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此终焉。

△舜无禅禹之事

自秦、汉以来，世之论者皆谓尧以天下与舜，舜以天下与禹。故世所传东晋《古文尚书大禹谟》云：“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余按：尧以天下与舜，诚有之矣；若舜以天下与禹，以《经》考之则殊不然。尧之禅舜也，《经》书详矣。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是尧未得舜而久欲以天下与人矣。曰：“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试哉！’”是尧举舜之意即欲以天下与之矣。曰：“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是尧既试舜，欲与以天下，舜让不肯受，而尧乃使之摄政也。自舜即位以後，但记其询岳，咨牧，命官，考绩，而禅禹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则舜未尝以帝位授禹明矣。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尧之授舜也，言之详，词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终舜之身略之而不记乎！《典》者，所以记事也；《谟》者，所以载言也。《典》犹《春秋》也，事无大小必书；《谟》犹训诰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为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载之於篇中也。故《尧典》於二帝四岳九官之事无不书者；《皋陶谟》则但载皋陶之言而明刑作相之事皆不列焉。舜果尝授禹以天下，其事当载於《典》，不当载於《谟》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谟》反有之，然则是伪《尚书》者习於世俗所传舜禅於禹之言而采摘传记诸子之文以补之耳，乌足为据也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将胥天下而迁之焉。”又曰：“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而独於舜、禹未有一言及其授受者。孟子曰：“尧以不得舜为已，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於舜之得人乃以禹、皋陶并称，则舜、禹之事与尧、舜之事固不得而同矣。盖自舜崩之後，天下诸侯皆归於禹，皋陶、稷、契皆让於禹。禹辞之不获而遂受其朝觐，治其讼狱耳。故禹终身不称“帝”而称“王”。何者？二帝之德难以为继，禹谦不敢，遂陟帝位与尧、舜齐；但以天下无主，姑称王以镇抚之，所谓“天下归往谓之王”也。不然，尧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独不帝而王也哉！曰：尧既以天下授舜矣，舜何为不以天下授禹？然则舜之圣将不逮尧乎？且舜既不授禹，将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夺之者也。是以唐、虞以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不强身後之天下使之从一人也。惟尧以洪水未平，生民未安而礼乐亦未兴，己不能终其事，故举舜而授之，使代己治天下。若舜之世，则洪水固已平矣，生民固已安矣，礼乐固已兴矣，初无所待於人之终其事也；身没之後，听天下之自归於有德可也，舜不必挟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盖尧之禅舜乃创前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为一书而统名曰《尧典》。明乎两帝之犹一代也，不可以此为例而谓有一天子必复传之一天子也。晋羊祜欲伐吴，未及而卒，荐杜预以自代；预既克吴，不闻荐人以代己也。何者？事未毕而自择代者，臣之忠也；事已毕而听君之择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择夫代者，是臣侵君权也。夫尧、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矣！且尧之使舜摄政也，在位七十二载，其年固已老矣，而舜年始三十有二，故尧以身後之事属之。若禹之年则与舜相近，舜没後甫十年而禹没矣，舜安知己之必先禹而没，而预以身後之事属之也哉！尧之世，大臣贤者莫如四岳，尧固已让之而辞之矣，共、之属则罪人也，其馀无可与舜肩随者，故舜之受禅无嫌焉。若禹、皋陶、稷、契、夔、益之伦则其年与名位略相埒，虽禹之功德尤茂而亦比肩伯仲也，即舜独拔禹而授之帝位，恐禹此时亦未必遂受也。由是言之，尧之禅舜，特也；舜之未尝禅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後人但见商、周之继，而遂以为自尧以前亦然；但见舜、禹之相继天子，而遂以为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独不然，由是传贤传子之疑纷纷於世。故必明於舜、禹之事，然後禹、启之事可以迎刃而解。故今不载《伪大禹谟》之文而为之辨。说并详前後《尧启》篇中。

△引李绂语辨《伪书》“人心道心”之说

《伪尚书大禹谟》舜命禹之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云：“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於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余按：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则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当行之路也：今以人心为道心已不可况谓人心之外别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谓心有操舍思不思则可，谓有两心则不可也。圣贤之教曰：“存心”，曰“尽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尽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心为不美而於此外别求一心者也。惟庄子、佛氏乃以心为己累，而谓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则蔑视人心而别立一道心之名者，乃异端之说而必非圣贤之教也明矣。余少读《尚书》及《中庸序》时，固已疑其语之不经；今二十馀年，得李巨来绂《古文尚书考》，而後知其语果本於道家也。因录其文於左：

【李巨来《古文尚书考》】“古《古文尚书》，凡《今文》所无者如出一手，盖汉、魏人赝作。朱子亦尝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废者，以‘人心，道心’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万编修云：‘即此数言，可证其赝。’“危、微”二语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经》，非《尚书》语也。梅尝言之矣。余覆考之，盖《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论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经》以为证，则《尚书》必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语。何也？荀子为李斯之师，其所著书在《诗》、《书》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诗》、《书》并称‘《诗》云’、‘《书》云’，而此独称‘《道经》曰’，则秦火之前荀子所见之《尚书》无危微语也。杨亻京勉强迁就，注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者，盖有道之经。’不知汉以前从未尝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亦无经字。且孔、孟为儒家而黄、老为道家，自战国至汉无异辞。道家之书则曰经，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关尹子《文始经》，皆是。《道经》之非《尚书》也明矣。”

按晋王坦之作《废庄论》，亦引“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二语，而不言其本於《虞书》；且与《庄子》“吹万不同，孰知正是”二语连举，则此语之出於诸子明甚。盖道家者流小仁义而外形骸，故分心以为二；荀子以性为恶，采之亦不足怪。若舜，则必无此言明矣。朱子宗孔、孟之道，辟异端之说，而乃以道家之言为圣人传心之要旨，无怪乎明季讲学者之尽入於禅也！故今不载。

△引崔迈语辨《伪书》伐苗之说

《伪尚书大禹谟》，禹既摄政之後，舜命禹伐有苗：三旬，苗民不服；禹乃班师，舞干羽於两阶，七旬而有苗格。余按：《尧典》曰：“窜三苗於三危。”是舜未即位前三苗固已服罪而迁之矣。即位以後，虽禹有“顽弗即工”之语，史有“分北”之文，然亦止於旧俗未改，是以分而迁之，使之渐渍王化，正如《多方》、《多士》之於殷遗民然；非尚据险自恣也。果据险自恣，舜安能分北之乎！至其後“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则固已革心而从化矣。及舜末年，尚安得有负固不服之三苗哉！圣人举事未有苟然者，况征伐尤天下之大事乎！使苗而可以德感也，舜必不轻命禹征之；使苗而当伐也，则当遂平之。周公东征至於三年之久；伐苗仅三旬耳，师未老，财未匮，何以遽班师也？且舜之敷文德六十馀年矣，即干羽之舞亦非始於此时，然卒不能感苗；七旬之间，有苗何以遽格？苗之去帝都远矣，七旬之内，何以遽知其有干羽之舞乎？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盖舜自中年以後，治定功成，万邦宁谧，道德一而风俗同，是以恭己南面而乐极其盛；若待末年使禹摄政时而苗尚未服，岂得谓之“无为”、“尽善”也哉！《伪书》此文，乃采之《韩诗外传》而增饰之者。《外传》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此本亦揣度之词，非当时事实，然但云“舜时有苗不服”，未尝以为舜末年禹摄政之後也；但云：“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未尝以为轻举大众，无功而遽班师也；但云“久喻教而苗请服”，未尝以为干羽之舞所化，七旬之内所格也。是其事尚近於情理。自《伪书》增饰之而遂为天下必无之事，岂不谬哉！《传》曰：“誓诰不及二帝”又曰：“夏人作誓而民始叛”，是舜之时尚未有誓明矣。《汤誓》之文古於《牧誓》，《甘誓》又古於《汤誓》；此文又在《甘誓》前，乃反卑靡芜弱出秦、费二誓之下，然则其为秦、汉以後文人之所拟作无疑也。余弟迈《讷笔谈》中亦尝辨之，今载於左：

【《讷笔谈》一则】“《战国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谟》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数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语，皆想像郛廓通套语，与‘苗顽弗即工’及《吕刑》所言皆不类。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盖仿文王伐崇因垒而降之事，而此独觉迂阔可笑。《尧典》云：‘窜三苗於三危。’《吕刑》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则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窜有不能已者也。”

余谓《左传》子鱼之言固过其实，而伐崇之事究与此不类。崇，敌国也，虽不能服之而不得不伐之，虽伐之而原不期於一举而即灭之，岂得以之例舜也哉！况云：“复伐”，则亦非不用师而自格也。故今不载征苗之事。说并见前《分北条》及《周文王篇伐崇条》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书尧典》）

△舜自举迄崩之年

《史记》称舜三十而举，五十而摄，五十八而尧崩，六十一而践位，践位三十九年而崩。《伪孔传》言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为天子五十年，寿百一十二岁。《蔡传》言舜三十召用，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余按：《经》云：“五十载陟”。孟子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则《史记》之误不待言矣。《二传》之说皆为近理，但《伪传》增服丧之三年，与《经》文似微异；《蔡传》无服丧之三年，於事理亦颇乖。窃疑古文皆约言其梗概，故於舜事以十计之，未必无奇零也。且古所谓”三载，皆兼首尾两年数之；然则历试、摄政、服丧，实止三十一年。如此，则舜当於六十一岁践位，百一十岁而崩，於《经》文事理皆可通矣。但年世久远，载籍缺亡，不知其果然否。姑附识之於此。要非大义所关，亦不必深究也。

“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孟子》）

△引韩愈文辨舜崩苍梧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舜葬於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史记》云：“舜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伪孔传》云：“‘方’，道也；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苍梧之野而葬焉。”唐韩子《黄陵庙碑》，宋司马君实《史剡》“皆尝驳之。《史剡》之说未安；今载韩子之说於左：

【韩子《黄陵庙碑》】（节录）“《竹书纪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升也，谓升天也。《书》曰：‘殷礼陟配天’。故《书》纪舜之没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为死也。地之势东南下；如言舜巡狩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余按：《尧典》之记巡狩皆至四岳而止。苍梧，百越之地，在九州之外，乃古荒服，舜不当远涉於此。孟子之说近是。《戴记》之文本多驳杂，而《史记》则又采诸《戴记》，《伪传》则又因《戴记》、《史记》之文而曲为附会者，皆不足信。韩子之辨是也。故今但载《孟子》之文，馀悉不录。

【附录】“舜有商均。”（《楚语》）

【备考】“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左传》哀公元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存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左传》昭公八年）“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左传》昭公三年）

【附论】“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篇》）“孟子曰：‘尧、舜，性之也。’”“孟子曰：‘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并《孟子》）

△尧、舜、孔子不可轩轾

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程子曰：“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於尧、舜，语事功也。”後世学者尚论古圣，往往以宰我之言为实然。余按：世道民生所赖莫不始於尧、舜：安居乐业，尧、舜之奠之也；礼乐教化，尧、舜之开之也；天地万物之宜，尧、舜之乎成经理之也；禹之继治，继尧、舜也；汤、武之拨乱反正，反之乎尧、舜也；孔子之述而不作，述尧、舜之道也。尧、舜何遽不如孔子哉！尧、舜为天子，权可以施之，则创制显庸以垂万世；孔子为布衣，权不足以施之，则修明《六经》以垂万世。其功之殊者，其遇之殊也。尧、舜，孔子，易地则皆然。非孔子则尧、舜无以传於後；非尧、舜则孔子亦无所述於前。故谓禹、汤、文、武、周公之不逮孔子，或然；谓尧、舜之不逮孔子，则吾未有以见其必然也。孔子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其称尧、舜至矣；虽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此或圣人谦衷，过於推崇前圣。若颜渊、子贡辈，其称孔子可谓极矣，然“弥高，弥坚”之喻何殊“巍巍，荡荡”之称，“立、道、绥、动”之功何异“无为而治”之效，“犹天之不可阶”即所谓“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也。颜渊、子贡之尊孔子，亦不过如尧、舜而已。惟《孟子书》中载宰我语以为“贤於尧、舜”，而子贡、有若之言亦似有所轩轾者，皆与《论语》所言不类。窃疑其皆七十子之徒所追述而甚其词者，其意但欲致崇於此而遂不暇复顾於彼，犹论舜者及於称舜而遂无地以处尧耳，岂必皆的论哉！孟子论圣人，於夷、惠、伊尹皆言其不若孔子；而叙道统，於尧、舜、孔子无轩轾焉，固未可以宰我一言为定论也。程子之言虽未免於回护宰我，要其意尚近於持平，若之何後人置其不异者而但取其异者轩轾之也！盖战国之俗好为大言，杨、墨之徒莫不自尊其师，非尧、舜，薄汤、武，而远称黄、农以驾乎其上；儒者较为醇谨，不敢放言高论，然亦不免染於风气，故欲尊孔子而遂不免於卑尧、舜。汉、晋以降，异端横行，其说益诞，其言益无所忌，又以尧、舜为不足卑而卑天地；故奉佛教者谓未有天地以前已先有佛，奉天主教者谓天地皆天主之所造，而生於後世者特佛与天主之化身。嗟夫，嗟夫，吾不意世俗之诞妄乃至於如是也！夫宇宙之间莫大於天地；自有天地以来，其德之崇，功之广，莫过於尧、舜。孔子以尧、舜之道教天下後世，是以其圣与尧、舜齐。尧、舜犹太祖也，孔子犹太宗也；尊尧、舜者必尊孔子，《礼》所谓“尊祖故敬宗”者是也。若谓孔子别有一道加於尧、舜之上，则杨、墨、佛氏、天主之教皆自谓别有一道，不但藐尧、舜，抑且藐天地，亦何以见道统之正而服异端之心乎！故今於《唐虞录》通考圣贤先後所论而权衡之，而《洙泗录》中宰我、子贡、有若推崇之语仍载之《孟子》言中，不使与《论语》门人之言相混，庶学者可以察其故云。说并见《总目》、《唐虞》、《洙泗录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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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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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於舜；舜崩，天下归於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

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

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卷一

○禹上

“鲧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书洪范》）

△鲧非颛顼之子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史记夏本纪》因之。余按：上古天子本不相继，而帝颛顼至尧其世盖远；自《史记》及《帝王世纪》始皆谓其相继；然云帝喾在位七十五年，帝挚在位九年，则颛顼之崩下至尧之七十二载舜受终时亦当百有五十七岁：而鲧之用乃在尧世，鲧之殛乃在尧七十二截以後，鲧安得为颛顼之子也哉！唯《汉志》谓颛顼五世而生鲧，於事理较近；然传记无所见，而舜、禹不同姓，（舜，姚姓；禹，姒姓），恐亦出於臆度，未敢据以为实然也。由是言之，禹断非颛顼之孙，而亦未必果颛顼之裔。与其误信之而诬圣人之祖，何如姑阙之而不失君子之正乎！故今不录。说并详前《黄帝尧舜》篇中。

“鲧殛而禹兴。”（《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大戴记》称禹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禹云：“敏给克济（《史记》作“勤”），其德不回（《史记》作“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史记》作称以出）；穆穆，为纲为纪。”余按：此皆後人赞禹之词，然文皆浅近肤阔，不足以称禹之德；且自古圣贤之所同，亦不得独以称禹也。故不采。又考《大戴记》所称五帝及禹之德，其文皆略与《史记》同；然《史记》所无者皆其所不必增，所有者皆不如《史记》文义之明洁。疑古本《大戴》此篇已亡，而後人采《史记》之文以补之者。附识於此，俟好学深思者决之。说并详前《唐虞尧舜》篇中。

“禹、稷躬稼。”（《论语宪问篇》）

△“躬稼”非教稼

《论语集注》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种，身亲稼穑主事。”近世说者遂以後稷之“教民稼穑”为“躬稼”，且云：“禹未躬稼而言躬稼者，水土既平，稼穑乃可教也。”余按：南宫之意，以为羿、才力绝人，若可以无患，而反不得其死；禹、稷身居畎亩，若不能自奋，而反受天明命；以见天之所眷者在德耳。故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语意甚明，无可疑者。若以“躬稼”为治水明农之事，则此乃济世之大功，固宜有天下；不但本句文义龃龉，而与上句语意亦不伦。禹、稷因躬稼故当有天下，岂羿、因有材力即当不得其死乎！“躬”者，身也。身自耕稼，乃可谓之躬稼；教民为之，非躬稼也。许行为并耕之说，孟子辟之，引稷之教民稼穑而以为不暇耕，然则教稼不得谓之躬稼明甚；况禹未尝教稼者乎！盖禹自鲧殛後，亦即降同庶人，亲历畎亩，而《诗》称稷匍匐以艺荏菽，则亦生长於田间者，故南宫云然：不得以治水明农之事当之也。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书洪范》）

“导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壶口、雷首，至於太岳；柱、析城，至於王屋；大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西倾、朱圉、鸟鼠，至於大华；熊耳、外方、桐怕，至於陪尾。”（《书禹贡》）

△逾河言山脉非言禹迹

《蔡传》云：“‘逾’者，禹自荆山而过於河也。孔氏以为荆山之脉逾河而为壶口、雷首者，非是。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其所表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故谨而书之，以见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今之葬法所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