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观之，则孟子所处之时势了然可见。然则孟子在齐正与孔子“际可之仕”相类，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论】“孟子曰：‘无惑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齐宣王胜人三事

按：孟子称齐王犹足用为善，宣王之胜人者何在乎？盖有三焉。孟子言“无已则王”。宣王即问“德何如则可以王”。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即问“寡人可以保民乎哉”。是其有志向善，不囿於世俗之说，胜於人者一也。孟子论交邻国，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论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燕人畔，则王惭於孟子。告以孔距心之事，则王以为己罪。是其有过而能自知，又不自讳，胜於人者二也。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是其心中深服孟子之贤，以为伊、吕之俦。王，王之宠臣也，吊滕之役，朝暮见焉，非惟不敢恃宠而骄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欢心，无他，知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鲁平公者，何难为臧仓之所为。胜於人者三也。战国之君，如宣王者盖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为足用为善，已宿於昼而犹不忍去也。然而卒无成者，何也？在廷之臣罕有贤者，故闻孟子之言则好之，与他人燕处而不见孟子则忘之而不复有远志，惟徇己之嗜欲而已。故孟子曰“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孟子盖深惜之也。

●卷下

○由宋归邹，之滕，至鲁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

此孟子去齐以後居宋时事，故次之於此。

【附录】“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孟子在宋不载有他事。不胜，宋大夫也，故附录此章於此。万章、盈之之间亦当在此时，可类推也。

“邹与鲁。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此孟子居邹事，当在去宋之後，至膝之前。但未知与然友之间孰为先後，姑次之於此。

△邹有司犹为贤

此章发明上下之间出尔反尔之义最为深切，民之死与散也，有司不之恤也，曰非我也，岁也。有司之死於鲁也，民亦不之恤也，曰非我也，鲁也。曾子之言真千古之炯鉴，甚矣仁政之不可不行也！虽然，吾读此章而叹邹有司之犹为贤也。何者？君之仓廪实，有司不之盗也；君之府库充，有司不之窃也，贤何如之！有司之过，惟不告民隐耳；然较世之以民隐告於君，请君赈以钱粟，不以与民而但以饱己之贪橐者，其贤奚啻数倍！故曰邹有司之犹为贤也。是以孟子劝穆公以行仁政即可以致亲上死长之美。若有司如後世之贫吏，虽君行仁政，惠断不能及民，甚至仁政反为弊政者有之；势必尽罢诸有司，别易以贤人，然後能施仁政於民。以是知邹有司之犹为贤也。是以有司虽死於战而国不危，及齐失国而邹犹能自保也。

【附录】“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於宋，於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问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邹，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千粥之食，自天子达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爱之也。’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於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於冢宰，ヱ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此与邹、鲁之未知孰为先後，姑附录於此。

“滕文公问为国。”

△滕文公间在即位後

朱子谓“文公以礼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问之”，然则此事当在文公即位以後。孟子由邹至滕，故《梁惠王下篇》文公三问皆《邹与鲁章》之後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曰：‘昼尔於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先养後教

治国之事多端，要莫重於教养；然必先养然後能教，是以《虞书》命稷之文先於命契，故以农事为最急也。“民事”，即农事也。民莫众於农，故以农事为民事。引《七月》诗者，所以证其不可缓。“无恒产”云云者，所以明其不可缓之故。衣食不足，且将肆意妄行，陷於刑辟，况望其人伦明而小民亲乎！故孟子之告齐、梁，亦於树桑授田之後始继之以庠序之教也。故“民事不可缓”一句神气已直注於“人伦明於上”二句，养之即所以为教之地，非分教养为二事也。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阳货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取民有制

“礼下”者，所以待臣；“取民有制”者，所以恤民；兼言之者，贤君於此二端不可偏废者也。下文但言有制不复言礼下者，“恭”者文公已能之，故孟子不必更告之也。有制必先之以“俭”者，取民之多由於用度之奢，奢则不足於用，虽欲寡取之而不能也。“取民有制”，一句乃一章之纲领。自“夏后氏”以下至“虽周亦助”，详言取民之制。取民有制，然後能以庠序学校教民而使之明且亲也。引阳货之言者，所以明取民之不可过也。取民无制则富而不仁，取民有制则仁而不富；二者不可兼，故宁舍富而不可失仁也。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乡遂取民之制

此承上“取民有制”句遂言乡遂取民之制也。乡遂者，君所自取於民者也，上下之情易通，故不患其法之弊也，惟患其取之多。什一，则取之得其正矣；无论贡、助、彻，皆可行也。

龙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ツツ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都鄙取民之制

此因上言乡遂取民之制遂言都鄙取民之制也。都鄙者，卿大夫之有世禄采邑者所取於民者也，非惟患所取之多也，尤患其法之弊，故必用助然後得其平也。使滕不行世禄，则助不助无大损益也。世禄，滕固行之，安可以不用助；岂谓周人百亩而彻不用助乎？试观《大田》之诗，周人世禄诗也，而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彻则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安得有所谓公田者，惟助为有公田耳，然则虽周之世禄亦未尝不用助也。大抵龙子之言即为世禄而发，故引之以见都鄙之当用助也。

△乡遂用彻，都鄙用助

朱子《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贯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余按：谓乡遂十夫有沟，是也，谓用贡法则不合；谓都鄙用助法，是也，谓通力而作，计亩而分，则混助於彻。余欲易其文云：“乡遂用彻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都鄙用助法，中百亩为公田，外八区为私田。”庶为分明易晓。说已详见《经界通考》中，兹不悉赘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

△教在人伦

取民有制则民有恒心矣，夫然後可以教，故继之以庠序学校之制也。然则何以教之？人伦而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岂惟不至放辟邪侈以陷於罪，将见孝友睦姻任恤皆相习而成俗，虽唐、虞之教亦如是而已矣。此与上恒产恒心之文正相呼应。至於此，然後知民事果不可以缓也。唐、宋以後，世俗惟尚词章，虽立学舍，不以人伦教之，故小民不相亲；三代以上不如是也。

△全章要领

“民事”以下数十言以“取民有制”句为要领。“夏后”以下数言以“其实皆什一”句为要领。“龙子”以下数十言以“虽周亦助”句为要领。“设为庠序”以下十馀言以“人伦”二句为要领。学者不可以不细玩其文义也。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此勉滕文公语，通结上文数段之意。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井地即助法

井地，即助法也。孟子之告文公凡三事，曰什一，曰助法，曰教民。此独问井地者，什一教民皆易行者，举而措之耳，惟助法须经画得宜，故使毕战专主其事而问其详於孟子也。井地，采邑之法？所以养卿大夫士者，故言井地必及谷禄。“分田”即井地事也，“制禄”即谷禄事也，二事相为表里，井地均即谷禄平矣，故合而言之。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

△君子与野人

“君子”，承上制禄而言之也；“野人”，承上分田而言之也。君子野人不可偏废，故助法不可以不行也。“九一而助”，治野之政也；“国中什一使自赋”，因治野而连及之也。不言行何法者，取之以什一，民即得其所矣，不拘拘於贡、助、彻也。“圭田五十亩”，制禄之馀政也；“余夫二十五亩”分田之馀政也；至是而君子与野人皆无憾矣。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乡遂之政

此因上“国中什一”之文遂言乡遂之政也。乡即《齐语》所称“士乡十五”之乡。“乡田同井”者，每夫授田百亩，与井地之田同也。“相友”、“相助”“相扶持”者，即所谓“小民亲於下”也。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都鄙之政

此承上“九一而助”之文详言都鄙之法也。古者百步为一亩，三百步为一里，方里则每面皆三百步，以开方法分为九区则每区皆百亩，形如井字，故谓之“方里而井”也。“同养公田”，所谓助也。“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教野人使知有上下之分也。

此答井地之问乃治都鄙之政。然国中什一，乡田同井者乡遂之制，百姓亲睦，先公後私者教民之方，其事相因，其理相通，故其言亦连而及之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结论

此结上文之意。“略”者，其大纲；“润泽”者，其细目也。操其大纲，随时随地而变通之，三代之政无不可行於後世者矣。

《孟子》七篇，其文多矣，故今《录》中止择要者载之。独此章乃治国安民之大节，而向来说者多未分明，不能尽孟子之意；故今全录其文而於先儒之所未及言者补而解之，使与《经界通考》之言互相发明，或於读《孟子》书者不无小补云。

按：《梁惠王下篇》孟子答滕文公之问凡三章，皆寻常问答之言，非若《为国章》言分田制禄者可比，故於此章文备载而详释之，而其馀皆不载。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於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後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於君，君为来见也。嬖入行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并同上）

△《梁惠篇》及时之先後序

按：《梁惠王》一篇；凡与时君问答之言皆以时之先後次之，则是至滕至鲁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以在齐为“前日”，在宋、薛为“今日”，则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齐後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邹，皆滕文未即位时事，则是孟子去齐之後先至宋而後归邹，而後至滕也。故今以宋、邹、滕、鲁为次而并次之於去齐之後。

△《鲁平章》总结通篇之文

孟子曰：“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此一语虽结此章之事而实总结通篇之文，言历说时君而无所遇者皆天而已矣，正与《公孙丑篇》答充虞语，谓《天未欲平治天下》之意略同，故以此章殿此篇也。

○杂纪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於ぶ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

“陈臻问曰：‘前日於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馈七十镒而受。於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於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

△孟子游历之先後

按：此二章取两国或三国之事比而述之，固并可专系之於一时也，故并附纪於後。又按：季任之文在储子前，则是至任在至齐前也；齐称前日而宋、薛称今日，则是至宋、薛在至齐後也。然则孟子去齐之後，先至宋、薛，然後至滕矣，故《膝文章》称“过宋而见孟子”也。去宋、薛後，盖尝归邹，邹、鲁之当在此时，故《滕定章》称“然友之邹问於孟子”也。故今哄《兼金章》於《季任章》之後。孟子虽无与任、宋、薛之君问答之文，然即此二章求之，孟子游历之先後亦可概见矣。

【附通论】“公系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是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讠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发於其政，害於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附通论】“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论，距讠皮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以上并《孟子》）

△孟子所辩多杨、墨之说

孟子自言距杨、墨，公都子云“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孟子之辟杨、墨何在乎？《为我章》尝斥杨、墨矣，然是泛论其失耳，《夷之章》尝抉墨氏之蔽矣，然是开导其来归者耳，不得遂以此为好辩。即以此为好辩，亦仅两章耳。至《逃墨章》为辨杨、墨者言，尤与距杨、墨无涉也。孟子之辟杨、墨，因以得好辩之名者，果何在乎？曰：知杨、墨则知孟子之辟杨、墨矣。盖世之所谓杨、墨者名焉而已，不知夫不明称为杨、墨者其为杨、墨正多也。汉人之所谓道德、名、法，既杨氏也；所谓农家，亦墨氏也。何者？杨氏之学主於自为而无所事，故言清净，言自然，而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安民拨乱者为多事，为扰民；以儒者之崇尧、舜也，则言黄帝以绌尧、舜；以儒者之尊孔子也，则言老子以绌孔子；然则道家之所谓黄、老者既杨氏也，故杨子书称‘杨子学於老子，老子谓杨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也。其後宽柔之弊流为惨刻，於是乎有名家之学而申不害主之，有法家之学而韩非主之；然则所谓名、法者亦杨氏也，故《韩非》书有《喻老》、《释老》，而《史记》以老、庄与申、韩同传也。然则道德、名、法既杨氏之分支也。农家，既墨氏之别派也。墨氏之学重农节用，故其後或别而为农家耳。是以《史记》六术，道德、儒、墨、名、法、阴阳，而无杨氏；《汉书》九流，儒、道、名、法、阴阳、墨、农、杂家、小说，而亦无杨氏。不然，杨氏之学盛行於战国，甚於墨氏，何以其书不传於後，而斑、马皆不知有此一家学乎？由是言之，《孟子》书中凡所辩者多杨、墨之说，不必其明言杨、墨也。是故，性之犹杞柳，犹湍水，生之谓性，食色之为性，皆杨氏之说也；舜之臣尧，禹之德衰，汤、武之放伐为弑君，皆杨氏之说也；许行所谓并耕，白圭所谓二十取一，皆墨氏之说也。不宁惟是，既传食之为泰，不耕而食之为素餐，亦皆为墨氏之说之所误者也。然则孟子之所辩者大半皆为杨、墨，故人谓孟子好辩而孟子自言为距杨、墨也。自汉以来，儒者皆知杨、墨之异端而不细考杨、墨之说，往往反采其言以释《六经》，以故其论多杂入於杨、墨，而释氏亦往往采杨、墨之意以为言，由是杨、墨之言盛行於世而人莫知其为杨、墨也。故因论孟子之辟杨、墨而备论之。

△孟子之功

唐韩子《原道篇》叙道统之传，云“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而无一语及他人者。自宋以来儒者则以颜、曾、思、孟并称，且於孟子时若有所不满焉者。余按：孔子以後能发明二帝、三王之道者，孟子一人而已；唯颜子或可与相埒，其馀未见有可抗行者也。何以言之？　杨、墨横行，圣人之道微矣，幸有孟子辞而辟之，而後之学者咸知尊孔子而黜异端。然当两汉、魏、晋之间，老、庄刑名谶纬之术犹分驰於天下，几夺圣人之道而据其上。其後虽渐衰微，而学者尚多浸淫出入於杨、墨之说而不自知；其甚者，至以佛氏之教与尧、舜、孔子之道等量而齐观。然则向无孟子，圣人之道必不能自伸於杨、墨、佛氏盛行之日，而尧之北面朝舜，禹之德衰传启，汤、武之放伐之为篡弑，人必智信以为实然；其敝也，将以仁义为强人之物，刑名为治国之方，王政日湮而封建井田之制悉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