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乐考原

干？)。

[(明)宋濂《论琴》谓南宋以仲吕为宫无疑，不知此正唐/宋上字为宫之遗法。]

仲吕配上字为宫声，则

林钟配尺字为商声，

南吕配工字为角声，

应钟配(高)凡字为变征声，

[燕乐所谓变征于十二律中阴阳易位，即此意，盖应钟本变宫(？)，今配变征故也。](此说无理!不堪一驳。)

黄钟配合字为下征声，

太簇配四字为下羽声，

姑洗配乙字为变宫声，

黄钟清配六字为征声，

太簇清配五字为羽声，

(以上律名所配字谱无误!但并言为某声者，无据!)

而蕤宾之配勾，

[燕乐因蕤宾为变征，故立勾字之名，其实即下尺也。]

夷则之配下工，

无夷之配下凡，

大吕之配下四，

夹钟之配下乙，皆所以辅五声二变者也。

又各声皆分高下，惟上字无高下，亦可见宫声之独尊矣！

(有高下之分者，惟四/工/乙/凡四字，余字皆无高下之分。由此何可见宫声之独尊？)

然则宋人之所配，与后人宁有异邪？乃不得其解者，泥定合字为宫声，遂起扞(ㄏㄢ\)格(抵触)，不知宋人未尝以合字为宫声也。

(作者认为宋人未尝以合字为宫声，而是以上字为宫声，合字为征声也!但事实上，声名是首调，字谱与律名则是固定调，无论唐宋都只以字谱配固定的律名，未尝言及配首调声名)。

[宋房庶谓太常乐黄钟适当仲吕，司马温公以为开元之仲吕。此又唐人以上字为宫之一证。]

(宋之黄钟适当唐之仲吕，就只能证明唐以宋之林钟为黄钟么!也就是说唐朝是以下征音阶为基本调啦!又怎能证明唐人以上字为宫呢？)

夫雅乐去二变可以成乐，俗乐去乙、凡亦可以成乐，若合字为宫，则乙、凡不当二变之位，而俗乐不能去二变声，转可以去五正声矣！有是理乎？

(事实上日本唐传雅乐音阶，就是这样!)

今乐器中，惟琴尚有五声二变之名，而古人精义，多为陈言瞽(瞎)说所晦(隐也!)，学者未遑(暇也)深思力索，故不能通之于俗乐也。

至于萧山毛(奇龄1623-1713)氏以四字为宫，而乙、凡不当二变，乃移二变于宫、征之后以就之，益武断，不必辨矣！

[萧山(毛奇龄)说经，廓(ㄎㄨㄛ\扫)除宋儒蒙晦，于圣门颇为有功，然间有矫枉过正，近于武断者，不独论乐也，学者辨之。]

字谱即五声二变说下第五

《辽史？乐志》大乐各调。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

《宋史？乐志》虽有高、下(如四，五，工，一，凡)、紧(如五)之分，亦止此十声，盖唐人之遗制也。

[朱子《琴律辨》自注：“契丹乐声，比教坊乐下二均，疑唐之遗声。”]

自明以来，俗乐字谱，但有九声，无勾字。

(明)韩邦奇(1479-1555)曰：“勾即低尺也。”

韩氏之言虽以意断，而实与古人暗合，何以证之？于燕乐杀声征之也。

按，五声二变只有七声，今字谱有九声者，以四即低(八度之)五，合即低(八度之)六也。故燕乐二十八调杀声，有六无合，有四无五，有尺无勾，沈氏《笔谈》可考也。

(否!勾是蕤宾，也就是低半音的尺(林钟)，而非低八度的尺!勾字与四合两字，两不相侔，不可并论!)

燕乐以勾字配蕤宾律，而四均所用之律吕，皆无蕤宾。唯七角一均，名为起姑洗，实生于应钟，则歇指角即蕤宾角，杀声当用勾字。而沈氏乃云“歇指角用尺字”，岂非勾即低(半音)尺之明证邪？

宋人以字谱分配律吕，某宫某调，则杀声用某字。“杀声”者，即姜尧章所谓“住声”。蔡季通所谓“起调/毕曲”也。

[蔡氏毕曲，即窃燕乐之杀声以为说，而增一“起调”以惑人。]

(沈括之杀声乃调首宫音，姜夔之住声，亦是宫音，王延龄认为起调就是音阶的首音，而非曲调的首音，若然，则三者本皆不误!)

以今器考之，琵琶

第一弦最浊，即琴之第七弦，燕乐七宫应之。

三弦第一弦最浊，即琵琶之第二弦，燕乐七商应之。

七宫一均杀声：

高　　宫用（下）四字（为宫），即“四字调”(宫=G？ 正工调)、

仙 吕 宫用（下）工字（为宫），即“工字调”(宫=D？)、

中 吕 宫用（下）一字（为宫），即“一字调”(宫=A？)、

黄 钟 宫用（下）凡字（为宫），即“凡字调" (宫=bE)、

道　　宫用　　　上字（为宫），即“上字调”(宫=bB)、

正　　宫用　　　六字（为宫），即“六字调”(宫=F)、

南 吕 宫用　　　尺字（为宫），即“尺字调”(宫=C)、

此今琵琶之七调也。

七商一均杀声：

高大石调用（下）一字（为宫），即“一字调”(宫=A？)、

商 调用（下）凡字（为宫），即“凡字调”(宫=bE)、

双 调用　　　上字（为宫），即“上字调”(宫=bB)、

越 调用　　　六字（为宫），即“六字调”(宫=F)、

小 石 调用　　　尺字（为宫），即“尺字调”(宫=C)、

大 石 调用（高）四字（为宫），即“四字调”(宫=G正工调)、

歇 指 调用（高）工字（为宫），即“工字调”(宫=D)、

此今三弦之七调也。

今之俗乐， 用三弦不用琵琶，然则今之四字调乃古之正宫(正工？)。

(上两表：宫调之四字调属高宫， 商调之四字调属大石调，则今之四字调怎会是古之正宫呢？)

一字调乃古之高宫

(上两表：宫调之一字调属中吕宫，商调之一字调属高大石调，则今之一字调怎会是古之高宫呢？)，

[今人不用一字调，犹宋教坊不用三高调之遗。]

（下）一字（夹钟）调乃古（唐）之高　宫，(宋之中吕宫。)

（下）凡字（无射）调乃古（唐）之仙吕宫，(宋之黄钟宫。) (宫=bE)、

上字（仲吕）调乃古（唐）之中吕宫，(宋之道 宫。) (宫=bB)、

六字（黄钟）调乃古（唐）之黄钟宫，(宋之正 宫。) (宫=F)、

尺字（林钟）调乃古（唐）之道　宫，(宋之南吕宫。) (宫=C)、

四字（太簇）调乃古（唐）之正　宫，(宋之高 宫(大吕？)) (宫=G正工调)、

工字（南吕）调乃古（唐）之南吕宫，(宋之仙吕宫(夷则？)) (宫=D)、

故南宋七商，亦用黄钟至无射（大夷夹无仲黄林）七律也。

七角一均，闰声也，[燕乐七闰为角，非正角声。]宋人已不用。

七羽一均，么（末）弦也，

[唐人六ㄠ皆在七羽。羽弦最小，故曰"ㄠ弦”。]

元人已不用。

今俗乐所用之七宫，又古燕乐之七商，则今乐又高于古乐二律矣。

[太簇高黄钟二律。]

此皆按之典籍器数而得者，非向壁虚造(凭空想象)也。

由此观之，古之字谱，与今之字谱，古之宫调，与今之七调，无以异也，学者又何疑乎？

（否! 古之字谱，属固定调，今之字谱属首调。古之宫调，有四声调，今之七调，只属一声调!岂非有异？）

字谱十字见《辽史》，(明)唐(顺之)荆川(1507─1560)谓载籍无考，而以《楚辞》“四上竞气”当之，误也。

述琴第六

琴之一弦为黄钟，二弦为夹钟，三弦为仲吕，四弦为夷则，五弦为无射，六弦、七弦则一、二之清声也。

(此系一弦为Mi，四弦为Do之夷则均)

一弦为宫，谓之「黄钟之均」，即慢角调也。

二弦为宫(一弦为羽)，谓之夹钟之均，即清商调也。

三弦为宫(一弦为征)，谓之仲吕之均，即(正)宫调也。

四弦为宫(一弦为角)，谓之夷则之均，即慢宫调也。

五弦为宫(一弦为商)，谓之无射之均，即蕤宾调也。

(以上皆采紧角为宫法，故生低五度调。)

非一弦(必)定为征也，唯仲吕之均，一弦始为征尔。

[《律吕正义》：”一弦为征”，专指正宫一调而言。]

非三弦十一徽，(必定)应五弦之散声也，乃宫弦(之)十一徽(大三度)，(方)应小间(角弦)之散声尔。

盖琴无变宫/变征二弦，其商弦与征弦、角弦与羽弦、征弦与宫弦，(羽弦与商弦)其中皆有二变。是名为隔一弦，实隔二弦也。故按十徽(纯四度)，即应小间(高纯四度弦)之散声，唯宫弦与角弦，则真隔一弦，故按十一征(大三度)，始应小间(高大三度弦)散声也。此其故，宋姜氏夔言之详矣。其《七弦琴图说》曰：“慢角调于大弦十一徽应三弦散声”，慢角调大弦为宫，故大弦下一徽也。大弦为宫，则四弦为征矣。

又曰：“清商调于二弦十一徽应四弦散声”，清商调二弦为宫，故二弦下一徽也。二弦为宫，则五弦为征矣。

又曰：“宫调于三弦＋一徽应五弦散声”，宫调三弦为宫，故三弦下一徽也。三弦为宫，则一弦为征矣。

又曰：“慢宫调于四弦十一徽应六弦散声”，慢宫调四弦为宫，故四弦下一徽也。四弦为宫，则二弦为征矣。

又曰：“蕤宾调于五弦十一徽应七弦散声”，蕤宾调五弦为宫，故五弦下一徽也。五弦为宫，。则三弦为征矣。

何尝拘定一弦为征，三弦独下一徽哉？

近通州王氏坦着<琴旨>，以一弦为征，及三弦独下一徽，为独得之秘，

[一弦为征，明郑世子（朱载堉）已有此说。]

反复辨论，而不知其昧于旋宫之理也。

故于姜氏之说，不得其旨，反谓斯言只得乎当然，而未明乎所以然，何其傎(颠)也！

盖自唐、宋以来，乐之失其传也久矣，以王(坦)氏习予其器，又殚(ㄉㄢ竭尽)毕生之力以求之，其所得不过如此，况不习其器，而托之空言者乎？

王氏又谓琴声不当用律吕，只当较以五声二变。斯言也，但可以论琴徽，不可以论琴弦也。夫五声二变，高下无定者也，无定者亦必有定者程(法)之，方不迷于所往。

若不考律吕，而但用五声二变，譬之舍规矩(画方圆的工具)而谈方圆，弃权衡(称轻重的工具)而论轻重，有此理乎？

故琴徽虽具五声二变，而琴弦必用黄钟、夹钟、仲吕、夷则、无射五律之名，然后无定之声，皆归于有定之律矣。“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所云，岂虚哉！

(王氏所谓”琴声不用律吕，只当较以五声二变”者，当系指不同均之调，首调定弦往往相同之谓也!如

黄钟均与大吕，应钟同定弦──一弦为宫

仲吕均与姑洗，夹钟同定弦──一弦为征

无射均与南吕，夷则同定弦──一弦为商

夹钟均与太簇，大吕同定弦──一弦为羽

夷则均与林钟，蕤宾同定弦──一弦为角

茍论律吕，则许多均调(如大吕，夷则….)，因转调法之不同，定弦反而不同)

述笛第七

丝声之度，长短不齐，今之琴徽可验也。[琵琶、三弦同。]

竹声之度，长短如一，(何意？)今之笛孔可验也。[箫管同。]

《续汉志》载京房之言曰：

“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

(竹声不可以度调，指管乐有管口补正问题。)

准之状如瑟，则丝声也。其律之长短皆用准定之，但以准之尺为律之寸而已，非竹声真度也。

[《史记》律数，亦是丝声，又在京房之前]

(意指用准所定之律，系丝声之度，而非竹声之度)

自后儒者悉依其数以制律，故陈其义则可观，施于用则鲜合。

而竹声真度，仅存于伶人(如晋协律中郎将列和)之口，太常之器(如四通十二笛)，简编具在，无有深求其故者矣！

何谓伶人之口？列和之辞是也；何谓太常之器？梁武之笛是也。

案，《宋书律志》载列和对荀勖之辞曰：

[<晋书律志>同。]

“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 (长笛有七，由倍无射至姑洗，长律者每笛差二寸)

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短笛亦有七，由仲吕至应钟，长短者每笛差一寸)

又曰：

“太常东厢长笛长四尺二寸。” (应倍无射律)

又曰：

“笛孔率短一寸”，七孔声均。”(此指七短笛，七长笛则笛孔率短二寸)

又曰：

“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声清者用二尺九笛。”

此盖列氏以来相传之旧轨也。

<隋书音乐志>载梁武帝十二笛之制曰：

黄钟笛长三尺八寸，(黄钟笛之前，当尚有更长之二笛，一名倍无射长四尺二寸，一名倍应钟长四尺，由倍无射至姑洗七笛，属长笛之五声二变)

大吕笛长三尺六寸，

太簇笛长三尺四寸，

夹钟笛长三尺二寸，

姑洗笛长三尺，（下有“一寸”二字，疑衍）。(因自黄钟笛至姑洗笛，五律率短二寸）

中吕笛长二尺九寸，

毅宾笛长二尺八寸，

林钟笛长二尺七寸，

夷则笛长二尺六寸，

南吕笛长二尺五寸，

无射笛长二尺四寸，

应钟笛长二尺三寸。

此盖窦公以来相传之遗则也。

自黄钟笛至姑洗笛，五律率短二寸，即列和所云

“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也。

列和又云

“东厢长笛长四尺二寸”，以其数推之，则黄钟笛之前，尚有二笛，盖长笛之五声二变也。(即列和所云“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

自中吕笛至应钟笛，七律率短一寸，即列和所云“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也。(盖短笛之五声二变也)

列和又云，“率短一寸，七孔声均”，以其器考之，则笛之差数，即笛孔之距，盖短笛之五声二变也。

列和所云三尺二笛者，即梁武之夹钟笛也。

列和所云二尺九笛者，即梁武之中吕笛也。(《宋书律志》谓三尺二笛应倍无射律，二尺九笛应黄钟律)。

故今时所用之笛，七孔相距，长短如一，与琴徽之相距不同，稽之古法正合。(否!民间匀孔笛， 七孔相距，并非完全长短如一，也并非七平均律!)

然则经生文士之辨论虽纷，而弦工吹师之授受又变也。

荀勖不知竹声之度，异于丝声，乃依京房之术，妄以笛孔取则琴徽，

[见晋、宋二志。]

反讥列和作笛无法，无怪其十二笛当时不能用， 后世不可行也。

(否!荀勖之泰始笛，已作管口补正，目的正在于使竹声之度合于丝声之度，详见1995人民音乐出版社王子初<荀勖笛律研究>。之所以未见用者，可能是因为民间已惯用七匀孔律)

后之论乐者，于箫笛之孔，漫不加察，岂知为竹声之关要乎？

今之箫盖古之笛，今之笛盖古之横笛也。

(十二枝的套笛，既古已有之，可见要奏燕乐28调之七均，并无问题!)

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说第八

起调、毕曲用某律，即为某调，始见于蔡(元定)氏《律吕新书》，盖因燕乐杀声而附会之者， [朱子所云《行在谱》，亦即燕乐之杀声]古无是也。

(福建)安溪李氏(光地，字晋卿1642-1718)论乐，笃(深)信不疑，彼盖不习于器数，因无足责焉耳。

明荆川唐氏(顺之1507─1560)颇知于燕乐推寻，乃亦言宫调之辨惟在起调/毕曲，殊可哂(ㄕㄣv讥)也。

夫沈存中(沈括)、姜尧章(姜夔)但言燕乐某宫调杀声用某字(否!姜白石但言住声，未言杀声，亦未言燕乐某宫调住声当用某字)，非谓杀声用某字方为某宫调也，亦非谓宫调别无可辨，徒恃此而辨也。

如宫调别无可辨，徒以杀声辨之，则黄钟起调/毕曲谓之黄钟宫者，改作太簇起调/毕曲，又可谓之太簇宫，则宫调亦至无定不可据之物矣！(宫调非以起调/毕曲辨之，是不错的! 但宫调以杀声辨之则更是对的!只是起调/毕曲并非杀声而已!)

夫五声之于耳，犹五色之于目也，必青色然后谓之青，必黄色然后谓之黄，必赤白、黑色然后谓之赤、白、黑也。

若不问其何调，而但以起调/毕曲辨之，则与以一色之物，但题青、黄、赤、白、黑之号以辨之者何异？

试以今之度曲家明之，工字调与六字调，迥不相同，虽俗工亦知之也。

倘以工字调之曲，用六字起调/毕曲，即可谓之六字调，闻之者有不哑然失笑者乎？](举例不当!工字调与六字调之别在调高，而不在毕曲。若工字调与六字调之别本在毕曲，则工字调之曲，用六字起调/毕曲，当就可谓之六字调么!两者并不宜相喻!燕乐宫调之别在杀声，也就是音阶这一层次)

近方氏成培谈燕乐，亦仍其谬，谓如黄钟宫则用合字起调/毕曲，然则以合字起调/毕曲，不拘今七调中何调，皆可谓之黄钟宫，是古之宫调尚未明，今之宫调已全昧，古之宫调反不如今之七调凿（显）然为可考矣！（不但燕乐宫调与起调/毕曲无关，所有中国音乐根本也与主音无关!）

推其意，以为燕乐有二十八调，今只七调，对之如治丝而棼(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正确，使问题更加复杂)，心目俱乱，中既无所见，而外又震于考亭(先生，朱熹)、西山(先生，宋蔡元定号)之名，遂不得不从其说。

不知燕乐二十八调（中之七律调），即今之七调，一均七调（一旦七宫），四均故二十八调，不必作捕风系(捉)影(虚幻无实或无根据地臆测)之谈也。

即以蔡氏之说而论，

黄钟(之 )宫、

无射(之 )商[即无射（作）宫]、

夷则(之正)角[即夷则（作）宫]、

仲吕(之 )征[即仲吕（作）宫]、

夹钟(之 )羽[即夹钟（作）宫]井用黄钟起调/毕曲者，在燕乐杀声则有六、凡、(下)工、上、(下)一之不同，亦毫厘之于千里也。

(否!此五调之杀声皆为黄钟六，并无不同!作者不知之/为调名制之别，乃有此言!.)

且其所论者雅乐耳，[雅乐亦无此说特就蔡氏言之]方氏必欲强合于燕乐，其参差不齐之故，虽支离牵附，究何益乎？

方氏又讥今之度曲家杀声不用本律，不知在宋已然，沈存中所谓“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是也。

（否!沈括的“不能尽归本律“指谱字的对应律，与杀声无涉）

杀声虽不归本律，而调之为调，不因杀声而改，则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其理益明矣！

（否!调之为调，皆因杀声而改，杀声若不同，音阶即各异也!宫调之辨在此! 宫调之辨，既在杀声，而不在起调/毕曲，则起调/毕曲，不必合于杀声，有何不可？）

萧山毛(奇龄)氏曰，“设有神瞽于此，欲审宫调，不幸首声已过，必俟歌者自诉而后知之？”诚快论也。

（此结论不错!但真正原因是杀声本非曲调的起调/毕曲，而是音阶的起调/毕曲么!）

征调说第九

丝声以一弦为一均(旦)，犹之竹声以一管为一均，金石以一虡(ㄐㄩ\架)为一均也。

(一虡钟磬若十二律具备，又何止一均？作者以为的「均」，与乐界之认知，绝不相同!)

琵琶四弦，故燕乐四均，无征调也。

(凌廷堪所谓的均，似相当于苏只婆的旦，即何昌林之所称为纵均者，所以一旦是可以有四声调的，以西乐譬之，C旦就可有C大音阶与c小音阶两音阶，合称C旦。

同理林钟弦就有林钟(为)宫， 林钟(为)商， 林钟(为)羽， 林钟(为)角四音阶，此四音阶皆以林钟为宫，合称为林钟旦，但凌廷堪却称为征旦!矛盾)

然唐人乐器中有五弦弹者，能备五调，[杜氏《通典》谓之五弦琵琶]。

盖五弦则宫、商、角、征、羽五(声)调皆全矣！

元稹<五弦弹>诗云：

“赵璧(人名)五弦弹征调，征声巉绝何清峭。”

[《乐府杂录》：五弦，贞元中有赵璧者妙于此技也。白傅讽谏有<五弦弹>，近有冯季皋。]

又张祜<五弦>诗云：

“征调侵弦乙，商声过指笼。”

皆云此器有征调也。

《新唐书乐志》：

“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

(故乐史谓手搊琵琶者，初为五弦琶)

又，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乐皆用五弦，亦此器也。

此器至宋初尚存，徽宗时，置大晟府，命补征调，其时在事如柳(永)耆卿、周(邦彦)美成辈，不过习于燕乐之抗坠，余则佐之以俗工，虽唐人五弦之器，亦不之知，元稹、张祜诗亦未之考，但借琵琶之黄钟宫弦妄为之，而住声(毕曲于)林钟，谓之征调，故丁仙现闻之，即讥其落韵也(因住声于林钟本无毕曲于林钟之意)。

又不能备七征，但有黄钟征而已。

案，(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云：

“(宋徽宗)政和间作燕乐，求征、角二均韵，亦不可得，有独以黄钟调均韵中为曲，而但以林钟律卒之，是黄钟视林钟为征，虽号征调，然自是黄钟宫之均韵，非犹有黄钟、以林钟为征之均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