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今之葬法所言也。”余按：《导水》诸章文云“至於合黎”，“至於三危”者，水至之也；云“过三ㄛ”、“过九江”者，水过之也；乃至云“迤”，云“会”，云“溢”，云“入”者，皆水也，非禹也；何独《导山》诸章则“至”为禹至之，“过”为禹过之，“逾”为禹逾之哉！文同说异，何以别焉？且禹八年於外，所至所过之地多矣，其来而复往，往而复来者，盖不可以悉数，何以独记此数章乎？禹之导山，固非若今术士为葬法计，然岂容不问其脉络首尾！况山之脉络正与治水相表里：欲使水之轨道，必先取地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详辩之，然後能知某水当左，某水当右，某水於某处可出，某水与某水可合；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皆视山之起伏、分合、屈折，山脉安可以不问也！故同一不龟手之药也，宋人用之以纟光，吴王用之以与越战，此自用之者有大小耳：不可谓用之，行师者遂必弃之也；不可谓葬法用之，治水者遂必不资之也。今术士皆据五行以推人祸福，亦遂谓圣人不言五行乎！圣人但不以五行推人祸福耳，未尝不修五行以利民用也。且术士何足以知山脉；术士之谈山脉，正如其谈五行，非沿讹踵谬则穿凿附会耳，知山脉者，莫圣人若也，奈何反属之术士哉！《蔡传》又云：“河北诸山皆自代北乘高而来，──其脊以西之水，西流以入西河；以东之水，东流以入於海──一支为壶口、太岳；一支南出为析城、王屋，西折为雷首；一支为大行；一支为恒山：其间各隔沁、潞诸川，不相连属。岂自岍岐跨河而为是诸山哉！”余按：此说特因堪舆家言有所谓“两山间必有水，两水间必有山”者，故疑隔水则山遂不相连属耳。不知此二语特言其大概，非以为尽然也。凡水固有循山而流者，亦有穿山而出者。大行自天井关东行北转历邢、相，抵易、定，环燕京而东南，以至於海，二千馀里绝无断处；而漳、沁、滹沱、桑乾（即今永定）皆自山西逾山而东，安见隔水遂不相连属乎！余尝自洛入秦，循何而西，见河南之山皆如趋如赴，与河北诸山遥相连接；若河南地平，则河北亦平。然则冀南之山显然自雍、豫来，《伪传》之说是也。且太原东即大行，山势北向，不南行；其西山则在汾水（即《蔡传》所谓“西流入西河”者）西，与河西山相连属；其中坦然平地，竟无处可指为脊者。河北诸山何由自代北来，特堪舆家猜度而为之说耳。吾故曰：术士不足以知山脉，知山脉者圣人也。由是言之，《经》之“逾於河”当属山，不当属禹，明矣。

“导れ冢，至於荆山；内方，至於大别。岷山之阳，至於衡山；过九江，至於敷浅原。”（同上）

△山分四重

导山凡两章，其山分四重，由近而远，由北而南。河、渭以北为第一重：岍、歧至太岳为西干，柱至碣石为东干；“壶口”二句与冀之“壶口”、“太原”四句相表里，“柱”四句兴冀之“覃怀”、“恒、卫”四句相表里。河、渭以南为第二重：西倾以下为西干，熊耳以下为东干。淮、汉以南为第三重：れ冢为西干，内方为东干。江南为第四重：惟岷山一干耳。近者文详，远者文略，故岍、歧以下所记凡十二山，西倾以下八，れ冢以下四，岷山以下并敷浅原乃三耳。犹导水之独详於河，九州之独详於冀也。

此以上并记禹导山之事。

△《山海经》为汉人作

世传《山海经》为禹与益所撰。余按：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其尤显然可见者，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名皆秦、汉以後始有之，其为汉人所撰明甚。甚矣，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也！故悉不采。

“导弱水，至於合黎，馀波入於流沙。”

“导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导河积石，至於龙门；南至於华阴；东至於柱；又东至於孟津；东过洛，至於大亻丕；北过洚水，至於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於海。”（同上）

【存参】“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於大陆，播为九河，同为迎河，入於勃海。”（《汉书沟洫志》）

△评《沟洫志》语

按：禹酾二渠之文不见於《经》；郑渔仲谓“自秦时河决，始有二流”者，说近是。然所谓“水湍悍难行平地，乃北载之高地”者，则殊得其事实。故列之於存参。

△大陆在北泊之北

颜师古云：“洚水在信都；大陆在钜鹿。”盖钜鹿有广阿泽，孙炎以为大陆，故师古云然。然广阿泽即今北泊，信都即今冀州：冀州在钜鹿北，正承泊水下流，则是河过洚水反在大陆之下，於《经》文为倒置，师古之说非也。《蔡传》於降水亦云：“今信都县枯洚渠也。”於大陆则云：“信洚之北，四无山阜，旷然平地”。是矣。然谓“隋改昭庆为大陆县，唐割鹿城置陆浑县，以邢、赵、深三州为大陆者得之”，不知昭庆（即今隆平）鹿城（即今束鹿）虽与钜鹿分隶三州，而实同临广阿一泽，故《地理今释》云：“广阿泽，跨今直隶保定府束鹿县，顺德府钜鹿县，正定府隆平县、宁晋县（二县今并分隶赵州）、深州（今直隶两司）”。则是其地仍即孙炎所指，未尝在信洚北，蔡氏之说亦非也。盖其误在洚水。河之所受数十百川，然所纪者独洛与洚，而济、沁、淇、漳、滹沱、桑乾不与焉，则洚必非小水明矣。今西山、、滏、沙、氵交诸水皆入於泊，漳之故道亦穿泊行，自泊以外更无馀水可指以为洚者。由此言之，则洚水非枯洚，乃泊水也。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洚之得名，盖取茫无津涯之义。今泊水浩渺环数百里，正与洚之名义相符；而“高平曰陆”，亦未闻有以之名泽者。由此言之，则泊水乃洚水，非大陆也。洚水既在泊，则大陆必在泊北；以其相近也，故後人因以其名名之，犹今人之呼为宁晋泊，非谓泊之遂为宁晋也。盖河自大亻丕而北，距西山仅百里，渐北渐斜而东，距山渐远而又有南北二泊直其地，皆不可谓之“大陆”；过泊而北，然後平原迤逦亘数百里。然则大陆当在二泊以北，两淀以南，以其西山东河，南泊北淀，而中地广且平，故云大陆；不得如颜、蔡之说也。

△九河、逆河非西山诸水

钱氏（名字未审）云：“班固以滹沱为徒骇，盖禹时黄河北流，西山诸水皆东注入河，滹沱其一也。九河，即恒山以东诸水。逆河，即易水；与河合流而东，故曰‘同为逆河’。”余按：章首既云“导河”，则“至”也者河至之也，“过”也者河过之也，“为”也者亦河为之也。“播”也者，布也；布也者，分之义也。由合而分则曰“播为九河”；由分而合则曰“同为逆河”。若别有九河、逆河则当曰“过九河”、“过逆河”，不当曰“播为九河”、“同为逆河”矣。漳、汾、渭、洛诸水皆入於河，亦可曰河播为漳、汾、渭、洛，同为漳、汾、渭、洛乎！逆河云者，盖因海潮西来，河水东去，两水相迎而名，故《汉志》谓之“迎河”。今天津三岔口以下水正如是；不得以易水当之也。至於《汉志》以滹沱为徒骇，言之不详；然窃揆其意，似以滹沱所流即徒骇之故道，非以徒骇、滹沱为一水也。盖九河、徒骇最北，而滹沱在河西，必由徒骇入河明甚；其後九河上游虽沙，而滹沱之流不能改，必仍由徒骇入河以达海，故谓汉之滹沱即古徒骇之故道耳。犹曹操遏淇水以入白沟，而《水经》云：“淇水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非谓内黄以上之淇皆古之白沟也。遂以滹沱为古徒骇，误矣！况并其南之八河而悉以为西山之水乎！且西山诸水皆不出冀州境，禹何得反记之於兖州邪！此说至为可笑，然学问之士亦有信之者，故略摘其谬如右云。

○禹下

“れ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ㄛ，至於大别；南入於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於澧；过九江，至於东陵；东迤北会於汇；东为中江，入於海。”（《书禹贡》）

【存参】“彭泽县：《禹贡》彭蠡泽在西。”（《汉书地理志》）

△彭蠡非鄱阳

此文“彭蠡”，说者以为鄱阳。朱子谓番阳在江南，非汉水所汇（文与《蔡传》略同，故不备载），乃从郑氏渔仲之说，以“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为衍文。後又以衍文为未安，遂断以为《禹贡》之误。蔡氏作《传》，复申其说，略云：“番阳在江之南，去汉水入江之处已七百馀里，所蓄之水则合饶、信、徽、抚等州（今江西诸府及江南之徽州府）之流，非自汉入而为汇者。又其入江之处，石山峙立，水道狭甚，不应汉水入江之後七百馀里乃横截而南入於番阳，又横截而北流为北江。且既在大江南，於《经》宜曰南汇，不应曰‘东汇’；宜曰南会於汇，不应曰‘北会於汇’；宜曰北为北江，不应曰‘东为北江’。以今地望参校，绝为反戾。意当时龙门、九河等处，禹亲历而身督之；若江、淮则地偏水急，不待疏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属往视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间，乃三苗所居；彼方负其险阻，顽不即工，官属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为泽而不知其非汉水所汇也。以此致误，谓之为‘汇’，谓之‘北江’，无足怪者。”余按：番阳非汉所汇明甚：前人委曲迁就，殊无别白；朱子乃亲察山川之形势以证其误，而蔡氏之辨复指画详明如是，可谓精核也已。顾吾独异朱子与蔡氏既知其误，乃不疑以番阳为彭蠡者之误，而反以《经》为误，为大不可解也！导汉文云“东汇泽为彭蠡”，故导江承之曰“北会於汇”；若无“东汇”之文，则所谓“北会於汇”者何汇也？导汉文云“东为北江”，故导江承之曰“东为中江”；若无“北江”之文，则谓之“中江”者何因也？汉、江、济、淮皆入於海，故文次於导河；渭、洛皆入於河，故又次於济、淮；若导汉之文至入江而止，则当次於渭、洛之後，不当反在导江之前也。且文之衍必与上下之文乖剌，而此十三言者，承上开下，文相属，意相贯，乌得谓之衍乎！《禹贡》所记，治河为多，其次即莫若江、汉，而淮、济皆略焉；於梁言岷、れ之艺，於荆言江、汉之朝宗，於扬言彭蠡之潴，三江之入，详矣，即沱、潜、云、梦亦江、汉之水耳；三州之文言江、汉者大半焉，则禹之致力於江、汉者不少矣，乌得谓之“不待疏凿固已通行”乎！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禹之治水劳且久如是，必无以江、汉大川而不亲往，但遣官属之理；若禹八年之胼手胝足止为一河而馀皆不暇往，亦浅之乎视禹矣！禹治水时，三苗窜已久矣；“顽弗即工”者未革其旧俗耳，非负固不服也。（禹无征苗之事，说见《唐虞治定篇》中）果负固不服，舜安能“分北”之？窜之则从，分之则从，独治水之天使不敢一涉其境，岂理也哉！且以禹之圣，所辟官属必贤，果未亲历其地，必不强不知以为知；度禹亦必不至受人之欺而妄载之策也。由是言之，《经》固非衍而亦不容有误，其所以不合者乃以番阳为彭蠡者误也。盖汉之汇而为彭蠡，犹济之溢而为荥也。《春秋传》云：“潘党逐魏，及荥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郑氏云：“荥，今塞为平地，其民犹以荥泽呼之。”是荥在春秋时已通车马，至两汉时遂为田畴矣。盖此二地本卑，又近汉、济入江、河之处，是以潴此二泽；日久沙高，遂成平陆。彭蠡与荥一耳，何独异焉！梁山泊在宋时回环号八百里，今仅数百年，已坦然平地，况数千年以前之薮泽乎！由是言之，《经》之彭蠡自别一地，自在江北，为汉水之所汇，而今亡耳，非番阳也。惟其在江北也，故导汉曰“东汇”，不曰南汇，导江曰“北会於汇”，不曰南会於汇。惟其在江北也，故不待横截而南而已汇为彭蠡，不待横截而北而已流为北江。《禹贡》所云，无一语之不符，无一字之可疑矣！岂惟《禹贡》为然，《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即今江西全省）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番阳在彭泽南而云“在西”，则彭蠡自别一地，非番阳明矣。又云：“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蠡称番阳而称为湖汉，则番阳自名湖汉，非即彭蠡又明矣。且不云有彭蠡泽，而云“彭蠡泽在西”，似彭蠡原不在县境中者；不直云彭蠡泽在西，而云“《禹贡》彭蠡泽在西”，又似彭蠡已塞，但其地尚约略可指，如人之呼荥泽者然。盖江虽东流，然常斜迤而北，故江南亦称江东，江北亦称江西：彭泽临江而县，则视上游江之北岸为西，故以为“在西”耳。然则班氏但因县之得名由於彭蠡，故注其地所在，非谓彭蠡必在彭泽境也。因彭泽之无彭蠡，遂南移之番阳，失之远矣！朱子乃云“《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岂知彭蠡自在江北，湖汉原非彭蠡；不但《禹贡》不误，即《汉志》亦不误，乃後人以为番阳者误耳。又按《春秋传》云：“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吴伐楚，舍舟於淮，自豫章与楚夹汉。”徐、淮皆在郢之东北，而汉之豫章乃在郢东南千数百里，去汉水远甚，故杜氏注云：“此豫章皆当在江北淮水南，盖後徙在江南豫章。”然则不但彭蠡在江北，即豫章亦本江北地名也。晋之渡江也，於淮汉之南侨置雍、豫、徐、兖诸州以处其民。豫章彭泽之在江南盖亦类此，如《传》所称“迁郢於若阝”然者；不得以彭泽县在江南，遂谓彭蠡亦当在江南也。以数千年之後地名水道改易之馀，沿讹踵谬而据之以断古书之是非，诚未可轻言也。此与三江之说皆无关於大义，然据《注》驳《经》，其端不可不杜，故备论之如此。说并见《唐虞体国经野篇扬州条》下。

“导氵允水，东流为济；入於河，溢为荥；东出於陶丘北；又东至於菏；又东北会於汶；又北东入於海。导淮自桐柏；东会於泗、沂；东入於海。”（《书禹贡》）

“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於澧；又东会於泾；又东过漆、沮，入於河。导洛自熊耳；东北会於涧、；又东会於伊；又东北入於河。”（同上）

△导水次第有五

导水凡九章，其次第有五。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为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於江、汉，故次江、汉。河以南，江、汉以北，惟济、淮皆独入於海，故次济、淮。雍水多归於渭，豫水半归於洛，然皆附河以入於海，故以渭、洛终之。先汉於江，先济於淮，先弱水於黑水，先北而後南也。先渭於洛，先上而後下也、

【附论】“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并《孟子》）

△“行所无事”之义

按：孟子以“行所无事”称禹，後世论治水者往往以为当任水所自趋，非也。水之决，情形各不同，或疏或塞，当审其全局之高下而权衡之，不得以一时一地之决为断也。若但任其决而不治，在决之地或可无事，在下流之受害者事乃不可胜言矣。所谓行其所无事者，正以能审地势高下之宜，当任则任，当改则改，当疏则疏，当塞则塞，顺其自然而己无所与焉，是之谓行所无事耳；非任水之所自趋也。果任水所自趋，何赖有禹；孟子何以有“疏、瀹、决、排”之文乎！世於此多未及，故附论之。

此以上，并记禹导水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民乃粒，万邦作。’”（《书益稷》）

△先导山而後导水

按：“随山刊木”，即《禹贡》之导山事也；“决川距海”，即《禹贡》之导水事也。而随山暨益同功，决川暨稷同功，则是导山既毕然後导水，显然两事无疑也。盖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故先随山而导之，使高田之害先除，然後循水而导之，使平田之害尽去；而不先导山亦无以察地势之高卑而蓄泄之。潜心玩之，犹可见禹致功之次第云。

【备览】“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史记夏本纪》）

【附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

“‘娶於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书益稷》）

“禹八年於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

【附论】“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於颖，馆於雒。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左传》昭公元年）

△禹以前无水道

禹治水事，世人多不详考；因见“尧有九年之水”之语，遂谓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非也。上古之时本无水道，此乃开辟以来积渐之水，日积日多，遂至“怀山”而“襄陵”耳。至禹，然後相视地形高卑，疏为水道，使皆流入於海，由是地皆涸出，人有宁居。孟子尝言之矣，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曰：“禹掘地而注诸海。”然则今之水道皆自禹始有之，禹以前固无所谓水道也。故定公曰：“微禹，吾其鱼乎？”春秋之时去古未远，故当时人人皆知之；今则知之者鲜矣。学者详加考核，庶知禹之为功大也！

【补】“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於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後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孟子》）

【备览】“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许；而後举益，任之政。”（《史记夏本纪》）

△辨始乱之说

《吕览》云：“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问曰：‘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乱自此始。’”余按：禹之德或尚逊於尧、舜，若其道则未有异也。禹所行者即尧、舜之政，初未尝有所变革，而何为遂至於生乱乎？洪水之灾，非禹莫能治之；禹之功大矣，而反谓禹始乱，岂不谬哉！盖杨氏之徒为黄、老之说者皆好援古而非今，故造为此言，借唐、虞以毁三代；吕氏之客无知而妄采之耳，此事虽至无理，然亦有信之者，故不可以不辨。

△辨泣问罪人之说

《说苑》云：“禹出见罪人，下车泣而问之。左右曰：‘君王何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余按：此亦後人推度圣人爱民之心以为言者，其意则善而不必实有是事也。至禹自谓不如尧、舜，禹之存心固应如是，若论者遂以是为优劣则固矣！且其言亦浅俗。故今不录。

【补】“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

“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战国策》）

按：此虽见於《国策》，然与《孟子》之言合，当非误引。故从传记之例。

“禹闻善言则拜。”（《孟子》）

△辨县钟鼓磬铎之说

《淮南子》云：“禹县钟、鼓、磬、铎，置召，以待四方之士。为幡曰：‘教导寡人以道者击鼓；喻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召。’”余按：此皆形容圣人好善之诚，非真有此事也。後世君门万里，下情不能上达，於是设鼓以防壅蔽；当禹之时，君与民如一身，谁能阻之，而尚赖於钟鼓之县乎！齐威王之求言也，令初下而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何况於禹！且其文殊浅弱，非虞、夏时语，而道义与事亦不得分为三，其为後人形容之语甚明。故今不录。

“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

△辨戮防风氏之说

《鲁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云云）”余按：四凶之罪大矣，然尧、舜所以处之者不过流放；今防风氏但後至耳，遽杀而戳之，禹亦残忍矣哉！防风氏者，人邪？神邪？人也，则与“致群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且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鲁卫矣，而吴栖越於会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在陈之时；然则不但禹必无戮防风之事，即孔子亦初不得有答吴使之言也，此乃好谈神怪而不考其实者之所为，故不载。

【备览】“十年，禹东巡狩，至於会稽而崩。”（《史记夏本纪》）

△禹崩年与崩地

按：孟子称禹荐益七年而崩，而此篇谓禹立而荐皋陶，皋陶卒，乃荐益，凡立十年而崩，则与孟子之文约略相符，其年或有所据。惟崩於会稽，未见其必然；恐系战国之时传流之误，如舜之崩於苍梧者然。但会稽，扬州地，尚非苍梧之比。姑存之。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附论】“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