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矣；孔子生时果有麟至，乃真祥也？《春秋》何以反不志乎！至於苍龙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者，语亦谬戾。此说至为无稽，而世亦或信之，嘻，其真可异也已！

△辩孔子形相之异

《史记》载郑人之言云：“孔子颡似尧，项似皋陶，肩类子产，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韩诗外传》载姑布子卿之言云：“孔子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孔丛子》载苌宏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而《孝经钩命诀》又云：“孔乎牛唇，虎掌，龟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乐道之。余按：唐、虞之时未有土木之像，亦无有所谓影堂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头目项喙之详，後人何由历历知之？且同一颡与目也，彼以为似黄帝，此以为似尧、舜；同一似禹也？彼以为身，此以为颈；同一似皋陶也，彼以为项，而此又以为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浅陋，至姑布子卿与苌宏之语尤不雅驯，明系秦、汉人之所为，有一言之类《论语》、《春秋传》者乎！其言尚非当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为当日之形，嘻，亦愚矣！夫拟圣人之形於尧、舜、禹、汤，妄加之，犹不免於诬；况拟之於牛虎，其侮圣人也孰甚焉！其为说尤不经，荐绅之所难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为影，据之以作像，甚矣其乐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曹交问曰：“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为之而已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固不在於形也。执形以求圣人，浅矣，况其伪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圣人之真。

【备览】“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孔子世家》）

△辨《史记》孔子名字说

《孔子世家》云：“祷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余按：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於祷；又谓之因於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今不录。

△孔子父卒之年不可考

《家语》云：“孔子三岁而叔粱纥卒。”按《孔子世家》但云“丘生而叔梁纥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传闻犹异词，况父卒之年乎！且不见於经传，无可考。今阙之。

【备览】“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世家》）

△辨鲁君赐鲤之说

《家语》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曰鲤而字伯鱼。”余按：《家语》称伯鱼卒年五十，颜渊卒年三十有二，又称颜渊少孔子三十岁。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则伯鱼之卒当在颜渊卒後；而据《论语颜渊死章》，伯鱼之卒乃在颜渊卒前，是《家语》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则官之氏，赐鲤之说，亦安知其不出於附会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贱”，则年二十之时盖尚未仕，安能遂动国君而赐之鲤！故今并缺之。伯鱼卒年之误，详见後《考终篇颜渊条》下。

△《年谱》记“委吏、乘田”之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观其文若确有所传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岁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为何官。谓孔子为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既无此理；谓孔子二十五年皆隐不仕，直待阳虎作乱之时方仕，尤无此事也。然而《年谐》竟不言者，《论语》、《孟子》、《春秋传》、《孔子世家》之所不载，《年谐》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年谐之初无所传，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矣。《孟子》既不言为何年，《年谱》何由知之而载之乎？盖撰《年谐》者因见《家语》赐鲤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语》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贱。”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谓之少贱。且天下之生而大夫者有几人哉；官虽卑，禄足以自奉，岂容遽谓之贱乎！今移置之於後。

△《年谱》记孔母卒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四岁，圣母颜氏夫人卒。”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见於经传；《世家》载之十七岁前而无年月；《年谱》以为二十四岁，亦臆断也。观孟懿子之事可知矣。古者男子以氏别，妇人以姓系。《世家》、《家语》皆称为颜氏女，虽不足据，然谓为颜氏之女，非谓女为颜氏也。颜非姓也，何以称焉？《年谱》乃谓之“颜氏夫人”：“夫人”之称或仍当代封号，谓之“颜氏”则不合。今并阙之。

△辨殡衢封墓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於五父之衢，问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陈氏浩驳之曰：“颜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圣人，人伦之至，岂有终母之世不寻求父葬之地，至母殡而犹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殡於衢路，必无室庐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为耳；圣人，礼法之宗主，而忍为之乎！此经杂出诸子所记，其间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余按《世家》载此事无年月，而在十七岁前，是以孔子为尚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预自命为“东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门人”乎？《年谱》盖亦疑之：故以合葬之事载之二十四岁之时。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至二十四岁而尚不知其父之墓，然则十年之所学者何事乎？孔子为鲁司寇，不用，去而卫、宋、陈、蔡诸国，不得已焉耳，当二十四岁时何以预知其至是？孔子仅二十四，则门人长者不过十馀岁，恐亦不能为孔子修墓。陈氏之辨是也。然封墓之故与墓崩之说亦谬。《易》云：“上古不封不树。”是三代以来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葬处？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墓必坚；一日之间遇雨而遽崩，尚可谓之墓乎！故今皆不录。

△辨衰与享之说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季氏享士，孔子与往，阳虎绌之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余按：礼，居丧者三年不饮酒食肉；小功纟思麻。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酒肉尚不可饮食，况敢受大夫之享乎！轻丧尚不与人乐之，况重丧乎！孔子如是，不几贻笑於阳虎耶！《家语》亦觉其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谓阳虎吊孔子，告以享士之事，而孔子曰：“某虽衰，亦欲与往，”以示不非阳虎之意，则其谬更甚焉。何则？虎吊而言享士，即失礼，其小焉者耳；衰而往，失礼大矣，以此答之，不亦亻真乎！且虎果失礼，不非之足矣，曷为而更甚之，是谄也；不往而伪告以欲往，是欺也。圣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录。

○初仕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

△《史记》言初仕之误

《世家》云：“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岂为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职”，二字亦误。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初仕之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虽无明据，然郯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为贫而仕，亦其时也。且能自通於国君，则非庶人可知。孔子之受职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篇》）

△助祭之年

《世家》不载此事。今按，入庙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以“鄹人之子”呼圣人，则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之於此。

△辨鲁庙欹器之说

《荀子》云：“孔子观於鲁桓公之庙（《韩诗外传》作“周庙”），有欹器焉，顾谓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於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知，守之以愚（云云）。’”余按：此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词意，正与周庙金人之铭相类，皆似黄、老家言，以语於圣人之道则浅矣。且其事不类春秋时事，其语亦不类《论语》中语，必後人所。故今不录。

【附录】“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庙助祭之年未有明据，则此未知在其前与，抑在其後与。姑附次於此。

△辨齐景公鲁之说

《孔子世家》记昭公二十年，齐景公舆晏婴鲁，景公问秦穆公於孔子，孔子盛称之，以为可以王云云。（《齐世家》云：“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年表略同》）余按：齐君如鲁，史未有不书者，而《春秋经传》皆无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当述周公明王道以告之，岂得盛推秦穆乎！又按《左传》，是年齐侯疥，遂┲，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几，返於遄台，此何暇远涉於鲁境耶！且其辞甚浅陋，必战国策士之所伪。今不录。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後也，而灭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馀言，已见前《原始篇》，今不复举）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後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学礼事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後，文在《左传》昭公七年）

△孟僖於卒在孔子助祭後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孙ㄑ卒”。其明年，昭公孙齐，《世家》所谓“鲁乱而孔子齐”者也。孔子之助祭，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入庙”之後。

△《史记》言懿子、敬叔学礼於孔子年十七时之谬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即“僖”字，古通用）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余按：《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是以《史记》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耳。《世家》不察，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非惟孔子之年未可为师，而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乎！近世学者动谓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後人驳之非是；今《史记》此言岂无所本者，而何以误也？特学者道听途说，不肯详考，故遂以汉儒为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阙里志》云（刚案：“云”字疑衍）《孔子年谱》亦载此事於十七岁；然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抑何其不思之甚也！

△辨问礼老子之说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周问礼，见老子。老子送之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庄申韩列传》又云：“孔子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老子其犹龙耶？’”余按：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戴记曾子问篇》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诡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诸老聃以诎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诎诸黄帝以诎尧、舜；以黄帝之时礼乐未兴，而老聃隐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杨氏者也。今《史记》之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且孔子骄乎？多欲乎？有态色与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辩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为者？由是言之，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藉令孔子果尝称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与门弟子必当再四言之，何以《论语》反不载其一言？“以德报怨”，《论语》辨之矣；此世俗所传老聃之说也。其说虽过，然犹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语之尤为不经也。孔子闻之，当如何而辟之，当如何而与门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称美之以为“犹龙”，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谓孔子称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中，不应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仅十三，亦不能从孔子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鲁，鲁亦无君之可请矣。诸侯之相朝会，容有在丧及幼稚者，彼为国之大事，不获已也；抑恃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则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周，以学礼也，而独不念周之非礼乎！且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由是言之，谓敬叔从孔子周而鲁君与之车马者，亦妄也。此盖庄、列之徒因相传有孔子与聃论礼之事，遂从而增益附会之，以诎孔子而自张大其说。《世家》不察而误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之所伪，犹之乎言兵者之以《阴符》之黄帝，《六韬》之太公也；犹之乎言医者之以《素问》、《灵枢》之於黄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为黄、老之说者非黄、老，皆杨氏也，犹之乎不辟神农而辟许行也。如使其说果出老聃，老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而独归罪於杨朱乎？秦、汉以降，其说益盛，人但知为黄、老而不复知其出於杨氏，遂有以杨、墨为已衰者，亦有尊黄、老之说而仍辟杨、墨者。扬子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盖皆不知世所传为黄、老之言者即“为我”之说也。自是儒者遂舍杨、朱而以老聃为异端之魁，呜乎，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记》为近是；然其有无亦不可知。故今概不录其事与言，以绝後人之疑。

△《家语》载问礼事尤谬

《家语观周篇》亦载问礼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颇增益，其语尤为纰缪。所载孔子言云：“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记曾子问篇》为近古，然所称述亦皆礼之繁文末节，──子贡所谓“识其小”者是也，──乌睹所谓“通礼乐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传以为老聃言者，《道德经》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论道德谬矣，──韩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谓德也。”──乌睹所谓“明道德之归”者哉！孔子学官於郯子；入太庙，每事问；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孔子之学亦颇得诸四方考订之功。《诗》曰：“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太庙骏奔之人岂必皆尝闻道者乎！然则孔子即果周，因问礼於老聃以证鲁礼有无流传之误，此亦寻常事耳，谓足供圣人之采择则可矣，岛有以为己师而往从之者哉！韩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於其口，而又笔之於其书。”此言正为《家语》而发。呜呼，以异端攻吾道，胜不胜犹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势遂必无不胜，无怪乎异端之日炽而圣学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而已，《家语》则载敬叔之言，全录《左传》孟僖子将死之语。夫此语僖子属其大夫则可，敬叔以周请於君，何必详叙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鲁，弟子益进”而巳，《家语》则云“自周返鲁，道弥尊矣，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岂一见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时孔子年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语》一书本魏、晋间人杂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缀辑增益以成书者，其时方崇老、庄，故其为言如此，若借老聃以为孔子重者，其识又远出司马迁下，而文亦浅陋鄙弱，本不足较。然自宋以来，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没圣人之实，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为之辨。

△辨周庙金人之说

《观周篇》又云：“孔子入後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子之道时然後言圣人之德恂恂便便；圣贤之戒言也，曰“讷”，曰“无易”，曰“玷不可为”，如是焉而已。三缄其口，则过於慎矣。孔子曰：“慎而无礼则葸。”推斯说也，必有缄默以取容，浮沉以处世者，不可以为训也。且周之太庙谁得而漫置之而漫铭之耶？其由来也必远，最近亦当在周初时；今其文乃似周末战国时人之语，何耶？而其所言“执雌守下”云云者，又皆与《道德经》之旨若合符焉，其为习黄、老之术者所甚明。故不录。

△《家语》载庄子言之非

《观周篇》又云：“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云云）。’”余按：此文本之《庄子》之《天运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庄子》一书特欲张大其荒诞之说，以言清净者之宗老聃也，故多为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为实然也。《家语》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谬矣！孔子年三十馀而周，尚未及强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难行”耶！尚未历经列国，何得云“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语乃载之於《观周篇》中，疏矣！《庄子》一书乃异端之最无忌惮者；撰《家语》者自谓孔氏遗书，乃信庄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岂非孔子之罪人乎！呜呼，《庄》、《列》之书，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语》采之，斯无不信之矣，是误後人者《家语》也，非《庄》、《列》也。故余於《庄》、《列》异端之书不辨，亦不胜其辨；采於《家语》，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语》也。

△《年谱》记访乐问礼之年不可信

《年谱》云：“三十四岁，访乐於苌弘；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周；见老聃而问礼焉。”余按：《戴记曾子问篇》四言“闻诸老聃”，《乐记篇》言“闻诸苌弘”，孔子少时或尝周亦未可定。要之，自为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况其年耶！鲁之去周千有馀里，是时孔子尚贫，治行亦大不易，既访乐於苌弘，何不即问礼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谱》於访乐则载《孔丛子》“河目隆颡”之语，於问礼则采《史记》“骨朽言在”之文，乃杨朱氏所撰以诋孔子者，尤君子所必辟也。然《年谱》皆载之，则《年谱》非孔氏遗书而为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况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录】“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篇》）

△“八佾”之言即为襄公事而发

朱子《论语集注》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余按：春秋之时，三桓之僭多矣，圣人何独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则此事即《传》所称“於襄公”之事无可疑者；但《论语》文简质，而此事乃当时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详也。此事《传》不详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记之。然《传》所追记者四事，而此事独在後，则此事疑即在於此年；所谓“孰不可忍”云者，正谓逐君之事亦所忍为。然则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将逐君，非徒恶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齐，据《世家》正在此年，但谓鲁乱而後齐；而玩此章语意，已有“乱邦不居”之心，则孔子之去鲁当即在此时，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圣人见几之哲。传记虽无明文，然幸此章犹存，而其详又备载於《左传》，可以深思详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齐”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称“可仕则仕，可止则止”者，谓此类也。

○在齐

△辨为高张家臣之说

《世家》云：“孔子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传》，高昭子名张，唁鲁昭公，称为主君；阿景公意，辅孺子荼，卒为陈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观远臣，以其所主。”况於为之臣乎！百里奚，贤人耳，或谓其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犹辞而辟之，况圣人而为小人之家臣以干时君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