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之为篡弑，人必智信以为实然；其敝也，将以仁义为强人之物，刑名为治国之方，王政日湮而封建井田之制悉泯。由是言之，《孟子》一书岂非三代以下之所断不可无者哉！盖尝论之，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也。文、武虽圣人，无周公以继之则太平之治不兴；孔子虽圣人，无孟子以承之则圣道之详不著。故有文、武，不可无周公；有孔子，不可无孟子。是以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谓‘求孔子之道当自孟子始’，诚然，非虚语也。乃後人疑孟非孟者颇多，虽有二三大儒尊崇孟子，然好求圣道於精微杳冥之地，故见《戴记》‘费隐’、‘诚明’、‘无声无臭’之言以为道之极致，而於孟子推阐王政圣学之切於实用者反视以为寻常。是以余於《洙泗馀录》之後，条记孟子事实以承孔子之後，夫亦韩子之志也夫！

【附录】

△乐正子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於天下，而况鲁国乎！’”

△好善与为政

按：孟子好善之论可谓尽为政之要。何者？　一国之事多端，一国之民不可计数，为政者虽强，虽有智虑，睢多闻识，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兴革之，故惟好善为要。好善，则一国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患者，自以为强，自以为有智虑，自以为多闻识，善言无自而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胜国事之繁赜，而政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尽其言，各效其能，无他道也。余初莅罗源任三日，下学讲书，命诸生黄文治讲《孟子》此章，由是一县之人皆知馀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余者，以故政事幸无大失。归里之时，文治以诗送余行，内有云“春风坐诸生，命讲乐正克；‘好善天下优’，微言括治术。”信乎孟子之言之可以终身行之而不尽也！

【附录】“乐正子从於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馆未定。’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後求见长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於子敖来，徒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啜也！’”

△乐正子从王

按：乐正子之从王，非求其系援也。本有慨慕清流之意，是以吊滕之役朝暮见焉；与乐正子偕行意亦如是。在乐正子亦不过为省道路之费，遂失於不自重耳；故孟子以‘徒啜’责之。何者？之所以重乐正子者，以其学古之道也；乐正子遂从之齐，是以古之道铺啜也。然此事当在乐正子少年贫困之时；若已仕於鲁，必无由私行至齐，亦断不肯为此区区者而从行也。此贤人之小过；不足以掩大德，故附录於此。

【附论】“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万章

“万章曰：‘尧以天下舆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於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下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尧、舜、禹之授受

按：尧、舜、禹之授受乃圣人之为天下得人，天下之大事也，亦天下之大义也，战国之时，邪说并作，遂致圣人之心不白於後世。幸有孟子辨之，後人犹得以知其真。然非章有以启之，孟子之论亦无由而发也。章之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大矣！至章所问伊尹、孔子之事亦皆足正世俗之诬，然不可悉载，择其最大者载之。

○公孙丑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於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犹或纟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於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怨亲与短丧

按：《小弁》以怨为仁，《凯风》又以不怨为孝，欲短丧则虽期不愈於已，欲终之而不得则虽加一日愈於已，何以如是也？此皆人子之至情而已。亲之过小则人子不忍怨，亲之过大则人子不忍不怨，能终央则减一日既为忍，不得终丧则加一日亦足见其不忍，礼固本於人情者也。故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於此可见圣贤持论之无所偏，非析义至精者乌能如是！《论语》文多浑厚，得《孟子》七篇为之畅其义而孔子之道益著；然非丑为之启其端，孟子之论亦无从而发也。然则丑之功亦不亚於万章矣。

按：公孙丑舆万章，七篇之中问答甚多，不可枚举；姑录其最要者各二则以见大凡。前二事乃帝王之大法，後二事则人子之至情；举一二，可以例推也。

△《孟子》书出於门人追述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歧《孟子题词》云：“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问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余按：谓《孟子》一书为公孙丑、万章所纂述者，近是；谓孟子与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则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於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应疏略如是，一也。七篇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如梁惠王、襄王、齐宣王、鲁平公、邹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称其谥，二也。七篇中，於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日子，三也。细玩此书，盖孟子之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今正之。

△孟子门人之功

按：孟子门人尚多，然多无事迹可纪。独乐正子，孟子屡称之，又尝荐孟子於鲁平公。至於问答之言则万章、公孙丑为多，故说者以此书为二子所撰述；《史记》虽但称万章，然既云“之徒”则固已括之矣。盖孟子之见尊信於当时，乐正子或不为无功，而其言之传於後世则二子实有微劳焉。是皆不可没也，故附次於孟子之後。

○附记孟子弟子

称子者三人：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

按：乐正子之贤见於答公孙丑、浩生不害之问，不待言矣。公都子“好辩”、“性善”之间其所关者亦钜，“饮汤饮水”之答其所得者亦深。既屋庐子之‘得间’，亦留心学问者。皆高第弟子也。

称名者三人：万章、公孙丑、充虞。

万章、公孙丑问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备述之矣。亢虞问答虽少，然“去齐”之问见孟子救世之苦心，“止赢”之问见人子爱亲之至情，亦卓卓不群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

或称子或称名者二人：陈臻亦称陈子，徐辟亦称徐子。

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见殊少。然“何如则仕”之问乃圣贤去就之大节，“兼金”之问亦因以见辞受之不苟。盖皆乐正、万章诸人之次也。

不知果为弟子与否者四人：陈代、彭更、咸丘蒙、桃应。

此四人，《集注》皆以为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问，他无所见，未敢决其必为弟子也。故附次於诸弟子之後。

○附《孟子》七篇源流考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辐，粲然靡所不载。”（赵岐《孟子题词》）

“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正》（此似《外》四篇之名，文字似有讹误）。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仿而之者也。”（同上）

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後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同上）

按：《汉书》刘歆九种（颉刚按：“九种”既《六艺略》）《孟子》有十一卷，则四篇固已合於七篇矣。赵氏乃独能分别其真伪而去取之，以故《孟子》一书纯洁如一，其功大矣。故今特表之。惟谓孟子“耻没世而无闻”，自撰此书，尚未尽合。阅者不以噎废食可也。

○附韩文公称述孟子三则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原道》）

“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与孟尚书书》）

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某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太原王埙示予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埙秀才序》）

按：孟子在战国时，人视之与诸子等耳。汉兴，始立於学官，然亦不久遂废，人亦不过以传记视之耳。自韩子出，极力推崇孟子，其书始大著於世。至宋诺儒，遂以此七篇与诸经《论语》并重，皆自韩子之发之也。非孟子则孔子之道不详，非韩子则孟子之书不著，故今附录此三则於《孟子事实录》之後以特表其所由。

○附论孟子性善之旨

△论性六说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孔、孟之论性者如此。至荀子始有性恶之说，扬子始有善恶混之说。逮唐韩子，乃合而折其衷，谓人性有三品，善与恶皆有之；孟子之与荀、扬皆得其一而失其二。及宋程、朱，又分而异其名，谓有理义之性，有气质之性；孔子所谓“相近”，兼气质而言之；孟子则专以理义言性，故谓之“善”也。

△人性兼理义及气质而成

余谓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义，兼气质而成，不容分以为二。孟子之所谓性，既孔子之所谓性；但孟子之时异端并出，皆以性为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说辞而辟之非舆孔子为两义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声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性果纯乎理义，又何“忍”焉？　孟子之於性，何尝不兼气质而言之乎！盖孟子所谓性善，特统言之；若析言之，则善之中亦有深浅醇漓之分焉，非兼气质而言遂不得为善也。故《传》曰“纯粹至善者也”，《记》曰“在止於至善”。夫善则善耳，何以又云“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犹未底乎纯也。故性虽同一善而不能无异焉，岂惟三品，盖十品有不能尽者。然谓之为恶则不可。譬之人参性补，肉桂之性能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谓其力有厚薄则有之矣。若谓人参性泻，肉桂性寒，则无是理也。由是言之，孟子谓性为善，诚然无可疑者，韩子不必驳而程子亦不必曲为解也。

△越椒、食我之性恶出於附会

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预知其当灭宗，此自好事者附会之词耳。《春秋传》中此类甚多：陈敬仲之生也预知其必有齐，叔孙豹之生也预知其为竖牛所乱，亦将尽以为实事乎！况食我初未尝为恶，但以国乱无政，大臣黩货，而祁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时，遂至食我为所累耳。据此遂谓食我性恶，误矣。据此以驳孟子性善之论，则尤误之甚也。

△评韩、程之论

大抵韩子、程子之论，其於性皆实有所见而措语皆不能无疵。谓有理义之性，有气质之性，何若谓有性之理义，有性之气质，不分性而二之之为善也！谓上焉者善，下焉者恶，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为得宜也！学者当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说为疑也。至如荀、扬之论，则不过务新尚怪，苟求自异，君子所不屑道，亦无庸深辨也。

△附辨羊舌食我事

又按：《传》所载羊舌食我之事甚属可疑。夏徵舒以宣十年弑陈灵，夏姬之齿长矣。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馀年（襄公十六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异事也已。羊舌职以襄三年卒，其子伯华已为祁奚所知，嗣父为中军尉，而叔向复有弟叔虎、叔罴、叔鱼，则叔向之齿亦长矣，故《晋语》有叔向为平公傅之文。又十三年（襄公十六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应至是始娶；而平公尚幼（以悼公年计之，平公既长，亦不过十馀岁），恐亦不能强之使娶夏姬女也。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颇远，疑即叔虎之事而传之者异词，或以为叔鱼，或以为食我，作书者遂取而兼载之耳。如正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却至亦从郑伯；子产欲毁游氏之庙而中止，一在葬简公时，一在为搜除时也。传记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恐未可尽以为实也。而‘母多庶鲜，惩舅氏’之语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贤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且祁盈有何罪，祁胜通室宁当不问！不过晋侯信谗，荀跞纳贿，遂至於贾祸耳。观叔游所言“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无道立矣，子惧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为非也。况食我自祖父以来与祁氏三世同官，相亲相近乃事之常，岂得谓之“助乱”！季札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难。”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贾祸也。以叔向之贤犹几死於栾盈之难，况盈与食我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将使人皆疏远方正之士，夤缘权势主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　吾每读书至此，未尝不叹後人莫有肯为食我辨其诬者，故今因论韩子《原性》而附辨之。《左传》中如此者甚多，惜余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附读《孟子》馀说一则

孟子曰：“居（《中庸》作‘在’）下位而（《中庸》无此字）不获於（《中庸》作‘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中庸》作‘矣’）。获於（《中庸》作‘乎’）上有道；不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友’上有‘朋’字）。弗（《中庸》作‘不’）获於（《中庸》作‘乎’）上矣。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作‘朋友’）有道；事亲弗悦（《中庸》作，‘不顺乎亲’）弗信於友矣（《中庸》作‘不信乎朋友夫’）。悦亲（《中庸》作‘顺手亲’）有道；反（《中庸》‘反’下有‘诸’字）身不诚，不悦於（《中庸》作‘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中庸》作‘乎’）身矣。是故（《中庸》无些二字）诚者，天之道也；思诚（《中庸》作‘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交至此止）。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中庸》袭《孟子》之证

此章文又见於《中庸》，与此大同小异。“居”之作“在”，盖因一时语言之异，如《论语》之“斯”，《大学》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实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友”之加“朋”，文亦可省。然皆无足为大得失也。惟“不顺乎亲”语未免大重；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岂但不信於友而已！“事亲勿悦”，但不为亲所喜悦耳，措语较有分寸。“诚”者，理也，德也，故云“思诚者”“诚之者”则以诚为用字，似欠醇古。《孟子》此章原言诚能动人，故由“获上”，“信友”，“悦亲”递近而归本於“诚身”，然後以至诚未有不动总结之，又以不诚之不动反结之，首尾呼应，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归本於诚身以开下文“不思不勉，择善固执”之意，意不在於动人，故删其後两句。然则是《中庸》袭《孟子》，非《孟子》袭《中庸》，明矣。至於虚字互异，本不足为轻重，然“获上”、“信友”、“悦亲”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字，“明善”、“诚身”则不可用“於”字，故变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获上”、“信友”、“悦亲”、“诚身”，皆已见於上文，故助语用“矣”字，“治民”，上文无之，用“也”字为得之。“不获於上”系转语，故用一“而”字；“反身”则不必多一“诸”字也。“是故”二字紧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当删去。细玩此章文义，《中庸》之不及《孟子》显然可见。若之何先儒犹以为孟子述《中庸》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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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信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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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家学渊源

人之登显位，享厚奉也，有崛起於寒微者，有蒙先世之业而得之者。其於学问也亦然。汉王充、郑康成，崛起者也。汉司马迁、班固、晋王隐、唐姚思廉、李延寿，则皆蒙业者也。崛起者，必特出之英才。蒙业者，英才固有之，不必英才而但因有所凭藉而底於成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余幼而愚鲁，长而钝拙，於人事一无所长。所幸先君邃於学而勤於教，虽寝食出入时，耳提面命，曾不少懈，以此得少有所窥。不然，为农为圃且不若人，况知经史为何物哉！先君既未及有所著述，而述安敢不溯其所由来乎！然先君之学，又皆自段垣公来也。故於《考信录》成之日，备载家学渊源於後。

△曾祖段垣公

○《魏县旧志》先段垣公传

崔缉鳞，字子敬，号振侯。天资聪敏。十五六岁，即於经书无所不读。至二十一岁，补弟子员；文宗蒋公甚器之。随伯父方伯公游宦两河、江、浙、湖、粤间，大小事务悉与参酌，每叹其识量之过人。戊午，中副魁。庚午，举於乡。方伯公每欲为援例，可速显达，而不屑焉。及方伯既捐馆，而以嫡侄任事，二十馀年，毫无染指，真可谓孝廉者与！

癸巳，任大城县学教谕。与诸生讲学论文，仅二年馀，多所成就。时子牙河分司黄公甚敬重之，不时就谈，称为先生，而且多所赠遗。乙未，解组归。大城之攀辕泣留者络绎不绝。非公之盛德感人，何以至是！

归来十馀年，杜门不出预外事，手不释卷；魏之名士多出於其门。其书法得锺、王之秘，远近求书者甚多。今八旬有二矣，作诗作文，书行书楷，毫无倦容。平生德行文艺，咸推第一。阖郡人士为之匾额曰“善人君子”云。

先段垣公行状（通世按：《无闻集》卷四作《上本县先曾祖段垣公行状》。）

曾孙述敬撰

先曾祖段垣公，讳缉麟，字振侯，初字子敬；先布政公之从子也。生於保定府之新安；从先布政迁於魏，为魏人。

幼为先布政所器，携之宦游四方。及长，河防民瘼，罔不与公谋议，所在奏绩；事详《先布政行略》中。先布政举子晚，家务无巨细悉委之公。公任事二十年，无尺布斗粟之私，以廉名於乡。

康熙戊午，中式顺天副榜。先布政素才公，以公长，屡欲为公援例进用，公固辞不愿也。庚午，中式举人。数试礼部，皆不第，作《银鬣马赋》以见志。筑室一间，读书其中，名之曰备庐，作《备庐说》。文俱载集中。

漳水之泛滥於广平也，安溪李相国光地方抚畿内，往视漳，知公练习河事，致书访焉。公覆书数千言，大指言宜开渠疏水以泄其势，且藉以兴水利，不当专恃堤防。相国深韪之，以群议不同而止。常於荒岁买田数顷，明年熟，悉召卖田者使自赎；赎者且过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