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残卷

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如此相持，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调敛不胜，而盗贼群起。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于一战，彼以逸而待吾劳，亦可也；幸吾苦兵，计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岁时之赂，度吾困急，不得不从，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则贼谋无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贼今方用之。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臣闻元昊之为贼，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女曼书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则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而不杀，此其凶谋所畜，皆非仓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为久计以挠我，我无长策而制之哉？夫训兵养士，伺隙乘便，用间出奇，此将帅之职也。

所谓阃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于外料贼谋之心，内察国家之势，知彼知此，因谋制敌，此朝廷之大计也，所谓庙算而胜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贼谋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势可察，西人已困也。诚能丰财积粟，以纾西人而完国壮兵，则贼谋沮而庙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财用为强弱也。守非财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请试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强，资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汉因文景之富力，三举而才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败，击而胜之者有矣，未有举而灭者。秦汉尤强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刘平隐没，贼锋炽锐，未尝挫衄。攻守之计，非臣所知。天威所加，虽终期于扫尽；然临边之将，尚未闻得贼衅隙，挫其凶锋。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财用不为长久之计，臣未见其可也。四十五万之人，坐而仰食。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莫能运致掊克细碎，既以无益而罢之矣。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权货，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之于西人而已。西人何为而不困？困而不起为盗者，须水旱尔。外为贼谋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胜道哉！

夫关西之物不能加多，则必通其漕运而致之。漕运已通而关东之物不充，则无得而西矣。故臣以谓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琐目前之利，既不足为，长久之谋，非旦夕而可效，故为长久而计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则其利惭矣。故臣区区，不敢避迂愚之责。请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择。其一曰通漕运。臣闻今为西计者，皆患漕运之不通，臣以谓但未求之耳！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西，而人之习见者，遂以为不能西。不知秦汉隋唐，其都在雍，则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变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为而不可？

汉初，岁漕山东粟数十万石。是时运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后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余万石。隋文帝时，沿水为仓，转相运置，而关东汾晋之粟，皆至渭南，运物最多。其遗仓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门之险。其唐裴耀卿，又寻隋迹，于三门东西置仓，开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其险。卒溯河而入渭。当时岁运不减二三百万石。其后刘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实关西。后世言能经财利而善漕运者，耀卿与晏为首。今江淮之米，岁入于汴者六百万石。诚能分给关西，得一二百万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众，有司不惜百万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门阻其中尔。今宜浚治汴渠，使岁运不阻，然后按求耀卿之迹，不惮十许里陆运之劳，则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纾关西之困。

使古无法，今有可为尚当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远，今人行之而岂难哉？耀卿与晏初理漕时，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运之利也。臣闻汉高之入秦，不由东关，而道南阳过郦，柝而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董卓，亦欲自南阳道丹析而入长安。是时张济又自长安出武关，奔南阳，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也。臣尝至南阳，问其遗老，云：自邓西北至永兴六七百里，今小商贾往往行之。初汉高入关，其兵十万。夫能容十万兵之路，宜不甚狭而险也。但自雒阳为都，行者皆趋东关，其路久而遂废。今能按求而通之，则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汉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顿之南阳。自南阳为轻车入辇而递之，募置递兵，为十五六铺，则十余州之物，日日入关而不绝。沿汉之地，山多美木，近汉之民，仰居而有余。以造舟车，甚不难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而道路艰家误作难远，辇运逾年，不能毕至。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如此，夫使州县纲吏远输京师，转冒艰滞，然后得西。岂苦较南阳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关，与至京师远近等者，与其尤近者，皆使直输于关西。京师之用有不足，则以禁帑出赐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简直，利害较然矣。此陆运之利也。

其二曰尽地利。臣闻昔之画财利者易为工，今之言财利者难为术。昔者之民赋税而已，故其不足则铸山煮海，榷酒与茶，征关市而算舟车，尚有可为之法，以苟一时之用。自汉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细。今取民之法尽矣。昔者赋外之征，以备有事之用。今尽取民之法，用于无事之时，悉以冗费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则无法可增。然独犹有可为者，民作而输官者已劳，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产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垦之土尚多。是民有遗力，地有遗利，此可为也。况历视前世用兵者，未尝不先营田。汉武帝时，兵兴用乏，赵过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赵充国攻西羌，议者争欲出击，而充国深思全胜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违诏罢兵而治屯田，田于极边，以游兵而防钞寇，则其理田不为易也，犹勉为之；后汉之时，曹操屯兵许下，强敌四面。以今视之，疑其旦夕战争而不暇，然用枣祗韩浩之计，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许之地，岁得谷百万石，其后郡国皆田，积谷无数。隋唐田制尤广，不可胜举。

其势艰而难田，莫若充国。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迁缓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纾民劳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谨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土之瘠而弃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久废之地，其利数倍于劳。苏讹作营田，今若督之使勤，与免其役，则愿耕者众矣。臣闻乡兵之不便于民，议者方论之矣。充兵之人遂弃农业，托云教习，聚而饮博。取资一有于字其家，不顾无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诘。家家自以为患也。河东河北关西之乡兵，此犹有用。若京东西者，平居不足以备盗，而水旱适足以为盗。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贫之地，非有山泽之饶，民惟力农是仰。

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为游手。家本误作浮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万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诚能尽驱之使耕于弃地，官贷其种，岁田之入，与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习田者为田官，优其课最而诱之，则民愿田者众矣。太宗皇帝时，尝贷陈蔡民钱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时亦用耿望之言，买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岁贾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为买之，不难得也。一有“又宜重为法以困所谓私牛之客者，使不客于民而弃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则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乡兵本农也，籍而为兵，遂弃其业。今幸其去农未久，尚可复驱还之田亩，使不得群游而饮博，以为父兄之患，此民所愿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缦田一顷，使四万人皆耕。而久废之田，利又数倍，则岁谷不可胜数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汉而西接关。若又通其水陆之运，所在积谷，惟陛下诏有司而移用之。其三曰权商贾。

臣闻秦废王法，启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细民，为国之患久矣。自汉以来，尝欲为法而抑夺之，然不能也。盖为国者兴利日繁，兼并者趋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前日有司屡变其法，法每一变，则一岁之间所损数百万。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但云变法之未当，变而不已，其损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茶自变法已来，商贾不复，一岁之失，数年莫补。所在积朽，弃而焚之。前日议者，屡言三说之法为便，有司既以详之矣。今诚能复之，使商贾有利而通行，则上下济矣。解池之盐，积若山阜。今宜暂下其价，诱群商而散之。先为令曰：三年将复旧价。则贪利之商，争先而凑矣。夫茶者，生于山而无穷；盐者，出于水而不竭。贱而散之三年，十未减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贵者，以能为国资钱币尔。今不散而积之，是惜朽坏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货者，岂其铢铢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妒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货博，虽取利少，货行流速，则积少而为多也。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坏，何哉？夫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旅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一有之：“今商贾之难以术制者，以其积货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则来，利薄则止，不可以号令召也。

故每有司变法，其利既薄，小商以无利而不能行，则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适得独卖其货，尚安肯勉趋薄利而来哉？故变法而刻利者，适足使小商不来，而为大商贾积货也。今必以术制商，宜尽括其居积之物，官为贾而还之，使其货尽而后变法。夫大商以利为生，一岁不营利，则有惶惶之忧。彼必不能守积钱而闲居，得利虽薄，犹将勉而来。此变法制商之术也。夫欲诱商而通货，莫若与之共利。此术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从，则莫若痛裁之使无积货，此术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盐者，禁益密益则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县官自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为。臣谓行之难久者也。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则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可不劳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时事，若夫坚守以扦贼，利则出而扰之，凡小便宜，愿且委之边将。至于积谷与钱，能其漕运，不二三岁而国力渐丰，边兵渐习，贼锐渐挫，而有隙可乘，然后一举而灭之，此万全之策也。愿陛下不以其小者责将帅，谋其大计而行之。则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苏老泉集】

《上韩枢密书》：太尉执事：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议，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昨因请见，求进末义，太尉许诺，谨撰其说。言语朴直，非有惊世绝俗之谈，甚高难行之论。太尉取其大纲，而无责其纤悉，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决之为沟塍，壅之为沼，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汇为洪波，潴为大湖，万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后未之见也。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试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即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

盖虎豹终日而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而不螫，则噬啮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无足怪者。昔者刘项奋于草芥之间，秦楚无赖子弟千百为辈，争起而应者不可胜数。转斗五六年，天下厌兵，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将分王诸将，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而韩信黥布之徒，相继而起者七国。高祖死于介胃之间而莫能止也。连延及于吕氏之祸，讫孝文而后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刘项之势，初若决河，顺流而下，诚有可喜；及其崩溃四出，放乎数百里之间，拱手而莫能救也。呜呼！不有圣人，何以善其后？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履险阻，以斩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满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传四世而天下无变，此何术也？

荆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诸将，而韩信黥布之无以启其心也。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则其不义之心，蓄而无所发，饱食优游求逞于良民。观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实亲见。凡郡县之富民，举而籍其名，得钱数百万，以为酒食饣鬼饷之费。杵声未绝，城辄随坏，如此者数年而后定。卒事，官吏相贺，卒徒相矜，若战胜凯旋而待赏者。比来京师，游阡陌间，其曹往往偶语，无所讳忌，闻之土人。方春时尤不忍闻，盖时五六月矣，会京师忧大水，锄耒尤畚筑，列于两河之土需，县官日废千万，传呼劳问之不绝者数十里，犹且狼顾，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天下之势今何如也？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天子者，养尊而处优，树恩而收名，与天下为喜乐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系于一人，而己不与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

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谤，好名则多树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顷者狄公在枢府，号为宽厚爱人，狎妮士卒，得其欢心。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材也。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为治？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杀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杀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杀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无以归怨。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而无幸一时之名；尽至公之心，而无恤三军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振其堕，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君臣之体顺，而畏爱之道立。非太尉吾谁望邪？不宣，洵再拜。

【苏东坡大全集】

《答李琮书》：轼启。奉别忽然半年，思仰无穷。近闻公有闺门之戚，即欲作书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为书未必能开释左右。往往更益凄怅，用是稍缓。今辱手教，惭负不已。窃计高怀远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随手扫灭，犹恐不脱，若更反覆寻绎，便缠绕人矣。望深以明识照之，轼凡百昨愚恶暗少虑，辄复随缘自娱。自夏至后，杜门不出。恶热不可过，所居又向西，多劝迁居，迁居亦非月余不能定，而热向衰矣，亦复不果。如闻公以职事，当须一赴阙，不知果然否？承问及王天常奉职所言边事。天常父齐雄结发与西南夷战，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随其父入夷中。近岁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抚近界诸夷。夷人以其齐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尝与轼言泸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过如此者，皆有条理可听。然皆已往之事，虽知之无补，又似言人长短，故不复录呈。独论今日事势，揣量夷人情伪，似有本末。

天常正月中与轼言：“播州首领杨贵迁者，俗谓之杨通判，最近乌蛮，而枭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党，凶猾有谋略。若官中见委，说杨贵迁令杀宋大郎，必可得也。”数日前，有从蜀中来者，言贵迁已杀宋大郎，纳其首级，与银三千两。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云：晏州六县，水路十二村诸夷，世与乞弟为仇，向者熊察访诱杀十二村首领，及近岁韩存宝讨杀罗狗姓，诸夷皆有唇齿之忧，貌畏而心贰。去年乞弟领兵至罗介牟屯，杀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宁远安夷寨至近，涉历诸夷族帐不少，自来自去，殊无留难。若诸夷不心与之，其势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讨乞弟，必先有怀结近界诸夷，得其心腹而后可。今韩存宝等诸军，既不敢与乞弟战，但翱翔于近界百余里间，多杀不作过属户老弱，而厚以金帛遗乞弟。且遣四人为质，然后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书，便与约誓，即日班师。与运司诸君，皆上表称贺。

上深照其实，已降手诏，械存宝狱中，远人无不欢快，以谓虽汉光武、唐太宗，料敌察情于万里之外，不能过也。今虽已械存宝，而后来者亦未见有精巧必胜之术。但言乞弟不过有兵三千，而官军无虑三万，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钧车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运粮止于江安县，自江安至乞弟住坐处，犹须二十三程。吏士以糗饵行，其势不能过一一六六

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则免矣。而山谷犹山佥，林木沮洳，贼于溪谷间，依丛木自蔽，以药箭射人，血濡缕立死。战十数万人，知深入未为万全。而将吏不敢复稽留此间，事不可不深虑。天常言：国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植之费，谷米之用，为钱若干，布算已定，无所赢缩矣。工徒入门，斧斤之声铿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复计，此虑不素定之过也。既作而复聚粮，既斫而复求材，其费必十倍，其工必不坚。故王者之兵，当如富人之造屋，其虑周，其规摹素定，其取材积粮皆有方，故其经营之常迟而其作之常速，计日而成，不愆于素。费半他人，而功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罢诸将兵，独精选二转运使及泸州知府，许法外行事，与二年限，令经画处置，他人更不得与。多出钱物茶彩，于沿边博买夷人粮米，其费必减仓卒夫运之半。使辩士绍说十州五团，晏州六县，水路十二村，罗氏鬼主，播州杨贵迁之类，作五六头项，更番出兵以蹂践乞弟族帐，使春不得耕，秋不得获。又嘉、戎、泸、渝四州、皆有土豪为把截将。自来顾一私兵入界，用银七两，每得一蕃人头，用银三十两买之，把截将自以为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级，即与补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级，即每级官与绢三十疋。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见利则云合，败则鸟惊兽散，此本蛮夷之所长，而中原之所无。何也？今若召募诸夷及四州把截将私兵，使更出迭入，则蛮夷之所长，我反用之。但能积日累月，戕杀其丁壮，旦使终年释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帐必杀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则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将下选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县进兵，先积粮于宁远，以十州五团等诸夷为先锋，以施、黔、戎、泸四州药箭弩手继之；中路自纳溪寨进兵，先积粮于本寨，亦以诸夷为先锋，以将下兵马继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军；东路自合江县进兵，先积粮于安溪寨，亦以诸夷为先锋，以嘉、戎、泸、渝四州召募人继之，可以一举而荡灭也。

天常此策虽若不快，以蕞尔小丑，二年而后定。然王者之兵，必出于万全，不可以侥幸。淮南王安有言，厮与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切为大汉羞之。今乞弟譬犹蚤虱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万一不克，岂不为卿大夫之辱也哉？赵充国征先零，邓训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计磨之，数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诏，以谓非杀二万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万人岂足道哉！而贤将谋国，终不肯出此者，图万全也。后汉永和中交趾反，议者欲发荆、杨、兖、豫四万人讨之，独李固以谓：“四州之人，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以兵付刺史张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蛮夷，使自相率，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之赏。”因举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由此岭外悉平。今观其说，乃与天常之言，若合符节。但天常不学，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乌蛮药箭中者立死，无脱理，然不能及远。非三十步内不发，发无不中。今与乌蛮战，当于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强弓劲弩射之。若稍近，则短兵径进，于五七步内相格。则其长技皆废。

今乞弟亦未是正乌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