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选

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比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

难者曰：夫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积将千年之弊，流失败坏，一旦外患冯陵，使国家一无可恃。欲战则忧速亡，忍耻求和，则恐寝待浸灭。当是之时，其宜改弦更张，不待言矣。惟是处存亡危急之秋，待学问以成功，将何殊播谷饲蚕，俟获成献功，以救当境饥寒之患。道则是矣，于涂无乃迂乎？今先生论救亡而以西学格致为不可易，夫格致何必西学，固吾道《大学》之始基也，独其效若甚赊，其事若甚琐。朱晦翁《补传》一篇，大为后贤所聚讼。同时陆氏兄弟，已有逐物破道之讥。前明姚江王伯安，儒者之最有功业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其说谓“格”字当以孟子格君心之非，及今律格杀勿论诸“格”字为训，谓当格除外物，而后有以见良知之用，本体之明。此尤事功无待格致之明证，而先生谓富强以格致为先务，蒙窃惑之。其说得详闻与？

应之曰：不亦善乎，客问之也。夫中土学术政教，自南渡以降，所以愈无可言者，孰非此陆王之法阶之厉乎！以国朝圣祖之圣，为禹、文以后仅见之人君，亦不过挽之一时，旋复衰歇。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夫八股之害，前论言之详矣。而推而论之，则中国宜屏弃弗图者，尚不止此。自有制科来，士之舍于进梯荣，则不知所事学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摺卷者，则争碑板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归、方、姚、刘，恽、魏、方、龚，唐祖李、杜，宋祢苏、黄；七子优孟，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阮、秦、王，直闯许、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校铭，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伦，不可殚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其又高者曰：否否，此皆不足为学。学者所以修己治人之方，以佐国家化民成俗而已。于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学通辨》，《晚年定论》。关学刻苦，永嘉经制。深宁、东发，继者顾、黄，《明夷待访》、《日知》著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讠讠声颜，距人千里。灶上驱虏，折笞羌。经营八表，牢笼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非果无实也，救死不瞻，宏愿长赊。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故由后而言，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由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

客谓处存亡危急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此意是也。固知处今而谭，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即富强二言，且在所后，法当先求何道可以救亡。惟是申陆王二氏之说，谓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则大不可。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己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龃龉否？又不察也。向壁虚造，顺非而泽，持之似有故，言之若成理。其甚也，如骊山博士说瓜，不问瓜之有无，议论先行蜂起，秦皇坑之，未为过也。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唯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惰窳敖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反。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故其于己也，则认地大民众为富强，而果富强否，未尝验也；其于人也，则神州而外皆夷狄，其果夷狄否，未尝考也。抵死虚╂，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实而已矣，非虚词饰说所得自欺，又非盛气高言所可持劫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艰，而天下之祸，固无救矣。胜代之所以亡，与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也耶！前车已覆，后轸方遒，真可叹也！若夫词章一道，本与经济殊科，不妨放达，故虽极蜃楼海市，惝恍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讠皮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忄慢。又况以利禄声华为准的，苟务悦人，何须理实，于是忄慢之余，又加之以险躁，此与武侯学以成才之说，奚啻背道而驰。仆前谓科举破坏人才，此又其一者矣。

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事。物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且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有以练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忄曷，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此又《大学》所谓“知至而后意诚”矣。且格致之事，以道眼观一切物，物物平等，本无大小、久暂、贵贱、善恶之殊。庄生知之，故曰道在屎溺，每下愈况。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之事，若与西洋植物家言之，当不知几许轩渠，几人齿冷。且何必西士，即如其言，则《豳诗》之所歌，《禹贡》之所载，何一不足令此子病生。而圣人创物成能之意，明民前用之机，皆将由此熄矣。率天下而祸实学者，岂非王氏之言与？

且客过矣。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今设有人于此，自其有生而来，未尝出户，但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而于门以外之人情物理，一无所知。凡舟车之运转流行，道里之险易涩滑，岩墙之必压，坎陷之至凶，摘埴索涂，都忘趋避，甚且不知虎狼之可以食人，鸩毒之可以致死。一旦为事势所逼，置此子于肩摩毂击之场，山巅水涯之际，所不残毁僵仆者，其与几何？知此则知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无幸矣。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且天下唯能者可以傲人之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土士大夫，怙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意若谓彼以富强，吾有仁义。而回顾一国之内，则人怀穿窬之行，而不自知羞；民转沟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诚皆不仁不义之由。以此傲人，羞恶安在！一旦外患相乘，又茫然无以应付，狂悖违反，召败蕲亡。孟子曰：“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夫非今日之谓耶！

且客谓西学为迂途，则所谓速化之术者，又安在耶？得毋非练军实之谓耶？裕财赋之谓耶？制船炮开辨产之谓耶？讲通商务树畜之谓耶？开民智正人心之谓耶？而之数事者，一涉其流，则又非西学格致皆不可。今以层累阶级之不可紊也，其深且远者，吾不得与客详之矣。今姑即其最易明之练兵一端言之可乎？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若夫爱士之仁，报国之勇，虽非自弃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质之美而得之。至于阳开阴闭，变动鬼神，所谓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于学者焉必不可。即如行军必先知其地，知地必资图绘，图绘必审测量，如是，则所谓三角、几何、推步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为时一分，一机炮可发数百弹，此断非徒袒奋呼、迎头痛击者，所能决死而幸胜也。于是则必讲台垒濠堑之事，其中相地设险，遮扼钩连，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与也。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则暑寒风雨，将皆足以破军；未闻遵生之要言，则疾疫伤亡，将皆足以损众。二者皆扎营驻地，息息相关者也。乃至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椿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抑更有进者，西洋凡为将帅之人，必通知敌国之语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胜。此若与吾党言之，愈将发狂不信者矣。若夫中国统领伎俩，吾亦知之：不知道里而迷惑，则传问驿站之马夫；欲探敌人之去来，则暂雇本地之无赖。尤可哭者，前某军至大同，无船可渡，争传州县办差；近某军扎新河，海啸忽来，淹死兵丁数百。是于行军相地，全所不知。夫用如是之将领，使之率兵向敌，吾国不亡，亦云幸矣！尚何必以和为辱也哉？且夫兵之强弱，顾实事何如耳，又何必如某总兵所称，铜头铁额如蚩尤，驱使虎豹如巨无霸。中国史传之不足信久矣，演义流布，尤为惑世诬民。中国武夫识字，所恃为韬略者，不逾此种。无怪今日营中，多延奇门遁甲之家，冀实事不能，或仰此道制胜。中国人民智慧，蒙蔽陋，至于此极，虽圣人生今，殆亦无能为力也。哀哉！

议者又谓：自海上军兴以来，二十余年，师法西人，不遗余力者，号以北洋为最，而临事乃无所表见如此，然则曷贵师资？此又耳食之徒，不考实事之过也。自明眼人观之，则北洋实无一事焉师行西法。其详不可得言，姑举一端为喻。曩者法越之事，北洋延幕德酋数十人，洎条约既成，无所用之，乃分遣各营，以为教习。彼见吾军事多不可者，时请更张。各统领恶其害己也，群然噪而逐之。上游筹所以慰安此数十人者，于是乎有武备学堂之设。既设之后，虽学生年有出入，尚未闻培成何才，更不闻如何器使，此则北洋练兵练将，不用西法之明征。夫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于呼！其亦可悲也已！然此不具论。论者见今日练兵，非实由西学之必不可耳。至于阜民富国之图，则中国之治财赋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从未问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损，病民害国，暗不自知。其士大夫亦因于此理不明，故出死力与铁路机器为难，自遏利原，如今日京师李福明一案，尤足令人流涕太息者也。不知是二事者，乃中土真不容缓之图，富强所基，何言有损？果其有损，则东西两洋其贫弱而亡，固已久矣。《淮南子》曰：“栉者堕发而栉不止者，为堕者少而利者多也。”彼唯有见于近而无见于远，有察于寡而无察于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辈。中国地大民众，谁曰不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强，在中国正所以弱；民众在外国乃所以富，在中国正所以贫。救之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则其事又曷可须臾缓哉！

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锡彭塞《劝学篇》尝言之矣。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各国皆知此理，故民不读书，罪其父母。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争存，必无幸矣。记曰：“学然后知不足。”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夫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唯西人谓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为基，故凡遇中土旱干水溢，饥馑流亡，在吾人以为天灾流行，何关人事，而自彼而观，则事事皆我人谋之不臧，甚且谓吾罪之当伐，而吾民之可吊，而我尚傲然弗屑也，可不谓大哀哉！嗟嗟！处今日而言救亡，非圣祖复生，莫能克矣。圣祖当本朝全盛之日，贤将相比肩于朝，则垂拱无为，收视穆清，宜莫圣祖若矣！而乃勤苦有用之学，研察外国之事，亘古莫如。其所学之拉体诺，即今之辣丁文，西学文字之祖也。至如天算、兵法、医药、动植诸学，无不讲，亦蔑不精。庙谟所垂，群下莫出其右，南斋侍从之班，以洋人而被侍郎卿衔者，不知凡几，凡此皆以备圣人顾问者也。夫如是，则圣者日圣，其于奠隆基致太平也何难。不独制艺八股之无用，圣祖早已知之，即如从祀文庙一端，汉人所视为绝大政本者，圣祖且以为无关治体，故不许满人得鼎甲，亦不许满人从祀孔子庙廷，其用意可谓远矣。而其所以不废犹行者，知汉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特聊顺其欲而已。然则圣祖之精神默运，直至二百年而遥。而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不知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致文具空存，邦基陧杌，甚或庙社以屋，种类以亡，孝子慈孙，岂愿见此！曩己丑、庚寅之间，祈年殿与太和门，数月连毁。一所以事天，一所以临民，王者之大事也！灾异至此，可为寒心，然安知非祖宗在天灵爽，默示深恫也哉！总之，驱夷之论，既为天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而中国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都不问利害是非，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人积粟，遂禁弟子不复力田。于呼，其亻真甚矣。虽然，吾与客皆过矣。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吾与客茫茫大海，飘飘两萍，委心任运可耳，又何必容心于鼠肝虫臂，而为不祥之金也哉！客言下大悟，奋袖低昂而去。

○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抽茧而为丝，绩麻而为缕，至易绝矣，及其织以为布帛，而欲独抽其一缕，则全幅为之坏。一拳之石，盈尺之木，至易举矣及其建而为桥梁屋宇，而欲独去其一石一木，则全工为之倾，无他，彼此相织而定，相倚而固，求仅取其一而不能也。此在庶事且然，况乎国家之大政，行之千祀，天下之士大夫，莫不奉以为归，则天下事之与相织相倚者，固已久矣，乃一旦而去之，欲其无后言无后患，无一出一入反复，势亦甚难。今者皇上发德音，下明诏，改八股为策论，薄海臣民固无不颂朝廷之明圣，即东西诸与国，亦莫不据此为维新伊始，而生其敦惮之心，诚千载一时之盛也。但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必有不知朝廷之至计，私忧窃叹，以为教宗宜保，古制宜存，而以复用八股为望者。故为梳节源流，明证积习，以见废八股者，正所以复古保教，庶于维新之政，未尝无一蚊一虻之劳焉。

昔孔子有以见天下之至赜，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端门受命后制百王，其教有微言，有大义，所谓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者也。传微言之学者，有子、子思、孟子；传大义之言者，曾子仲弓荀子。此二派者，孔子之时，便日参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孟子论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礼。此其大端矣，若其小节，更仆难数。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子弟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壹听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传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无疑。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

汉人学经既笃，每行一事，必求合于六艺之文。哀平之间，新都得政，因缘外戚，遂觊非常，然必附会经文，始足以箝盈廷之口。求之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制作伪经，随文窜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书。古人削竹为书，漆书其上，今之一卷，古可专车。是所工也多，故传书甚少，其转徙也艰，故受毁甚易，其为费也不资，故白屋之士不能得书者甚众。以此三者，故图书悉萃于秘府矣。歆既亲典中书，便得意仰扬，纵怀点窜，凡所欲作，悉托于经，出以示人，但谓此石渠之秘藉，非民闲有也，人孰不从而信之？即不见信，又孰从而难之？况有君权，潜为驱督，于鸿都大学，承用其书，奉为大师，视为家法。新之既夷，光武不能废其学，壹犹高祖代秦不能黜荀学也。自是以往，放于有唐，服邹鲁之服，吟诗书之文者，举不能出其范围之外。故自东汉至唐，皆绍休之学，而于孔子无与也。

教宗文例，二教相遇，其始必相争，其后必相化。其相争也，教宗因之而盛。其相化也，教宗因之而衰。自金人入梦，白马东来，始译者《四十二章经》，《遗教经》，始来者，拔摩腾竺法兰耳。更历魏晋至南北朝，隋唐之间，其法大盛。文章如海，魁硕如鲫，宏深浩渺，不可端倪。自贵至贱，自智至愚，莫不身命归依，称扬赞叹。儒术视之，瞠乎后焉。然而其时之儒者，虽无大豪杰，然与缁流相抗行，顾皆能自守古人之章句，斤斤于训诂名物中以终其身，从未有羡释氏之繁昌，欲窃其唾余以张皇己教者。盖六代隋唐间，惟为老庄者，洋自恣。至儒之为儒，释之为释，皆从委曲繁重中来。其依于事物，不便相迁就也。唐之中叶，曹溪应化大畅宗风，直指人心，谓不诵经不持律，见性便可成佛，此其说其便于不学之人，人遂翕然归之。五宗既奥，法周沙界，佛教之传，于焉日广。佛教之力，遂于是日衰。中更五季，戎马侵陵，两汉风流，一时并绝。而惟赵州夹山之伦，尚能吁禅门之焰，为当世之所重。故禅宗之学，当世士大夫，尚多习其说者。宋兴天下初定，士大夫乃稍从事于学问，而耆宿尽矣。乃出私智，浏览诗书，其本时不渐渍于禅学者多，及读儒书，见有与禅相似者，不禁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自以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不暇考两汉经师家法若何也。斯时又因唐与西北西南诸国相通既久，波斯犹太之古学，流入中国，其学既不即亡，又不足以自立，遂俱并入于神仙家。诸儒又得而习之，乃兼斯三家，揉为一说，以立教宗。当其初不过其徒尚之，并世贤达，眉山临川之流，均退有后言，不能大行于世也。南宋以来，日以浸盛。新安既出，才力博大，志节清纯，足以举其所学，宋学于是传焉。自宋元之季，以及明初，乃诏非朱子注不读。故自宋迄今，皆紫阳之学，而于孔子之教无与也。

由斯以观，由孔子而有荀子，由荀子而有新师，而有濂洛，其于圣人之道，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之矣。然而天地之运，无往不复，一阴一阳之为道，一文一质之为世。孔子之道，剥极于有明，而国初顾阎钱戴诸儒，已由名物制度，以求东京之学。中叶以后，庄刘龚魏诸儒，又众群经大义，以求西京之学。以是卜之，他日必有更进西京，以求六艺者。椭圆之道，亦殆将返矣。徒以八股未去，挟进士以为重，横塞宇内，蔽障聪明，大道之行，至今为梗。此西京东京两宋之儒者所不及料也。

○论支那之不可分

今瓜分之大略已定，近邻久欲得河北一带；黄河以南，有德自胶向西而笑；法又欲得岭南滇黔；因是而英本不愿得土地者，亦不得不收长江两岸。是势垂成，而阻力不生，尚何不可之有乎？不知吾所谓不可者，非今不能分也，虑分之无一善法可以处之耳。为支那既不能自存，若任一国独吞之，则倍加强大，患其将并全球，故不得不出于剖分。此深于均势之学者，所虑未尝不是。特惜彼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见其显而未见其隐耳。其地既大，彼此不同，南如腹腴，富饶而柔弱，北如骨干，瘠苦而刚强，今英得大江南北，似最便宜矣，而不知非但英为失计，即德法亦仅看倾刻花耳。先虽瓜分，后必仍归于独吞，欲均势而卒不得均，其并吞全球之患，非但仍在，且实速之。此由于但见今日之支那，未尝远取其三千年来之史事，参合考证之，斯不悟有此隐伏之大患矣。