铜钱与交会并行，以母权子，而母益贵。是时民间贫无置锥者，亦有铜钱官会之储，无他，子母相权而行也。今国家造钞虽广，而散在民间者甚少，小民得之者亦甚难，无他，重失相权之宜也。夫法立一时，而弊出他日，非法之不善也，乃久而自不能无弊耳。事极则变，变极则反。能因弊更新，然后可传之不朽。

钞法之弊已云甚矣。天下之物，重者为母，轻者为子，前出者为母，后出者为子。若前后倒置，轻重失常，则法不可行矣。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交会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者，盖则乎银锭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惟钞而已，遂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准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踰前，非止于大坏极弊，亦非吉兆美谶也。

今物价日贵，钞价日贱，往年物值中统一钱者，今值中统一贯。如至元钞五厘与一分，买不成物，街市之间，无所用焉。久而不革，则至元一贯仅值中统一钱，物值钱而钞不值钱，将见日贱一日，而钞法愈见滞。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

每岁发出钞本，倒换昏钞，止收三分工墨，可谓巧于利国，廉于取民矣。殊不知一贯出，一贯入，钞行民间，仅有三分，而民间之钞反损三分也。且钞在天下，昏烂则已，何必倒换？于古亦无倒换之法。兼倒钞之便，止是城市间一簇人得济。若各县百姓散居村落僻远之地，去城数百里，得倒换者绝少，未尝便于小民也。且所倒昏钞既付之丙丁，则钞本尽成虚舍矣。外路倒换到合烧之钞，贯佰分明，沿角无缺，京都之下，称为料钞，一归煨烬，诚为可惜。今但知可得工墨三分之利，不悟虚舍本钞九钱七分之害，于国于民，两有所损。将见日少一日，而民间愈无钞可用。此弊之二，所宜急救也。

古者藏富于民，民富则国自富。唐太宗曰：「民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此之谓也。当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钞，与至元钞兼行。大德五贯或二贯，准作至元一贯，明以大德易中统，不过扶至元之轻，以整一时之弊，钞母既起，则物价自平矣。每岁发出各省，勿令倒换，就支作官吏俸钱和买丝料等用；以民间所出夏税折粮、课程赃罚诸名项钱，起解大都，以供支持赏赐及随朝俸给，庶国家钞本俱为实用，而钞散天下，民亦无损，行之数年，民间之钞不可胜用矣。钞法既正，更议铸铜钱法，使辅钞而行，则国家日富，百姓日殷，隆古至治，将复见之。若造新钞而不行铜钱，则钞易坏烂，损之多而益之少，难经久。造铜钱而不行新钞，则至元太过，恐一旦行之，轻重相悬，不以为便，二者不可偏废也。

夫铸铜为钱，乃古今不易之法，盗贼难以将，水火不能销灭，世世因之，以为通宝。使法不可行，则上下二三千年间，灭弃不用久矣，何待今日始知之？言者谓铸一钱费一钱，无利于国，殊不知费一钱可得一钱，利在天下，即国家无穷之利也。先贤尝曰铸钱无利，所以能久，正谓费本之多，故民间盗铸者少。然国课自有见铜，以铜价计之，亦不至于大费工本。惟钞用本之轻，故伪造者纷然，立法虽严，终莫能戢。今天下真伪之钞，几若相半。如不之信，但以中统钞通而计之，自初造至住造若干，倒换已烧该若干，便可知矣。若以铸钱不偿所费，则造钞所得工墨三分，必不了钞局俸给一切物料之费也。言者又谓钱重不可致远，尤为愚昧。夫国家输运则钞为轻费，百姓贸易则钱为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尝相背，即子母相权之说，此理甚明，无足疑者。今究其异议之原，皆由内外官吏以利国为重，利民为轻，以至于误天下国家也。今有陈言谓何地产玉出金，何处人家有奇珍异宝，则朝廷忻然从之，立见施行，谓其有以利吾国也。有陈言谓损朝廷一分之钞，可为民间十分之利，或无损于国而有益于民之事，则一切视同故纸，抑而不行，谓其无以利吾国也。上下相蒙，已成膏肓，民生日蹙，害日臻，国家虽富，将焉用之？

愚今请造铜钱，以翼钞法，虽于国未见近利，将以大利于民耳。如一岁造钞一百万锭，五岁该五百万锭。纸之为物，安能长久，五年之间，昏烂无余，逐年倒换，尽皆烧毁，则五百万锭举为乌有，所存者仅工墨钞十五万锭而已。如一岁造铜钱一百万，散在天下，并无消折，岁累一岁，布流益广，虽亿千万年，犹同一日，所谓钞为一时之权宜，钱为万世之长计也。今钞中明具钱贯，即是铜钱之形。古者怀十文铜而出，可以醉饱而归，民安得而不富？今之怀十文钞而出，虽买水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贫？即此已为明验，不必旁引曲喻以论其利害也。但比来言事者，非指陈厚利不足以耸动朝廷之听。昔右丞叶李请造至元钞，谓中统一张，仅可一张之用，若以至元一张抵中统五张，一岁造钞之费，无所增益，自可获五倍之利。以此啖国，遂行其说。岂知遗弊至于今日，钞价既贱，而伪造更广，数年之后，至元一张，止可当中统一张，国家未见其利，民间不胜其害，实为误国之谋。而当时遽以为信，迄今不觉其非，亦可怪也已。闻言者请以大德钞一贯，准至元钞十贯，即叶李之策也，若如所言，则他日至元之弊尤甚于中统矣。亡宋自十六界加至十八界，又加为官会，以至于国亡不救，此覆辙可鉴也。彼知造至元之利可以五倍，不知铸铜钱之利又可以百倍！夫钞云一佰文，乃百铜钱，今民间称为一钱；一贯文乃千铜钱，今民间称为一两，是一钱准为百钱，十钱准为千钱也。若以铜钱一钱自作一钱之用，则物值钞一佰文者，可以一铜钱买之。各处月申时估云物一斤该钞二钱者，今律以本色铜钱二钱，则二佰文钞可得物一百斤。以原价计之，省钞十九贯八佰文。是钱有百倍之利矣，既利于国，又便于民，犹复议拟久而不，甚可为国乏谋臣之叹也。如准所陈，造新钞以扶至元之轻，罢倒换以全国家之利，铸铜钱以通钞法之滞，富国惠民之道，无以加此。

介夫前任湖湘司征，猥役下僚，区区忠爱，无由自达。钦累朝诏书，节该诸人陈言，在内者呈省闻奏，在外者经由有司投进。遂于前陈已准太平策内，言有不能尽者，摘出钞法、抑强、户计、僧道四事，罄竭底蕴，赴湖南廉访司及宣慰司投进。虽蒙称善，靳于转达，言剧明切，竟沦故纸。今附录于各项之后，纵不获遇于一时，必将见知于异日。有居枢要达官大臣，能以致君泽民为心者，当有取于所言。窃谓国之与民，实同一体，民富则国自富，国富则天下自平。用铜钱虽未近利，且以富民为先。钦先皇帝立尚书省诏文内一款节该：「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交钞，以权民用，已有钱币兼行之意。盖钱以权物，钞以权钱，子母相资，信而有证。钦此。」铜钱初行，民间得便，欢谣之声，溢于闾里。仅得逾年，遽行改法。又钦诏旨罢用铜钱节该：「虽畸零使用，便于细民，然壅害钞法，深妨国计。钦此。」窃详诏意，未尝不以用钱为便，何为于国有妨？只此一语，可见奸臣之误国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若便于民，即利于国。国与民相依而立，安有便民而反妨国耶？为今之计，不必取民之资以富其国，但因国之资以富其民足矣。

所谓富民之术，无他道也，当思古者民何为而富，今者民何为而贫？贫富相悬，系乎铜钱之兴废耳。农家终岁勤动，仅食其力。所出者谷粟、丝绵、布帛、油漆、麻薴、豚、畜产等物，所值几何？若得铜钱通行，则所出物产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价消折。得钱在手，随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民安得而不富？今穷山僻壤，钞既艰得，或得十贯一张，扯拽不开，若肯物还钞，则零不肯贴，欲尽钞买物，则多无所用，展转较量，生受百端。或婚丧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藏货物贱价求售，货不值钱，而利尽归于商贾之辈，民安得而不贫？

详今用钱之便有三：一则历代旧钱散在民间，如江浙一省，官库山积，取资国用，可抵天下周年之税，非为小补。二则市廛交易，不烦贴换，虽三尺孩童，亦可入市，免有挑伪昏烂疑认之忧。三则国之所出者钞也，民之所出者货也，钞以巨万计，国不可以得民货；货以畸零计，民不可以得国钞。若使畸零之货可易铜钱，则巨万之钞自然流通，此国与民之两便也。

禁钱之不便亦有三：一则见有废钱日渐消毁，随处变卖，镕化为器，灭弃有用之宝，沦为无用之铜，深为可惜。二则市井懋迁，难以碎贴，店铺多用盐包纸摽，酒库则用油漆木牌，所在风俗皆然，阻滞钞法，莫此为甚。三则商贾往来，途旅宿食，无得小钞，或留质当，或以准折；村落细民出市买物，或背负谷粟，或袖携土货，十钱之货，不得五钱之物，或应买一钱之物，只得尽货对换，此则农商工贾之通不便者也。

以三者之便兼以三者之不便，固知铜钱诚不可废也。即今民间所在私用旧钱，准作废铜行使，几于半江南矣。福建八路纯使废钱交易，如江东之饶、信，浙东之衢、处，江西之抚、建，湖南之潭、衡，街市通行，颇是利便。

愚尝参酌古今，若以铜钱一佰文，准中统钞一贯，一分一钱，极为酌中，亦与钞文内贯形相符。今铜价一斤，该中统钞一贯五佰。每一斤铜可铸钱一百六十个，则钱与铜价亦相等，自无伪铸之弊矣。兼各处炉冶器具已有规，可复鼓铸。除见管外，仍设官旋造，严禁民间擅铸铜器，见存之铜，足可尽用。铜坑所出，更无尽藏。将见国家日富，百姓日殷，太平盛观，何以加此，此特言用钱之利而已。

钞法之弊，其害有不可胜言者。钞，国课也，朝廷之柄用也，而与民间共之，可为长太息，可为痛哭。今民间之钞，十分中九皆伪钞耳。伪钞遍满天下，而朝廷略不动念，不知谋国之臣何如其用心也。且如一年造钞二百万锭，发出各省倒换，举化为灰，止存工墨钞三十万锭而已。今民间富家巨室，庸僧缪道，豪商巨商，一家所藏，有不啻三十万锭者。合而言之，箱箧畜藏，何止百千万亿计，非伪钞而何？善为伪者，与真无异，虽识者莫能辨。或有败露到官，乃造之未善，不堪使用者耳。愚尝留杭，见买卖者就库倒出料钞于店户使用，反复观之曰，此伪钞也。试代以伪，反忻然而受之。杭人习于市易，尚不能辨，乎乡落小民哉！昔在仕途，尝推问伪钞公事，犯者谓一锭工本可以造钞数百锭，获利如此，人安得不乐为之？虽赴蹈汤火，亦所不顾。如不以为然，但更改钞法，悉令旧钞赴官倒换新钞，必数百万倍透出于原发钞本矣。又尝考之，自周汉以来，皆用钱币，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武帝用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后汉光武货币杂用布帛金粟。章帝时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至唐则全用铜钱，或间以缣素，不闻用钞也。至宋朝寇瑊刺蜀，创置交子，以权一时之宜，因而行于中国。识者谓纸钱乃鬼神所用，非人世所宜，以人用鬼，固知宋祚之不长矣。不谓圣朝立法不求乎古，而循袭亡宋之旧，诚为可惜。

愚于读书之暇，反复紬绎，颇得其说，既乏权位，虽有其策，志不得伸，言不得达，惟有怀能抱恨而已。以纸为钞，难久长。如欲用钞，必须改法，宜仿古用币之意，以绢为之。国家立局，置匠起机，依钞样织成方幅，每贯自为一张，约以尺二长、七寸阔，四围边幅俱全。其贯文就机织成，以五方印色关防之，取青于极东，取红于极南，取白于极西，取黑于极北，取黄于中土，五色备具，非民间可得之物，虽欲伪为，将焉用之？然织者可作大张，难制小幅，零用自有铜钱，不必小钞，若朝廷出纳，则代以轻赍。此即子母相权之说，一则可以数十年不坏，二则伪造者不得为之，三则免倒换烧毁之烦。行之数年，成多损少，其钞自不可胜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