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乐考原

夷则（为） 商、角、羽，

南吕（为） 宫，今燕乐皆无。[此四调皆中管。]

南吕（为） 商今为（时调）歇指调，用（高）工字。[此琵琶第二弦之第五声。]

南吕（为正）角今为（时调）小石角，用（高）一字。[此琵琶第三弦之第四声。]

南吕（为） 羽今为（时调）般涉调，用（高）工[旧误作”四”，今改。] 字。[此琵琶第四弦之第一声。燕乐以高工字配南吕，故凡南吕杀声皆用（高）工字也。惟七角以姑洗为应钟，则南吕为姑洗。（高）一字配姑洗，故杀声用（高）一字也。]

无射（为） 宫今为（时调）黄钟宫，用（下）凡字。[此琵琶第一弦之第七声。]

无射（为） 商今为（时调）林钟商，用（下）凡字。[此琵琶第二弦之第六声。]

无射（为正）角今燕乐无。[此中管调，即中吕角。]

无射（为） 羽今为（时调）高般涉调，用（下）凡字。[此琵琶第四弦之第二声。燕乐以高凡字配无射（否!当为下凡）。故凡无射杀声皆用（下）凡字也。]

应钟（为） 宫、应钟（为）商今燕乐皆无。[此二调皆中管。]

应钟（为正）角今为（时调）歇指角，用尺(勾)字。[此琵琶第三弦之第五声。七角以姑洗为应钟，则应钟为蕤宾，燕乐以勾字配蕤宾，此杀声不云用勾字，而云用尺字，则勾字即低尺之明证，又何疑乎？]（否!勾字乃高半音的上，而非低八度的尺）

应钟（为） 今燕乐无。[此亦中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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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合、四为六、五之低字，一弦、二弦乃六弦、七弦之倍声。实为五正声。]

[2][51] [其锦案：马氏重刻本工作"上"，误。]

[3][52] [其锦案：马氏重刻本“姑洗商，商字上当脱宫字。”以姑洗为宫，今燕乐亦无知之。]

[4][53] [其锦案：马氏重刻本道字误作“游”字。]

（茍依作者所注，则琵琶之定音如下：

琵琶定弦法 (三弦同第二三四弦)

空

弦

第

一

声

第

二

声

第

三

声

第

四

声

第

五

声

第

六

声

第

七

声

(声次)

第

四

弦

林钟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２

羽七调

(运次)

高

工

(6)

下

凡

(7)

六

(1)

高

四

(2)

高

乙

(3)

上

(4)

尺

(5)

第

三

弦

太簇

7

1

2

3

#4

5

6

(正)

角七调

(运次)

高乙

(2)

(5)

上

(3)

(6)

尺

(4)

(7)

工

(5)

(1)

高凡

(6)

(2)

六

(7)

(3)

高四

(1)

(4)

第

二

弦

黄钟

６

b7

１

２

３

４

５

商七调

(运次)

高

四

(2)

下

乙

(3)

上

(4)

尺

(5)

高

工

(6)

下

凡

(7)

六

(1)

第

一

弦

无射

５

b6

b7

１

２

b3

４

宫七调

(运次)

六

(1)

下

四

(2)

下

乙

(3)

上

(4)

尺

(5)

下

工

(6)

下

凡

(7)

但此定弦法，与坊间所传不同，不知何据？

且凌氏除宫调之外，商角羽三调之「声次」，与《琵琶录》之「运次」，并不相同，又不规则，且未提出任何论据!）

《姜白石集》：

“凡曲言犯者，谓以宫犯商、商犯宫之类。如道调宫上字住([1][54])，双调亦上字往，

[案：燕乐以上字配中吕，七商起太簇，则双调是仲吕(为)商，故用上字(仲吕)住。

南渡七商亦起黄钟，则双调是夹钟(之)商，当用(下)一字(夹钟)住，今白石仍云上字住，是名异而实不异也。] (否!非南渡后才亦起黄钟。是改采「之调名制」时，无论七宫/七商/七角/七羽，皆有大/夷/夹/无仲/黄/林七均。

实则双调在北宋(「为调名制」)，是仲吕(为)商；在南宋(「之调名制」)，是夹钟(之)商。杀声则皆是上字仲吕──属于这样的「名异而实不异」。

绝无「南渡七商亦起黄钟」，「双调当用下一字(夹钟)住」之理。

作者不知之/为调名制之别，方有此误说!)

所住字同，故道调曲中犯双调，或于双调曲中犯道调。其它准此。

[道调宫，今琵琶之上字调也(此说无据!)。

双 调，今三弦之上字调也(此说亦无据!)。

同是上字调，故可相犯，此理极易明，但后人未之深求耳。]

唐人乐书云，犯有正、旁、偏、侧：

宫犯宫为正，

宫犯商为旁，

宫犯角为偏，

宫犯羽为侧。

此说非也。([2][55])

十二宫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宫特可犯商、角、羽耳。

[言一均七调，各不相犯，唯异均/同调(当是同杀声，即同宫(而不同音阶))者可相犯。本七宫而云十二宫，兼五中管调言之也。]

朱文公(熹)云：”张功甫(张镃1153—1211)在<行在录>得谱子，大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首一字是某调，章尾即以某调终之。

[沈(括)存中(1031─1095)、姜(夔)尧章(1151─1221)但云杀声、住字不云首一字也。蔡(元定)季通(1135─1198)因此遂有起调/毕曲之说。]

如<关睢>“关”字合作无射调，结尾亦作无射声应之。

<葛覃>“葛”字合作黄钟调，结尾亦作黄钟声应之。

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则是清声调，亦以清声结之。如“五月斯螽动股”，“二之日凿冰冲冲”，“五”字“凿”字皆是浊声黄钟调，末以浊声结之”。

[此即《补笔谈》所谓“杀声”也(否!杀声怎见得即所谓毕曲!)。度曲家于某调杀声用某字者，盖以纪此曲之当用某调耳，非各调别无可辨，徒恃此以辨之也。(否!杀声既为宫调之关键，则杀声用某字，自当即某调耳，问题在于杀声并非即曲调之毕曲!)朱文公(熹)误谓“调之所系，全在首尾二字。”蔡(元定)季通因此附会为起调/毕曲之说，以贻(遗留)误来学，遂为近代以来言乐者之一大迷津(道也)矣。]

[案：蔡元定《律吕新书》起调/毕曲之说，于古未之前闻也。

(前人乐书既「原不可尽信」，则即有前闻，亦不一定为事实真相!)。

彼盖因郑译之八十四调，去二变而演为六十调，于心终觉茫然无术以别之，因见沈氏《笔谈》某调杀声用某字，又见(张功甫1153—1211<)行在(录>)谱子：“首一字是某调，章尾即以某调终之”之语，又以“杀声”及‘首尾”等语不典，遂乃撰为起调/毕曲之言，以为六十调之分别在此，而又讳其所自来，以惊愚惑众，究之于沈氏(括，字存中)之所谓杀声者，又何尝了然于心哉！

某调杀声用某字者，欲作乐时见此曲杀声是某字，即用某调奏之(不错!)，非宫调同此抗坠，而徒恃杀声一字以为分别也(否!杀声既为宫调之关键，则杀声用某字，自当即某宫调么!但杀声是调首，而并非毕曲!)

如宫调别无可辨，徒以杀声辨之，则黄钟起调/毕曲谓之黄钟宫者，改作太簇起调/毕曲，又可谓之太簇宫，则宫调亦至无定不可据之物矣。(前言杀声，后言起调/毕曲，两者本非一物么!问题在此!)

后之论乐者，如唐应德(顺之，明1507─1560)、(安溪)李(光地)晋卿(1642-1718)辈，咸奉起调/毕曲为圣书，岂知其为郢(ㄧㄥv)书燕说(误解文字，穿凿附会)浅近如此乎？

杀声者，即姜尧章所谓“住字”也(不错!)。

以今器考之，

琵琶第一弦声最浊，即琴第七弦，燕乐七宫应之(此论无据!)。杀声：

高 宫用(下)四字(大吕)，即四字调；( G调)

仙吕宫用(下)工字(夷则)，即工字调；( D调)

中吕宫用(下)一字(夹钟)，即一字调；( A调)

黄钟宫用(下)凡字(无射)，即凡字调。(bE调)

道 宫用 上字(仲吕)，即上字调；(bB调)

正 宫用 六字(黄钟)，即六字调；( F调)

南吕宫用 尺字(林钟)，即尺字调；( C调)

古七宫一均，即今琵琶之七调也。(此论无据!)

三弦第一弦声最浊，即琵琶之第二弦，(此说不实!)燕乐七商应之(此论无据!)。杀声：

高大石调用(下)一字，即一字调；

商 调用(下)凡字，即凡字调；

双 调用 上字，即上字调；

越 调用 六字，即六字调。

小 石 调用 尺字，即尺字调；

大 石 调用(高)四字，即四字调；

歇 指 调用(高)工字，即工字调；

古七商一均，即今三弦之七调也。(此论无据!)

今之俗乐，用三弦不用琵琶，然则今之

(下)一字调乃古之高 宫，

(下)凡字调乃古之仙吕宫，

上字调乃古之中吕宫，

六字调乃古之黄钟宫，

尺字调乃古之道 宫，

(高)四字调乃古之正 宫，

(高)工字调乃古之南吕宫，

(「其杀声用某字，即今之某字调也」，是不错的。

惟“今之俗乐，用三弦不用琵琶”之说，为凌廷堪所独创，但并无任何论据。

事实当是，高宫(在宋属大吕(下四)宫)，在唐属夹钟(下乙)宫，高大石调在宋属夹钟(下乙)商，(在唐属仲吕(上)商)。这是律制问题么!与今之俗乐，用三弦之对应，不用琵琶之对应，何干呀？

“高 宫用(下)四字，即四字调；

中 吕 宫用(下)一字，即一字调；

高大石调用(下)一字，即一字调；

(下)一字调，乃古之高 宫”四句，用“今之俗乐，用三弦不用琵琶”之说，如何能自圆其说呀？!)

故(？)南宋七商，亦「用」黄钟至无射七律也。

(那七律？七宫杀声为大夷夹无仲黄林，七商杀声则为夹无仲黄林太南，皆有黄钟，无射两律!

且「用」字何意？

大/夷/夹/无/仲/黄/林七均，都「有」七宫/七商/七角/七羽，

七宫/七商/七角/七羽岂非全「用」大/夷/夹/无/仲/黄/林七律？)

七角一均，宋人已不用，七羽一均，元人已不用，

今俗所用之七宫，又(？)古燕乐之七商，则今乐又高于古乐二律矣。([1][56])

(否!作者不知宋铁尺律高于唐玉尺律两律，也不知商调的杀声，为调名制亦恰高于之调名制两律，乃有此误说!)

《辽史乐志》所谓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声者，以燕乐杀声考之，有六无合，有四无五，有尺无勾(否!依乐理歇指角之杀声当为勾字!)，实止七声。(当为八声!)

又燕乐以勾字配蕤宾，七角之歇指角即蕤宾角，杀声不用勾字，而用尺字，则勾字即低尺，犹之四字即低五、六字即高合可知矣。

(否! 四字为五字之低八度、合字为六字之低八度，但勾字是尺字的低半音)

明韩邦奇(1479─1555)云：”勾字即低尺”。盖案其声而得之，不知实与古人暗合也。]

[又案：起调/毕曲之说，萧山毛(奇龄1623─1713)氏驳之曰：“设有神瞽于此，欲审宫调，不幸而首声已过，则虽案其声，而茫然不解为何调，必俟歌者自诉曰，顷听歌者首声为某声，而后知之，此稚语也。”可谓解颐(令人发笑)之论矣。(此论掷地有声!可见起调/毕曲与宫调无关!)毛氏论乐，以今字谱四字为宫，则大本已误，故唯录此条，余皆不取。]

《新唐书.乐志》：

"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习为搊(ㄔㄡ)琵琶”。

[案：杜氏《通典》有五弦琵琶，即此器也。]

《琵琶录》：

"五弦，贞元中有赵壁者，妙于此伎也。白傅讽谏有五弦弹，近有冯季皋”。

元稹<五弦弹>诗：

"赵璧五弦弹征调，征声巉绝何清峭。"

张祜<五弦>诗：

"征调侵弦乙，商声过指笼。"

(元)马(端临)氏《文献通考.乐类》：

”阮咸琵琶。[丝之属，俗部。]宋朝太宗旧制，四弦上加一弦散吕(？)五音。原注云，吕弦(？)之调有数法，大弦为宫，是正声，或为下征，或为下羽。”

[下征合字也，下羽四字也，宫声、上字也。此可为下征为合之一证。]

(前已述及，合字固定配黄钟，不一定配下征!作者误!)

阮类琴，有浊、中、清三倍声。 [此即清商三调之遗。]

上隔四柱浊声也，应琴下晖； [此即下征调法也。]

中隔四柱中声也，类琴中晖、下晖；([2][57])

下隔四柱清声也，类琴上晖。 [此即清角调法也。中晖、上晖云“类”不云“应”，则亦约略言之。此五弦阮，制有十二柱，今琵琶四弦九柱，与此不同。]

今太常乐工俗谱按中隔第一弦，原注云，第一柱下按黄钟，第二柱下按大吕。

[此宫声也，即琵琶之第一弦(空弦无射)，从黄钟起。七宫一均，黄钟宫正宫也，大吕宫高宫也。]

第二弦，原注云，第一柱上按(？)太簇，第一柱下按夹钟，第二柱下按姑洗，第三柱下按仲吕。

[此商声也，即琵琶之第二弦(空弦黄钟)，从太簇起。七商一均，太簇商大石调也、夹钟商高大石调也、姑洗商中管高大石调也，仲吕商双调也]

第三弦，原注云，第一柱上按(？)蕤宾，下按林钟，第二柱下按夷则，第三柱下按南吕。

[此变征声、征声也，今琵琶无此弦(空弦姑洗)、燕乐亦无羽声之均。]

第四弦，原注云，第一柱下按无射。

[此羽声也，即琵琶之第四弦。(空弦林钟？)七羽一均，从南吕起。下按无射，则上按南吕可知。南吕羽者般涉调也，无射羽者高般涉调也。]

第五弦，原注云，第一柱下按应钟，第二柱是黄钟清，第三柱是大吕清，第四柱是太簇清。所有夹钟清在下隔也。

[此角声也，七角一均，本起应钟，即《宋史》所谓“闰为角”者也。故第一柱下按应钟。此弦本琵琶之第三弦，(空弦南吕)在第四弦羽声之前，今以多用清声，故改在羽弦之后，其弦亦较羽弦为细，与琵琶不同也。]

凡此本应五音，非有浊、中、清之别也。今减去四清声以合五音，则舜琴亦不是过也”。

(茍依此载，则此五弦阮咸之定弦为b7 / 1 /2 / 5 /6。)

[案：“去四清声，" 陈祥道(宋陈旸之兄)之说不足据。此器及来太宗所制，非古人五弦琵琶之旧。(宋徽宗/赵佶)宣和(1119─1126)时，补作征调，不知以此为法，乃借宫弦为之。(此说无据!)甚矣大晟府诸人之陋也。]

(北)宋蔡绦(-1126)《铁围山丛谈》：

"乐曲凡有谓之“均”、谓之“韵”。

均也者，宫、征、商、羽、角，合变宫、变征为之。([3][58])此七均也。

变征或云始于周，如战国时，太子丹遣庆轲于易水之上，作变征之音，是周已有之矣。([4][59])

韵也者，凡调“各有韵，犹诗律有平仄之属，此韵也。([5][60])

律吕阴阳，旋相为宫，则凡八十有四，是为八十四调。([6][61])

然自魏晋后，至隋唐，已失征、角二调之均、韵矣。([7][62])

孟轲氏亦言：“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时征、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创作之哉？([8][63])

唐开元时，有若<望瀛>法曲传于今，实黄钟之宫。夫黄钟之宫调([9][64])是为黄钟宫之均韵可尔奏之([10][65])乃么用中吕，视黄钟则为征。

[七宫一均，实起太簇。则名为仲吕，实林钟也，故曰中吕视黄钟为征。]

(否!唐宋律制差两度，宋黄钟与唐太簇等高，

故正宫，唐属太簇之宫、宋属黄钟之宫。

唐以下征为基调，宋以正声为基调。

故唐之黄钟为宋之林钟、宋之黄钟为唐之仲吕。)

既无征调之正。乃独于黄钟宫调间用中吕管，([11][66])方得见征音之意而已。([12][67])

及政和间作燕乐，求征、角调二均韵亦不可得。([13][68])

有独以黄钟宫调均韵中为曲，但以林钟卒之，([14][69])

是黄钟视林钟为征，虽号征调，然自是黄钟宫之均韵，非犹有黄钟以林钟为征之均韵也。

[言正宫虽用林钟为杀声，而正宫之为正宫自若，不能因改用林钟为杀声，遂为征调也。观此，则蔡元定专以起调/毕曲为六十调之辨者，不攻自破矣。]

此犹多方以求之，稍近于理，自余凡谓之征、角调，是又在二者外，甚谬悠矣！

[案，《文献通考》：

“教坊所奏凡十八调，不用者十调，

一曰高宫、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以上宫/商/羽三高调)

四曰越角、五曰大石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双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钟角。” (以上七角，合计共十调。)

然则七角一韵，非亡于春秋时矣。惟其于政和补征调之故，言之尚详，盖得之于目睹也，故录之。]

[《琵琶录》：

“唐太宗朝，乐器内挑丝竹为胡部，用宫、商、角、羽，并分平、上、去、入四声。其征音，有其声无其调。”]

[案：征音”有其声”者，谓琵琶每弦之中，各具五声二变也，

“无其调”者，谓琵琶但有宫、商、角、羽四弦，无征弦也。其理极易明。

朱文公云：

“不知是如何，其中有个甚么欠缺处，所以做那征不成。”则亦未得其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