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辞录

退，印稿略有问答，乃列之至末一座，同官籍贯、姓字、官衔、寓所，均令仆役开单记之。不敢面询也。次日按单登门往谒，或遇或不遇，不遇则再往。继而因友及友，介绍属托，渐次相习，乃择日宴请同僚，杯酒联欢。自此而后，升沈进退，皆托命于印稿。纵有年姻故旧，转相攀附，不能逾此范围之中矣。

《越缦堂日记》近日颇有盛名，常浏览一过，记之如下：

莼客记所读之书全无宗旨，嫌其太杂。经史子集，无一不有，读之未毕，随手札记，难免首尾不贯。如经学之《禹贡锥指》、《尚书古文疏证》、《诗毛传疏》、《左通补释》、《左传贾服注辑述》，小学之《骈雅》、《说文佚字》，史学之《纪载类篇》、《野获编》、《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纪年》，金石学之《金石史》、《石墨镌华》，别集之《道古堂全集》、《味经堂遗书》、《焦氏丛书》、《蛾术堂全集》、《景紫堂丛书》。多长篇巨帙，或专门名家，在他人毕生精力所在，仅看一序，以一日了之，便加评语，谓之读书，孰能信之。最可笑者，丛书目录抄写多种，连篇累牍，视为珍秘。其至《缙绅录》亦删节记入，无复著书之体。同光以来，文人不笃志于学，咸以书籍作谈柄，为欺人之计，悉是类也。

点阅之书，《日记》中仅见三种：一《周礼注疏》，一《吴梅村集》，一《戴东原集》。皆一二日即止，揆厥情形，恐未终卷。又，一日读杜氏《春秋经传集解》，于惠氏、马氏、焦氏《补注》、高氏《地名考略》、江氏《地理考实》、邵氏《南江札记》、王氏《经义述闻》、邵氏《规过持平》同时并进，一日而终。虽精力过人，恐无此理。

论诚字工夫须自然，不须逼促。惟学问之道，苟非上智，无不从勉强而行之始者。莼客平生近于放浪，皆此说误之也。莼客于小学未识门径，始讥陈珊士、孙莲士作字从篆体，同治五年四月以后《日记》，摹仿《说文》，则诚之谓何？谓酒垆之垆，《史记》作钅卢，《汉书》作“卢”。按，卢为本字，钅卢、垆为后加偏旁之字，何足深论。谓天数一，故引伸为专壹。按，一字不作壹解，又不知壹本从[1234]，且误壹为[1234]，益生纷纠。《爻山诗话》据《博古图》，“单疑生”即“散宜生”。按，单、散，疑、宜，古字通用，抑何足记。其邑人陈致英之《书契原指》莫非盲说，津津乐道，尤为无识。

《读史札记》较有可取，然多单辞片证，盖于顷刻之间，逐卷寻觅而得之。非若王西庄、赵云崧辈，有所见而录之，积少以成多也。明季杂史，略有考据，亦皆细故，无关宏旨。谓“柳如是归钱牧斋后，遇宴客，仍出劝觞。”虽载全绍衣《鲒亭集》及计六奇《南略》，抑何足记。谓梨洲涂泽学术，以相炫耀；苦贫不免请托，以冀沾润；吕晚村托买祁氏书，梨洲择其奇秘者自买，而以其余归晚村；梨洲晚年，烛笼上题“召试翰林”；傅青主印章，有“征辟博学鸿词”；陆清献与吕晚村投分最契，不啻一人。云出于钞本，国初人传，虽不知其真伪，然何必隐善扬恶。

读国朝人集，常数十种，不伦不类，莫名其意。诗宗七子，故推崇明人甚力，一隅之见，姑不必论。至近人诗词摘句图，不免明季山人之习，数数见之，尤足令人生厌。然在此书中，犹为上乘。盖莼客一生学问，惟词章差强人意耳。

生性好揭人短，论经学则以焦里堂为偏谲，论古文则言方、姚之陋，诋曾文正之未纯，而茅鹿门并不菲薄，可谓别有肺肠。臧氏《拜经文集》有《妾服议》，引《礼》君为贵妾服缌，以贵妾为妾长有子者。按，臧氏之解，诚有未妥。辰嬴生公子乐，又为秦女五人之一，而赵盾谓之贱，则妾之称贵，不以有子，亦不因侄娣，明矣。盖丧服之制，论其报施而已，本无亲疏贵贱之别。故子为父三年。父亦为子三年，夫为妻三年，妻亦为夫三年。同爨互为缌，即君臣主仆初无有分，以示哀戚，非以辨等差也。虽书缺有间，其详不得而闻，然以理推之，子于父在不为母服三年，则妻于夫在亦必不为子服三年。君为贵妾服缌，则贵妾亦必为君服缌。君不为他妾服，则他妾亦必不为君服。盖夫人薨，曾为继室，始谓之贵，此可断言者。莼客泥于贵妾为侄娣之说，以妾服为后世所不应有。谓臧氏之议，献媚于阮文达之死妾，何其诞与！

于时人谩骂殊甚。谓左湘阴为“耄昏”，李高阳为“要结取名”，阎朝邑为“兽心狗冠之徒”，张南皮为“佥壬祸首”，张丰润为“妄人”、为“宵人”，陈闽县为“轻险之士”。又谓南皮、丰润为“鼠辈”，闽县之劾张靖达为“狐埋狐扌骨”，王湘绮为“江湖亻危客”，吴{客心}斋为“吴下书画清客”，赵叔为“妄子”，于晦若为“风狂”，周星诒兄弟称为“周蜮”，犹以为有怨也。他如戴子高、杨海琴、鲍子年、何子贞、李山农、陈寿卿、吴平斋，皆致不满，或加丑诋，适成其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

尝合一时之人而论之。谓：“嘉庆以后学者，游谈废务，奔竞取名。”于光绪十年政府易人，则曰：“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于朝臣，则曰：“大臣非暗陋则偏愎，小臣非鄙猥则诗张。”可谓一网打尽。

又尝合一处之人而论之。曰“北人昏狂”，曰“皖人无一可用”。曰“江西无学者”。曰：杭人之诗以江湖涂抹为事”。曰“吾乡粤逆之变，持节者逃窜，缙绅之属，输贡贼庭、受伪职、毒乡里者，不可悉数”。曰“攘窃为闽人之惯技”。曰“顾、黄从祀，出于福建子之请”。辱斯甚矣。

又有揶揄之笔。言：“张文襄升迁之速，由于日本人致书请见，为上所知。”言：“沈子封之入合肥幕，因其大父鼎甫为合肥太翁入学之师。”其落第之时，叫嚣尤甚，指摘瑕疵，不遗馀力，主试者不得免焉，中式者亦不得免焉。莼客谓举孝廉方正者，庠序之潦倒。彼之所为，毋亦近于是乎。

甚至妻妾争斗，无道处之，亦藉口诛笔伐之能，以泄其忿。尤可笑者，姬侍当夕，并入纪载，然则《日记》将兼为淫筹乎！

相传莼客居京师，以《日记》为广通声气之用，不如其意，则于《日记》中贬之，因之借《日记》者不绝于门，如沪上人之读小报也。潘文勤乃其师也，不受其节敬而反赠以金，每至节下，辄问其仆曰：“李老爷麸料已送往乎？不尔将踢人。”都人至今犹有知者。

咸丰以前，春秋两闱，怀挟之咎尚重。同治初，元帝幼，多年不亲政，搜检王大臣渐从宽。四年，乙丑科会试，有举人遗书于地，吏以奉于王，王纳之袖中，曰“奈何以帐簿入场”，释之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有生篮中书籍纷纷坠地，王顾左右而佯作不见，此犹可曰“掩耳盗铃”也。光绪间，考生皆以四轮藤箱满载书籍，曳之以入，公然犯规而不禁。北闱中不许乱号，枪替犹少。南闱号仅闭一日夜，近于儿戏。殿廷考试，惟重试题出处。始犹数人相约，分携《佩文韵府》，藏于靴筒，继而各纳箱内，阅时置诸小几之上，无人过问。监试王大臣频唤吸烟者出殿外，若似乎责任所在，仅防火烛而已。

沈文起《左传补注 自序》末曰：“今险忮刻薄之人，有窃钻何休之余窍，以挂误余子，何不仁之甚也！盖圣世之贼民而已矣。”其言本为同时之刘申甫、龚定庵、宋于廷诸人而发，然未至是也。自国初汉学，进为道光中叶之西汉学，识者知其不祥，以为汉德将衰之兆。为西汉学者，以汉学对宋，已大获全胜，无钻研余地，不得不别出一途以自见。继之者即有周人经说，更高出西汉一等。然为求学计，非求仕计，大言而已，学派竞争，与世无涉也。不意数十年后，有南海康长素公羊之学，以孔子改制为名，欲先讲学而后辅政。成进士后，朝考阅卷大臣故抑之，以归部曹。其弟子新会梁卓如，乡举出李端门下，一见大为激赏，以妹妻之，戊戌会场，已荐卷中式矣，忽为主司所觉察，黜之榜后。领出落卷，房批云：“还君明珠双泪垂。”卓如不得志，益肆意于新学，与其师互相标榜，遂兴戊戌之变，酿为庚子之乱。以此：与申甫诸君子相为比例，固不得遽谓之同，亦不能断定其异也。

康有为为孔子改制之说，值中日战役后，人心思治之亟而入于幻，异说乘之而起，于是学风为之一变。有为中式光绪乙未科进士，朝考，其同乡李若农侍郎在阅卷大臣之列，恶而黜之，用工部主事。科举时代通行之例：于乡会试总裁、朝殿试阅卷大臣，皆尊为老师，自称门生。有为见侍郎，谓为“先生”。问故，对曰：“古之道也。”侍郎曰：“若然，徐荫轩不几为相公乎？”京谚优为相公，故侍郎以是质之。其后梁启超往见，侍郎曰：“乱天下者，必此人也。”粤人好言新，而侍郎持论如此。

有为求用世之学，以得君为重，曾两谒丰润张幼樵副宪，问何以得志于高阳相国。副宪在光绪初方露头角，锋厉无伦，有参奏高阳风说，高阳阳与修好，阴实畏之。副宪遣戍之后，不复起用。曾致书合肥相国于京师，就商出处，末云：“兰师何以处我。”合肥持示高阳，高阳若弗闻也者。其交谊如此，其得君之术抑可见矣。及有为往见，副宪豪气全退，谦让未遑，阳为不知。

有为虽为新党魁首，而文笔繁冗，实不足以动人。上皇帝万言书，其中最警策之句云：“皇太后，皇上，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可谓敢于直谏，而不可谓之善为说辞。谒见大员，辄云：“小变则小效，大变则大效，不变则亡。”闻者置诸耳而已，未之能信也。当时情事能令观听一倾者，厥惟《时务报》，自新会梁启超《变法通议》刊载报首，描写老大帝国致败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党宣传之力，遂能风行一时，京城内外，几于家有其书。人人争誉其美，遂入其彀中，隐为所动而不之觉。兹将《变法通议》中，凭空杜撰者，择录如下：

论学会云：“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矿学、商学、工学、法学、天学、地学、算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重学、力学、水学、热学、医学、动植两学、教务等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

论译书云：“诸国都会之地，庋藏汉文之书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各以其本国语言纟番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

在今人言之，鲜有不斥其妄者。而三十年前，昧于外务，群众心目之中，颇为倾服而与之俱靡，既爱其大体，亦不暇议其微疵。甚矣匹夫之力，足以率天下而趋于其所指引之地，使风气转移于无形，于斯见之矣。

有为字长素，不知其何所取义；京城士夫习闻其言孔子之教，以为长于素王也。因而启超及顺德麦孟华悉被以嘉名，曰“超回”、曰“轶赐”。孟华主《知新报》，文气萧索，与其师同。更于肉食者，鄙薄过度，每一论出，毒詈丑诋，不遗余力。久之，读者由厌生倦，咸弃去。不半年间，康、梁之赫赫声名，渐如爝火矣。

有为进士改部曹，启超落第举子，不得意于仕进之路。求用于世，乃别出一途，以希自见，以广义言之，有志之士当如是矣。然二人寒士，自顾谋身之不暇，文仲恭侍御疏中，谓“曾拒其重贿”，言“台谏中，如杨深秀、宋伯鲁，皆受百金之月俸，为之爪牙”，殊属不近情理，故劾者愈众，而上信之愈深。侍御既贬，未几，礼部六堂同时并罢，以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参预新政。稍涉机要，皆令四人拟诏，军机大臣不知也。及成，径达上所，军机大臣亦不知也。有为又请开懋勤殿置十友，隐夺政权，于是人人怨恨而大祸作矣。

有为先奉严诏，促其出京。事泄，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及有为之弟广仁，同时被逮。有为出都，航海南下，已在“重庆”舟中。上海关道，以逻卒伺于太古公司埠头，将俟其至而执之。及舟近吴淞，英国兵舰阻其行。随有兵官乘ザ缘梯而上，以图象询得有为，挟至香港。有为曾以事之始末，告诸港官，载于西报，谓其幸脱法网，为威尔斯籍教士李提摩太之力。改名更生，盖以此云。太后怒外人为逋逃主，义和拳灭洋邪说乘之而起，无识之徒群起附会，遂有庚子之变。

有为亡命南洋岛中，游说侨民，集资立保皇党。八国联军事起，征李相入京议和，行至沪，得有为书，劝清君侧，逐母后。时上海居民十方杂处，恃租界为护符，扬言无忌，为举国讠皮辞之所自起。李相偶闻人言及此，辄笑曰：“何今之少年，中毒若是之易也！”盖至是已微知乱萌矣。有为旋命唐才常密结会匪游勇，谋据武昌。已而才常及其同党骈诛于市。虽无成功，然定计在辛亥革命十年以前，不可谓不识时务者也。既败，以余资设《时务报》馆，欲以言论之力，转移人心于思乱之一途，积久似有微效。有为死，《清史》本其素志，置诸列传之末，而论事实，则不然也。

国初人解经，引经注之别见者以示其精，而案头不可少之书，惟《注疏》一部。乾嘉人解经，引经文之他见者以炫其博，而唯一法门，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同时之儒者，或专攻小学，或避而孝子、史、地理，各有所长。自《经籍纂诂》出，为训诂之渊海；自《皇清经解》出，为经典之集林；自敷文阁刊《方舆纪要》，于地志一览无馀；自广雅堂辑《史学丛书》，于诸史各家咸备。于是人人可以掇拾，不废稽古之功。道、咸而下以及光、宣，学风一变而为钟鼎、石刻，作矜奇炫异、避熟就生之计。经史大义，置之度外。再变而为宋元旧板本，朽腐夏化为神奇。趋时之士各手一编，求其歧异之处，若国史馆之校对官，若书班房之对读生，不知学问为何事矣。世道愈趋愈劣，至于如此。等而下之，译书亦然。海禁开后，士大夫稍稍讲求新学，五台徐松龛译《瀛寰志略》，无锡薛叔耘作为《续编》，侯官林文忠译《四洲志》，邵阳魏默深益以历代史书及明以后岛志，钩稽贯串而为《海国图志》。其后译局盛开，京师之同文馆，上海之制造局，以及教会附设，如广学会、益智书局之类，译出西籍，不下数百种。鸿篇巨制，不乏其人，即天文、地舆、动植物、理化之类，何莫非专门之学。较之近作寥寥短篇，不可同年而语矣。至抄撮之教科书，犹之乎往日高头讲章，不在著述之列，当作别论。

南北风气不同，性情亦异，微特满、汉不能一家，即畿辅与江浙亦分两派。同光之际，南皮、高阳、东海、济宁前后入值枢府，声气相应。南皮之弟文襄及定兴两相继之，均北方之学者。寿州、常熟、嘉定世代久居京师，并不同化，合肥则更无论矣。本朝入关之初，以异族入主中华，其视各省，一视同仁。迨居京已久，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同一书房，常熟无论如何得君，终不若高阳之内外融洽。同一枢府，善化无论如何有权，终不能出庆邸范围之外。合肥入阁办事，几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状。日战以后旋即屏咸望大损，区区译署出。若非商务大臣之命移督两粤，拳匪之祸必不能免，其能以功名终者，天也。当戊戌之变，礼部六堂，同时夺职，朝贵汹惧，咸虑自及。或言忧乱，闻于合肥。合肥笑曰：“未也必有红顶白胡者见于菜市而乱始作。”未及两年而至庚子，言事诸臣均遭其祸，而南人为多。仁和相国几亦不免。袁、许二公被参逮治之日，尚有附片留中，仁和几得罪，赖荣相力为乞恩，上意解，仁和得幸而免。未几，奉诏惩办首祸，留京者俱伏法。合肥非预言先知者，而谈言偶中，遂成语谶。

常熟当国既久，以古大臣自励，颇不悦于维新异说之骤起，力诤于上前。至称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正负气之语。措词切直，更失帝眷，放归田里。慈圣重临朝，憾者摭拾前说，以辞害意，遂获谴。然慈圣隐痛，在于甲午战祸之首。一日两诏，与吴大异案同罚，尤见微旨。

常熟书法，在石庵、完白之间，于本朝可称第一。每岁春联贴出，常有人抄录，联皆集句，都人传诵。兹录所记忆者如下：最早一联云：“骐骥思千里，鹪鹩守一枝。”甲申一联云：“夔龙新治绩，莺燕旧巢痕。”丁酉一联云：“经济惭长策，风云入壮怀。”戊戌一联云：“南图卷云水，北极捧星辰。”都人以常熟门联作预兆观，曰：“今年殆有水灾。”

帝既亲政，朝廷大事，慈圣初不与闻。甲午战役，知其必败，苟不遽至于亡国，犹忍弗言焉，则下此者可知矣。安维峻奏事，明明离间母子，而如弗闻焉，则等此者可类推已。然维新急进之徒，未能唯所欲为，终不得志。项城至京，谭嗣同往见，人心疑贰，于是有颐和园胁皇太后之风说。未几，项城果授侍郎，不复受直督节制，说者谓为有因，或奔告直督荣文忠，文忠使折归，而由庆邸上达，且调聂军驻津防变。项城过西沽，见戎幕棋布于铁路侧，心知有异，趋诣荣文忠报密。慈圣闻之，即夕还宫，翼日，下临朝训政之诏。寻逮治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人，尽反帝变政之所为。本朝垂帘之制遂与国同休。

鲁伯阳以候选道员，特简上海关道，谕旨自内出，枢府几无从检出其名。命下之日，内外大哗。事闻于深宫，珍、瑾二妃，颇受慈圣申斥，降为贵人。先是，内务府郎中玉桂授四川盐茶道。召见之日，德宗询以公事，未能谙悉，降官同知。两宫受人离间，潜生意见，近于寻隙，盖自此始。然玉桂以京察一等郎中，外放道府，不出常例之外。事理不明，则旗人通病，非一人之咎。专就以上两端而论，则鲁伯阳案重而玉桂案轻，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惟当时帝犹亲政，故慈宁宫禁，仅申家法而已，未及朝纲也。及戊戌政变，追忆二妃之过，以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且与妃兄志锐为友，亦遭波及而加逮治，已近于苛。庚子西狩，崔监竟致珍妃于死地，尤嫌其酷。

慈圣三次临朝之诏，出于帝自请。杨崇伊适有此奏，自居其功，或以胜保为例讽之，不悟。及出为汉中府，逗留不往。延至联军入京，文忠议和，崇伊以济灾会务居贤良寺，李文忠日夕见。请自效往西安行在，通政府声气。文忠笑谢之而已，亦不置可否也。

康有为以严旨促出，宋伯鲁以褫职先行，幸免于罪，时案犹未显也。既而事泄，都中频传将有大狱。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逃出未晚。林旭无家，不欲连累居停主人。谭嗣同以父继洵在任，叹曰：“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殊有侠气。及槛车赴菜市论斩，嗣同大言曰：“官高者获免，独归罪于末秩耶！”参与新政四人，自命宰相之职，至此始露本来面目。

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同参新政。上求治过急，太后弗善也。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锐等复奏，前列四条，大致冠冕堂皇。末谓古天子有亲军，汉之期门、羽林屯兵、唐之宿卫皆是。今立国之要，在乎强兵，宜身为之先，振起民风云云。嗣为太后所见，妒者谗构其间，指为恶意，锐等以是得罪。宣统初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而原摺殊不可得。当时有人见者，述之如此。康有为未出京时，侯官郑孝胥被荐入都，召对献策，练举国人为兵，使朝内外群臣尚武，请上自习体操，都人谓之“三练”，谓练兵、练官、练皇上也。或疑其内含宫中举事之微旨，以讹传讹，遂有围攻颐和园之说。适于斯际发见锐等请上自揽兵权之奏，其死也宜哉！

党人被逮前一日，林旭遇丹徒马建忠于途，亟下车，密问曰：“公自贤良寺李傅相处来与？曷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张樵野侍郎出京之日，上傅相书云：“但得终老边廷，于愿足矣。”李文忠之慈眷优隆，倘为二人掩护，未始不能稍动天听。惟公耻甲午战败，常思晚节自见，岂肯为他人用。移督两广，虽承苏元春交涉失败之后，以重臣莅镇，出自慈圣之意；然都人揣测，中实有捕康密诏。于时希功求进之徒，日奔走于门，要约于公：生得有为者赏若干，献首级者赏若干，大廷广众，言之无讳。嘉定徐协揆曰：“公如得逆首，宜进封侯。”有躁人在侧，亻言曰：“或进封公。”公笑曰：“且进封王。”此犹出于戏言。然公常云：“慈圣之憾康、梁，甚于粤中洪、杨，捻中任、张。粤捻为乱，欲得天下，康梁谋逆，欲胁太后。此战国所云，河内、大梁，及身三者，以身为上’也。”公履粤督任后，除盗安民，勤政之声，颇著中外，于人人心目中之党案，视之蔑如也。朝旨命掘康先茔，公明知故纵。骐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于兹益信。

张樵野侍郎被逮之先，曾受虚惊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