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

厚自奉养，征伐四夷，几丧天下。逮其晚岁，托国于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罢均输榷酤，与民休息，而天下复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称贤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举国而付之诸葛孔明。孔明又发李严、杨仪，援蒋琬、费而授之。虽后主之不明，而守国三十余年，君臣相安，蜀人免于涂炭之患，过于魏、吴远甚。吴大帝方其属任贤将，抗衡中原，曹公惮之。及其老也，贤臣死亡略尽，喜诸葛恪之劲悍，越众而付以后事。闼其用兵劳民之后，继起大役，兵折于外，既归而不能自克，将复肆志于僚友。恪既以丧其躯，而孙氏因之三世绝统，吴、越之民陷于炮烙之地，国随以亡。彼以进取之资用进取之臣，以徼一时之功可耳，至于托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属之斯人，其势必至是哉。

【晋宣帝】

世之说者曰：司马仲达之于魏，则曹孟德之于汉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权略则同，而所处则异。汉自董卓之后，内溃外畔，献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势尽矣，独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号，以服天下，拥而植之许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虽使终身奉献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归汉而归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诚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纣，何以加之！惜其为义不终，使献帝不安于上，义士愤怨于下，虽荀文若犹不得其死，此则曹公之过矣。如司马仲达则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业固矣。虽明帝以淫虐失众，曹爽以骄纵得罪，而颠覆之形未见，天下未畔魏也。仲达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夺其成业，事与曹公异矣。汉武帝之老也，托昭帝于霍光。昭帝尚幼，燕王、盖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祸急于曹爽。霍光内毙燕、盖，外诛桀、羊，拥护昭帝。讫，无骄君之色。及昭帝早丧，国空无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屡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无一人有异议者。以仲达拟光，孰为得之邪？然光犹不足道。蜀先主将亡，召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复语后主：“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后主之暗弱，孔明之贤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异志一摇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蛮夷，内废李平、廖立，旁御魏、吴，功成业定，又付之蒋琬、费，奉一昏主三十余年，而无纤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诚。苟诚忠孝，舜之于父母，伊尹之于太甲，终无间然者。自仲达之后，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其地势迫切，置而不取，则身必危，国必乱，至自比骑虎不可复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晋武帝】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古今之正义也。然尧废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废微子立纣，而商以亡。古之人盖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乱也。子非朱、纣，而废天下之正义，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纣，而守天下之正义，君子不为也。汉高帝始谓惠帝仁弱，欲废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则寝废立之议而用平、勃。平、勃皆贤，而权任均，故惠帝虽没，产、禄虽横，而援立文帝，汉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广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废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上官桀、桑弘羊以后事。当是时，昭帝之贤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虽欲为乱而不遂。其后复废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无事。盖人君不幸而立幼主，当如二帝属任贤臣，乃免于乱，此必然之势也。魏明帝疾笃而无子，弃远宗子而立齐王，始欲辅以曹宇、曹肇，而幸臣刘放、孙资不便宇、肇之正，劝帝易以司马仲达、曹爽。齐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与仲达奸雄为对，数年之间，遂成篡弑之祸。晋武帝亲见此败矣。惠帝之不肖，群臣举知之，而牵制不忍，忌齐王攸之贤，而恃愍怀之小惠，以为可以消未然之忧。独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举社稷之重而付之杨骏，至于一败涂地，无足怪也。帝之出齐王也，王浑言于帝曰：“攸之于晋，有姬旦之亲，若预闻朝政，则腹心不贰之臣也。国家之事，若用后妃外亲，则有吕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亲，又有吴、楚七国之虑。事任轻重所在，未有不为害者也。惟当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设疑防，虑方来之患也。若以智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远，亦安能自保乎？人怀危惧，非为安之理。此最国家之深患也。”浑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计，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然晋室之乱，实成于八王。吾尝筹之，如攸之亲贤，夺嫡之祸，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计，犹有赖也。如佑之计，使子弟据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御吴、楚尚可，若变从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内难，此与何进、袁绍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异？古人有言，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如武帝之择祸福，可谓不审矣。

【羊祜】

善为国者，必度其君可与共患难、可与同安乐而后者为，故功成而无后忧。晋厉公与楚共王争郑，晋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栾武子为政，欲出兵击之，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范文子不欲，请释楚以为外惧。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厉公侈而多嬖宠，诸大夫富则凌上，国有大功，则君臣不相安，乱之所自生也。既谋之不从，出而遇楚，犹欲避楚而归，既胜反国，曰：“乱将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厉公杀三却，立胥童。栾书杀胥童，弑厉公。文子虽死而免于大难，子孙与晋国相终始。范蠡事越王勾践，反自会稽，扶人民，厉甲兵，七年而杀吴王夫差。归未及国，知越王之难与同安乐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种之戮。若二子者，可谓有先见之明矣。范文子至于自杀，范蠡至于逃亡而不顾，何则？所全者大也。晋武帝既受魏禅，中原富强，群臣用命。吴孙皓以淫虐失众，有亡国之衅。晋人习于长江之险，以为未可取也。羊祜为襄阳守，知其不能久，陈可取之计，武帝纳之。祜又进王浚、杜预，以成灭吴之功，后世皆称其贤。吾尝论祜巧于策吴，而拙于谋晋。何以言之？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常亡。故人常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祜不虑此，而锐于灭吴，其不若范文子远矣。或曰：“吴灭而晋乱，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应之曰：为国当论人事，使祜不为灭吴之计，孙皓穷凶而死，吴更立君，则长江未可越也。吴既不亡，则晋之君臣，厉精不懈。是吴不灭，而晋不乱也。不犹愈于吴灭而晋乱乎？祜之将死也，武帝欲使卧护诸将，祜曰：“灭吴不须臣自行，但吴平之后，当劳圣虑耳。”推祜此言，盖亦忧在平吴矣。忧在平吴而勇于灭吴，其不若范文子远矣。

【王衍】

圣人之气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礼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礼与刑，皆器也。孔子生于周末，内与门弟子言，外与诸侯大夫言，言及于道者盖寡也。非不能言，谓道之不可以轻授人也。盖尝言之矣。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夫道以无为体，而入于群有，在仁而非仁，在义而非礼，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视而见，耳不可以听而知。惟君子得之于心，以之御物，应变无方，而不失其正，则所谓时中也。小人不知，而窃其名，与物相遇，辄捐理而徇欲，则所谓无忌惮也。故孔子不以道语人，其所以语人者必以礼。礼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盖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由礼以达其道，而小人由礼以达其器。由礼以达道，则自得而不眩；由礼以达器，则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礼也。若其下者视之，以礼而不格，然后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圣人之所以御物者尽矣。三代已远，汉之儒者，虽不闻道，而犹能守礼，故在朝廷则危言，在乡党则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始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相乘不已，而虚无放荡之论盈于朝野。何晏、邓导其源，阮籍父子涨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要其终皆以济邪佞，成淫欲，恶礼法之绳其奸也。故蔑弃礼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纵于上，男女淫佚于下，风俗大坏，至于中原为墟而不悟。王导、谢安，江东之贤臣也。王导无礼于成帝而不知惧，谢安作乐于期丧而不受教，则废礼慕道之俗然矣。东晋以来，天下学者，分而为南北。南方简约，得其精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至唐始以义疏通南北之异，虽未闻圣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说备矣。上自郊庙朝廷之仪，下至冠婚丧祭之法，何所不取于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学者小之，于是舍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则至于礼乐度数之间，字书形声之际，无不指以为道之极。然反而察其所以施于世者，内则谗谀以求进，外则聚敛以求售，废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门，辟邪说之路，而皆以诗书文饰其为，要之与王衍无异。呜呼，世无孔、孟，使杨、墨塞路而莫之辟，吾则罪人尔矣！

●栾城后集卷十

◆历代论四

【王导】

西晋之士，借通达以济淫欲，风俗既败，夷狄乘之，遂丧中国。相随渡江，而此风不改，贤者知厌之矣，而不胜其众，俗乱于下，政弊于上，而莫能正也。东晋之不竞，由此故耳。是时王导为相，达于为国之体，性本宽厚容众，众人安之。然生于衍、澄之间，不能免习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弥缝一时之阙，而无百年长久之计也。更二大变，几至亡国。元帝之世，王敦拥兵上流，有无君之心。刘隗、刁协刚介狷浅，见信于帝，专以法绳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横。敦遂起兵，以诛君侧为词，兵再犯阙。幸而敦死。元、明既同，成帝幼弱，庾亮辅政，任法以裁物，复失人心。苏峻擅兵历阳，多纳亡命，专用威刑。亮知峻必为乱，以大司农召之，众人皆知不可，而亮不听，遂与祖约连兵内向，涂炭京邑。此二衅者，皆导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变。以隗、亮为是耶，敦、峻之祸发不旋踵；以导为是耶，使人主终身含垢，何以为国？鲁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将攻之，子家羁曰：“舍民数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从而出。隗、亮之败，则昭公之举也。齐景公以贪暴失民，田氏以宽惠得众。公问于晏婴，求所以救之。婴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叹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婴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吕氏。盖大家世族为患于其国，当若心腹之疾，必与人命相持为一，攻之以毒药，劫之以针石，病若不去，命辄随尽，非良医贤臣，未易处也。子产为郑，国小而逼，族大多宠。子产患之，有事伯石，赂以其邑。子太叔曰：“国皆其国也，何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将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以予之，又使为卿，以次己位，郑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俭者，从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毙之。逐丰卷，戮子晰，郑乃大治。如导所为，知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俭，毙泰侈，以成其终也。以为贤于隗、亮则可，以论晏子、子产则远也。

【祖逖】

敌国相图，必审于彼己。将强敌弱，则利于进取；将弱敌强，则利于自守。违此二者，而求成功，难矣。东晋渡江，以江淮为境，中原虽屡有变，而南兵不出，出亦无功，皆夷狄自相屠灭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为北伐之计，石虎之老也，庾翼为徙镇之役，皆无成而死。及苻坚之败，谢安父子乘战胜之威，有席卷之意，终以兵将奔溃，无尺寸之得。其后宋文自谓富强，以兵挑元魏，梁武志于并吞，失信于高氏，陈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继之以败亡，何者？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毙，中原大乱，晋人皆谓北方不足复平，而蔡谟独以为忧，或问其故，谟曰：“夫能顺天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诸人，皆不办此。必将经营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财殚力竭，终将何所至哉！吾见韩卢、东郭，俱毙而已矣。”至哉此言，实当时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国，惟桓温东讨慕容，西征苻健，兵锋所及，敌人震动。及宋武破广固，陷长安，所至荡定，有吊伐之风。此二人者，诚非常将也。然桓温终以败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禅代，未能定秦，狼狈而返，而况其下者乎？惟晋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于帝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衅，毒流中原耳。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诚能奋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郡国豪杰，必有应者，沉溺之士，喜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也。”帝以逖为豫州刺史，使进屯淮阴。逖兵力甚弱，乃铸造兵器，招合离散，稍诛锄叛涣，复进据谯，然未尝为深入计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辄就破其众。每于兵间，勤身节用，礼下贤俊，怀抚初附，专以恩信接人，不尚诈力，故人争为之用。自黄河以南，尽为晋土。虽石勒之强，不敢以兵窥其境。逖母葬成皋，勒使人修其墓，复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许其市，通南北之货，多获其利。方将经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拥节直据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盖敌强将弱，能知自守之为利者，唯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为进取，而后可以言进取也哉！

【苻坚】

苻坚、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虽齐桓、管仲，不能过也。猛之将死也，坚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处吴越，然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雠，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宁社稷。”言终而死。坚不能用，卒大举伐晋，败于淝上，归未及国，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国而姚苌叛之，地分身死，终毙于二人之手。故后世皆多猛之贤，而咎坚之不明。吾尝论之，坚虽有伯者之略，而怀无厌之心，以天下不一为深耻，虽灭燕定蜀，并秦、凉，下四域，而其贪未已，兵革岁克，而不知惧也。晋虽微弱，谢安、桓冲为之将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晋，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论之人情，虽内无垂、苌之衅，而坚之败，必不免矣。然坚以夷狄之余，而有帝王之度，其灭慕容、姚苌，收二姓之子弟，录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满中外，凡其旧臣无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则以渐除之，如猛之计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则坚之意，未必过也。《大雅》之称文王曰：“殷之子孙，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将于京。厥作将，常服黼■。”文王用人，其广如此，而坚何尤焉！德虽不若文王，而窃慕焉，顾其所以处之何如耳。文、武既没，周公、成王之际，殷之遗孽，犹与管、蔡间周之隙，曰：“予复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迁其顽民于洛邑，保厘东郊，作《多士》而抚宁之，所以虑其变者至矣。至君陈毕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师之，故康王之命毕公曰：“周公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然犹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由此观之，文王之用殷人，岂苟然而已哉！今坚畜养豺虎于其腹心，而贪功务胜，不顾其后，宜其毙于垂、苌也哉！使坚信猛之策，南结邻好，戢兵保境，与民休息，虽有垂、苌百人，安能动之。文王虽未可觊，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

东汉之衰，曹公始践五伯之迹，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志本欲尽扫群雄而后取汉耳。既灭二袁、吕布、刘表，欲遂取江东而不克，既破马超、韩遂，欲并举巴蜀而不果，再屈于吴、蜀，而公亦老矣。于是董昭进九锡之议，幡然听之，而桓、文之业，至此尽矣。然方是时，公在河朔，而汉都许昌，虽使主盟诸夏，而不废旧君，上可以为周文王，下亦不失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锡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为恨也。至司马仲达父子，其势盖与公异矣。拥兵天子之侧，固已不顺，既杀王凌，害诸葛诞，非人臣矣。又降刘禅，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锡耳。虽欲复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诛桓氏，收遗晋而封植之，又克谯纵，执慕容超，逐卢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锡，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长安也，中原震恐，元魏虽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虽关中之唇齿，而不敢争。此其智力有余，足以有为之时也。若能因其兵势，据秦、陇之形胜，引吴、越之饶富，以经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势，则王伯之功可冀，顾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业，发九锡之议。刘穆之死，南方无复可托，虽已入秦，而无留秦之意，举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连勃勃乘之，兵将死者过半，狼狼而反，仅乃得脱。以帝之明，非不知诸将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虑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业，而俯从司马父子攘窃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古之为国，必具此四者，而后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无敌于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归，以求九锡之淫名，尚可以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业止于是也。

【宋文帝】

晋献公杀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齐，国人不顺。其大夫里克杀奚齐、卓子而纳惠公，《春秋》皆以弑君书之矣。惠公既立，而杀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书曰：“晋弑其大夫里克。”称人以杀，杀有罪也；称国以杀，杀无罪也。里克弑君，而以无罪书，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齐、卓子之立，以淫破义，虽已为君，而晋人不君也。既已为君，则君臣之名正，故里克为弑君，而国人之所不君则势必不免。里克因国人之所欲废而废之，因国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则里克之罪，与宋华督、齐崔杼异矣。虽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里克之罪，犹可议也。惠公以弑得立，而归罪于克，以自悦于诸侯，其义有不可矣。然惠公杀克，而背内外之赂，国人恶之，敌人怨之，兵败于秦，身死而子灭，至其谋臣吕甥、却称、冀芮皆以兵死，盖背理而伤义，非独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托国于徐羡之、傅亮、谢晦。少帝失德，三人议将废之，而其弟义真，亦以轻动不任社稷，乃先废义真，而后废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惧，羡之、亮内秉朝政，晦出据上流，为自安之计，自谓废狂乱以安社稷，不以贼遗君父，无负于国矣。然文帝藩国旧人王华、孔宁子、王昙首，皆陵上好进之人也，恶羡之、亮据其迳路，每以弑逆之祸激怒文帝。帝遂决意诛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谓不世之功也。是时宁子已死，华与昙首皆受不次封赏。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称首。然元嘉三年，始诛三人，是岁皇子劭生。劭既壮而为商臣之乱，华、宁之子孙无闻于世，而昙首之子僧绰，以才能任事，亦并死于劭。於乎，天之报人不远如此。不然，晋惠公、宋文帝祸发若合符契，何哉？谢晦将之荆州，自疑不免，以问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学《春秋》而意与之合。太史公有言：为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宋之君臣，诚略通《春秋》，则文帝必无惠公之祸，徐、傅、谢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诛。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后，虽召公、毕公之贤，君子不以为知道者。至春秋之际，管仲、晏子、子产、叔向之徒，以仁义忠信成功于天下，然其于道则已远矣。孔子出于周末，收文、武之遗，而得尧、舜之极，其称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